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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作八阵图见于史书记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曰：“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1]这个八阵图作出来后，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诸葛亮就曾说：“八阵既成，至今行师，庶不覆败矣。”《晋书·马隆传》：“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2] 据文献记载，诸葛亮八阵图遗址有三处，一在今重庆奉节西南七里的江滩上，一在陕西汉中定军山附近，一在四川新都北弥牟镇附近。这些八阵图遗迹都是用石头堆砌而成，都是棋布整齐、排列有序的石堆。 东晋干宝《晋纪》载： 诸葛孔明于汉中积石为垒，方可数百步，四郭，又聚石为八行，相去三丈许，谓之八阵图。于今俨然，常有鼓甲之声，天阴弥响。 干宝，东晋初史学家，所著《晋纪》，今已亡佚，上面这段故事出自张澍《诸葛忠武侯故事》，它为八阵图注入了神奇的力量，普普通通的石头堆里常有战场中才有的鼓甲之声响起，而且越是阴天越响，这应该是八阵图最早神化的开始。 《太平寰宇记》一百九十三卷， (宋)乐史撰，里面也记载了八阵图。 县西南七里，《荆州图记》云： “永安宫南一里，渚下平碛上，周回四百十八丈，中有诸葛孔明八阵图，聚细石为之，各高五尺，广十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广悉五尺，凡六十四聚。或为人散乱。及为夏水所没，冬水退，复依然如故。[3] 东晋干宝《晋纪》所载八阵图，常有鼓甲声响起。到了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引《荆州图记》，八阵图就有了自动复原的功效，无论它是被人为地散乱，还是夏天的时候，涨水，将它淹没，看似消失在人的视野外，一旦到了冬天，它又“依然如故”。任乃强先生曾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他认为：“世人妄传诸葛神奇如此。夫江水力能转运巨石，安得武侯阵图细石堆遂不可移乎？”[4]他认为阵图之所以能恢复原样，是因为“鱼腹江南，峡口外有洲，人称盐碛，从古产盐。鱼族依之建国。江水夏秋没碛，惟冬春可煎。盐工侯江落碛出时，于泉上搬去石碛为堆，乃得盐水。岁岁为之，泉位与碛堆不变。”[5] 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鹳势，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倾涌混漾，可胜道哉！大树十围，枯槎百丈，破硙巨石，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人奔山上，则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唯诸葛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洒推激，迨今不动。[6] 上段引文出自《太平广记》，引文中八阵图神奇功效主要还是在于具有自动修复功效。张澍编《诸葛忠武侯故事》，曾引此文。 《全相平话三国志》是一部关于三国故事的平话，元代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之一，此书初具《三国演义》主要轮廓，罗贯中在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时，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它里面对八阵图是这样记载的： 章武三年，刘禅立，改建兴元年。却说军师压住帝星，差一万军民去白帝城东离二十里下寨，搬八堆石头；每一堆石上有八八六十四面旗。有人告吕蒙，吕蒙引军来看号。元帅陆逊大惊！众官问，吕蒙曰：“摆木为阵，火也；草阵，水也；石阵，为迷也。众官不见每堆石上有六十四面旗，按周公八卦看，诸葛会周天法，八百万垓星官，皆在八堆石上。”吕蒙又言：“非太公、孙武、管仲、张良不能化也。”[7] 与前面八阵图有关神奇功效记载不同的是，《全相平话三国志》将八阵图与八卦、阴阳五行相联系，还说“八百万垓星官，皆在八堆石上”，星官是中国古代对天上几个恒星组合的称呼。(唐)司马贞《史记·天官书》题解：“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体的存在和运行，给古人生活带来很大的帮助，如划分节气，但也让古人产生了强烈的神秘感，当古人无法解释某种现象时，就认为是神灵在主宰星辰的运行、变化，他们认为每个星辰都有相应的神灵对应。(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论妇人形相》中说：“历观古名士画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妇人形相者，貌虽端严，神必清古。”这里的星官明显是指星宿这一类神仙即星辰对应的神灵，而不是就实实在在存在的星辰而说。不仅如此，星官这类神仙还有男女性别之分。星官和人类社会一样，也有阶级等级划分，《史记·天官书》就说：“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八百万星官在八堆石上，就是说八百万星官对应的神灵在八堆石上，这里的孔明显然具有驱使鬼神的本领。 到了《三国演义》，作者将八阵图的神奇功能更是描绘到极致，《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写道： 却说陆逊大获全功，引得胜之兵，往西追袭。前离夔关不远，逊在马上看见前面临山傍江，一阵杀气冲天而起。遂勒马回顾众将曰：“前面必有埋伏，三军不可轻进。”即倒退十余里，于地势空阔去处排成阵势，以御敌军。即差哨马前去探视，回报并无军屯在此。逊不信，下马登高望之，杀气复起。逊再令人仔细探视，哨马回报，前面并无一人一骑。逊见日将西沉，杀气越加，心中犹豫，令心腹人再往探看。回报江边只有乱石八九十堆，并无人马。逊大疑，令寻土人问之。须臾，有数人到。逊问曰：“何人将乱石作堆？如何乱石堆中有杀气冲起？”土人曰：“此处地名鱼腹浦。诸葛亮入川之时，驱兵到此，取石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自此常常有气如云，从内而起。”陆逊听罢，上马引数十骑来看石阵，立马于山坡之上，但见四面八方，皆有门有户。逊笑曰：“此乃惑人之术耳，有何益焉！”遂引数骑下山坡来，直入石阵观看。部将曰：“日暮矣，请都督早回。”逊方欲出阵，忽然狂风大作，一霎时，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但见怪石嵯峨，槎枒似剑；横沙立土，重叠如山；江声浪涌，有如剑鼓之声。逊大惊曰：“吾中诸葛亮之计也！”急欲回时，无路可出。正惊疑间，忽见一老人立于马前，笑曰：“将军欲出此阵乎？”逊曰：“愿长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径出石阵，并无所碍，送至山坡之上。逊问曰：“长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诸葛孔明之岳父黄承彦也。昔小婿入川之时，于此布下石阵，名‘八阵图’。反复八门，按遁甲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每日每时，变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临去之时，曾吩咐老夫道：‘后有东吴大将迷于阵中，莫要引他出来。’老夫适于山岩之上，见将军从死门而入，料想不识此阵，必为所迷。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将军陷没于此，故特自生门引出也。”逊曰：“公曾学此阵法否？”黄承彦曰：“变化无穷，不能学也。”逊慌忙下马，拜谢而回。后杜工部有诗曰：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8] 《三国演义》里的八阵图是按遁甲八门布下的，用遁甲八门布下的八阵图最主要特点是“每日每时，变化无端”，这种变化的特征使得人走进去，迷失于其中。并且这种变化是不需借助人的任何外力，石头自身就可以完成，从而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可比十万精兵”。遁甲是中国古代术数的一种，它是在周易八卦的基础上，又结合了星象历法、天文地理、干支四柱、阴阳五行等，利用时空因素来趋吉避凶。它实际上是一门预测学，当然这门预测学中预测方法是否具有科学依据尚难定论，但古时人们常将它运用于军事，为兵家常修之课， (唐)著名兵书《太白阴经》就有专门的遁甲篇。(明)章潢撰《图书编》在介绍奇门遁甲时说道：“是遁甲法，不过乘天之日时，择地之方向，使人皆知趋吉避凶云耳，岂行军避敌伏匿逃形之怪术哉。”[9]这显然否认了《三国演义》描写的用遁甲八门之术布下的八阵图神奇功效，它只是一种趋吉避凶之术，并非什么神乎其神的的怪术。 《四库全书·遁甲演义提要》中说： 考汉志所列，惟“风鼓六甲”、“风后孤虚”而已，于奇遁尚无明文。至梁简文帝，乐府始有“三门应遁甲”语，《陈书·武帝纪》“遁甲”之名遂见于史，则其学殆盛于南北朝。《隋志》载有伍子胥《遁甲文》，信都芳《遁甲经》，葛秘《三元遁甲图》等十三家，其遗文，世不槩见，唐李靖有《遁甲万一诀》，胡干有《遁甲经》，俱见于史志，至宋而传其说者愈多，仁宗时尝命修《景佑乐髓新经》，述七宗二变，合古今之乐，参以六壬遁甲，又令司天正杨维徳撰《遁甲玉函符应经》，亲为制序，故当时壬遁之学最盛，谈数者至今多援引之，自好奇者援以谈兵，遂有靖康时，郭京之辈以妖妄误国，后人又搀杂以道家符箓之法，益怪诞不可究诘，于是六壬盛行而遁甲之学几废。[10] 遁甲之术有一个发展过程，宋代是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符箓之术，在道门内被视为瑰宝，道士们坚信一旦拥有此法术就能使自然界的一切受制于他们，可与鬼神进行沟通，并驾驭之。“箓通常指记录有关天官功曹、十方神仙名属、召役神吏，施行法术的牒文。它是道教教法中的重要部分……道教经典中有时又统称符箓。”[11]《道法会元》称：“符者，阴阳契合也，惟天下之至诚能用之，苟不诚自然不灵矣。故曰，以我之精合天地万物之精，以我之神会天地万物之神，精精相附，神神相依，所以假尺寸之纸号召鬼神，鬼神不得不对。”[12]总之，充满着神秘色彩。随着道教将遁甲之术与符箓之法相结合，遁甲之术也走上了怪诞化的道路，变得神秘不可测。(清)纪昀甚至认为这样使得“遁甲之学几废”。《三国演义》里所写孔明用遁甲之术布下的八阵图，应受遁甲之术后期道教符箓化影响，所以才如此的神秘莫测，只是几堆石头就堪比十万精兵，消灭敌人于无形中。 因此，诸葛亮的八阵图神化有一个由浅至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他去世不久，八阵图就开始被人为地添上神秘色彩，后来，人们开始把它与阴阳五行、八卦、道教符箓化的遁甲术相联，它愈发变得扑朔迷离。孔明的八阵图被后人附会得如此神秘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 孔明所作八阵图是一种布阵排兵的阵法，它具有古时阵法的共通性——时效性，又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复杂性、难懂性，这是它后来被神化的基础。 前面已说过，孔明所作八阵图是一种可用于实战的阵法，《晋书·马隆传》就载马隆曾使用过这种阵法。虽然八阵图在蜀汉灭亡以后一段时间里，仍有很多人清楚它的战术要领，但从中也可窥见它的复杂性、难懂性，不是人见人会、通俗易学的阵法。 《晋书》卷九八载： 时李势微弱，温志在立勋于蜀，永和二年，率众西伐。时康献太后临朝，温将发，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险远，而温兵寡少，深入敌场，甚以为忧。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腹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 桓温，东晋时著名将领，史书说他少有雄略，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腹平沙上，众人看之，皆不能识别，唯他说“此常山蛇势也。”这一方面突出了桓温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孔明死后一段时间内，尽管有不少人清楚八阵图的战术要领，但也非一般普通人物懂之。《晋书》卷二四还载司马昭下令让人专门学习诸葛亮布阵阵法： 陈勰为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军令。帝为晋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后，令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勰悉谙练之，遂以勰为殿中典兵中郎将，迁将军。 上文中“帝”是指晋文帝司马昭，陈勰是他比较重视的一个人，有才干，“明解军令”。因此，司马昭令他学习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这里的诸葛亮阵法应该就是指八阵图，司马昭下令让陈勰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学习八阵图，而不派其他的人，从侧面说明八阵图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般的人要学会它有一定的难度。 八阵图除了自身复杂性和难懂性这些特点外，在流传过程中，它又被人为地改变，从而变得更复杂，更难懂。《宋史·兵志九》载： 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晋桓温见之曰：“常山蛇势。”此即九军阵法也。至隋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遇久乱，将臣通晓者颇多，故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 据上文， (唐)李靖就为了让人不懂八阵图军事要领，而故意改变它。八阵图本来就具有复杂性、难懂性，经李靖一变，后人就更难通晓之。 任何一种可用于实战的阵法都具有一定时效性，这是自然规律。如果说诸葛亮所作八阵图在三国及以后一段时间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战争双方军事装备、技术都发生了很大变革，八阵图也渐渐失去了它的军事魅力。《金史·夹谷清臣阿不沙传》载： 一日，上谓宰臣曰：“人有以《八阵图》来上者，其图果何如？朕尝观宋白所集《武经》，然其载攻守之法亦多难行。”清臣曰：“兵书皆定法，难以应变。本朝行兵之术，惟用正奇二军，临敌制变，以正为奇，以奇为正，故无往不克。” 上文明确阐明了兵书的缺陷性——“难以应变”，这也是夹古清臣在回答自己主上关于八阵图问题所给予的答案。他明确认为行兵之术，在于正奇，强调变化，而非恪守兵书。至于他的主上，虽然问臣子八阵图的效果如何，但又马上说他自己看《武经》，觉得里面所载攻守之法多难行，暗含他对八阵图的看法——多难行。是什么原因导致八阵图在这个时候多难行？应该是阵法自身所具有的时效性。孔明当年推演八阵图，主要是为了应付曹魏集团强大的骑兵，当战争的时间、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发生变化时，若一味地迷信兵书，而不顺应形势变化，要想取得战争胜利无异于缘木求鱼。 因此，当八阵图这种阵法不适应当下战争情况时，研究和熟悉它军事要领的人自然也就少了，它渐渐走向历史的故纸堆，甚或直接失传。后人想要探索它本来面目时，由于它本身就具有一定复杂性，就算在当时，也仅有少数智力非凡的人掌握它，在当下它甚至已失传，人们就很有可能把它加以神秘化。而这种神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建立在它本身已经失传或者众人都不了解的基础上的。若没有这一点，任何神话都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神话多产生于人类发展早期原因也在此。 二 孔明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后人对他的推崇是八阵图神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八阵图本身特点是它神化的基础，缺乏这一基础，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那么孔明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后人对他的推崇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是其神化的充分条件。 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其生前就“声烈震于遐迩”，生后依然享有极高的威望，受到人们推崇。《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13]他不仅得到蜀汉老百姓的尊崇，连敌对方也对他敬重有余，当魏征西将军钟会征蜀时，“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14] 前面在分析孔明八阵图神化时，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八阵图在孔明死后就开始被神化。目前，我们所见到关于孔明八阵图最早被神化的资料出自于干宝《晋纪》，虽然干宝《晋纪》今已亡佚，这则材料也来自清人张澍《诸葛忠武侯故事》，但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一般说来，老百姓对于自己敬重、推崇的人物，往往喜欢用口头文学加以美化，以表达热爱之情。《晋纪》载八阵图“常有鼓甲之声，天阴弥响”，就反映出了当时老百姓对孔明深深怀念之情。八阵图从孔明离世后不久就开始被神化也不难理解。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很多军事家留下了他们的军事著作，也有一部分是关于阵法的。我们不能否认那些阵法也具有八阵图作为阵法的一些基本特点，如时效性，有些也具有复杂性、难懂性，但孔明的八阵图在老百姓那里被神化，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八阵图的孔明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而这种极高的威望使得老百姓喜欢将他的一切加以美化。 《太平广记》记载的夔州八阵图有自动修复的神奇功效。张澍编《诸葛忠武侯故事》引用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话来解释八阵图具有这种功效的原因，说：“是诸葛孔明诚一心，为玄德公效死。况此法出《六韬》，是太公上智之才所构。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佑，一定而不可改也。”[15]显然刘禹锡也认同八阵图神化主要在于孔明，而孔明如何能到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孔明诚一心，为玄德公效死”的品质。 孔明无论生前，还是生后都受到了大众的推崇，到了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他更被塑造为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毛宗岗评他为“古今贤相第一人”，他的这些人格魅力使得老百姓对他念念不忘，并在其历史本身的基础上加以无限扩大化，这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因。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诸葛亮的塑造是“欲显诸葛之智而近似妖”，这一方面有作者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同三国故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孔明被大众美化得近乎完美有关。孔明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他所作八阵图，岂能和常人一样，大众很自然将它神化。因此，孔明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大众对他的推崇是八阵图神化的重要因素。 三 孔明这一历史人物形象，在后来被逐渐道士化，八阵图神化与孔明道士化形象有很大关联，孔明道士化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八阵图与道教法术相联，为八阵图进一步走向神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资料的阙漏，孔明形象何时被道士化现已无从探知。(唐)李商隐《骄儿诗》云：“或笑张飞胡，或谑邓艾吃。”宋代也有“说三分”艺人的记载，但当时的孔明是不是已经被道士化由于资料原因我们无法给出结论。我们现在能够明确的是，元代，诸葛亮在众多文学作品中的形象都是道士。 《全相平话三国志》记载： 话说先主，一年四季，三往茅庐谒卧龙，不得相见。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16]。 元杂剧是元代著名的一种文学样式，在无名氏所撰《诸葛亮博望烧屯》中，孔明从一出场就自称为“贫道”。 (正末扮诸葛上。开：)贫道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于南阳邓县，在襄阳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有一冈名曰卧龙冈，好耕锄陇亩。近有新野太守刘备，来谒两次，于事不曾放参。盖为世事乱，龙虎交杂不定。正每日向茅庐中松窗下，卧看兵书。哎，诸葛，几时是出世处呵！ (唱：) [仙吕][点绛唇]数下皇极，课传周易，知天理。饱养玄机，待龙虎风云会。 [混江龙]有朝一日，出茅庐指点世人迷。凭着我肠撑星斗，如还我志遂风雷，立起天子九重龙凤阙，显俺那将军八面虎狼威。[17] 《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四集，刻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但其书牌题“重刊”，当有初刻本。且此书版刻上图下文，与元至治年间(1321年——1323年)刊本《全相平话三国志》十分相似，故其初刻亦当在元代。里面的孔明也是个道士形象： 一朝天子升天去，天降飞花满地艮(银)。灵魄走入关张□，诸葛军师说事因，房中今朝年已老，没了三人亲弟兄。不恋西川成都府，卧龙岗上去修行。大小众官劝不住，去了军师一个人。气倒少年花关索，看看成都害其身。思忆关张刘先主，怒天恨地说元(原)因。[18] 上文内容是刘关张去世后，孔明因为朝中没有他们，也离开成都到卧龙岗修行去了，说到修行一般指的都是道士，因此这里的孔明也是道士形象。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是活跃在中国自然区域与悠久历史中的许多族团文化的宗教产物”，[19]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构建了自己庞大的鬼神系统。它以古代传统的鬼神信仰为基础，以国家祭祀和民间崇拜的诸神为主体，并将儒家的先王圣人及佛家的菩萨罗汉也纳入自己的鬼神系统。就连一些历史人物如关羽也是道教鬼神系统中的一员。 孔明在元代形象道士化，原因众多，有可能是道教有意识将他纳入自己的鬼神系统。也有可能是由于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中国下层群众中有深厚的信仰基础，人们在美化与修饰孔明故事时也就很自然加上自己的信仰背景。不管怎么样，元代文学作品中孔明与道教仙人已无异，《全相平话三国志》说孔明“撒豆成兵，挥剑成河”，“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由于罗贯中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又按自己儒家化理想来塑像这个人物，使得孔明又从一个道士形象回到了儒者本身，这也许是孔明最终没有像关羽那样成为道教鬼神系统中一员神的原因。就算如此，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依然没有完全摆脱道士形象。《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回写道： (司马)懿自出营视之，只见孔明簪冠鹤氅，手摇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左右二十四人，披发仗剑；前面一人，手持皂幡，隐隐似天神一般。懿曰：“这个又是孔明作怪也！”遂拨二千人马吩咐曰：“汝等疾去，连车带人，尽情都捉来！”魏兵领命，一起追赶。孔明见魏兵赶来，便教回车，遥望蜀营缓缓而行。魏兵皆骤马追赶，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尽力赶了一程，追之不上。各人大惊，都勒住马言曰：“奇怪！我等急急赶了三十里，只见在前，追之不上。如之奈何？”孔明见兵不来，又令推车过来，朝着魏兵歇下。魏兵犹豫良久，又放马赶来。孔明复回车慢慢而行。魏兵又赶了二十里，只见在前，不曾赶上，尽皆痴呆。孔明教回过车，朝着魏兵，推车倒行。魏兵又欲追赶。后面司马懿自引一军到，传令曰：“孔明善会八门遁甲，能驱六丁六甲之神。此乃六甲天书内‘缩地’之法也。众军不可追之。”[20] 道士化的孔明对八阵图后期走向诡异、荒诞提供了一系列的依据，《全相平话三国志》里的八阵图，有八百万星官在八堆石上，星官，是中国道教庞大神系里的诸神之一，他们驻守在孔明搬来的八堆石上，说明孔明会驱使鬼神的法术即道教秘而不传的符箓之术。《三国演义》的八阵图是按遁甲八门布下的，遁甲最大特点是“变”，《三国演义》八阵图除了吸收遁甲本身“变化无穷”的特点之外，还应与道教符箓之学有关。“符箓”是天神的旨令与众神之名录，是道教的主要法术之一。道教神仙一个重要特征是富于神通和法术，他们之所以神通广大也主要是他们能通过背诵箓文中天官功曹姓名来役使鬼神和降服自然界，《三国演义》中的八阵图虽未明言有神助，但他神奇的功效除了神助，无法用其他理由解释，应该是符箓化的遁甲之术使它具有神奇的功效，不然石头怎么会自身产生狂风，困人于阵中。 孔明道士化的形象为他掌握这些道教法术提供了依据，既然道士化的孔明会这些法术，他将这些法术运用于军事中也就理所当然，八阵图也正在这种情况中，与道教法术相结合，变得神乎其神、脱离其本来面目，所以，孔明的道士化为八阵图进一步神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注释： [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9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15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記》，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总志》之《蜀》，卷一百四十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5](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3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宋)李昉：《太平广记》，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卷三百七十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7]钟兆华著：《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第474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 [8](明)罗贯中著、(清)毛宗岗评订：《三国演义》第1039-1040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 [9](明)章潢撰、图书编：《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卷一百十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0](清)纪昀：《遁甲演义》，见《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阴阳五行之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提要. [11]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4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2]黄公伟：《道教与修道秘义指要》，第588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13][14]同[1]，第931页，928页. [15]王瑞功主编：《诸葛亮研究集成》，第1713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16]同[7]，426页. [17]徐沁君校：《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第728、7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8]朱一玄校点：《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第65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王家祐著：《道教考古文集》，第110页，成都：成都民族宗教文化丛书编委会. [20]同[8]，第1253页.
作者简介：符丽平(1978——)，女，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员；李欣航(1981——)，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