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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酒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广泛见之于小说、诗歌、散文、戏曲等文艺作品之中，构成了中国文苑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中国四大名著都有许多关于酒的描写，其中，施耐庵所作的《水浒传》，对酒的描写特别集中、特别突出，也特别出色。书中写酒的部分，用墨之多、表现之丰富、情绪之热烈、场面之盛大、风格之独特，都是古今中外小说类作品中所罕见的。如果我们去掉了《水浒传》中的酒文化，那么整篇作品不仅人物形象黯然失色，社会内涵会趋于平淡，而且艺术成就也必然要大打折扣。 本文就是针对《水浒传》中的酒文化，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大家。 一、《水浒传》中的酒促使了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人物命运的转变 提起《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与酒的关系，在偌大一个中国，如果我们用“老少咸悉，妇孺皆知”八个字来形容，恐怕并不为过分。君不见，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梁山泊义士尊晁盖、浔阳楼宋江吟反诗……等等，哪一个重要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能够与酒脱开干系？这些惊天动地、精彩绝伦的故事，连七、八岁的蒙童，也能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 《水浒传》中的人物为什么会生动感人、为什么会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里面虽然存在着许多复杂的因素，但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恐怕与酒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酒在《水浒传》一书中，不仅是可供入席豪饮的琼浆玉液，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悲欢离合、波澜曲折的事故情节，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水浒传》中的酒好像是一种人物性格的催化剂，通过作者的神来之笔，它能催生出许多个性鲜明、性格独特的人物形象，能够使原本看起来比较寻常的故事情节突显波澜，产生强大的艺术魅力与艺术感染力。 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的人物形象与人物性格刻划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下面，我们就来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水浒传》开头一些章节中，能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故事大概就是“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故事一开头就以饮酒引出话题：鲁达、史进、李忠三人来到潘家酒楼上坐下饮酒， 饮酒期间得知老金女儿翠莲先被郑屠霸占，遭受蹂躏之后，不久又被郑屠的大老婆凶狠赶出，而郑屠竟然无端向老金父女索要所谓原本子虚乌有、虚钱实契的“典身钱”三千贯，致使老金父女有乡不得返，女儿翠莲只得以在酒楼卖唱挣些血泪钱给郑屠偿还那远难凑足的三千贯“典身钱”。鲁达得知事情的来胧去脉，加上喝了许多酒，所以“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到房里，晚饭也不吃，气愤愤的睡了。”（引自《水浒传》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接下去，书中写了第二天一早，鲁智深便独自一人来到金老父女寄住的店里，先放走了金老父女，然后伸开五指，对阻拦老金父女的店小二“脸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下当门两个牙齿。”（同上）然后，鲁达“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指老金），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的远了，方才起身，径投状元桥来”（同上），找到郑屠的肉案门面，故意找茬滋事，刺激郑屠，最后又在盛怒之下，“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只三拳便将恶霸郑屠打得“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掸不得。”（同上） 整个故事从鲁达、史进、李忠三人饮酒开始，写到第二天鲁达挥拳打死镇关西为止，酒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如果没有三人坐在一起饮酒，便不可能引出鲁达发现金老父女及其受恶霸镇关西欺凌的情节，而鲁达对镇关西的愤怒，显然也由于受到酒的作用而更进一步上升，导致他不吃晚饭就“气愤愤的睡了”，乃至于第二天一早便出去伸张正义，最终打死恶霸镇关西。 这个由酒引出的故事不仅酣畅淋漓地展现了鲁达正直、威猛、仗义行侠、为民除害的性格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人物的命运转变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饮酒加深了愤怒的情感，身为提辖官的鲁达即使生性鲁莽，也许不至于一下打死镇关西，惹下人命大案。因为从作者描写的过程来看，鲁达原本痛打镇关西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取他的性命，而是为了教训教训这个恶霸，但是后来盛怒之下，鲁达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竟然将镇关西打死了。而打死镇关西，犯下命案，鲁达不但不可能再做提辖官，相反却被迫逃亡外地，过起了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从而，鲁达一生的命运就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转折，最终由一位封建社会中的下层官僚变成了落草梁山扯旗造反的起义军领袖之一。 可见，如果没有酒的作用，鲁达放走金老父女、拳打镇关西的故事，也许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为民伸张正义的寻常故事。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以及在一些记实性的历史书籍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而一旦有了酒的作用，故事的情节便陡生波澜，峰回路转，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才能够大起大落，起伏跌宕。 二、《水浒传》中的酒加剧了小说中的矛盾与冲突，推动故事情节朝着紧张、曲折的方向发展，并促使故事情节波澜横生 众所周知，《水浒传》中的故事情节非常精彩，几乎每个章节都有独特的、曲折的、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而故事情节的发展与演变，有许多都与酒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由于有了酒，可以使原本平常的情节生出波澜，而酒又加剧了故事情节中的矛盾与冲突，既可以使故事情节变得紧张、曲折、扣人心弦，有时也可以使故事情节妙趣横生。 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中，也是相当普遍的。特别是第三十七回宋江与李逵的相会，作者就用充满浪漫的笔调，围绕着饮酒为轴心，描写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故事，从而使原本平常的故事情节变得生动曲折、引人入胜。 第三十七回，在及时雨宋江与黑旋风李逵相识之前，宋江就以一个罪犯的身份，得到戴宗的特殊庇护，“自带了银两出来，锁上房门，分付牌头看管。便和那人（戴宗）离了牢城营内，奔入江州城里来，去一个临街酒肆中楼上坐下。”然后，“两个坐在阁子里，叫那卖酒的过来，安排酒果肴馔菜蔬来，就酒楼上两个饮酒。”（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正在两人边饮酒边叙谈，“说到心腹相爱之处，才饮得两杯酒过，只听楼下喧闹起来。”原来，正是黑旋风李逵因为赌输了钱，想问店主借钱而店主又不肯借，因而闹了起来。 这样的描写，首先就是通过宋江与戴宗饮酒，有意引出李逵，让李逵在一个与酒有关的气氛中出场，为李逵的出场与活动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氛围，从而为后面围绕酒的轴心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打下基础。 当李逵知道面前这个黑矮汉子就是闻名已久的宋江时，先是扑翻身就拜，然后相与饮酒，并且说道“不奈烦小盏吃，换个大碗来筛！”这廖廖数语，便将李逵嗜酒如命的豪爽性格勾勒出来。宋江问明刚才李逵在楼下与店主吵架的原因，慷慨送了李逵十两银子。李逵深受感动，便暂时停止喝酒，想去赌场赢钱来报答宋江的知遇之恩。但是偏偏运气不佳，赌钱的结果，不仅没有赢钱反而连宋江赠送的十两银子也全部输给赌徒张小乙。于是，生性耿直，一向“赌直”（即赌博的性子很直）的李逵此次却偏偏不直了，他不但将宋江给他的已经输掉了的十两银子抢回来，而且还将堵场上别的赌徒的十两银子也抢走了。这个反常的举动，不仅与李逵当时急于报答宋江的念头有关，而且也与酒有关。正因为李逵先前与宋江、戴宗一起饮了酒，所以才容易性情冲动，做出不同于以往的事情来。 于是，张小乙与十几个赌徒为了夺回被李逵抢去了的银子，便与李逵发生了激烈的打斗，但是众人却敌不过李逵，被李逵打得东躲西藏。正在这时，宋江与戴宗闻讯赶到赌场，命李逵将抢了的银子还给一群赌徒，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故事写到这里，按理说可以告一段落，但是作者并没有停止写酒，而是接着又继续在“酒”字上做文章：“宋江道：‘我们和李大哥吃三杯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馆，是唐朝白乐天古迹。我们去亭上酌三杯，就观江景。’……宋江道：‘可于城中买些肴馔之物将去。’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里面卖酒。’宋江道：‘恁地时却好。’” 作者把饮酒的地点换到了浔阳江边的琵琶亭酒馆，地点变了，但以酒为故事发展的轴心不但没有变，而且更具有了浓烈的趣味。宋江、戴宗与李逵在琵琶亭酒馆饮酒时，三个人边喝酒边吃肉，由于宋江喜欢用鱼汤醒酒，戴宗便教酒保做了鱼汤端上桌来，三个人中，除了李逵连汤带骨头全部吃掉外，宋江与戴宗却不太喜欢吃，因为这鱼是临时用盐腌了的昨天打上来的陈鱼，并不是新鲜鱼。李逵为了让宋江能够吃到新鲜鱼，便到江边渔船上去寻找，但是渔人由于当时没有得到鱼牙主人浪里白跳张顺的命令，不敢开舱卖新鲜鱼。李逵见状性起，便与渔人进行一场打斗，先是把渔人打得跳上船逃到江心，然后李逵又上岸把卖鱼的小贩子们打得落花流水，正打得起劲，没料到鱼牙主人浪里白跳张顺恰恰赶到，两人又一番厮打。张顺打不过李逵，幸好被宋江与戴宗赶到救下。 但张顺并未服输，他虽然在陆地上打不过李逵，却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过了一会儿撑船引诱李逵上船打斗，李逵没有把张顺放在眼里，中计上船，结果被张顺将船弄翻，落入水中。李逵在水中根本不是张顺的对手，被张顺按入水里淹了个半死，如果不是宋江心生一计急时救下，恐怕要陪上身家性命了。最后，故事出现了喜剧性的结局：张顺不但饶了李逵，而且与宋江、戴宗相识并结为兄弟，于是四个人坐在一起共同饮酒，张顺还吩咐酒保用新鲜鱼做了辣鱼汤。 纵观李逵出场所发生的故事的全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酒始终是故事情节逐渐展开并且不断走向高潮的轴心，作者围绕着酒，生出了一个又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使得故事情节变得曲折生动而又波澜起伏。如果没有酒，李逵出场的描写就不可能如此引人入胜，故事情节就会显得单调乏味，对读者就没有什么吸引力。《水浒》全书中，常常就是因为饮酒而导致种种复杂的矛盾冲突，才使得整个情节具有戏剧性和感染力，并且良多趣味。 三、《水浒传》中关于酒的描写，还深化了小说的社会内涵，丰富了小说的思想内容 在《水浒传》一书中，酒不只是普通的供人们饮用的甘醇玉液，也不仅仅是在人物的性格形成和命运转折方面，或者也不仅仅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方面起促进与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水浒传》中关于酒的描写，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小说的社会内涵，并且丰富了小说的思想内容。 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一书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比较典型的和突出的两个事例，一个是林冲被逼上梁山的过程，另一个就是小说的第三十八回宋江在浔阳楼上书写反诗（即造反的诗篇）。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笔者的意思，我们现在有必要把宋江这个人物形象的主要特点和思想性格作一简略的回顾： 《水浒传》在描写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前七十回写众英雄上梁山时，都突出了四个字——“逼上梁山”，其中“逼”又是四个字的核心之所在。也就是说，凡是造反上梁山的英雄好汉，绝大多数人当初并不是主动选择造反这条道路的。他们上山的原因都不是主观上乐于如此，就连造反意愿比较强烈的晁盖、阮氏三兄弟和军师吴用等人，也是由于东窗事发之后，不上山落草便难以生存。当然，每个英雄好汉被逼的情况是不同的，被逼的程度更是不同。其中，被逼急了不得不上梁山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人是豹子头林冲，另一个人是及时雨宋江。 这两个人虽然经历不同，被逼的方式有别，但是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林冲与宋江都非常爱喝酒，而且酒在两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中所起的作用都特别大，特别持久。作者在描写林冲与酒的关系中，特别突出了酒在林冲悲剧命运中的作用。当林冲被陷害入狱，弄得家破人亡时，林冲常常以酒浇愁，有时甚至在饮酒的过程中以泪洗面，并伴着满腔的悲愤、愁楚与无奈。特别是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作者将林冲借酒驱寒、借酒浇愁、借酒泄愤，与那纷纷扬扬下起的满天飞雪结合在一起，将酒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当林冲自己挑着花枪，手中拿着一个盛酒的葫芦独自在飞雪中边走边喝，那种在酒的作用下所增添了的郁闷心情和悲凉气氛，把一个在封建社会中受到压迫和欺凌的下层人士，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让人同情，让人怜悯，更令人感到愤怒，使广大读者非常形象逼真地看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真切地感受到了旧的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合理性。 当故事发展到高潮，林冲亲眼看到草料场被陆虞侯、差拨和富安三人放火烧掉，也就是说，林冲对统治阶级最后的一丝幻想也被彻底烧掉之后，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反抗！尽管林冲身上的这种反抗情绪，来得非常迟，来得非常被动，但这种反抗情绪一旦伴随着酒迸发起来时，简直要比火山爆发还要厉害。因为这是压抑已久的愤怒，也是积聚已久的能量！当然，在积聚能量的过程中，酒是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的，使得林冲在破庙时，面对必欲置己于死地的仇人陆虞侯、差拨和富安三人，再也无法忍耐下去。林冲不但在酒的作用与愤怒情绪的左右下，怒杀陆虞候、差拨和富安，而且做出了异乎寻常的举动： 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回头看时，差拨正爬将起来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这厮原来也恁的歹！且吃我一刀。’又早把头割下来，挑在枪上。回来把富安、陆谦头都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必须指出：林冲不仅杀了人，而且剜了陆虞侯的心肝、割下了三个人的头颅，这种举动对林冲来说的确非同寻常。因为林冲平时是一位心地善良、性格温驯的仁厚君子，之所以做出这种举动，实是不这样便不足以泄愤。 林冲在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再穿了白布衫，系了搭膊，把毡笠子带上，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看，作者在这里特别让林冲以酒来结束这场积聚已久的复仇举动，并且特意让林冲在最后饮的是“冷酒”而不是“热酒”！一个“冷”字，把林冲对封建统治者的绝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正因为如此，酒在《水浒》一书中，不单纯是一种饮品，而是上升到了酒文化的高度。这种酒文化，烘托了故事的气氛，深化了故事的社会内涵，也使故事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 林冲如此，宋江也是如此。尽管两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差异较大，宋江与林冲一样，也是在酒的作用下，逐渐完成了性格与命运的转变，从对封建统治者抱有幻想，到最后不得不走上一条反抗的道路。 《水浒传》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写宋江在浔阳楼醉酒之后于壁上题反诗，也与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写他们在酒的作用下，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逼迫下，最终选择了造反的道路。 宋江出身于刀笔小吏，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下层官场中，由于社会地位的卑微以及长期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奴役，再加上深通封建社会的处世哲学，所以在宋江的思想领域和灵魂深处，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这一点与林冲毫无二致，只不过两个人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但是，长期遭受的思想压抑，尤其是怒杀阎婆惜之后不幸沦为阶下囚，致使宋江在思想和情绪上留下了诸多隐痛和创伤。尽管这种隐痛和创伤在正常情况下只不过表现为自卑与伤感，但是一旦在酒的作用下，这种自卑和伤感却演绎成火山爆发式的反抗情绪。且看书中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是如何描写的： （宋江）独自一个闷闷不已，信步再出城外来。看见那一派江景非常，观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傍边竖着一根望竿，悬挂着一个青布酒旆子，上写道：“浔阳江正库”，雕檐外一面牌额，上有苏东坡大书“浔阳楼”三字。 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郓城县时，只听得说江州好座浔阳楼，原来却在这里。我虽独自一个在此，不可错过，何不且上楼自己看玩一遭？”宋江来到楼前看时，只见门边朱红华表柱上，两面白粉牌，各有五个大字，写道：“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宋江便上楼来，去靠江占一座阁子里坐了，凭栏举目看时，端的好座酒楼。……宋江看罢浔阳楼，喝采不已，凭栏坐下。酒保上楼来，唱了个喏，下了帘子，请问道：“官人还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两位客人，未见来。你且先取一樽好酒，果品肉食，只顾卖来。鱼便不要。” 酒保听了，便下楼去。少时，一托盘把上楼来。一樽蓝桥风月美酒，摆下菜蔬时新果品按酒，列几般肥羊、嫩鸡、酿鹅、精肉，尽使朱红盘碟。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夸道：“这般整齐肴馔，济楚器皿，端的是好个江州！我虽是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我那里虽有几座名山名迹，却无此等景致。”独自一个，一杯两盏，倚栏畅饮，不觉沉醉。猛然蓦上心来，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上人，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潜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词调，便唤酒保，索借笔砚。起身观玩，见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宋江寻思道：“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睹一番，以记岁月，想今日之苦。”乘着酒兴，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去那白粉壁上，挥毫便写道：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写罢，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饮了数杯酒，不觉欢喜，自狂荡起来，手舞足蹈，又拿起笔来，去那《西江月》后，再写下四句诗，道是：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必须指出，宋江在浔阳楼上所题的是一词、一诗，并不仅仅限于一首反诗。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酒的作用，根据书中所写宋江的一惯性格，是根本不可能题吟出这样的“反词”和“反诗”来，而且更有甚者，宋江不但题写了“反词”与“反诗”，而且还在醉酒的状态下，胆大包天，公然“又去后面大书五字道：‘郓城宋江作。’”这种公开的落款简直无异于自投罗网！足见酒的威力在特殊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与性格，而且还能够使人作出异乎寻常的大胆举动，使一惯谨小慎微、处世老道、英雄气短的宋江居然也能够一时冲动而“雄”起来。正因为如此，作者才在书中紧紧抓住宋江饮酒的故事情节不放手，接着又继续写道： （宋江）写罢，掷笔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饮过数杯酒，不觉沈醉，力不胜酒。便唤酒保计算了，取些银子算还，多的都赏了酒保。拂袖下楼来，踉踉跄跄，取路回营里来。开了房门，便倒在床上，一觉直睡到五更。酒醒时，全然不记得昨日在浔阳江楼上题诗一节。（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如果读者稍一留心，就会发现最后一句“酒醒时全然不记得昨日在浔阳江楼上题诗一节”不是寻常的一笔。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一句呢？不是别的原因，恰恰是为了从反面来强调酒的作用。因为酒醒之后，酒的作用消失了，宋江也就恢复了常态，不再颠狂，因此也就“全然不记得昨日在浔阳江楼上题诗一节”了。假如宋江记得酒醉后所题之词与诗，那么无须官府来揖捕他，他自己也定然会吓个半死！ 所以，作者通过宋江的醉酒与醒酒，一正一反两个例子，非常逼真地刻划了此人性格与心理的复杂变化，把酒对宋江性格和心理的作用渲染得淋漓尽致。 总而言之，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完全可以明白酒在《水浒传》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水浒传》中所写的酒，已经超出了人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酒，实际上已经在书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酒文化。更进一步地说，《水浒传》中的酒文化，其精神实质和文化精髓，与中国传统的酒文化乃是一脉相承的。读了《水浒传》中关于酒的描写，我们自然会想起愤而自沉于汨罗的屈原、不偶流俗辞官归隐的陶潜、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穷愁潦倒却又心忧天下的杜甫、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曹雪芹、黄鹤楼前把酒酹滔滔的毛泽东……。虽然这些人物与《水浒传》中的人物背景、身份、性格、命运等等都有所不同，但他们在中国洋洋数千年的酒文化大观园中所扮演的角色，却都有非常相同或者相似的特点，那就是：酒文化赋予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催生了他们对黑暗社会的不满情绪，强化了他们的叛逆性格，从而使得中国酒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令人回味无穷的篇章。 原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