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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除重彩描绘了三位反上梁山的女英雄形象之外，作者还用“正犯法”[1]刻意塑造了三个“淫妇”形象：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其中潘金莲形象尤为突出，在金本《水浒传》中，描写潘金莲的篇幅比三位反上梁山的女英雄的还要长，潘金莲形象影响大流传广，后人续写小说，改编戏剧的不乏其例。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允许男性有三妻四妾，只准妇女从一而终，否则就斥之为红颜祸水。这种充斥这对女性的歧视和歪曲的男性文化，导致潘金莲的名字时至今日几乎是“淫妇”的代名词。本文将对潘金莲是如何从一个天真少女堕落为一个私通西门谋杀亲夫“淫妇”的过程作一些分析，探讨潘金莲的悲剧根源。 一、一个不谙世事的天真少女 潘金莲本是清河县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因颇有些颜色，那个大户要缠她。潘金莲意下不肯依从，只是告主人婆，以求保护。从这里可以看出潘金莲是下了决心要恪守妇道，做一个符合封建礼教规范的顺民的。而且还可以看出她有一个纯真的梦，不依从那个大户是梦想保留清白的女儿身，并以此为资本梦想将来嫁得一个如意郎君，过上顺民良妇应有的平静生活。潘金莲的梦应该说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善良妇女纯真的梦。 不谙世事的潘金莲太天真了，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里，使女本来就是主人的玩物。使女一般是很难逃脱厄运的，唯一能幸免的只是主人惧内罢了。如果使女依从了主人，做主人的外宅或填房，或许还能做一个“主子的奴才，奴才的主子”，虽然是以人格尊严为代价，却也能换取一些光鲜的衣物，光亮的首饰。这，才是使女的出路，而且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封建卫道士认可了的出路。《水浒》中所写的金翠莲就是如此。潘金莲没有像金翠莲走同一条路，结局注定是很惨的。 果然，潘金莲被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给那个“三寸丁谷树皮”。 此时潘金莲要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倒也罢了。她偏偏是一个有自己的目标追求，有天真的梦想的女子。不和谐的婚姻，难免有不和谐音符。现实击破了她的梦想，她要用自己的方式(爱偷汉子)去实现梦想，她的方式显然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奇怪的是，同是现实生活所逼，杀人越货，落草为寇的绿林好汉，选择的是以暴力对抗现实，却被人们赞为英雄壮举；潘金莲以偷偷摸摸的方式发泄不满，是不得已的反抗方式，却落一个千古骂名。由此潘金莲的悲剧根源由此可见一斑：虽现实生活所逼，但封建礼教、男权观念却绝不允许。 二、一个不甘寂寞的抑郁少妇 好生恶死、亲善仇恶、爱美厌丑，都是最根本的人性。人追求快乐的本性高于求生的本性，人一旦失去快乐，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就会感到生不如死。只有快乐的生活，才能体现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潘金莲不和谐的婚姻，不得已的反抗方式，使得婚后生活毫无快乐可言，最根本的人性受到压抑。这一点，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改编者把握得非常的准确到位。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有一场潘金莲沐浴的戏，将一个顾影自怜、孤芳自赏、寂寞难熬、抑郁寡欢的少妇形象淋漓尽致展示在观众面前，艺术再现了潘金莲那种潜意识的生物本能。“在文艺本质方面，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人的本能的深化”[2]。这种本能“是推动或起动的因素，是个体释放心理能的生物力量”，它“来源于身体内部的刺激，它们的目的是通过某种活动，如性的满足消除或者减少刺激”。[3]由此可以看出，潘金莲的“本能”虽暂时受到压抑，毕竟是要寻求宣泄的，她会“本能”地追求人的身体由不愉快不满足状态进入快乐与满足的状态。 武松打虎的英雄壮举，在阳谷县引起不小的震动，就好像现代奥运冠军，捧着金牌荣归故里，引无数少男少女竞折腰一样，阳谷县民众涌上街头，一睹英雄风采。潘金莲第一次见到这位“巨星”级的“叔叔”就心迷意乱了，看了武松这表人物，就自心里寻思道：“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我直恁地晦气!”高大英俊，孔武有力的武松，正符合潘金莲“梦中情人”、心中偶像的标准，勾起潘金莲少女时的梦，也激起少女时的激情，长期受压抑的“生物本能”也寻求得了宣泄的机会。潘金莲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力劝武松来她家里住，武松搬来后“却比半夜里拾金宝的一般欢喜，堆下笑来”。好酒好菜招待，好言好语熨贴，一门心思要成就一段姻缘。结果，潘金莲碰了一鼻子灰。 潘金莲这次真的昏了头了，她的心中偶像不该是“叔叔”武松。首先，武松“是个顶天立地、噙齿带发的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他是极讲忠义孝悌的人，又是一个讲求名节的人，比如，武松打虎之前，武松读了印信榜文，知道山上真个有虎，欲待回转酒店，怕被人耻笑，只好强撑着上了景阳岗。金圣叹在此处夹批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异乎”[4]。可见武松是绝对不会“恁地不识羞耻”的人。潘金莲也就难圆美梦了。其次，由于古今中外共同的文化心理，叔嫂私通，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不允许的。人之所以是人，不是因为其自然属性，而在于其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或者说兽性，是客观的物质存在人与动物是类似的，同样要吃喝拉撒睡，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能够控制自己的本能欲望，可以用意志克服兽性的本能。潘金莲勾引武松，虽然是巨星级的打虎英雄太有吸引力，虽然是亲善仇恶、爱美厌丑等最根本的人性的张扬，却也太缺乏理性了。 尽管如此，作者对潘金莲是持同情的态度的。这一点，我们将潘金莲和潘巧云做一番比较，就可以从中判定作者的态度。潘巧云的婚姻是美满的，丈夫杨雄长得高达英俊，更兼有一身好武艺，绝不是“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这显然符合潘金莲的偶像标准，我们不妨作一番推想，如果潘金莲当初嫁给这样的好汉，还会“为头的爱偷汉子”吗？而且杨雄是个拿朝廷俸禄的“狱警”，社会地位，也远远的高于武大。只因他是不晓风情的硬汉，每个月有一二十天要当夜班，潘巧云就耐不住寂寞，就想方设法与裴如海私通，是十足的淫荡放浪，所以作者在讲述潘巧云私通裴如海时一直称潘巧云为“那淫妇”，可见作者对潘巧云的丑行是深恶痛绝的。 作者在讲到潘金莲勾引武松时一直是客观冷静的叙述，称潘金莲只是称“那婆子”、“那妇人”。由此看来，生活在七百多年前的作者并没有称潘金莲为淫妇，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理由骂潘金莲为淫妇了。所以我们认为潘金莲的悲剧根源是命运的不公，人性受压抑摧残所致。 三、一个人性扭曲的杀夫凶犯 人追求快乐的本性高于求生的本性，飞絮没沾泥(理性)，遂随东风上下狂。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是人追求快乐的本性的显现。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潘金莲偷情是只求快乐不图钱财，仅图个精神和生理满足。西门庆勾引潘金莲时，王婆贪贿说风情得了不少钱财，而潘金莲却分文未得。这一点，她与阎婆惜是有区别的。阎婆惜本是一个“会唱曲儿省得诸般耍笑”的风尘女子，因她父亲阎公害时疫死了，先得了宋江十两银子和一具棺材，才将阎公发送了当。后来阎婆见宋江没有家室，又“亏了宋押司救济，无以报答”，就让阎婆惜做宋江的偏室，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 初时，阎婆惜也十分逢迎宋江，但因宋江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阎婆惜就背叛有恩于她的宋江，移情别恋，与酒色之徒张文远勾搭上了。可以看出阎婆惜贪的是钱财，爱的是肉欲，不失“货腰女郎”本色，是个人人不齿的淫妇。潘金莲不守妇道红杏出墙则情有可原。她嫁给“三寸丁谷树皮”是因那个大户的报复心理所致，击破了她的纯真梦想，从精神到肉体都是严重的打击。这就必然导致潘金莲也有一种报复心理，并采取报复行动：为头的爱偷汉子。在求得精神和肉体的自然本能的满足的同时，体现自身的尊严，体现自身的价值。 当然，人在进化过程中永远都不能完全摆脱兽性，对兽性本能的控制能力又各有不同，不能约束自己自然本能的人，其行为不仅带有兽性，而且往往比野兽还要残忍。“早年的弗洛伊德把本能分为自存本能和性本能，后来他又分成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死亡的本能具有破坏力，如攻击、嫉妒、憎恶等等”。[2]当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的事情败露之后，为了得到长久的快乐，潘金莲完全丧失了理智，就强灌毒药，将棉被蒙住武大，并骑压在上面致其死亡，虽有王婆教唆，虽是本能的冲动，依然是兽性发作的行为，是人性扭曲的结果，是法理难容的，也是潘金莲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 总之，潘金莲的悲剧根源是命运所逼，是人性受压抑、被扭曲，本能的冲动所致。作者写“《水浒传》方法都是从《史记》出来”，“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1]作者是在典型环境中塑造了一个典型人物，历史地再现了封建社会一个普通妇女的命运罢了，因此潘金莲的悲剧命运是值得同情的。由于时代的局限，传统观念、男权文化的沿袭，致使潘金莲背上了淫妇的骂名。我们从今天社会背景人物命运、人性本能等角度探讨她的悲剧根源，虽然她有谋杀亲夫的罪过，而指责她是淫妇，是不合情理的。 [参考文献] [1]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423-432· [2]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一世纪文论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64-65. [3]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344. [4]陈曦中，侯忠义，鲁玉川.水浒传会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423. [作者简介] 殷显谷(1955— )，男，黄石理工学院师范学院中文讲师。 (黄石理工学院师范学院，湖北黄石 435003) 原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5期(20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