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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重构着我们的文明，影响并改变着文化与文学秩序，诱发文学形态和传播介质的更新。手机作为“第五媒介”，为文学构造了一种新的出场方式和存在空间，由此手机文学现象得以生成和传播。笔者在此之所以称之为“手机文学现象”而不是郑重其事称其为“手机文学”，有两点原因，一是因为手机文学尚属于初级阶段，并不是一种已经成熟的文学样式或类型；二是本文所界定的手机文学是广义上的定义，不是指专为手机创作的文学小品（笔者认为目前这类手机文学数量有限，影响较小），指的是除了纯粹工具性和实用性的短信外的手机短信。手机文学现象显然缺乏经典文学的特质与优势，但它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学现象，却有其它文学样式难以比拟的对生活空间的侵入性、活跃性和流行性，与其说它是一种文学现象，不如说它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以拇指可及性、便携移动性和高度参与性成为具有文化意义的现代人生存方式，是无论种族、阶级、性别的现代人的午后茶点与掌上精神玩伴，在媒介与文学互动和文学界限内爆的时代，手机文学现象已成为信息时代和消费文化语境下的自在自足的后文学景观。 新媒介文学现象与身份定性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认为，电子文化促成了种种“后”理论的产生。我们说，它同样也促成了“后”文学景观的产生。手机文学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学现象，与其说是对传统文学的侵犯和僭越，不如说是文学作为文字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延展和拓界，是后纸张时代和后文学时代雅俗共赏的文学景观之一。 手机文学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其身份的确认问题，它是否可以称得上文学？其诗性品质何在？从目前现有的对手机文学的观点和看法来看，有持完全排斥的态度，这种观点坚守文学的边界，认为手机文学乃文学的他者，断然不是文学，其天生的娱乐性胎记和潜在的商业性目的，使它难以达到文学的升华和涅槃。（参见吴红光：《短信文学研究综述》，《襄樊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 不可否认，按经典的标准衡量，手机文学的文学特质的确弱，但弱不等于无，我们可以说它是不成熟的文学，但无法说它是绝对的“非文学”。其实，讨论手机文学是否是文学是一时间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妨暂且悬搁。对它进行定性分析也许更明智可行。 从现有的文学格局看，纸媒文学、网络文学和手机文学各自为政，但不是三分天下，三种不同媒介的文学不能平分秋色，它们的存在有梯次性，各有其层次和空间，各有其功能和地位。但在实际生活中，文化与文学的人群所属并不如此分明。社会分层和公众趣味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有不同种类的亚文化群体和不同趣味公众，文化和公众有不同的分层和偏好，但实际上人的趣味偏好并非泾渭分明、整齐划一，往往有重叠之处，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尽管每个趣味公众都有其自身的一套偏好，但是这些偏好之间也存在某些重叠的地方——中上等公众从低俗趣味的文化中拾取精神食粮，反之亦然。”“这种‘骑墙’文化的模式很普遍；中上层公众会背离自己的文化而投入较低俗的文化之中，底层的趣味公众偶尔会参观博物馆或交响乐会。”（[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介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6页。）手机文学显然难以与纯文学的高雅品位与精神追求相比，但正是不同人群存在这种文化趣味和偏好的重叠性和弥散性，才有手机文学的跨界生存，才有短信文学的兴盛和雅俗共赏，作为新媒介文学现象的手机文学，犹如午后茶点，成为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层次的现代人的精神玩伴和“电子零食”。笔者非常认同作家韩少功的说法，即手机文学是文学的零食，不能混同和替代文学大餐，大餐和零食之于人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只有零食难以高质量生存，若无零食，则少了情趣的调节。 正如手机文学现象处于存在的初级阶段，基本可定性为准文学类型，同样，手机文学作为新媒介文学现象，自有其存在的后文学特征。新的电子和数字媒介的介入，不断挑战文学的底线，导致文学界限的内爆。随着新媒介文学的技术元素融入，纯文学的形态和性质也被不断置换和刷新，代之以后文学性的登场。这主要表现在技术的介入促使文本范式发生转换，即书页文字被图文并茂、音画并行的流动界面所代替。强化了文学对技术的依赖。此外手机文学的后文学性还体现在它的与传统纯文学超越性、审美性的不同，愉悦的政治学诉求是第一本质，具有日常性、娱乐性、宣泄性、互动性、亲民性等后现代文化的美学特征。 混搭特征与文化政治学分析 西方学者阿诺德总结了手机传播中最显著的特征是二元化的矛盾性和悖论性，即移动与固定、解放和束缚、近与远、独立与依赖、公共与私密等等（参见季念：《手机传播中的时空重塑——2000年以来国外学者关于手机与时空关系研究述论》，《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的确，手机文化有明显的二元化特征，但在笔者看来，用矛盾或悖论来指认手机传播和手机文学的这些异质性特征，似乎存在遗漏，而且有简单化、绝对化之嫌。实际上手机文化与文学具有异质性、多元化特征，如正面的、负面的、中性的特征，如娱乐的、功利的、游戏的、商业的、现实的、时效性、政治的、庸俗的、世俗的、日常的、严肃的、幽默的、智慧的、民间的、大众的、快捷的、互动的、流行的、匿名的、狂欢的，等等，这些特征常常并不是截然对立，往往是混杂一处，杂糅式和睦相处，融为一体甚至相互转化。所以笔者宁愿借用流行的服饰学词汇“混搭”一词来描述手机文学的多元特质并存的状况。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阿多诺所说，技术的不断发展的结果往往带来含混性，也促成了理性与文化的含混性。 手机文学的混搭文化特征和愉悦的政治学诉求，使其具有复杂的文化政治学特征，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分析手机文学现象与现实社会和主流媒介复杂的话语互动关系。二是从性别政治视角对手机文学现象进行女性主义批评。 手机文学现象突出的社会文化政治特征，即在于它以民间话语方式和路径，挑战、颠覆、解构现实的主流媒介的权力话语传播，对主流的、官方的和大媒体的报道和事件，以自己独有的灵活、巧妙、快捷的特点，进行回应，有批评、对立，有配合、补充和延伸，但无意与主流媒体争话语强势。在中国乃至世界近年发生的较大事件中，手机短信几乎都在第一时间，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参与和回应。从文学的角度看，无疑起到纯文学中杂文的作用，但它与杂文的精神诉求不同，手机文学无意于充当剑拔弩张的“投枪”和“匕首”，更主要的是奉持娱乐和开心的后现代游戏精神。如“三鹿奶粉”事件的一条手机段子，以反话正说的方式借奶粉事件，历数近年来食品的种种造假事实，“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木耳中认识了硫磺铜，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 与主流媒体方式不同，手机文学段子往往并不集中一件事进行具体描述和议论，而是将类似或相关的事件串联一处进行集结式表述，不经意间带出意图和主旨，常常收到鲁迅杂文所擅用的“顺便偶刺之”手法之艺术效果。 很多论者注意到政治与性的结合和拼贴，成为短信的主要文化特征和眼球卖点，也是手机文学生产的商业策略之一，的确如此。与此同时，如果对短信文学进行文化政治学分析，不难发现，短信段子的叙述人的性别取向和立场，大多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所持的两性关系立场大多是陈旧甚至是腐朽的，女性观也是较为落后和缺乏现代性的。手机文学的女性形象大多是物化的供男性欣赏的欲望客体，充斥着对女性形象的贬损，低俗的色情的东西更是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几乎有目共睹，人们往往过多享用了短信段子的愉悦性功用，常常忽视性别贬损和两性关系的低俗表述。如《女人称呼大全》《男人女人》《婚前婚后》等。低俗的性的东西的大行其道和哗众取宠，根本上看还是现实的男性中心社会的深层文化结构的一种投射，加之手机的私密性和匿名性传播更使其所具有的狂欢化出现负面性特征，正像西方研究者所指出的：“尽管父权制与当前的时机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主流的视觉经济仍然在沿着传统的社会性别生产路线主宰一切.......”（[荷]L.van.Zoonen：《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曹晋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手机文学现象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甚至低俗色情的两性关系问题，由于其以微观化、随时随处的方式传播蔓延，其产生的潜在的社会性、文化性后果往往于不经意间，消解着现实显性层面的自觉理性行动，将社会文化的建构性努力向下拉动，从意识形态的意义生产看是“再生产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因为“色情不能只被认为是性幻想的再现，或者是以潜在的自由方式描述裸体和性，它其实是对男性控制妇女的权力进行颂扬。”（[荷]L.van.Zoonen：《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曹晋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弱文学性与强修辞性 手机文学因其空间和界面篇幅的限制，文学书写所应具有的情境的、心理的等展开性描写叙事只能舍弃，并因此导致其文学性削弱的客观宿命，故在各种媒介文学样式中，被视为文学性最不强的，它最多只能算文学的“卡拉OK”“拇指的狂欢”，它的娱乐性、实用性大大超过文学性诉求。但人们又难以否认手机文学世界却有最强修辞性，各种修辞现象和修辞用法最丰富、最密集。这种强修辞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手机文学文本生产的技术生命线，没有修辞手法的集中运用，手机文学可能无法突显它的独特与精彩。换句话说，正是在修辞性特征的托举提振下，手机文学才彰显出它在生活世界与文学空间中的魅力，成为现代人难以舍弃的甚至有依赖性的存在方式之一。手机文学将被纯文学冷落和边缘化的修辞艺术重新发扬光大。 修辞作为话语与文本的建构方式，是手机文学的最重要的叙述策略，它将语音修辞、语义修辞、语法修辞、语形修辞、语篇修辞等修辞艺术无所不用其极。手机文学对修辞的运用仿佛人之呼吸，二者互为本体，言必有之，堪称生命。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各种艺术中修辞学元素，几乎尽被手机文学以自己的愉悦政治学方式运用得淋漓尽致。正统的、为人熟知的修辞技巧如比喻、拟人、排比、夸张、对比、衬托、复沓、顶针、叠字、双关等类型自不必说，现代和后现代艺术史中的蒙太奇、意识流、巧嵌、歪批、拼贴、戏仿、反串、恶搞等亦悉数登场，还有当下难以命名的反常规语言新用法、修辞创新类型用法，古今中外大融会，极尽修辞之能事，极大地彰显了手机文学修辞智慧。 作为富矿，手机文学的修辞艺术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未得到重视和突显，远远不到位，仅有的几篇研究文章多是浅尝辄止。总之，手机文学的“短”一方面限制了文学性的挥洒，另一方面又凝练出其修辞性的高强，手机文学的强修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表征了它的文学性。 英国左派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否认文学有其本质性的东西，认为文学是由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构造的，这种观点虽过于激进，笔者难以认同，但文学本身的自我变异性是不能否认的。不管承认与否，传统的纸媒文学已经失去了构筑文学统一体的能力。文学正在被改型，纯文学与俗文学、文学与准文学、各种媒介催生出的后文学并存着，而且界限日渐淡薄甚至内爆，文学形态不断呈现新的可能性。因此对手机文学现象需要的是开放性的立场，忽视、抵制、防御、拒绝都是不明智的。霍米·巴巴说得好：“既然我们曾经能够坚信‘传统’带来的慰藉和它的延续性，那么今天我们必须面对文化转变的责任。”（参见：[英]戴维·莫利：《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文化如此，文学亦然。 原载：《文艺报》2009-04-25 原载：《文艺报》2009-04-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