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扎德·米克（Edzard Mik）和我坐同一班飞机，从北京飞抵阿姆斯特丹。我们不认识，甚至几天后再见时也不觉得曾经打过照面。我们也许在候机厅擦肩而过，但互相看来，对方可能只不过是几百个相似的亚洲或西方面孔之一：作为游客，来看运河或登过了长城；抑或淘金者，前往老富的欧洲寻梦，或由新富的东方返乡。 埃扎德刚刚结束了他的中国之旅——确切地说，是天津滨海新区国际作家营为期九天的生活。营员22人，来自中、荷、德、俄、瑞典和爱沙尼亚等地，中国作家有肖复兴和赵玫等，另有《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之作者周励，埃扎德是荷兰代表。《滨海时报 》6月20日的报道说：“活动过程中，作家们走进‘十大战役’现场和新区重点区域实地采风，在魅力十足的滨海新区展开更深层次的‘寻找灵感’之旅。一路上他们心情激动，畅所欲言，任凭思想在碰撞中击出耀眼的火花。” 灵感是有的，思想的碰撞也有，但埃扎德多少留下些疑惑。在阿姆斯特丹，他指给我看作家营纪念册上的中国同行：某位来自美国的女作家热情奔放，助人为乐，某位香港女作家仪妆优雅，用很好的香水。“当然我对中国文学一无所知，我读不懂汉语。”昨天凌晨，埃扎德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但在营内，我尝试着与一些中国作家交谈。翻译沮丧而悲伤，毫无助益。不过我从两位来自纽约和加拿大滑铁卢的中国女士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她们帮我翻译，并讲解了中国作家的回应。” 当主人邀请每位作家写出最后的告别演讲，赞美滨海新区的建设时，埃扎德十分犯难，竟夜不成寐。最后，他跳开了这一主题，写的是在无数拔地而起的工地与静谧的湖水之间，文学的意义究竟何在。 这不是埃扎德第一次背离赞助者的原意。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视觉艺术、设计和建筑基金会（FondsBKVB），他被作为报告文学《库哈斯在北京》（Koolhaas in Beijng）的作者介绍给中国记者。我对破坏大王库哈斯素无好感，但趁着官方讲话的当口，读了此书前几页后，已然认识到这是一本语言优美、表达深切的好书。“是的，”埃扎德对我说，“他们让我写这本书，我说要按我的想法来写。他们答应了。” 他把《库哈斯在北京》写成了一部“公路随笔”，书中的另一个主角是埃扎德本人，通过寻访库哈斯及其作品，通过对北京角色的探寻，他不断追问自己，21世纪艺术家的责任是什么。“图像过度，意义亏缺，身份错位，以及不停息的转变与适应：这不仅是旅行的条件，也是现代性交付给我们的生存条件。”他写道。非常好，不是吗？ 埃扎德·米克1960年生于格罗宁根，做过律师和记者，已经出版了七部小说，两部剧本，两部歌剧台词，亦为报刊撰写艺术、建筑和文学评论，同时在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任教，并主编有175年历史的荷兰最古老的文学杂志《向导》（De Gids）。 我们通过对希腊音乐的共同热爱而愈谈愈深。我随即发现，他不仅热爱希腊音乐，还热爱希腊音乐人。埃扎德的太太是一位来自希腊的作曲家，写乡谣（回到北京后，我反复在听），写现代歌剧（《路加受难》——我还未能听完一遍），亦曾为卡瓦菲和聂鲁达的诗歌谱曲（我仍在寻找原诗对号入座）。 埃扎德告诉我，他感到中国作家更有社会责任感，认为自己的写作应该以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服务于社会。但是，“西方作家恐怕永远不会做出此类声明，”埃扎德说，西方作家的写作只是因为自感有写的需求，而不会考虑对社会有怎样的贡献，“你可能会说，这种‘个人内驱的写作’所包含的浪漫主义难以轻信，作为一种神话，它既无坚实的基础，亦无法与写作过程确实相连，但正是这种神话，使西方作家们发展出了丰富的文学，它深究于语言，并通过语言，以一种美妙而深邃的方式表达出来。你读过了我的告别演讲，作为一个我不得不是的所谓的西方作家，我想说的是，政治不该干涉写作，两者各有自己不同的领地。” 埃扎德回国后，就其中国之行，为荷兰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NRC商报》（NRC Handelsblad）写了一篇两个版的长篇特稿，7月15日刊出，题目是“作家营”（Schrijverskramp，编辑多加了一个一个字母r，将kamp变为kramp，添吃苦耐劳之意，以图哗众）。他想告诉荷兰读者的是，在中国，公民和国家之间并不像在西方世界那样，有着清晰的分别。在西方，写作属于公民的私人领域，除了写作本身，作家无需对任何人负责。“我猜想，这种区别对中国作家来说还比较陌生，”埃扎德说，“这也许就是当主办者建议他们写篇文章，描述新区的辉煌成就，以此作为‘回报’时，他们并不感到震惊的原因所在。” 但是，埃扎德又说，由于商业化变得日益严重，西方作家的自由也正在受到侵蚀。不同的起点似乎正在缓慢地指向同一个终点，“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连同本文在内，中华读书报的“荷兰文学见闻录”共刊六期，仍有许多未尽之言，未述之事，但须就此告一段落。因欧美暑假即将结束，一年中仅有的窗口期行将关闭，各国文人蠢蠢欲动，新书潮眼看开闸泄洪，更有大奖季随后分派花红，有限的版面理当投入到无限的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事业之中。 感谢荷兰文学基金会促成并赞助此行，也要特别感谢荷文基诸君联络与陪同：会长亨克·普罗佩尔（Henk Propper）、孔伯祥（Bas Pauw）、田仁文（Tiziano Perez）、林恪（Mark Leenhouts）、孙远小姐、金淑贤（Barbara den Ouden）女士和阿格妮丝·福格特（Agnes Vogt）女士。 我所见的荷兰人，无不诚实可爱。某位荷文基的工作人员悄悄对我说：“我们会长的夫人曾是荷兰驻法国的文化代表，所以跟着我们会长干，虽然辛苦，但吃的好。”另一位女士眼含谢意，边吃边说：“不过这样的机会也不多，你们来了，我们才有机会天天下馆子。” 但人人都知道，最该感谢的，是读书报的读者。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08月03日04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