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即将过去的2006年，文坛发生了著名的“韩白之争”。韩寒的粉丝——绝大多数属于所谓“80后”一代在网上对白烨进行集体谩骂的现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体现出这代人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的严重缺乏，同时也折射出网络伦理与青少年亚文化这个新的时代课题。令人遗憾的是，好像至今也没有人对此现象进行过认真深入的分析——特别是结合网络交往的特点与“80后”一代的心理特征以及他们生长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大环境进行社会学的分析。 1 相比于面对面的交流和借助传统媒介的交流，网络交流由于其借助因特网这个特殊媒介而相应地具有了自己鲜明的特点，也把网络伦理问题空前严重地凸现出来。 首先，网络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在网上交流的人常常相互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与身份，交往双方或多方不知道对方是谁。BBS以及QQ等都能体现这个特色。这样的交流与面对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与那些署名的纸媒体交流也差异甚大。由这种匿名性导致了网络交流的第二个特点，即监督机制的弱化甚至悬置，也就是说，匿名性使得网络交流者缺少其他交流常常无法回避的社会监督、文化禁忌、自我心理防御以及责任意识，因而也没有必要带上人格面具。在这个意义上，网络交流是最真实的，最没有作假的必要。常识性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交流的双方或多方彼此知道对方的身份，说话就比较谨慎。同样，如果在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作者必然会顾忌很多，既可能变得更加负责，但也可能变得虚伪，假话空话官话连篇。也就是说，网络交流的匿名性是一把双刃剑。从消极方面说，大家说话可以不负责，相互欺骗，甚至脏话连篇，把自我中最原始的一面宣泄出来；而从积极方面说，交流者没有出于种种文化禁忌而隐藏伪装自己的必要。如果没有匿名性，那么你与别人说的话、你发表的见解都必然谨慎得多。 此外，我们说网络世界是虚拟的或虚幻的，也有另外一层意思：人在交往中必然面对种种禁忌，作为社会事实，这些禁忌虽然常常迫使我们掩盖起真实的自我，制造出不真实的“我”来；但是作为客观的社会力量、社会规范，它们无疑也是真实的力量。可以说这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真实。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人们常常必须通过伪装的方式才能表现“本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把那个充分社会化、理性化的“我”隐藏起来，才能表现被这个社会化的“我”压抑的“我”。网络就是这样一个隐藏一个“我”呈现另外一个“我”的场所。 最后，匿名性还使得现实中存在的交流者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被暂时搁置起来。大家知道，在现实中进行的面对面交流行为中，存在许多扭曲交流的真实性与平等性的因素，其中重要的就是交往者之间在现实中必然存在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包括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资本的不同等等。这些现实因素都必然在交往的时候进入交往过程，成为交往的重要社会语境，乃至扭曲交往的民主性，使得交往不可能完全是平等的、理性的、以理服人的。网上的交往则不同。大部分在网络上聊天的人都是用的化名，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是谁，所以，交流者的身份与权力在匿名交流中起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这在使得交流变得更加民主与平等的同时，也为那些在现实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对权威进行虚拟的颠覆提供了方便。这就是为什么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网民，其网络言论往往具有很大的反抗性、另类性或颠覆性的原因。在现实中，人们常常有太多的时候不能讲真话，更不能随便说“不”：与父母、老师、上司或老板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如此。我们平时的反抗的欲望经常是被压抑着的。 所有这些特点所导致的结果几乎都是双面的：一方面，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平等的交往平台和交往手段，使得信息的控制更加困难、正义的声音更加容易得到传播。当今世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上许多重大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就是通过网络得到传播并最终在现实中得到纠正的；另一方面，网络交往中责任意识的淡化也突出了交往伦理建设这个迫切的时代课题。我们在网络上见到的大量匿名评论常常是极度不负责任的，夹杂着各种低级肮脏的杂音、随意的污蔑捏造，甚至还有大量不堪入耳的漫骂与发泄。泥沙俱下与良莠不分是网络交往给人的突出感觉。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匿名性，如果存在监督机制、社会文化禁忌、权力关系，那么，这种交往尽管可能不够真实，但谩骂现象也不可能这么严重。而且，由于暂时悬置了各种监督与制约，人们可以“自由”地、不负责任地编造自己的身份、地位，散布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许多网上的欺骗、污蔑行为常常就是因此而发生的。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匿名性所隐藏的危害就来自这里。 基于这样的原因，网上交往的质量不但最能体现交流者个人的道德水准、文化素质，而且最能够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同样也基于这个原因，网络交往更加依赖于个体的责任意识与伦理自觉。一个人在强制的状态下举止言谈“文明”并不难但也不可信，只有在自由、非强制状态下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 2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7-12-24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7-12-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