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能先生其实是我的叔辈老师，但我竟敢把他亦视为兄长。原因很简单，我上大学不久，他在40岁上重进校门开始读研究生。他毕业时我上了研究生，我的师兄里居然也有他那么大年龄的，大家同吃同住，谈笑打闹惯了。因此我总觉得我是幸运的，能跟一些比我年长二十来岁、德能超凡的兄长做同学。
    他们那批大龄研究生是文革后最早读研的一批身怀绝技的才子，是精英。在学校时我们仰视他们，同时又为他们耽误了多少年的好时光感到可惜，看着那些老学生离开妻儿形单影只地当学生，很为他们感到点辛酸。但正是他们这批大龄研究生的出现，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研究生。知道了自己毕业后努力的方向。所以对他们那批人我从最初的神秘、仰视渐渐发展到亲近并视为师兄。当然严格地说这很是乱了辈分。
    在一次全国外国文学年会上认识杨武能时，他已经贵为四川外语学院教授和副院长，早就是赫赫有名的德国文学专家了。以他的知天命年龄，却称我这个比他小22岁的后生小子为“学友”，真个是黑色幽默。
    杨武能当年毅然决然不要讲师头衔，顾不上即将分娩的妻子和正在念小学的女儿，负笈北上，进社科院投奔冯至先生念德国文学。
    我不知道人到不惑之年重作学生是什么滋味。我只知道我做不到。他们那一代人却可以。六个人挤住一间学生宿舍，像我们这些小孩们一样上课下课，考试，挤图书馆，挤食堂。不同的是，他要出论文，课余时间不停地翻译，以“人到中年”的紧迫感快出成果。三年后，他得了硕士学位，发表了大量论文，还出了五本译著。这样的硕士质量要高过博士。那三年是拼命的三年。研究生毕业时，他已跻身于学者和翻译家之列了。所以，我辈和杨教授们之间表面上看虽然只有二三年的毕业时间差，似乎是师兄弟的区别，实际上我们与他们之间是天壤之别。他们那一辈大龄研究生之读研，是利用三年时间真正规划自己的事业并发力出成果，我们则是真正的“读书”和“求学”，打底子。
    但毕竟是“师兄弟”的感觉，所以每当杨教授出了书赐我一本，我的书评都写得很不客气。比如对他的《歌德抒情诗咀华》和《走进歌德》等著作就是这样。那时他已经两度获洪堡奖学金游学德国，成为知名的歌德研究专家和日耳曼文学学者。这个学术终身成就奖，我国的人文学科专家中只有杨武能一人得到过。出于职业书评的习惯，我对他这样的名人著作有着极高的期待，但读后我认为他的著作仍然停留在介绍与欣赏上，而没有大学者的气派，像杨先生这样中外知名的中年专家，理应在更高的层次上满足读者的期待。见到他时，我当面也提出这样的看法。言谈之间，我甚至流露出这样的意思：杨先生不该做这类普及工作而应该从事现当代西方文论和流派的研究。那样才拔份儿。我真的希望他这样的大学者像新近的中青年学人一样挥舞起诸如“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最新武器对歌德进行全新的解读(或“解构”)，似乎只有那样才能展示他的大将风度，才能名符其实。但对杨先生的热望终归是落了空的：他仍在孜孜不倦地翻译歌德，仍在很执著地写着很老派的赏析文字——不厌其烦地交代着歌德及其时代的种种细节，甚至有“烦琐考证”之嫌。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国社科院研究生，杨先生与他的学友和学弟们相比显然是落伍的，在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新浪潮冲击下依然在做着歌德研究的基础工作，甚至是普及工作，这样落寞的姿态在恨不得一天汹涌起一个主义浪潮的学术界显得很是另类。退而结网，因此更是令人不可思议。
    杨先生对我这后生的直言并不见怪。他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他几度赴德，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和作品，他并非不可以钻进象牙塔去，并非不想树立大学者的形象，但是，他更面对现实，面对现实中国的国情。杨先生告诉我，英美的三流作家作品都轰轰烈烈地译介了过来，而德国的一流作家作品中国人还知之甚少。这是一个最无情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摆出一副大学者的架式高谈阔论，中国人有多少能感兴趣?所以，还是从介绍做起的好。他注定要做的是铺路的工作，这是历史交给他的任务。要铺路，就难免被人看得普通，看得不那么显赫。面对历史，面对现实，他说他不后悔。在中国做德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比起英俄等语种的工作自然有“先天不足”之处。
    通过这二十多年的艰辛劳作，杨先生的努力结出了累累硕果，至今他已出版了《少年维特的烦恼》等译著八种，《海涅抒情诗选》等编著七种和论著两种，到世纪之交时，他又主编了14卷本《歌德文集》，绛红的封面，烫金的书名映衬着歌德高贵的头像剪影，如此雅致，如此凝重，是献给歌德250周年诞辰的一份厚礼。前几年他又出版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个人译文集，作为翻译家，那十几本的德语文学译著赫然排列，真正有一种等身的感觉。这就是脚踏实地的杨武能。
    这些著作大多是他40岁到52岁这12年精力最旺盛的时段里出版的，足见他是在与时间赛跑。
    我由此想到了杨先生的身世，据他自己说是家境清贫且“出身不好”(所谓不好即是家境富有的意思，但这种出身在文革前是被看作不好并受到歧视的)。少年时“没过过多少舒心日子”。十年浩劫，他眼巴巴看着大好的时光磋砣，“夜里躺在床上常常禁不住哽咽失声，于不知不觉间泪流满面……”这些都决定了他日后脚踏实地，心里时时刻刻揣着现实，时时贴近大地。由此，我这个没有受过出身牵连、一路顺风的学子感到了自己的浅薄，很为那些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书评后悔。
    杨先生说他下一步要做的是改写歌德的名著《浮士德博士》。这是一个新的尝试，他说要让中国人透彻地了解诗圣歌德的这部巨著，仅靠一译再译和写导读文章是不够的。他要改写原著，加写进必要的历史背景，让读者在“读故事”中自然而然地理解歌德。以前我们为什么常常误谈别人的作品?就是因为对作品出世的历史背景不了解。甚至一句话，一个用典，都会因此以讹传讹。这次，杨先生是打算融翻译、写作和研究于一体，创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别人可能会认为他这个大教授做这等工作得不偿失，可他却乐此不疲，走自己的路，任别人说去。
    我以为杨先生身上更多的是平民知识分子气而非贵族气，是这种传统的中国文人气质与德意志式的务实精神影响造就了现在的他。而现实的中国又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的为人与治学态度。他反复对我强调他是中国的德语教授，他研究德国文学是为了中国人。眼下国民素质不尽人意，作为知识分子，不是自顾“超前”的逃避和居高临下的指责或叹息，而是尽自己的力去干点实事，无论这事多么基础。
    杨武能的实在还表现在他对待“教授读博”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遍问题上。很多和他一样的实力派教授兼博导本来都只有硕士学位，但在上世纪90年代博士遍地开花的形势下出自各种原因多数人都去读博士学位。对此，杨先生说他坚决不要那个虚名。他来信说： “有人确实是为扩展自己的专业领域，弥补自己的知识缺陷，活到老学到老，能放下教授和博导架子再去攻博，这样的学人值得我辈钦佩和学习。但有些人纯粹是为戴帽子而戴帽子，为拿头衔而拿头衔，就只能讲是多此一举，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觉得十分可笑。”他注重的是“数十年如一日地教书、吭哧吭哧做翻译”，他的水平早就够博士了，为什么还要那个名呢?他还开玩笑说，博导这个词在德语里是Doktorvater，即“博士之父”，他已经是“父”了，不需要别人给他加个博士桂冠。
    基于这一点，杨先生说他现在只想把歌德给中国人讲清楚，这已是件不容易的事。他译了歌德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但令他烦恼的是国人对本书的认识仍停留在“五四”时期的水平上，即这书宣扬的是“反封建精神”。杨教授称那只是一种中国式的接受而已。其实歌德写这书并没多少反封建的立意。维特之自戕，照歌德的意图，实在是解脱自己的苦恋，回归自然的举动。但这个黄衣青裤的德国少年一经被歌德放出来，却被人们立即“误读”为反封建的化身，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更是如此。谁还管歌德老夫子的原意是甚?最终的解释权并不归歌德而是归后来的读者。这倒应了后解构主义的名言：“读者的生是靠作者的死来实现的。”中国的“维特热”说明中国人早就以实际行动在“解构”文学，比西方人早了40年。
    向国人讲清楚歌德的第二步是开展“歌德与中国”的专题研究，杨先生称国内做比较文学者，多做“平行研究”而绝少做“影响研究”，而后者的难度显然要大得多。中国文化先影响了歌德，而后歌德又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化，如此歌德拿中国的料入了他的酒又给中国人喝，中国人却以为那是纯德国的。这个现象很有普通性。这其实是一个东方——西方——东方的回归与交融问题，杨先生打算做做这个基础课题。
    然后他说他要辞去院长的官位，去成都，到四川大学专门当教授，为的是集中力量做学问。果然他这样做了，放弃了院长的名利，居家迁到锦江畔的四川大学，成了川大的镇校之宝。前年我去成都出差去川大校园看他，杨宅在一片普通的住宅区里，且是在六层顶楼，应该说楼层高了些，但他要这个顶楼为的是顶上的空地全归他，可以在屋顶上修巨大的花房和书房客房。在跃层房出现之前许多年杨先生自己先自享受到了TOWN HOUSE的感觉，站在花房里，玉树临风一般，尽揽锦江两岸风光。
    同杨教授断断续续的接触，我的疑惑在我步入中年后似乎消弭了许多。我不再从一个新潮理论崇尚者的角度去审视杨武能先生的姿态，而是从现实的甚至是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杨武能之歌德研究的努力及其与时代的关系。这样看来，杨先生注定是要作中国歌德研究的基石而不是这座屋宇辉煌的尖顶!这样的命运是无情的，但是历史使然，没有人能摆脱历史的命运。文化的断代和时代的匆匆注定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要献身启蒙和普及。前些年我用新潮青年的眼光看待老派的杨武能时，我根本没有扪心自问我对歌德有什么了解，历史让我们对歌德有多少了解?“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几茬人由于文化的断代注定是可怜的永远需要补课的人，他们要的是“十全大补”而不仅仅是微量进补。可悲的是这些人已经在各个“岗位”上渐成中坚，他们不可能靠着匆匆的进补而真正补足底气，因而注定是要勉为其难地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而“文革”后成长起来的这几茬人的文化底蕴同样不容乐观。在一个用“英语、电脑和开汽车”程度如何来衡量一个年轻人是否是时代弄潮儿的今天，文化早已成了酒足饭饱后的一道甜点或一只点唱的小曲儿。
    在杨武能14卷本《歌德文集》出版之际，我写了《歌德离我们有多远》一文，我写道：
    250年前诞生的歌德的确是生逢其时，作为人类文化史上几乎是最后一个具有文艺复兴气质和知识结构的文化巨擘，歌德在诗歌、戏剧、小说和文论诸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令后人高山仰止，其一百四十多卷的全集筑起的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杨武能其人墩墩实实，鼻阔口方，浓眉厚耳，这面相是有福之人。他还在踏实地努力着，像一棵大树，咬定翻译这座文学的青山，实在地扎根于此。他告诉我：“文学翻译是值得人贡献一生、同时也会获得丰厚回报的神圣事业。”果然，这些他做到了，也得到了。他获得了由德国总统颁发的德国国家功勋奖章，几度获得洪堡奖金，这些都是德国授予外国学者的最高荣誉。但他说他更看重的是来自国内的读者和出版界的认可。继两家出版社出版了以他个人命名的德语文学译文集后，又将有一家出版社在他从事文学翻译五十周年之际推出二十卷的《杨武能文集》，这可能是翻译家中继杨绛之后第二位出个人文集的人，可喜可贺。还有可贺的是他被其母校南京大学列为该校的杰出校友，他感慨道：“我视其为自己一生辛劳所获得的最高嘉奖和万金难求的荣耀，因此也考虑将来要给母校一个像样的回报。”这个老学兄真是实在。
    （摘自《文学第一线：45位译界耆宿和文学名家的访谈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定价：32.00元）
    原载：《书摘》（2011年08月01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