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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格，安徽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曾任出版社编辑，现任高校教师。从事法语文学翻译十余年，2011年凭借译作《青春咖啡馆》获得傅雷翻译奖。 人是探索者，也许从某个年龄段开始，他就会停止朝前看，就会转过身去。 ——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一部法国小说》 我小时候喜欢读书，是远近闻名的“书孬子”。在我们老家，这是一个贬义词，指的是读书读傻了的呆子。父亲是医生，可他在外地工作，一个月只能回一趟家，家里田里地里的脏活重活都落到了母亲一个人身上。她一边干农活一边还得拉扯6个孩子，所以她并不喜欢我一门心思只顾读书，更希望我为她分担家里干不完的活，她常挂在嘴边的话，现在我依然记忆犹新：“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她可能更愿意看到家里南瓜、红薯堆积如山的景象吧！我的姨父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他也很担心我读书读成了“孬子”，批评过我，也为我的前途担心：这孩子，瘦得跟麻杆似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将来怎么办？ “书孬子”还算争气，1983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再次变得远近闻名，一个常常被人笑话的书虫突然之间变成大家学习的榜样。那个年代国家包分配，跨进大学校门等于进了保险箱，学习不必像以前那么刻苦了。大学4年我过得有些漫不经心，喜欢看《萌芽》《文汇月报》等文学期刊，喜欢《新民晚报》上的“夜光杯”和“文学角”，喜欢听复旦大学诗社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青春不朽诗歌朗诵会”，甘伟的《黄梅雨季》、刘原的《冬阳》、杜立德的《没有桥的河和没有河的桥》等诗作和施天音等人的朗诵，给我的心灵带来多大的震撼啊！大四的时候，平时只能在台下仰望的林秀清老师给我们上阅读课了，她把法国作家丹尼尔·布朗热的短篇小说集复印出来，分发给大家，要我们翻译成中文，说可以出版，还可以有稿费拿。那时候，名字被印成铅字还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大家干劲很足，我做得比较认真，译文得到林老师的肯定。林老师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7年赴法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能得到她的肯定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1987年7月，经林老师推荐，我进入漓江出版社工作，接手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的编辑工作，同时还与其他同事一起携手编辑以培养年轻译者为己任的《青年外国文学》杂志。同一时期，我把大学念书时外教推荐的《梦多和其他故事》中的《梦多》翻译成中文在杂志上发表，从此与文学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出版社环境还算宽松(譬方说上班不用打卡，要是我们熬夜了早晨起不来，我们的老总刘硕良就在楼下一个个地“叫早”)。那时编辑还属于让人羡慕的职业，出版社领导对懂外语的编辑从事翻译还是持鼓励态度的，所以才涌现了韩沪麟、罗国林、周克希、胡小跃、管筱明等一批编辑翻译家，我翻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少年心事》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版的。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出版人还都有些文化理想，年终奖金可以少拿，但碰到好书一定要出。正是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我编辑了近百种法国当代作家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由许钧、余中先、袁筱一等现在依然活跃的国内一流翻译家翻译的。对我来说，这是编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的译作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包括对法国当代文学的深入了解，对原文理解力的提高，对译文文字的把握，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做编辑的同时，我也翻译了《都德短篇小说精华》《法朗士短篇小说精华》《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等，做编辑没有整块时间，所以也只能翻译这种上手比较快并且很快就能脱手的短篇小说。就像很多作家一开始只写短篇小说一样，对于有意从事文学翻译的年轻译者，我建议他们不妨先从短篇小说开始尝试。 我年轻时的理想就是当个老师，不管是中学老师还是大学老师都行，但是2005年我离开出版界进入高校之初还是迷茫、落寞过好一阵子。当年我被出版社派到北京分公司工作，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是与法国使馆文化处一起成功接待了法国作家、《灰色的灵魂》作者菲利普·克洛岱尔，另外就是到北京后编辑的第一本书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卖了20多万册，被同事们誉为“开山之炮”。事业在蒸蒸日上的阶段，我却选择了“急流勇退”，同事们很不解。现任《出版人》主编、当时还在《新闻出版报》工作的冯威兄在我临走的时候还专程跑去送了我一程，他只说了一句话：“有点可惜啦。”出版社的欢送晚会上，我朗诵了《再别康桥》，想潇潇洒洒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有位同事的一曲《驼铃》却唱得我潸然泪下：干了18年出版，还真有些依依不舍。 不过，上苍还是很眷顾我这个“书孬子”，为我关上一扇门的同时还真的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到高校后，碰到了开明识才的领导，教学任务不是特别繁重，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那么多闲暇，你可以拿来混日子，当然也可以好好加以利用，让自己有所收获，让时间结出果实。我终于有空有闲心写稿了，进学校后在《出版人》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评介当年龚古尔奖获奖作品《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的文章为我引来了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的翻译稿约，这部作品的翻译又为我带来了法国文化部的“奖译金”。套用一句有些老掉牙的话，我属于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到巴黎充电一个月，重新激发了蕴藏在我身上的巨大的文学翻译热情。回国后，我开始卧薪尝胆，在连续6年时间里从不出差，在几乎是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中，默默地耕耘着一份寂寞的事业，收获的却是一部部分量不轻的译作：《猎物》(内米洛夫斯基著、作家出版社)、《英格丽·卡文》(2000年法国龚古尔奖获奖作品，译林出版社)、《飙车》(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勒克莱齐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青春咖啡馆》(莫迪亚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部法国小说》(2009年雷诺多文学奖获奖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穿短裤的情人》(法国五大文学奖入围作品，新星出版社)、《枕边的男人》(中信出版社)等，加起来有120多万字。我不得不承认，这6年是我稳健成长、进步最快的6年，这6年时间踏踏实实的“苦修”修出了“正果”。 《青春咖啡馆》获傅雷翻译奖之后，我接受过不少媒体记者的采访，他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翻译那么辛苦、稿酬又那么低，如何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像个苦行僧一样，心无旁骛地把翻译事业坚持下来。做过文学翻译的人都知道翻译工作的辛苦。我本人在翻译《英格丽·卡文》和《穿短裤的情人》这两部难度很大的作品时，为了赶进度，也为了尽快得到解脱，常常工作到深夜3点钟，而为了缓解疲劳，即使在禽流感肆虐的时候也斗胆坚持熬鸡汤喝，结果吃出了高血尿酸，痛风发作时几天几夜都睡不着。翻译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拿去问外教或者法国朋友，他们也弄不懂的时候，会反过来问我：“你就没有别的事情做吗？为什么要做这么难做的事情？”所以，我也曾不止一次打过退堂鼓，也曾经暗暗发誓：做到xx岁就不做了！可是，当我听说老翻译家、《红与黑》的译者郝运因长期伏案工作脊骨已经弯曲如弓仍然笔耕不辍时，听说罗国林先生颈椎腰椎都要做手术仍然坚持翻译完《波伏瓦回忆录》第一部，吟唱完属于他的“天鹅之歌”时，我为自己有“临阵脱逃”的想法感到惭愧。在法国文学翻译界，还有马振骋、李玉民、吴岳添、施康强、郭宏安等老先生退休之后还在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年逾古稀的徐和瑾先生还在“追忆似水年华”，周克希先生还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他们本该颐养天年却仍然不辞劳苦地耕耘，他们真的不是为了那点少得可怜的稿酬，而是把翻译当成毕生的事业来追求。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热情——因为热情很容易被耗尽，我看到的是他们在坚守着的文化翻译理想——虽然这是一个奢谈理想的时代。 很多人都羡慕从事法国文学翻译的译者，因为他们在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实践自己理想的同时，还是法国积极的文化传播政策的受益者，译者还有机会被邀请去法国一边感受一边从事翻译。我在翻译《圣日耳曼大街上的小艳遇》时曾在这条街上徜徉多时；在翻译《曾经深深爱过》时也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沿着塞纳河一路往上走；在翻译《在我母亲家的三天》时享受到了如今已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作者宴请的法国大餐；在翻译《一部法国小说》时去了巴黎西郊的讷伊，那是贝格伯德童年时生活过的地方，也是《青春咖啡馆》里的露姬婚后逃走的地方……实际上，法国政府对法国国内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出版社和译者也有着非常积极的鼓励和扶持政策，比如法国文化部下属的国家图书中心(CNL)可以为出版社分担50%至60%的翻译成本，而译者则可以根据一部作品的难易度和篇幅长短申请获得1100至6600欧元的翻译经费。另外还有法国文化部或者民间组织资助建立的翻译协会，如果你有一个翻译项目要实施，他们可以提供完全免费的安静、舒适、方便的住所和生活补助。法国从1981年开始实施这些鼓励政策之后，法国文学翻译作品的数量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猛增了50%，文学翻译图书品种占图书总量的18%(而美国只占3%)，占了22%的市场份额，完全靠翻译稿酬为生的注册职业翻译家达750人。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国家也出台类似的政策，在促进文学翻译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广大有理想有热情的译者也能享受到一定的社会待遇，因为就像傅雷翻译奖评委会主席董强教授说的，“一个译者的工作，非常不容易，译者做的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他不是明星式的人物，但是在中外交流过程中，译者起到最关键的作用”。 译 文 我更愿意在一个春天的夜晚信步走到香榭丽舍大街上。如今，真正意义上的香榭丽舍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到了晚上，它们还能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也许，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依然能听见你唤我名字的声音……你卖掉毛皮大衣和镶嵌有光面宝石的纯绿宝石的那一天，贝洛-贝多万给我的那笔钱还剩下两千来法郎。我们有钱。未来属于我们。那天晚上，你善解人意地来到星形广场街区找我。那是在夏天，跟我们与“骷髅头”一起在河堤路那里见面、我看见你们俩迎面朝我走来的那个夏天一样。我们去了弗朗索瓦一世街和马伯夫街街角的那家咖啡馆。他们把桌子都摆到了人行道上。天色尚早。街上已经没有汽车了，能听见人们悄悄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接近十点钟的时候，我们走到了香榭丽舍大街上，我寻思着，黑夜是不是永远也不会降临，这是不是一个白夜，不像在俄罗斯和那些北方国家出现的那种白夜。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有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利沃里街上的拱廊下面还映照着夕阳的余晖。这是在夏初，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去哪里呢？我们还不知道。也许是去西班牙的马略卡岛或者墨西哥，也许去伦敦或者罗马。去哪里已经不重要了，这些地方已经混在一起了。我们旅行的唯一目的就是进入夏日的中心，时间在那里停止，时钟的指针永远指着同一时刻：正午十二时。 到王宫的时候，夜幕降临了。我们在卢克-尤尼维尔咖啡馆的露台上歇了一会儿，然后继续上路。一条狗跟着我们从利沃里街走到圣保罗。然后，它走进了那座教堂。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露姬告诉我，她可以走一整夜。我们穿过兵工厂之前的一个中立地区，那几条街渺无人踪，从那里经过的人不禁要问，这些街区是否有人居住。我们发现，在一幢房子的二楼有两扇大窗户亮着灯。我们坐在对面的一张长椅上，情不自禁地望着那两扇窗。那盏电灯的灯罩是红色的，在房间的最里头，暗淡的灯光就是从那里映照下来的。我们还可以看见，左边的墙壁上有一面镶了镀金镜框的镜子。另外几面墙上则什么也没有。我守候着一个可能会在窗户后面出现的身影，可守了半天也不见有人在这个不知道到底是客厅还是卧室的房间出现，恐怕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应该去按门铃，”露姬说道，“我保准有人在等着我们。” 在两条街的交汇处有一个类似于土台的地方，那张长椅则位于那块土台的正中间。几年之后，我坐在一辆出租车上，沿着兵工厂去往河堤路。我让司机把车停下。我想找到那张长椅和那幢房子。我希望二楼的那两扇窗户过了那么长时间之后依然亮着灯。可是，我差点就在几条通往塞莱斯廷会修士住的那些粗陋房屋外墙的小街上迷失方向。那天晚上，我对她说没有必要去按门铃，因为里面可能不会有人。再说了，我们坐在那里，坐在长椅上也挺好的。我甚至听见某个地方有泉水的潺潺声。 “你确定吗？”露姬问道，“可我，我什么也没听见……” 对面的那套房间住的是我们俩。我们忘记关灯了。我们一时把钥匙弄丢了。刚才跟着我们的那条狗一定在等着我们。它在我们的卧室里睡着了，它会在那里等着我们归来，直到时间的尽头…… ——金龙格译帕特里克·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选段 原载：《文艺报》2012年01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