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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从出世以来人们就想知道它的作者是谁，见过手抄本和初刻本的明朝进士沈德符在他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中写：“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说的很客观，只是“闻此”没有可靠根据。1932年在山西发现了一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的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说的很肯定，说是他的朋友，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可靠证据。清朝时期流传“作者王世贞说”，也没有可靠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活跃，现在已经被“演绎”成近70种面孔的人物了，各说各的理由，谁也不服谁，似乎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鉴别《金瓶梅》作者说。看到这一结果，许多人对作者的研究失去信心，认为是一道永远也解不开的谜题；有些不厚道的人则因此讥诮“金学”为“笑学”，只会制造笑柄，不能解决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人们不知道如何鉴别各种《金瓶梅》作者说。现在不同了，不少明智的研究者已经看到《金瓶梅》研究的曙光，大力主张应该“回归文本”，以精细入微的考证对《金瓶梅》进行去伪存真的研究。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观点，《金瓶梅》是作者的心血结晶，它必然能反映作者的人格、才情，写作动机、写作意图、他的道德和审美倾向。 通过仔细研究《金瓶梅》就会发现它就是一部既有虚构也有写实的小说，所谓“写实”指的是小说写的某段情节符合历史实际，写实情节能反映历史真相，只要我们能抓住写实情节就能发现《金瓶梅》的真相，就能获得《金瓶梅》研究的重大突破。 《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写：“那时，山东省阳谷县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个嫡亲同胞兄弟，名唤武松。”武松因思想哥哥武大，“来到清河县地方”。在景阳岗打虎后，“清河县知县使人来，接到县内厅上。”从此他就在清河县里担任了巡捕都头，武大也因生活原因来到清河县，于是《金瓶梅》故事就在清河县里展开了。大家都知道这段故事是从《水浒传》借来的，奇怪了，《水浒传》明明说武大是清河人，《金瓶梅》为什么变成阳谷人了。《水浒传》写武松来到阳谷县景阳岗，打虎后接到阳谷县衙；而《金瓶梅》则说“清河县知县使人来，接到县内厅上。”由此看来，《金瓶梅》已经把《水浒传》写的叙事地点阳谷县改变为清河县了，景阳岗明明在阳谷县内不在清河县，《金瓶梅》却铁了心硬把景阳岗也搬到清河县了。知县对武松说：“虽是阳谷县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我这县里做个巡捕的都头”，“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阳谷与清河“只在咫尺”，均属“东平府”等说法皆源于《水浒传》，《金瓶梅》进而把阳谷与清河写成东平府的“一府两县”。武大也因生活原因来到“清河县”，所以《金瓶梅》故事就在“东平府清河县”里展开了。由此看来，作者不仅改变了武大弟兄的出生地，而且也改变了故事的叙事地点。这只能说明作者有自己的写作计划，不是照抄不误，他是借用武大的故事来写作自己的故事，是为我所用。显然是因为阳谷县及其附近不符合作者的写作要求，所以他才把它改变成清河了。但是，“东平府清河县”的说法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合：清河县现今属于河北省，从来都不属于山东省，明朝时期没有河北省的建制，清河属于北京广平府；洪武初期虽然设东平府，七年就降为兖州府下的一个州；东平位于山东省的南部，与清河县相距300里，之间还隔着一个东昌府，两者之间怎么会有管辖关系呢！可见“清河”不可能是真实的清河，只是一个代名词。不仅如此，从《金瓶梅》不承袭《水浒传》写“东平府阳谷县”，却改变成“东平府清河县”的写法看来，“东平府”也是虚构的。后文能够证明《金瓶梅》故事年代在明朝嘉靖年代，东平府已不复存在，它已经降为东平州，东平州有六个县，其中有阳谷县没有清河县。如果作者真的想把故事写在东平府，他就不会改变《水浒传》写的“东平府阳谷县”了，正因为《金瓶梅》作者写的真实叙事地点不在东平，他才改变成“东平府清河县”的说法，这样读者才容易认识到不仅“清河县”是虚构的；而且 “东平府”也是虚构的代名词，否则由于“东平府阳谷县”是历史事实，读者就难以看出是虚构的了。为了区别起见，我们在论文中把虚构的地名都加上引号，如“清河” ；不加引号的地名才是实际的地名，如清河。 但是有些人却认为小说可以虚构不必与历史事实符合，既然《水浒传》和《金瓶梅》都这样说了，我们就应该相信，不必怀疑。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小说既然有写实情节那就说明作者希望我们了解真相，岂可视而不见！除非写实情节相互矛盾，但是《金瓶梅》所有的写实情节都是相互一致的。例如第91回故事写媒婆陶妈妈对孟玉楼说李衙内，“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枣强县人氏，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这一说法就是写实的，通过与历史事实比对就会知道“清河”在黄河以南，这应该是“清河”的真相。历史事实是鉴别虚构与写实的唯一标准，只有写实情节才能反映历史真相。那种认为似乎小说怎么写，读者就应该怎样相信的说法是研究《金瓶梅》的最大误区，必须彻底纠正。小说虚构的说法只是故事，不能与历史事实相抗衡。 （一）“清河”在黄河以南 的确，《金瓶梅》从头到尾都是把“东平府清河县”作为故事的叙事地点，但是当作者描写“清河”地理特征的细节时，他就按照历史事实进行描写了。第91回的写法是最典型的，它能肯定当时黄河的位置。据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版的《辞海》2058页记载：“明朝万历初，潘季驯治河功成，把金元以来黄河东出徐州由泗夺淮的主流固定下来，成为下游唯一的河道。故道大致即今地图上的淤黄河。”如果在地图上以枣强为中心，并按地图比例以六百里为半径画弧，这弧与运河相交处正好在徐州沛县境内；如果以七百里为半径画弧，这弧与运河相交处正好在徐州段黄河北边不远，南岸就是徐州城。由此可见第91回写的情节是写实的，故事说的黄河是徐州段黄河，“清河”实是徐州；只不过媒婆害怕孟玉楼会因为离的太远而不答应再嫁，故意把距离缩短了些，这样写故事更贴近生活实际。枣强现在属于河北省，清河现在也属于河北省，二者距离不到100里，明朝万历年它们之间也没有黄河，根本不能符合第91回故事的描写；万历年间山东省全部城市都在黄河以北，不仅东平州的任何属县，山东省的任何县市也都不可能是“清河”。“清河”只能是徐州，由于徐州离黄河的距离只有几十里，对比六七百里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媒婆没说这段距离。《辞海》1043页有明朝运河图，对理解故事情节有帮助可以参考。 不仅第第91回的写实情节能够证明“清河”实是徐州，第一回写“清河”知县对武松说：“我今日就参你在我这县里做个巡捕的都头”，这一句后还有一句是“专一河东水西擒拿贼盗”。《水浒传》没有“河东水西”这一句。第95回再次写到“河东水西”，说“清河”周守备“河东水西，捉拿强盗贼情”。可见作者想通过“河东水西”的说法为“清河”定位，“河”应该指黄河，连运河历来都被称为“漕”，其他河就更不应该简称河。既然上述《辞海》记载：“黄河东出徐州”，则徐州必然位于东西流向的黄河下游的最东端，岂不是“河东”；既然《辞海》记载：黄河东出徐州“由泗夺淮”，则徐州城必然处在南北流向的泗水之西，岂不是“水西”。可见“河东水西”指的只能是徐州。这一解释中的“河”指黄河，“水”指泗水，泗水在明朝被用作运河的一部分，根据黄河和运河得出的结论应该比任何其他小河小水得出的结论可靠的多。 （二）“清河”离徐州洪、新河口不远 第47回写：苗天秀从扬州码头上船，行了数日，到徐州洪。“但见一派水光，十分险恶。万里长洪水似倾，东流海岛若雷鸣，滔滔雪浪令人怕，客旅逢之谁不惊。”故事写家人苗青与船公勾结谋害苗员外，“是夜天气阴黑……苗天秀从梦中惊醒……被陈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荡里。”苗员外的安童“乞翁八一闷棍打落水中”。次日，安童为渔翁所救，随渔翁生活。一日在新河口卖鱼，发现贼人，告到“清河”提刑院，差缉捕公人“前至新河口，把陈三、翁八获住”。从故事情节看，苗员外在徐州洪遇害，安童在徐州洪被救，随后安童又在新河口发现贼人，再到“清河”提刑院告状，提刑院再派缉捕公人“前至新河口，把陈三、翁八获住”，都是在一天内完成，可见新河口离徐州洪和“清河”都不远。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徐州洪是运河上著名的一段河道，它就在当年徐州城东南约2里处，又称百步洪，今鸡嘴坝显红岛附近；新河口是万历11年新开的黄河流入运河的河口 据《明史》卷81和《神宗实录》卷135记载：隆庆年间，黄河口原在徐州城北四十多里的垞城，因为垞城口淤塞，万历11年“郎中陈瑛，移黄河口于垞城东八里”，名新河口。垞城和新河口都在徐州境内，归属徐州管辖。清朝同治《徐州府志》记载：徐州判官官署“上河厅驻新河口”。由此可见第47回的故事情节固然是虚构的，但是它反映的地理环境完全符合徐州的历史事实真相，可以证明故事中的“清河”实是徐州。请注意，明朝万历五年编的《徐州志》记载的上河厅在垞城，那是因为当时新河口还没有出现。由此可见，《金瓶梅》写作第47回的最早时间应该在万历11年之后，否则不会写到新河口。一般说来，没有特殊情况发生写作小说应该是大致连续的，如果从十年磨一剑的说法粗略估计，第一回的写作的最早时间也应该在万历六年之后，那时黄河下游唯一的河道就是徐州段黄河，山东省的全部城市都在徐州段黄河以北，新河口是黄河与运河新的交汇口，当然不可能在山东境内，著名的“徐州洪”更不可能在山东境内。可见第47、48回写的“清河”只能是徐州，山东省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具备这样的地理环境。第49回写：由于蔡御史舡到，“西门庆与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徐州离新河口的距离的确不到五十里，完全符合。 （三）“南河南徙，淤沙无水” 第68回写治水郎中安进士对西门庆说：“今又承命修理河道”，“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南河”在哪里？“南河南徙”造成哪里“淤沙无水”？第69回对此作了提示，它写西门庆差人“即去南河……怀庆府”那里，“打听京中考察本示下”，这说明“南河”就是黄河，因为怀庆府就在黄河旁边，据《辞海》“南河”条记载：潼关以下西东流向的一段黄河古称“南河”。由此看来，南河南徙就是黄河南徙，所谓黄河南徙指的是黄河在徐州上游某处决堤，黄河冲出原有河道。据《明史》卷83记载：明朝总河尚书朱衡曾经向朝廷报告说，如果黄河“出徐州以南，则二洪（按：即徐州洪和吕梁洪）涸。”这说明黄河南徙的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徐州，它的严重性就在于会造成徐州“二洪涸”。徐州“二洪”指的是徐州洪和吕梁洪，它们是明朝京杭大运河最危险的两段河道，它们的干涸会造成明朝经济大动脉运河的断流，这当然是极为严重的事件，将影响国计民生。据《明史》卷84、85记载，万历24年秋历史上的确发生了黄河南徙事件，万历25年“二洪告涸，运道阻塞。”万历28年“徐邳间三百里，河水尺余，粮艘阻塞。”万历29年“河尽南注。河身变为平沙，商贾舟胶沙上”。可见此次黄河南徙事件持续将近十年，所以安进士才会说：“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第100回写韩爱姐 “来到徐州地方”，与他二叔一起往湖州寻爹娘去，“那韩爱姐本来娇嫩，弓鞋又小”，“将到淮安上船”，“迤逦望江南湖州来”。奇怪了，既然是从徐州出发为什么不在徐州上船呢？不言而喻，这说明徐州运河“淤沙无水”不通航。从上述《明史》记载看这写的应该是万历29年的情况：徐邳间“商贾舟胶沙上”，虽然爱姐“本来娇嫩，弓鞋又小”，所以只能“将到淮安上船”。由此可见，《金瓶梅》所写的“南河南徙，淤沙无水”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发生在徐州的历史事实，它能证明“清河”实是徐州。别的任何地方也没有这种事件的记载。 （四）徐州段运河水向南流 以上三节均证明“清河”实是徐州，既然如此则在“清河”东南70里的“临清码头”只能是徐州东南70里的房村码头，“临清码头”的说法也应该是虚构的。有人说：“作者为了适合对应位移的原则，还将临清也搬到了东平府附近，即在清河县东南70里的运河边上”。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请问持此观点的人将如何解释“清河”实是徐州这个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的结论呢！除非不相信，但是黄河、运河的重大历史事实明摆在那里，反对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绕道过去的。不仅如此，《金瓶梅》里还有更多的写实情节可以证明小说中的“临清码头”实是徐州房村码头。例如第81回写：韩道国由扬州沿运河北上，“一日到临清闸上，这韩道国正在船头站立，忽见街坊严四郎，从上流坐船而来。”这一段描写能表现出此处运河水是向南流的，“临清”在“清河”的下流，“清河”是上流。因为，既然严四郎是韩道国的街坊就证明他住在“清河”，故事说他“从上流坐船而来”可见“清河”在上流，“临清”在“清河”的下流；既然韩道国是从南方来的，可见“清河”与“临清”之间的运河水是向南流的。 历史事实表明徐州到房村之间运河的水流方向完全符合这一描写，这是因为徐州的地势是北高南低的，运河水向南流；清河与临清之间的运河水流方向与这一描写完全相反，因为那里的地势是南高北低的，那里的运河水是向东北方向流的。为什么同一条运河水流会有两个方向呢？这是因为运河的最高处在山东济宁北的南旺，“地特高，谓之水脊。”（《读史方舆记要》）明朝开凿运河时采用汶水的老人白英建议，在东平县戴村建坝截断西流的汶水，强迫它流进南旺湖，再通过闸门控制向南北供应运河水流。故南旺以北的运河水向北流，南旺以南的运河水向南流。南北水流方向不同是运河的重大特征，这是运河的重大特征。作者利用运河的这一特征来描写就可以充分证明“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也能证明叙事地点不是清河和临清，也不是阳谷或东平州的其他县，因为南旺以北的运河水都是向北流的。 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故事中还立足“清河”十余次称呼“临清码头”为“河下”，如第94回写孙雪娥被卖到“临清”洒家店“做粉头”，张胜买酒曲到了河下，“两个晚夕留在阁儿里，就一处睡了”。第98回写 “清河”提刑何永寿、张懋德“差委缉捕番捉往河下拿杨光彦去”；“经济三五日骑头口”“往河下算帐一遭”。第99回写陈经济想到“临清”去，他说：“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一日，经济来到河下酒店内”等等，更加证明“临清码头”在“清河”的下流。由于徐州和房村码头的运河水一直都是向南流的，徐州人一贯称房村码头为河下，据清朝编的《徐州府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徐州管理运河的判官就驻署在房村码头，他的官厅就称为“下河厅”。据《运河名城临清》的记载，南旺比临清“地隆90尺”。所以那里的运河水一直是由南旺向临清流，即由南向东北方向流。可见临清与清河之间的运河水是由南向东北方向流的，清河在临清的下流，临清在清河的上流；清河人不可能称临清为“河下”。 （五）“临清码头”的三点特征 第81回写：那严四郎在“临清码头”看见韩道国，“举手说‘韩西桥，你家老爹从正月间没了。’说毕，船行的快，就过去了。”这一段描写说明“临清码头”之上的水流特急。从历史事实看，这情形符合徐州段运河的特点，因为房村上边就是著名的吕梁洪。徐州洪与吕梁洪被称为“徐州二洪”，历来被称为运河天险，水流特急。明嘉靖大学士徐阶写的《疏凿吕梁洪记》碑文（现立于离房村不远的鸡冠山上，大学士著文，运河总督韩邦奇为此碑篆文题额，著名书法家文征明书写，现被称为三绝碑。）称：“为里三千而遥，而莫险于二洪……舟不戒则败而莫甚于吕梁。”《万历野获编》记载：“顺流者一瞬而下，逆溯者以尺寸许”。上一节我们已经证明“临清码头”实是房村，故事说韩道国在“临清码头”看见严四郎“从上流坐船而来”，可见严四郎正处于吕梁洪上，当然水流很急“一瞬而下”。由此看来，吕梁洪和房村的实际情形完全符合故事的描写，再次证明“临清码头”实即房村。临清那里没有二洪，水流从来不急，根本不会发生“一句话才说完船就过去了”的情况。 正因为运河从房村到徐州需要经过天险徐州洪和吕梁洪，所以许多船只来到房村常常会卸下货走旱路，《金瓶梅》多次以“临清”的名义反映了这一事实。例如，第58回写：韩道国，“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等待纳税后再“起脚装载进城”。第60回写：“那时来保南京货船又到了，使了后生王显上来取车税银两”；“连行李共装二十大车”。第77回写崔本由湖州贩绸绢，“雇船装载，赶至临清码头”，“顾头口来家，取车税银两”。西门庆“兑了五十两银子做车税钱，又写书与钱主事，令烦青目。”上述三次货物都是沿京杭大运河运来的，还没到“清河”就在“临清码头”卸下货物，装车走旱路运到“清河”。实际上，运河由临清到清河是顺流而下的，在临清码头“起脚装载进城”显然是不合理的。房村与徐州之间的运河特征则完全符合上述三段故事的描写，因为货船由房村码头运到徐州不仅要逆流而上，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徐州洪与吕梁洪，“二洪”水流特急，逆流而上不仅需要纤夫拉纤，搞不好还会翻船。因此，为了避开“二洪”天险，人们大都在吕梁洪前边的房村码头弃船换车，改旱路将货物运至徐州。这样做既能避险，又能节省时间和费用，何乐而不为。即便要继续北行，也可以在房村舍舟陆行，到徐州再上船。这是徐州运河独具的特征，运河其他地方都不具有这样的特征。（请参考赵明奇著《徐州地方志通考》）。 第81回写：“不想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茧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奇怪了，实际的临清码头远在山东西北部，河南、山东灾民不向南去迎接运河来的布帛，反而逆其向跑到北方百里以上的灾区临清码头去“迎着客货而买”，这怎么可能呢？这再次证明“清河”实是徐州，“临清码头”实是徐州房村码头。徐州紧靠山东的南边境、河南的东边境，是离河南、山东灾区最近的非灾区运河码头。由于布匹从房村运到徐州还要经过“二洪”天险，房村码头的布价要比徐州更便宜，说“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在房村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就更合理了。 综上所述，可见《金瓶梅》作者采用了托名清河实写徐州的写作方法，他为什么一定要采用这种写作方法呢？作为写小说，《金瓶梅》既然使用清河之名作为虚构地点，也就不必再千方百计利用徐州的各种特征来表现“清河”实是徐州。如果他真的想用徐州作为故事的叙述地点，大可以直接写徐州，何必非要“名托清河、实写徐州”呢？看来作者不是不想用徐州作故事叙事地点，而是不敢用。这就说明作者与徐州一定有密切的关系，他害怕明朝统治者会顺藤摸瓜从徐州抓到他，这应该与作者不敢在《金瓶梅》扉页上署名的原因一样。因为他在故事中不仅揭露了政治的腐败和各级官员的无能，连皇帝都骂了。那就干脆以清河为叙事地点，何必又要实写徐州呢？冒着危险也要实写徐州的写作事实表明徐州的史志中应该有他的历史资料，托名清河可以迷惑敌人，肉食者鄙，或许可以蒙混过关；实写徐州，千里伏线，终有一天后人会从徐州发现他是作者。既可掩人耳目于一时，又不致泥牛入海无消息。由此看来，作者希望后人能知道他的真相是事情的本质，不在扉页上署名只是表面现象；故事情节中应该暗藏了他的姓名，只是我们没有看懂罢了。显然，由于我们抓住了《金瓶梅》的写实情节就抓住了关键，《金瓶梅》研究就获得了重大的突破，解决《金瓶梅》作者之谜就不成问题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