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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是迷人的、令人兴奋的，但也能让人冷静下来。当地的宣传口号是，这是一个“零压力”的小镇。对于那些漂泊者来说，的确如此，在这样一个相对狭小的、常常看不到汽车的城市边缘地区，有很多值得他们羡慕和审视的东西。 遥想“水晶之夜” 当人们来到位于市场广场的旅行社，并继续走到贮存纪念品的屋子背后，就进入到了一个关于布痕瓦尔德的文件材料中心，它距离魏玛这个“德国的雅典” 有五英里远。此后，只是去游览和参观博物馆，那是不可能的了；换言之，不同时去默想近在眼前的纳粹的暴虐是不可能的——大约有5.6万名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和政治的抵抗者在这个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被屠杀——巴赫曾在这个小镇生活了九年，当歌德和席勒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在此定居时，这里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文化高度。两人居住的地方仅仅隔了几条街道，其他知识分子都被吸引到了他们周围。而且，这种文学和艺术的炙热持续了百余年。1919年，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在这里建立了包豪斯建筑学校，同年，魏玛共和国成立，昙花一现的首部德国民主宪法也同时颁布。 这些高水平的文化成就必然导致令人困扰的毗邻问题。我想找到歌德的具有田园诗风情的“小屋”，诗人曾于1776—1782年在此居住，这里被雄伟而宁静的伊尔姆公园所环绕。在那里，他写下了不计其数的诗歌，并忙于创作《托罗斯山脉上的依菲琴尼亚》（Iphigenia on Taurus）、《艾格蒙序曲》（Egmont）、《斯洛伐克》（Tasso）和《浮士德》（Faust）。如果在去往Gartenhaus的路上，你取道Sternbrücke经过一条小溪，错过了不恰当的指示向右拐，继续错误地走五十码来到Leibnizallee之上，就会在无意中发现由繁茂枝叶虚掩着的一扇门。推开那扇门，一个小型的犹太人墓地就隐藏在那里，墓碑上写着的生卒年月暗示着这是一个曾经在1930年代的魏玛兴旺一时的社区，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的“水晶之夜”。 与诗人偶遇 我的帆布背包里有一些设法解决战争后果因此也要解决此类矛盾的德国现代诗歌：艾奇（Günter Eich）的《心痛的日子》（Angina Days）。我到小镇的时候，偶然发现了Rose Ausländer （1901—1988）的简洁而又发人深省的诗篇。她的文集共16卷，其中有6卷陈列在绿树成荫的Schillerstrasse上一个大书店的诗歌作品区。迅速翻阅后，我很快被其和缓的隐语所吸引，《我们在黑色的河流上泛舟》（Wir ziehen mit den dunklen Flüssen，1985）、《然而何处是故乡？》（Denn wo ist Heimat？1985），其他诗集也很引人入胜。 Ausländer是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朋友。两人的家乡都在布科维纳地区（曾经是罗马尼亚的国土，现在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她早在1921年就移居到了美国。去纽约之前，她曾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圣保罗市，甚至是卫诺纳居住过。Ausländer在这些地方走走停停，直到1931年才最后稳定下来。在欧洲呆了三年后，她获悉自己的美国国籍已被撤销，原因是在此期间她一直在国外。1939年她结束对纽约的重游，不料竟会在不久之后回到了诺维兹。她的第一部著作《彩虹》（Der Regenbogen）已经出版。但是现如今，成为一个已出过书的诗人只不过是一桩轶事。她发现自己住在可能是最差的地方——中欧——并处于也许是最糟糕的时期。就在此时，她遇到了保尔·安切尔（Paul Antschel），此时他还不叫保罗·策兰。Ausländer出人意料地逃过了战争的劫难，她先是在犹太人聚居区，然后在罗马尼亚人、非犹太人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东躲西藏。 直到在杜塞尔多夫去世，Ausl？覿nder主要用德语写作，但是，在1949—1956年的战后期间——当时她在纽约定居并恢复了自己的美国国籍——她也用英语写了大约30首诗歌。这些诗歌都被收入题为《禁树》（The Forbidden Tree）的平装本文集中。但是对于精通德语的人来说，Ausländer的诗歌措辞清楚，语法简单；我想及时补充的是，从表面上看，她貌似朴实无华的比喻常常把读者们置于一种沉思的心境中；她拥有罕见的天赋，能通过适度复杂的语言，让人感受到确实复杂的氛围。她在战后创作的诗歌，已经失去了策兰的影响而不再具有传统的外壳，常常带着一种神秘的抽象或者诗人对不可知论的渴望。当她反思爱情时，这一点特别真实，爱情是她创作战时经历诗歌时盘踞于脑海的主题。 历史和诗歌的统一 当我在咖啡馆休息时，当我坐在Gartenhaus附近公园的长凳上时，Ausländer的书一直陪伴在我的左右，但是即使我没有把她充满柔情的、让人困惑的诗歌装在我的口袋里，诗歌也不会忽略我。因为我想到了歌德和席勒（更不必说弗朗兹·李斯特），他们是无处不在的，这种感觉有时让人将信将疑。只要我们回想起歌德的关于“成双成对”的爱情诗《银杏礼赞》（Ginkgo biloba）时，即使没有他的马克杯、T恤衫、盐和辣椒的混合器，甚至是银杏树纪念品那又何妨？顺便说一下，矗立在音乐学校后面的那棵巨大的银杏树是创作于1815年的一首激励人心的诗歌的见证物。在魏玛，有一座银杏博物馆，它位于市场广场和Windischen大街的一角。然而，比这些纪念品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些诗歌中的某些段落被刻画在了各式各样的墙壁上。这一定是某个开明又幽默的市政官员的主意。例如，朱尔·勒纳尔（Jules Renard）的一句讽刺的妙语，被高高地涂写在一栋楼房上。而每当我离开Frauenplan广场上的旅馆时——这个广场上屹立着歌德博物馆，它的旁边有间小房子，是诗人忠实的秘书爱克尔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的居所，我会经过帕斯（Octavio Paz）所写的三行诗：“反对沉默/和喧嚣/我写下片言只语。”同样令人感动的是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墓碑，它位于圣保罗和圣彼得教堂。碑文中没有姓名和日期，只写着阳光热爱生命（Licht Liebe Leben），后面是希腊字母A和Ω。 诗词简洁却隽永 Ausländer的诗歌，帕斯的三行诗，赫尔德的墓志铭——这些都是简洁而永恒的。艾奇的诗歌同样如此，它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英语诗人迈克尔·霍夫曼（Michael Hofmann）翻译，题目为《心痛的日子》（Angina Days）。艾奇特别满意地接受了这一图文并茂的译本，在他的祖国，人们认为他是现代的大艺术家，但他本人在国外的名气并不大。在德国，他以创作 《战俘》而著称，代表作诸如《16号营房》，特别是《概述》，艾奇不是一位多产的诗人，然而他也有自己的另一面，正如这本文集所呈现的。像策兰一样，经过纳粹浮夸矫饰的破坏后，艾奇通过极为简要的、轻描淡写的诙谐和时常表面协调、实际混乱的景象，寻找着复兴德语和诗歌的可能性。就此而论，可以去阅读一下他的作品；阅读他作品的另一原因就是对于歌德有时过于平稳的、流动的韵律和押韵的手法，他至少曾经隐晦地反叛过。的确，正如《银杏礼赞》和《浮士德》里的一句名言所表达出来的，在歌德的“双重灵魂”里有一股激情在涌动，但是他的诗看起来十分悠闲自在，至少与那些战后诗人们如策兰和艾奇所体验到的语言的混乱相比是如此的。在艾奇的诗学中，一切似乎都是静止的；一个人在他的诗中感受着流散、迁徙和毁灭。 艾奇的诗冠以《和》（And）的题目并这样写道：“经历诉说着/什么属于什么，/什么属于和，/只属于和，/没有什么道理。”能够找到一点儿逻辑上的连贯性么？他一次又一次地面对着废墟、野草（如刺草）、古怪的物体（锡罐构成了主题），有时是他自己的虚弱的身体（他用辛辣的自我解构来看待自己的体弱）。这些措辞巧妙的细节不仅具有历史的或社会学的意义，而且特别具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他在《小修》（Minor Repair）中写道，“整个存在可能被重新排序”，这部作品同时记录了在他的诗歌手法中，事先存在的无序状态肯定扮演着主要角色。他成熟的作品在战争碎石中相当立体地呈现出来，但是它也更普遍地谈到了人类的状况。 （感谢作者将中文版授予本报独家刊发，本文英文版发表于The Antioch Review，2010年冬季号。丁俊娜/译）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