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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逝世已有100年。而托尔斯泰的经典写作实践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启示意义：离开“生存”，艺术就会被抽空为无决断的“审美冷淡”，艺术的超越之维也会蜕变为空洞的超越；离开“超越存在”，艺术就会委顿为媚俗的狂欢，艺术的生存之源也会被风干为封闭的“实存”。可以说，将生活中的人和事上升到一种更宽阔的视域，以新的文学眼光历史地、审美地认识、理解，化作自己的血肉和灵魂，将潜在的、丰厚的内蕴有效地表现出来；从真实抵达真相，从而抵达理想，这是托尔斯泰给予我们的作家和读者的最大的精神财富和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托尔斯泰仍是中国作家的一面镜子！ 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巨擘，托尔斯泰著作具有无与伦比的独异之处：一，主题思想严肃深沉。他喜用自传手法表现自己对道德、宗教、社会、人生归宿问题之探索。包括贵族青年的精神心理问题，农民和土地问题；政治制度、家庭婚姻、农村经济等领域，涉及面甚广。作家真诚宣扬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等思想。二，对现实主义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在更高水平上充分挖掘文学真实性。他善于观察生活，揭示生活现象背后之本质。因此列宁认为托翁乃是 “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三，擅长挖掘人物内心，通过心理变化反映人的性格思想的变化。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是这种过程的形态和规律”，即有名的 “心灵辩证法”。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托翁小说人物总是具有丰富性格的人物，没有单一化和类型化，是典型的“圆形人物”。五，托氏很注意细节描写和人物肖像刻画，语言准确、朴素，描情写景富有生气。因此，说托尔斯泰是成就辉煌的世界级大师，诚属众望所归，举世公认。 列宁对托翁评价甚高，称“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之所以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乃是因为其作品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矛盾的体现，而且是对一般的政治教育领域，抑或文学艺术方面的教育、社会印象、历史传统的综合体现。这些复杂矛盾因素曾经决定了改革后和革命前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心理。这是广而言之。具体到文学领域，我想说的是，托翁应该也是包括中国作家在内的所有文学写作者的一面锃亮明净的镜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拿当下中国作家来说，普遍缺乏自己的世界观，站位不高，其思想境界相去托翁有若天渊。托尔斯泰一生中创作大量小说、剧本，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经典巨著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经典。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短篇小说《琉森》等，以及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中篇小说《哥萨克》、《忏悔录》，剧本《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也是名垂千古的佳作。茅盾文学奖得主贾平凹说：“托翁是真正的巨人。什么是巨人，就是不管啥人去看，或什么时候、哪个方位去看，也不管被看时，人家是站着坐着甚或是躺着，他都有一个气场，巨人的气场，威猛大气，还亲切，这是别人没有办法企及的。 ”在贾平凹的书房内，多年悬挂有托尔斯泰的照片，拜之为一座文学大山，“遥望可以增信心”。 纵览中外文学史，从文本的深度、厚度、重量及世界影响力度说，中国尚无作家可与托尔斯泰比肩。托尔斯泰有自己独成系统的哲学与世界观，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深深印痕，那种爱心与独立意志，长久感召人心。托翁是屈指可数的“圣人作家”之一，因为除了天才伟大的作品，还因了他的伟大人格与高远梦想。想想看，有谁能做到像他那样羞愧于自己的富裕生活，遗命将财产分给穷人，此种“放弃哲学”堪与佛陀比肩。而力主和平，主张人性善的托尔斯泰主义，永远感召人类为之神往而努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氛围，托翁所生活的19世纪，反对沙皇专制，一代知识分子都把此作为自己的使命，托翁尤显诚挚。 阅读托翁著作，让我想到了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体系博大精深且充满玄机，它的主体部分至少由三个相互贯通的要素构成，即“生存”、“超越存在”、“密码”。那些局囿于单维世俗性视野的“实存”者是难以与之对话的。所谓“生存”，乃意指自作主宰、自由选择、自我超越、运命自承的本己之生命。人对这本己之生命的自觉，乃源于有着自我反省与超越之潜能的人对在世生存的人的可能囿于某种视野边际的自我反省与超越。所谓“超越存在”，乃意指不断反省自身的局限以趋于无限的“生存”所自律且不断地探向的 “虚灵之真际”。这作为“虚灵之真际”而向着“生存”不断敞露其消息的“超越存在”绝非孤卓地悬置于“世界”之彼岸的某种境地，毋宁说，任何一个不断反省自身的局限以趋于无限的“生存”当下就有着切己而本明的超越之光。 相较而言，当代中国许多打着“写实”旗号的作家、作品，最大问题不在文学表达本身，而是匮乏托翁那种对于社会趋势的观察力、思考力、洞察力，匮乏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思想力、分析力和社会剖析能力，被一时的东西、时尚的东西、表层的东西、虚荣的东西、浮华的东西遮蔽了看世界的眼睛。今天，我们的读者和作家，都有必要重读、多读托翁。这对我们重新思考文学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探究文学的生命价值和审美意义，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用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诠释，托翁在书写其经典著作时，他的“生存”解读“超越存在”之消息的语言，可以拆分成三部分，即“超越存在的直接语言”、“在传达中变得普遍的语言”、理性的“思辨语言”。所谓 “超越存在的直接语言”，是指“超越存在”的指向理想信念的形象塑造。所谓理性的“思辨语言”，是指以既不舍范畴、逻辑又不囿于范畴、逻辑的方式叩问 “超越存在”而形成的文学语言。所谓“在传达中变得普遍的语言”，则是指诉诸直观形象而祈向超越之维的艺术表述。 值此消费主义时代，国内作家多为功名利禄而写作，文学文化不再是神圣事业，几成纯粹的产业。 “文化搭台”，往往是为了“经济唱戏”。当下中国文学，往往很大程度上只看到生活真实，看不到生活本质，只讲“生存”，不思“超越存在”，活在当下，理想缺席，很是缺乏托翁的广度和深度。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我们培育了一批“文化贵族”。但遗憾的是，这些“文化贵族”的骨子里，没有“精神”，只有物质；没有气质，只有媚骨；没有星空，只有地面；没有形而上，只有形而下。遥想当年托翁，他是名副其实的“精神贵族”，这体现在他敢于抛舍利益，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代表，看看我们的作家，几多 “犬儒”，绝少“智仁”，思之令人叹息！ 其实，不独作家，即使读者，如今能读、爱读、肯读托翁者能有几许？实在是寥若晨星、凤毛麟角！一项调查显示：不少学生都视托翁作品为畏途或冷门。曾几何时，能读、爱谈托翁作品是一件引以为豪的事，但现在提起托尔斯泰，不仅普通读者，纵是学者作家，大都“只仰其名不读其书”矣。俄罗斯文学曾经风靡中国，如今浮躁趋利的人们不再阅读经典，资讯发达时代有了更多的选择与诱惑，固然是客观原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作为经典的托尔斯泰深度写作，不止是讴歌或批判这样简单，他是以经典写作展示所处年代的社会状态和精神风貌，他把当时社会的大趋势看得明白透彻，并艺术地呈现出来。这种洞察力、思考力与表现力，永远值得中国作家学习和继承。 原载：辽宁日报2011年02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