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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主席！谢谢北京文联和北京师范大学给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所从事的专业是偏于古典的，传媒的问题原来并不在日常的研究视野之中，但是去年我有幸作为学术方面的组织者之一参与了中国美术馆的一项活动——就是中国美术馆在建国以来策划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书法名家提名展”。从策划开始到展览成功举办，现代传媒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好地推动了书法的社会传播。这件事情开始触动我，引导我去思考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书法对于在座每一个人来说，都会觉得是熟悉的。但是也有相当一些人，会觉得既熟悉又模糊。模糊在什么地方？就是书法到底算不算一门艺术、算不算一个学科？特别是学科归属的问题，照理说这不应当成为问题，但是在我从1991开始攻读书法的硕士学位到现在进行学科建设、书学研究和教育的过程当中，却经常性地遇见这样的提问：“书法还有专业吗？”“书法还有博士点、硕士点吗？”“书法还有专门的院系吗？”提这种问题的包括政府官员，也包括大学中的许多教授。这样一个不免尴尬的状况，使得书法不能不思考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生存问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传媒与文艺。我想，在现代传媒条件下的书法，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同时在这压力和挑战下又蕴涵着机遇，因此如果要给我的发言拟一个题目，或许可以叫“压力与挑战下的机遇”。 一、历史上传播技术的进步与书法发展的关系 请允许我先回顾一下历史。在现代传媒出现之前，粗线条地考察，在中国古代有三次比较重要的传播技术方面的进步对书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 第一次是“唐摹”。在南北朝后期到唐代发明了一种技术，书法的传播技术，就是摹搨复制的方式。这使六朝涌现出来的王羲之等人的经典作品可以迅速地在精英阶层传播，从而迅速地导致书法艺术在唐代社会的普及，书法因此而上升到“不朽之盛事”（张怀瓘引用曹丕论文语）的地位。这是中国书法在确立自己的文化地位时非常重要的一次技术革新的推动。 第二次是宋代的“刻帖”。中国书法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文人书法”，文人书法有一个依托，就是《淳化阁帖》的刻制以及大范围的传播。刻帖在传真度方面不如摹搨——这会导致范本技术上的“变形”和内涵上的“弱化”，但在复制本的数量上有巨大的优势，可以使古代经典化身千百。而刻帖所采集的范本，核心是东晋二王，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东晋文人所给与后人的那种潇洒风韵的主流地位，文人书法的渊源即在于此。这种传播技术持续运用到明清，部分演变成类似现代传媒手段下艺术家“推广”自己的一种方式。董其昌就很“擅长”这种方式，在明代的书法家中他可能是在世时用刻帖来“出版”个人作品集最多的一个。对于他来说，“出版”作品集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扩大影响和传播，他自己的刻帖有一些质量并不高，但这对他不是问题，他首先是要把它传播出去。所以说，这种传播技术既有好的一面，促成了中国古代文人书法的经典谱系的建立；但是也有糟糕的一面，那就是导致内涵缺失、技术泛滥和过渡传播。 第三次就是近代以来的图像印刷水平的进步。一项是珂罗版印刷，还有一项是影印技术。这两种技术比摹搨、刻帖都要先进得多，又比刻帖传真程度要高得多得多，产量也有保证。从清代所谓“碑学”开始，就已经在重新整理古代书法的图像资源和范本系统，而随着这两项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丰富的古代书写图像被展示出来，并且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其中有大量材料是从来没有引起过书法史家和书法理论家关注的！如何认识这些资源？它们如何在历史中定位？如何在现实重新发扬光大？一句话，对整个中国书法的历史乃至观念，在这种图像传播的压力下，越来越显示出重建的迫切性。事实上，下面我将要谈到的现代传媒条件下书法面临的压力，在这两项技术出现后，就已经部分地显现了。 以上只是一个极简单的蜻蜓点水式的回溯。目的是想说明，书法作为视觉艺术，与传播技术特别是图像传播技术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当代状况之一：压力与挑战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对当代状况的认识。传媒给当代书法带来了压力和挑战。刚才提到的近代以来珂罗版技术和影印技术带来的重估书法的历史图像资源的压力，自1978年以后越来越大，为什么呢？ 近代学制兴起以后，书法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并逐渐发展到整个文化体制中——是长期缺席的！书法的高等教育在1960年代在浙江美院短暂地进行过几年，直到1979年才有恢复，但是规模太有限了。即使是群众性团体，书法也同样长期缺席——中国书法家协会是1981年才成立的。这造成了巨大的知识传统的断档。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加上现代传媒的发展，所有古代作品在短短几十年内都被重新翻出来了，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应该说当代书法家、书法研究者比赵孟頫要幸福，但是也比赵孟頫要累。赵孟頫曾说古代书家只要能够拿到古人精妙的刻本那么两三行，终生研究它就可以成就一个大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8-01-07]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8-01-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