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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背叛的遗嘱》是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部关于小说的艺术、欧洲小说的渊源、小说与音乐及其他姐妹艺术、小说与存在智慧的作品。作者赋予它小说的框架，让小说、回忆录、音乐评论、艺术札记、哲理随笔、翻译研究、名词释义等多种元素穿插其中，融抒情、叙事和议论为一体，以全然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境况。无疑，这种自由的写作方式给那些有洁癖的文体学家带来了难以归类的困惑，却因其“将文论式的思索引入小说，由评论中洋溢出文学性而消弥了作家与评论家长期的对立，使精神的自由本质得到了实现”。 昆德拉认为，欧洲哲学不善于思索人的生活，它是一种忽略具体生存的形而上学。因此，小说乘虚而入，占领了这块空地，承担起勘探“存在”的使命，“在小说的历史中有着关于存在的智慧的最大宝藏。”作为存在的小说是非体系化的，小说的主人公把生活看作对意义的寻求，所以，它呈现出无限的开放性。昆德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小说家应当有系统地将他的思想非系统化”。思想的影响力不在于去说服，而在于启发，启发另外一个思想，使得这个思想运转起来。在这方面，昆德拉非常推崇尼采，后者是一位拒绝体系的思想家，他破坏固定不变的东西，打开为常人共同接受的体系，到未知之中去冒险。尼采的这一“拒绝”使哲学开始与小说接近，它带来了巨大的主题开阔性，从此，哲学拥有了沉思人类和宇宙的一切可能性。 昆德拉认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不同的事”，“一种艺术的历史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这段话向我们表明，艺术的道德意义是经常与历史的道德规范相冲突的，而这种冲突实际上肇始于它们原本分属不同的价值领域；倘若有人混淆两者的差异性，对艺术提出伦理的要求。向历史中寻求审美的意义，都是一种错位的荒诞。昆德拉举拉伯雷的小说为例，证明小说是“道德判断被延期的领域”，而“创造想象的园地，将道德判断在其间中止”。这是小说家巨大的功绩，而小说家的任务也就是，在世界的道德的模棱两可之中，以幽默的艺术，肯定世间无法肯定的事物，揭示存在的智慧。 小说的艺术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结构。但是，结构又与小说家自由的个性有密切的联系，它较多地带有天才的即兴性。而昆德拉对结构的理解是，“结构”是一个包含了创作者独特性的发明，而不是一个预先设定的模式，等待着某个人去填充。因此，艺术家常常是“自己为自己发明规则”。对昆德拉而言，凡是有助于他的精神触角伸展的文体，他都愿意自由地尝试。他十分重视为许多小说家所诟病的“小说中的议论”之价值，认为那是一种小说式的思索，它们离开小说本身是不能设想的，“他的思想需要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来滋养”。与此相对应，他也十分注意文论中的故事性。《被背叛的遗嘱》有不少片段就是由那些亲切的叙述语言所构成的，例如《家庭的失宠儿》一章，昆德拉描述自己作为音乐家雅那切克的知音，漫步于音乐书籍、音像制品的市场上，搜寻着他的遗作，以“漫步”和“驻足”等形象化的方式，表现自己遐想的“展开”与“中断”，叙述主人公在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潮流以外的孤独，人们对他的误解，源于这些表象背后的音乐家独特的价值与光荣，以及由“另一个欧洲”的自卑所引起的无知和粗鲁。 昆德拉将自己的这部作品命名为“被背叛的遗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疑问：这是谁的遗嘱，谁是背叛者？昆德拉在书中以布洛德对卡夫卡遗嘱的背叛为例，指斥“布洛德将卡夫卡一步步逐出了美学领域”，欧洲传统理性主义的道德意志在此对作家的审美意愿进行了一次阉割。而布洛德声称，他对卡夫卡的每一个词都凝聚了“狂热的崇拜，因此，他保存了作者生前希望抛弃的一切。这样，希洛德的绝对崇拜就必不可免地对卡夫卡的审美意愿作出了绝对的否定，因为，“美学意愿既表现在作者所写之中，也表现在他所取消之中”。这种行为之所以发生，其起因就在于，人们往往轻率地把作家的个人经历等同于他的文学表达，而其潜在的欲望则是拒绝艺术的自主地位，把它重新推回到作者的生活之中，否定艺术存在的理由。在昆德拉看来，这种背叛行为无异于编者对作者的强奸，它是道德意志潜在影响的时代风尚对个人的精神谋杀。 有感于“人们对待死人或像对一堆废料或像对一个象征。对于他的已亡去的个性，是同样的不尊重”，昆德拉呼吁人们做遵从父亲不砍掉梨树的遗愿的儿子，因为这其中存在着人的宗教维度，它携带着人对灵魂永生的信仰，包含着人类深刻的爱：“年老的农民在他的墓里永远不会知道那棵梨树是否会被砍倒；然而对于爱着他的儿子，他不可能不服从父亲。”这就是人们在悲伤与虚无之间做出的正确选择。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