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与瓦尔登湖都是通过文学作品而名扬天下的地名，也常常被人相提并论。从表面上看，桃花源与瓦尔登湖在地理位置上距离遥远：前者据说在中国湖南，后者却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两者刚好相隔半个地球。它们得名的时间则相去千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约作于南朝宋永初三年（422），而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却成书于1850年前后，前后相隔1400多年。更重要的区别是，瓦尔登湖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它的准确位置是西经71度20分，北纬42度38分，也就是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小城康科德，那儿距离哈佛大学的所在地坎布里奇镇仅有20多公里。而桃花源却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出来的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境。《桃花源记》中虽然言之凿凿：“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仿佛确有其实，其实只是文学家故弄狡狯而已。武陵是晋代的郡名，辖区相当于今湖南省常德市。现在的常德境内真有一个桃源县，但这是在宋初乾德元年（963）才从武陵县内析出的，其地名便来源于《桃花源记》，这是后人化虚为实的结果。至于陈寅恪先生考证出“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云云（详见《桃花源记旁证》），那是误将文学作品当成真实史料了。所以一般说来，桃花源并不是人间的真实地名，而是陶渊明的一个理想境界，它只存在于《桃花源记》这篇文学作品之中。 
    这样说来，桃花源与瓦尔登湖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名，为何人们经常在两者之间产生联想呢？或者说，《桃花源记》与《瓦尔登湖》这两篇作品，究竟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陶渊明生活在农耕时代的中国，梭罗却生活在工业化时代的美国，两人一古一今，一东一西，他们的生活态度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陶渊明厌弃污浊的红尘，在37岁时弃官归隐，回到家乡浔阳的农村，躬耕陇亩，度过余生。梭罗则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做过许多工作：教书、写作、帮助父亲制造铅笔，然后在29岁那年跑到瓦尔登湖边上，自己动手盖了一座小屋，并在那儿隐居了两年多。陶渊明亲身参加农业劳动，他认为人们应该自食其力，为了衣食而参加劳动是人生的正道。他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辰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梭罗则在《瓦尔登湖》的开篇就宣称：“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据徐迟译文，下同）陶渊明的草庐处于树木环抱之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梭罗的居处更是草莱未辟的森林：“我的房子是在一个小山的山腰，恰恰在一个较大的森林的边缘，在一个苍松和山核桃的小林子的中央，……在我前面的院子里，生长着草莓、黑莓，还有长生草、狗尾草、黄花紫苑、矮橡树和野樱桃树、越橘和落花生。”“很快就有一只美洲鹟在我屋中做窠，一只知更鸟在我屋侧的一棵松树上巢居着。”更有趣的是，陶渊明描写务农的名句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瓦尔登湖》中竟然也有一章题作《种豆》，梭罗也对他种的豆子充满爱怜：“我珍爱它们，我为它们松土锄草，从早到晚照管它们。”梭罗对遥远的中华文明并非一无所知，《瓦尔登湖》中便曾数次征引《论语》和《孟子》，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梭罗知道世上曾有陶渊明这个中国诗人的存在。可是梭罗的生活态度竟与陶渊明如此相似，这真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生动例证。
    陶渊明与梭罗的隐居生活，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选择。陶渊明本来是心怀壮志的，年轻时曾盼望着做一番事业。他歌颂不怕牺牲反抗暴秦的义士荆轲，他赞美以微弱之躯衔着树枝去填平沧海的精卫鸟，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朱熹指出：“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但是陶渊明身逢乱世，作为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士人，他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只好放弃兼济天下的雄心，转而追求独善其身。当他看透官场黑暗后，便义无返顾地辞官归隐。隐居生活毕竟是清贫，乃至艰苦的。陶渊明耕种所得不足维持全家温饱，有时竟不免向人乞食。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坚决拒绝地方官府乃至朝廷的征召，这是高风亮节，这是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争！陶渊明41岁辞官归隐，63岁去世。这长达20多年的隐居生涯，就是一部精神抗争的历史，是高洁品节战胜富贵诱惑的胜利记录。梭罗呢？他怀有强烈的正义感，坚决支持反对蓄奴制度的运动。当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约翰·布朗被处绞刑时，梭罗不但公开发表为布朗辩护的演说，还跑到市会堂去敲钟号召群众追悼布朗。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度过的两年又两个月的隐居生活，固然含有修身养性的意图，但也是对喧嚣城市生活的拒绝，对庸俗社会的疏离，以及对物质文明的挑战。朱熹评陶渊明的名言“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对梭罗也同样适用。
    梭罗隐居生活的全部内容，都见于《瓦尔登湖》这本书，这是他隐居生活的实录，连他盖那座小屋一共花了多少钱都记得一清二楚。当然，瓦尔登湖的山光水色和草木虫鱼也写得详细真切，栩栩如生。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则散见于他的诗歌、散文，《桃花源记》仅是其中的一篇，当然，它是一篇代表作。《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世外仙境，那里环境优美，民风纯朴，既没有压迫和剥削，也没有争夺和欺诈，人们安居乐业，无忧无虑。“世外桃源”既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也表达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那个“欣然规往”的高士刘子骥，其实正是陶渊明自身的影子。《桃花源诗》的最后两句“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就是诗人理想的直接宣示。所以，桃花源与瓦尔登湖具有共同的本质，那便是远离人寰，隔绝红尘，它们不属于社会而属于自然，它们是厌倦了喧嚣和纷争的人们的精神避难所。
    瓦尔登湖是真实的地点，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人们要去寻访并非难事。桃花源却是无法到达的虚幻世界，唐人王维就已叹息“不辨仙源何处寻”，何况今人！既然前者实而后者虚，前者可以亲临而后者只能想象，那么我们能否说瓦尔登湖要比桃花源更有实际意义呢？从表面上看，似应如此，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梭罗是在空间距离的意义上追求远离红尘，他独自跑到瓦尔登湖边去隐居，便是看中了那里寂寥无人，《瓦尔登湖》中的一章就题为《寂寞》。陶渊明却是在心理距离的意义上做同样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心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在陶渊明看来，要想远离喧嚣的红尘世俗，不必躲进深山老林，只要保持清静、安宁的心态就可以了。或者说，只要在心灵深处虚构一个世外桃源就行了。所以两人追求的目标虽然相同，但梭罗的行为是我们无法仿效的。地球已变得如此拥挤，我们能到哪里去寻找一个瓦尔登湖呢？即使是那个真实的瓦尔登湖，也早已成为名闻遐迩的“州保留地”，一年四季游人不绝，梭罗小木屋的复制品之前也常有人群在参观、照相，哪里还有隐居之地的丝毫气息！陶渊明的行为却具有永久的典范意义，因为只要你抵拒外在的诱惑，“心远”是随时随地都能付诸实施的。哪怕你身居熙熙攘攘的现代都市，哪怕你把家安在水泥森林中的一间公寓，你同样可以实现心境的宁静，同样可以生活在理想的世外桃源，因为它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