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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仿佛像一个超级魔术师，它将一个拥有60多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一个“地球村”；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等所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深远影响，都令人感到惊讶和匪夷所思……以前我们不敢想象的、或者只敢小心预言的东西，因为有了电子计算机、有了多媒体、有了网络，这些都在变为现实。因此，生活在今天的人都可以荣幸而自豪地称：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数字时代。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今天的你我确实生存在一个数字时代。由此，我想到了著名悲剧《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的确，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要映现出时代，而且，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当然，这是从文学反映时代的角度而言的，但莎翁的这段话也给了我们另一层面的启示，这就是：时代也会在文学艺术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留下自己的烙印。我们今天的生活就留下了数字时代的深深烙印，包括我们的国学研究。 何谓“国学”？一般认为，“国学”主要指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学术，即古人所划分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若按照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概念来理解，则“义理”、“考据”与“辞章”三学，分别对应的是“哲学”、“史学”与“文学”，大体属于今人所谓的“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范畴。像这样一个十分传统的研究领域，又怎能打上数字时代的烙印呢？它又怎么会与数字时代挂上钩呢？是的，如果倒退20年、30年，恐怕谁也不敢把国学与数字时代牵扯到一块，最多也只能遐想或幻想一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即1990年，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和超文本，这一发明给世界带来了震撼，有人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来形容这一发明，认为：从此，一个网络文化的幽灵开始在世界各地游荡。数字化的旧时王榭“堂前燕”，从此频频飞入寻常百姓家。1994年，这个网络文化的幽灵——互联网在中国内地抢滩登陆。一个敏感的精灵——文学艺术，及时地投入了互联网的怀抱，有人是这样评价这只“精灵”与互联网相伴相依的：从此，汉语文学艺术也开始了在因特网上的轻舞飞扬。新型的网络文学艺术为当代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新奇的风，鲜活了汉语文学的生命，也以其诡异轻曼的舞姿而招致了纷至沓来的毁谤。网络文学艺术的成败得失究竟如何，我们姑且不论，这里想要说的是，文学艺术对新事物的敏感，远远超过国学。换言之，当文学艺术迅速与网络联姻的时候，国学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然而，近十多年来，数字时代的东风，以其强劲的势头深入到了国学研究的领域，并给这一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坐拥书城，已不再是梦想。从事国学研究，资料的占有，图书的收藏，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家藏万册书，对于国学研究者来说，这应该是治学的一项最基础的“工程”。从古到今，凡做大学问者，家有丰厚的图书收藏，似成一个共同的标志。如此事例，可谓俯拾皆是，如北宋的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在解释此号时，他说：“‘吾家藏书一万，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老翁于此五物之间。’”其中之一，就是家有藏书万卷。而且，对家中的藏书，欧阳修“皆手讐定”。因此，它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而且在经学、史学等学术领域也成果颇丰。再如近代的梁启超，他曾说：“学也者，非可以向壁而造，捕风而谈也。则必读书，则必多读书。”“苟能多读，自能属文。”其学贯中西，博洽多识，借助于藏书丰富者最大。饮冰室全部藏书刻本、抄本共3470种，41819册，此外尚有金石墨本及手稿、私人信札等。正是有了丰富的藏书，才为梁启超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又如现代学者傅增湘，从事目录、版本、校勘之学近50年，成就颇丰，其得益者亦为藏书。他生平藏书20万卷，其中经过用善本亲手校勘的约16000卷。而且，每校勘一本书，他都会在卷尾写下小记，对此书的学术源流、版本源流和校勘心得等，都会加以说明，对重点的书则拓为长篇的跋记。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共写题跋700篇，不包括卷尾随手小记。以上事例说明：藏书丰富、充分占有资料，这是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然而，随着出版业的迅速发展，还有受住房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藏书对于个人来讲，已经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大型丛书的收藏，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等，要想以个人的力量来收藏，那是相当的困难。当然，现在每个大学和科研院所都有图书馆，社会上也有公共图书馆，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图书馆的藏书，毕竟不如私家藏书用起来方便。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形之下，学者泡图书馆、摘卡片便成了家常便饭。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形正在改变，学者坐拥书城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些电脑制作公司与有关出版社联手，将国学经典著作制作成光盘，如《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都以光盘形式在市场发行，这极大地满足了学者们的藏书之需。像《四库全书》，作为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规模庞大的一套丛书，它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的主要典籍，共收书3503种，79337卷，历时十载，由3000余名抄缮书手誊写，丛书共计7亿多字，堪称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之一。再如《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百科性类书，全书10000卷，仅目录就有40卷。整套书共有1.6亿字，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五倍多。这套书收录了从上古到明末清初的古代文献资料，引用书目达六七千种之多，编者将这些文献重新按类排列，按经纬交织的方法加以编排，形成了经目6汇编32典6117部，各部又有10个纬部的缜密的分类网。这套书与《四库全书》同为清代鼎盛时期古籍整理的巨著，两书合为双璧，各放异彩。还有一部值得一提的大型丛书，这就是《四部丛刊》，这套大型丛书是20世纪初由著名学者、出版家张元济先生汇集多种中国古籍经典而编纂成的一部大型丛书，这部丛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讲究版本，专选宋、元、明旧刊(间及清本但必取其精刻)及精校名抄稿本，一般认为，其版本价值之高，超过《四库全书》，因而成为文史研究者经常使用的一部重要典籍。这部丛书含504种古籍经典，共3134册，232478页，约9000多万字。像这些大型的丛书，如无电子版，个人要想收藏那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这些大型丛书陆续被制作成光盘，因此为学者个人收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古今图书集成》，以武英殿本为基本，采用电子扫描、高度压缩的先进技术，把原书80多万页的原貌储存在27张光盘中，保持了此书古色古香的风貌，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还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字时代给家庭图书馆的建立带来了新的希望。 第二，数字时代除了给家庭图书馆的建立带来了曙光外，同时还为研究者检索资料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我们曾经对那些有扎实学术功底的学者，往往要用到一个颇带敬意的形容词，这就是“学富五车”；对于那些聪敏的有超强记忆力的学者，往往会发出这样的赞叹：“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对于那些博览群书的学者，也往往会流露出这样的惊羡：“真是一颗读书的种子啊！”……是的，一个成功的学者，“读万卷书”是其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的基础，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人要想“读万卷书”，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试想，一个人要想读完《四库全书》，读完《古今图书集成》，读完《四部丛刊》，穷其一生，不做任何事情，对于极少数人来讲，也许能够做到，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这只是就阅读而言，如果以研究者的角度来要求，要想穷尽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并且从中检索出与自己研究有关的所有资料，这毫无疑问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阅读和记忆是很有限的，即使是所谓的“读书种子”，即使是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超强记忆力的人，恐怕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也有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一辈子钻研学问的人，这就是“皓首穷经”，然而“皓首”未必能够“穷经”，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将所有的资料“一网打尽”，所以，即使是国学大师研究的领域，后人也同样可以寻找到大师遗留下的研究空间。 数字时代的到来，国学研究的变化也悄然而至。就以资料检索而言，数字时代对其影响应该是革命性的。原来，我们检索资料没有别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手翻眼看，然后再将我们需要的资料摘抄下来，这种传统的检索方式在那传统的时代，无疑是最“先进”、最“可靠”、最“实在”的了。但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这种传统的检索方式，就显得十分落后，效率十分低下，而且遗漏阙失之处很多。而数字时代的到来，这种状况有望改变。现在的国学经典图书光盘，很多都有全文检索功能，这种功能正是我们所说的数字时代对国学研究的革命性影响。在前文提到的《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等大型丛书都具备这种全文检索功能。如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除保持原书的风貌外，还特地配备了数据库式的索引，在充分把握《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特点和电子检索功能的基础上，建立了36个索引数据库，收集了近37万条记录，共约1200万字。这些索引数据库包括经纬目录、图表、人物传记、艺文名篇、年节风俗、星宿日月食、天灾地祸、人口土地、禽虫草木、医论药房、食品酒茶、石玩钱币、名画乐器、文学体裁、亭台楼阁、庙观塔、桥梁驿站、故居陵墓、城池仓库，等等。像其中的《经纬分类类目数据库》，它比原书的目录更能体现经纬交织分类的特点，既可以快速查找经目中的6汇编32典6117部，又可以直接调用出各部的纬目(即汇考、总论、图、表、列传、疑问、选句、纪事、杂录、外编)，还有校勘记、参见条。其中参见条起到挖掘信息、沟通古今、贯通有关各部、联络其他数据库的特殊作用。再如，其拥有155960条记录的《人物传记数据库》，所收的明末以前的传记材料，要比人名大辞典多得多，使用者还可以从人名、人名校注、朝代、字号、籍贯、其他校注、所引书名、所在部名等字段分别进行检索。又如，共有72953条记录的《艺术数据库》，收录了从上古到明末的时文名篇，著录之众，年代跨度之大，前所未有，使用者可以从篇名、篇名校注、文体、作者、作者校注、朝代、朝代校注、校勘记、所在部名等多渠道进行搜索。以上是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检索功能的大致情况，让我们再来看看“全文检索版”《四库全书》的检索情况。为了确保数据的齐备和准确，电子版《四库全书》首先以数码扫描的方式录入《四库全书》全部230多万页的原书图像，建立了原书图像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全文检索版”《四库全书》又设置了强大的检索功能，有全文检索、分类检索、书名检索和著者检索。这些功能除了可以帮助使用者迅速查找到所需的字、词、书名、篇目或作者资料外，还可以随时跳转使用。其阅读功能也比较广泛，可以放大、缩小和复制原文，在原文上做笔记、列印、管理检索结果和所做的笔记等，并可以在阅读时随意跳转及查阅辅助工具，打开联机字典，查阅内文单字的释义。除此以外，“全文检索版”《四库全书》还附有古今纪年换算、干支/公元换算、八卦·六十四卦表。此书还从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大辞典》中移用了有关条目，建立了各种资料大范围的超级链接。同时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古汉语字典》的基础上，补充了上万汉字的信息，制成了便捷的联机字典。总之，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国学研究者可以全面、准确地，同时又是十分便捷地查阅到有关的研究资料。换言之，过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肉眼去查找《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典籍文献，也许能够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部分资料，但是，受到资料线索的限制和阅读的失误等影响，还有不少的资料会有缺漏，而有了电子版的全文检索功能，这种遗憾一般不会或者极少会发生，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用一句不很严谨的也许有点儿玩笑的话来比喻——皓首穷经，不如全文检索。 第三，数字时代还将引起国学研究范式的变化。从理论上讲，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国学研究以一种全景式的眼光来考察所研究的对象，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说，今后的国学研究，完全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的、宏观的、立体的研究。上文已经谈到了电子版图书所具备的“全文检索功能”，掌握这一功能，对于国学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检索资料的极其重要的手段。以《四库全书》为例，它除了有全文检索功能外，还有一些辅助数据，如分类检索，其分类条件完全依据《四库全书》的分类制作而成，这个数据库有两个特点：首先，《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分类，类下有属，属下及书名，共44类、70属；其次，书名数据共收书目3727条，附录之书，有单行性质与独立名称，则于书名之下单列条目，如《四书章句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再如联机字典的设置，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当检索或阅读《四库全书》时，如果遇到文字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查阅联机字典。如果想查阅书籍的详细资料，则可查阅《四库大辞典》。又如汉字关联，我们知道，《四库全书》中有许多异写字，为了提高检索的命中率，“全文检索版”《四库全书》还设计了汉字关联功能，即是将输入的字按正异、古今、同假、新旧字形等关系衍生成一系列字符串，经全部选择或部分选择之后进行检索。正是有了这些先进的功能，所以给资料检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为我们全面、系统、准确地查找相关资料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比如，要在《四库全书》中查找欧阳修的资料，我们只要将“欧阳修”、“欧阳永叔”、“六一居士”、“欧阳文忠”、“文忠集”等相关字符分别输入检索系统，即可获得《四库全书》中关于欧阳修的全部资料。再如，要查找有关历史事件的资料，比方说查找“濮议之争”的资料，我们只需将“濮议之争”、“濮议”、“濮王”等相关字符输入系统，即可获得所有的资料。正是有了这种先进的全文检索系统，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资料进行全方位的检索才成为可能，而这也能够开阔研究者的视野，拓展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从而使研究成果能够更加全面，更加准确，更具可信性。 以上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也同样会给国学研究带来深远的影响。像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就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在国学研究领域中得到充分的利用，如统计学中的计量方法，原先也许应用计量方法，我们无法准确地统计出有关的数据，但在数字时代，研究者使用计量方法就能得心应手，比如说，要研究宋代的咏梅文学，我们只需要将有关的信息资料输入检索系统，就能够获得大量的资料(从理论上说，可以获得全部的资料)；同理，要想获得有关作家或有关历史事件的相关的详细资料，也只需输入相关的信息，同样可以获得所有的研究资料；哪怕是要研究一部作品，只要输入相关的资料，我们也可获得历朝历代有关这部作品的研究资料。因此，可以这样说，数字时代，对国学研究来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研究范式的转变当是最具意义的转变——那种只是停留在资料搜集阶段的国学研究方式，那种“两脚书橱”式的所谓饱学之士，正在数字化的浪潮中日渐走向黄昏。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可以断言，数字时代，正在或即将开创国学研究的新时代。当然，这只是就国学研究本身而言，如果从信息共享，从网络建设来看，这种新时代已经叩响了国学研究的大门；如果从数码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说，今后的国学研究也将发生一个新的飞跃。有人预言，关于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大型综合性可提供全文检索等功能的、建立者与用户动态合作的网络数据库(或网络图书馆)的建设，以及投资商、技术开发公司、图书馆和专业研究机构合作开发更多、更专门的数字化产品，或许是发展的主要趋势。古籍的数字化和上网，是中华优秀文明由纸张等媒质流传方式转为数字信息等现代方式传播的重要步骤，是对传统的中华文化传播和继承方式的革命。古籍的数字化和上网，是互联网上中文信息完整性的重要保障，对确立中华文化在互联网上的整体优势地位和树立文化大国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8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