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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大众传媒时代，大约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其主要标志是电视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时至今日，城市的电视普及率接近100%，全国网民的总人数已达1.23亿，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网民平均每周上网的时间为16.5小时。如今的影视、动漫创作产业、电台和多数报刊杂志等自然也在大众传媒之列。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学刊物和学术刊物由于销路不好而改为时尚、娱乐、消闲的通俗杂志，不少报纸的文学副刊也早已改换门庭，凡此都是大众传媒时代到来的标志。我国的大众传媒除了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操控外，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必然臣服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以收视率、点击率、商业广告投放率为驱动的“眼球经济”，日益成为节目编排制作播出的决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市场的要求已经取代了精神的要求。在大中城市居民可以收到的61个国内电视频道播出的节目总量中，人文、科学、自然、地理、历史、读书等益智类的节目显然不占优势，娱乐、广告、时尚、通俗文艺节目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和黄金时段。尤其是近两年来，以湖南卫视开风气之先的各种超女、超男、超小等海选性质的选秀活动甚嚣尘上，有个阶段几乎覆盖了从中央台到地方台的许多频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参加选秀，还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疯疯癫癫的粉丝参与造势，为电视台、娱乐公司、广告商、策划人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使大众文化越来越走向娱乐化、时尚化和商业化。娱乐就是一切，娱乐至死，就是如今大众传媒制造的“后现代”景观。在部分电视节目中，尤其是在网络平台上，庸俗化、低俗化的倾向也相当严重，如制造和传播艺人的种种绯闻，如木子美、芙蓉姐姐之流的拙劣表演。大众传媒偏向于制造通俗性、商业性、娱乐性、时尚性、流行性的大众文化，虽然其中不乏大众喜闻乐见、有益无害的节目，但与此同时缺少精神营养的快餐文化乃至文化垃圾占有了受众大量的闲暇时间，充斥于他们的感官神经，主宰了他们的认知世界，使他们的人格日趋物化和平面化，精神和趣味趋于平庸化、低劣化。 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也显然正在日益脱离往日的严肃文学的路线，走向市场化和商业化。对于出版商来说，文学作品的“好”与“坏”，是以可能达到的印数和码洋的多少来衡量的。出版社奉命在全国推行的企业化改革，更是加速了出版业商业化的进程。一些并不高明的小说高居畅销书榜首，一些学术戏说可印上百万册，不仅使作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额稿费，也使出版社获得数千万的利润。文学乃至学术在一切向钱看的风气的鼓动下，也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追求娱乐、快感和时尚。如今的文学圈几近于娱乐圈，“美女作家”、“美男作家”、“学术超男”、“身体写作”、“八卦新闻”、“隐私”、“文学富豪排行榜”层出不穷，“美女经济”、“力比多经济”诱发的官能快感代替了审美愉悦。文学失去了诗性的光晕，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美感被快感取代，成为游乐场、荷尔蒙的宣泄地和急功近利的交易所，诱使读者沦为欲望的窥视者，逐渐丧失审美力和判断力。文学的人文关怀和艺术的原创力已经日益淡出作家的视野，出位的写作和讲演成为一举成名、博取文化资本的捷径。有位女诗人声称“衣服是诗歌中众多的枷锁，我就是要去掉这些枷锁”，于是在众目睽睽下宽衣解带上台裸诵。一位男诗人公开宣布“希望被富婆或者富姐包养”。[1]类似的娱乐新闻经常出现在文坛和报端。虽然也有坚持“纯文学”、“纯学术”、“纯批评”的作家、学者和评论家，但面对出版难、印数少、稿酬低的困境，已经难以为继。今天的精英文化、高雅艺术如果得不到经费支助，很可能胎死腹中。在大众文化沙尘暴的不断侵袭下，文化绿洲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日益沙化。 但是在批评界也有为文学的时尚化或所谓“时尚文学”叫好的声音。曾读到一篇题为《论时尚的文化意义》的文章，为“时尚文学”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文章认为时尚和“时尚文学”作为一种“现代性重构”，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和“绚丽多彩”，与此同时，指责学界与大众的情趣“格格不入”，体现了阻挡改革和革新的“保守主义思潮”，甚至怀疑“专家们是否存在着心理障碍”。文章还提出“文学是天然时尚的”命题，煞有介事地论证“时尚文学的当代意义”。[2]对于时尚，自然不能一概排斥，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风尚，即使文人雅士，也会受时尚的影响，甚至成为某一时尚的引领者，如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的易装癖，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喜欢穿奇装异服，中国的现代作家张爱玲也以奇装为美，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时尚并未成为特别重要的元素；对于时尚的文化意义也有研究的必要。一个世纪前德国思想家西美尔就写过《时尚的哲学》，但他并非无原则地推崇时尚，而是正确指出了“在所有情况下，时尚赖以存在的运作形式力量不足以强大到同等地控制每种内容。即使在时尚操控的界域，并非所有的形式都适于变成时尚，因为有些形式自身的独有特点对它成为时尚构成阻力。”按照这个理解，文学显然就是这样一种对时尚构成阻力的形式。西美尔还进一步指出时尚与经典的对立——“一些形式的本质中存在着一种特定的意向使它们很容易就成为时尚，而其他一些则不太容易成为时尚。例如，被称作‘经典’的东西离时尚较远并且往往与时尚对立，尽管偶尔经典也会受到时尚的支配。经典是崇高旨趣的和谐提炼，拥有某些共同的东西，这些东西具有稳定性，不会带来修正、不安、失衡”[3](P186)。常识告诉我们，时尚毕竟是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一种现象消失像它出现一样迅速，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时尚。如果这个说法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时尚的文化价值毕竟是有限的，因为它总是速朽的。这尤其体现在现在的女士服饰方面，一些赶时髦的摩登女郎，经常翻行头，几乎成了时装模特。有的无伤大雅，不妨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有的却是有碍观瞻的，如“露脐装”，使人想起《西游记》里的“盘丝洞”，现在又从国外传进了“露臀装”，可谓每况愈下了。相比服饰，文学与时尚的关系是有限的，如一部分作家把社会流行的风尚写进了作品，使作品增添了较鲜明的时代色彩，这在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作品中比较突出，但不能因此说“文学是天然时尚的”。因为文学毕竟不是时装秀，也不是行为艺术。我们不妨反问：哪些文学名著是因为时尚而流传史册的？《离骚》？《红楼梦》？《神曲》？《哈姆雷特》？《喧哗与骚动》？显然都不是。即使是后现代大师的作品，也未必都是时尚的，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就与时尚无关，且很有人文关怀在里头。他的作品虽然也很通俗，同时又相当的优雅、有趣，但从不靠色情和污言秽语等语言暴力吸引读者；他崇尚经典，爱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经典作家，而无意于媚俗。这就是他的作品获得普遍好评的原因。相反，那些或许可以称作“时尚文学”的作品，总是速朽的。 如果我们并不健忘的话，在20世纪末和新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确实出现过时尚化的写作。我在当时撰写的《个人化、私人化和时尚化》[4](P296-303)的论文中已经指出，90年代末部分文学写作与商业炒作联手，出现了时尚写作。时尚写作不仅以时尚为内容，更进一步把写作作为时尚，以惊世骇俗的笔调写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以惊世骇俗。“另类写作”即为一种。写作者以“另类”的姿态出现，以现实的或虚拟的“另类”生活为描写对象，城市生活的场景被简约为迪厅、咖吧、酒吧和狂乱的派对，对于物质和官能的欲望成为人这种动物的唯一驱动力，或是填补灵魂空虚的海洛因。以卫慧为例，她正像她的女主人公一样，把“写作变得很酷很时髦”，“钻进欲望一代躁动而疯狂的下腹”，“做一朵公共的玫瑰”。她还宣称：“我们也许无法回答时代深处那些重大问题，但我愿成为这群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烈酒、飙车、信用卡、淋病、做爱，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下的表情。”[5](P248)显然她太喜欢自己的故事，因此在写作这面镜子面前，不能真正地确证自己，也没能成为年轻一代的代言人。“另类”作为社会的一族，“另类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这些新的族类和生活现象，是文学需要关注和表现的，从中可以展示出一种新的生活图景和新的文化含义，所以不能一概排斥。至少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社会学研究资料，也是研究青年亚文化的不可缺少的材料。生活中确实出现了“另类”一族，或曰“新新人类”，一部分作家也可能就属于这一族。他们在新旧交替中体现为一种时尚和趋向，有其现代性和合法性，但未必就是可以取代传统创造整个未来的现代人。特别是他们把自己的生活以百分之一百的原来面貌推到公众视线面前，企图以这种方式发现自己真实的存在时，常常事与愿违，充其量得到的只是一个虚象，正像生活中的“我”也只是虚象。在时尚化写作中，“身体写作”一度十分流行。如有的女作家标榜自己“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写作”。“身体写作”其本意是女权主义者对女性写作而言，确实涉及“性”和“欲望”的表达。木子美因在网上发表日记“遗情书”而闻名，该日记后经修改正式出版。她同样标榜“身体写作”，但我认为由于她们已经把当前女性文本中满足男性窥视欲的“被看”的倾向推向了极致，从根本上违反了女性主义的宗旨。女性文学如果仅仅满足于写性挑逗、性诱惑、性过程、性消费，用互相玩弄的滥交取代纯真的感情，把爱情、道德和廉耻从女性词典中统统抹去，那真是女性文学的悲哀。现在是人有多大胆，作品就有多大色。顺着这样的路线发展下去，女性文学也就走向了末路；男性写作同样如此。再说“身体写作”也不等于肉体写作，人的身体既是肉身的存在，也是灵魂的居所。我本人倾向于把身体理解为灵与肉合一的本体论的存在，倾向于尼采、福柯意义上的身体哲学。文学如果抛弃精神的写作，一味地展示肉欲，那是写作的肉身化和卑俗化。以展示动物性为唯一性，也就无所谓“文学”，而成了性博物馆。对于这样的“身体写作”，引起责难是情理之中的。男权中心恐怕并不会因女作家在作品中卖弄色情而被颠覆。如果女权主义期待的是这种结果，我倒是很担心它自身已走入了歧途。“身体写作”本是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苏的一个观点，有其合理性，没有必要对其否定，关键要看它的实践。在中国，其比较成功的作品，当推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尽管丁玲那时还没有“身体写作”一说。莎菲女士的形象，正如茅盾所说，“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6]。作者成功地刻画了她的复杂矛盾的心理，既被一种色的诱惑而堕落，又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使她成为“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而它的深层内涵是表现了“五四”女性在摆脱了封建伦理对身体的束缚后，又找不到出路的时代迷惘。针对一些人的指责，丁玲指出：“这个作品里，有没有我的东西，有，但不是什么情爱，玩弄男性，主要是一种苦闷的东西，寂寞的东西，我都厌倦了的东西。到底追求什么，自己也不明白，莎菲追求、向往的是她还没有把握的。”[7](P494)身体写作必然会写到性或性心理，这也没有什么禁忌，但写性不能太恶俗了，写性也不是目的，还是要写出一个时代，写出性背后的东西。性背后毕竟有宗教、政治、伦理和集体无意识，或对此种种的反叛。成功的作品大抵由此及彼。正如福柯所说：历史力量以某种方式作用于人的身体，并且也通过人的身体而发生作用，但这种方式却不能从一种总体的历史规律中来加以解释。现在的一些作品吹得很厉害，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嚣张的肉欲，徒具空壳的苍白的灵魂，却没有“历史的力量”。对这样的作品进行批评是很正常的，不能认为是出于“保守主义思潮”。 大众传媒倾向于文学的消费性，从市场化运作的角度，一切文学生产都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但这种消费应该区别于吃喝玩乐式的物质消费和官能享乐。因为从本质上说，文学的消费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当然，读者的精神需要由于文化程度和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分层和分流，基本上呈金字塔形。底部是最广大的，通俗的、肤浅的，愈往上，受众人数就相应递减，而审美也愈精致化，顶部则是为满足少数精英的。所以底部属于大众文学、通俗文学，而顶部属于小众文学、精英文学。文学市场化往往渗透到文学创作、出版、发行、宣传包装、接受、反馈、批评的所有环节。市场化运作有其好的一面，它不仅是一个必经的阶段，而且会长久地延续下去。现在中国文学市场的发育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地方不规范，从业人员的总体素质也有待提高。市场化的负面效应也是有的，因为无论作者还是经纪人、出版商，他们都想使自己创作或推介的作品获得最大的利润，这样一来，为满足较高精神享受的作品可能乏人问津。为什么现在许多作品都要来点色情描写，作家显得“性”趣盎然，其实也是功夫在诗外，为了让读者买它。但随着读者趣味的提高，我相信那些标榜“身体至上”、“性而上”、“肉身写作”的作品必将遭到唾弃，而较高品位的文学作品仍然可以找到市场，初印数可能不大，但会不断再版的。 当一个社会的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严重失衡时，文学艺术和大众传媒该如何面对？一种态度是迎合这种物质主义的潮流，用“欲望叙事”一类的媚俗方式，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地予以表达，甚至以一种铺张扬厉的方式。即使偶尔也调侃讽刺几句，充其量只是一种讽一而劝百的把戏而已，非但不能对这种社会弊病起到任何匡正作用，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刺激诱导的作用。另一种是对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持文化关怀和文化批判的立场。文化关怀既是对人类精神的、心灵的和道德的关怀，也是对普通人的物质利益、生存权利、生活质量和欲望的关怀，这就是既要重视人的物质需要，也要重视人的精神需要。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往往忽视人的物质需要，否定个人利益，提倡禁欲主义、精神决定论和人格主义。处于转型期的今日中国，这样的价值观正在土崩瓦解，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复杂的现象。一方面人的许多正常的欲望，包括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尚待满足；另一方面，对物质、权力和金钱的崇拜又导致人欲横流和道德沦丧。这恰恰为文学提供了新的素材，也提出了文化关怀和文化批判的课题。如果说忽视物质利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精神主义，那么抹杀精神力量的欲望叙事仅仅是物质主义而已，它必然导致现世主义和官能享乐主义。在这样的意义上，某些文学艺术和传媒就完全丧失了使文明升华的职能。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早就指出：“浮在表面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这是流行的风气，暂时的东西。”[8](P351)反映在文学上，“首先有表现时行特征的时行文学，和时行特征一样持续三四年，有时还更短促……时间就是这样在无数的出版物中作着选择，把表现肤浅的特征的作品，连同那些肤浅的特征一同淘汰”[8](P358)。而只有那些能够写出一个时代、一个世代，乃至民族特征和人性的作品，才可能具有长久的魅力。文学价值的等级每一级都相当于精神生活的等级，文学作品的力量与寿命就是精神地层的力量与寿命。丹纳的这些论断至今仍然有效，而且仿佛就是为今天那些“时尚文学”的鼓吹者录以备考的。关于文学的价值和寿命自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加以阐释，但把文学归结为“天然时尚的”，倡导“时尚文学”，显然是极大的误导。它恰恰反映了目前文学界短视、浅薄和浮躁的心态，把流行当作迅速获取名声和金钱的捷径。而在这种心态下粗制滥造出来的作品，有些居然能够高居畅销书的排行榜，受到媒体和许多读者的追捧，这种大众传媒时代无厘头的快乐，正是文学的最大悲哀！“大众社会改变了文学分布，压制了‘优秀’或‘高雅’文化的作用，助长了‘平庸’和‘野蛮’文化的作用”[9](P53)，这正是许多中外有识之士最为担忧的事情。上个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女作家伍尔夫曾经严厉批评当时名噪一时的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认为“这三位都是物质主义的作家。就因为他们不关心精神而关心肉体，使我们感到失望，使我们感到英国小说越早（尽可能有礼貌地）转过身来背对着他们，大步走开（即使走进沙漠去也行），就越有利于拯救英国小说的灵魂”[10](P158)。对于当今等而下之的中国的所谓“时尚文学”，那些文学的赝品，我们只能持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的态度，拒绝它们，远离它们！不要去吹捧它们，更不必制造煞有介事的理论依据为它们鸣锣开道。 【参考文献】 [1] 王海椿.2006：文学娱乐化[N].文学报，2007-01-04. [2] 蒋巍.论时尚的文化意义[N].文汇报，2006-11-26. [3] ［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4] 王纪人.个人化、私人化和时尚化[A].白烨.2000中国年度文论选[C].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5] 卫慧.我生活的美学[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6] 茅盾.女作家丁玲[J].文艺月报，1933(2). [7] 王纪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欣赏辞典[Z].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2. [8] ［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9]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0] ［英］伍尔芙.现代小说[A].［英］戴维·洛奇.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Z].赵少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 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