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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 )被奉为当代奥地利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的经历以及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放弃法律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 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重现》(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动荡、南斯拉夫战争把居住在巴黎乡村的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风口浪尖。从《梦幻者告别第九国度》(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如《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和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 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汉德克早期的小说与该时期的戏剧一样，都是其审美追求的大胆尝试，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叙述风格，改变了永恒的故事结构，形成了对象与语言、情感与语言和行为与语言之间无与伦比的叙述张力。作者在这里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感受在艺术表现中凝结成各种各样的生存危机，而每一个象征都深深地印证着这个时代的生存现实和人的精神状态，同样也留下了作者自白的蛛丝马迹。 短篇小说《监事会的欢迎词》是汉德克尝试其叙述风格的处女作。这篇小说已经没有了原本意义上短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情节；所谓的欢迎词几乎是在毫无情节关联的描写中变成了对危机四伏的恐惧的独白。房梁的嘎嘎作响，暴风雪的肆虐、门卫儿子惨遭车祸的命运构成了欢迎词叙事话语的核心。这些情景在叙事结构中多层交织，相衬相映，象征性地表现出生存环境的悲凉与险恶，让人不寒而栗。叙述者“我”最终因此陷入了无言的境地，这也是留给读者思考的一把钥匙。 与之相比，《一个农家保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虽然没有对危机和恐惧的强烈渲染，但却在冷静和深沉的叙述中让人深深地感到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日常语言和修辞形式在这里表现为异变的亲情关系的象征。小说中，两个奥地利年轻人趁在西柏林逗留之际前往东柏林看望久未谋面的姑姑，可亲人之间的相见并没有出现惯常所期待的真情流露，几乎只有陌生的无言相对，缺少亲情的交流。整个叙述中，每个被感受到的物体都成为阻碍交流的象征，人物的失语构成了人与人交往的鸿沟。天气的寒冷与亲人的相见蕴含着叙述的深层结构。小说结尾时，两个年轻人没有赶上回程的末班车让人看到了对亲情的期待，而小说的标题则是作者留给读者去破解的叙述之谜。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和《推销员》同样也是汉德克叙述风格的开山之作。尤其是《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一时走红德语文坛，而且很快就被搬上了银幕(1971年)。这两部小说都具有浓厚的侦探小说色彩，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划分界限。伴随着语言游戏式的叙述，单一的独白和意识流使得读者在描写语言与描写对象之间的巨大张力中感受着作品表现的内在。 《推销员》是一部没有主线、情节和故事的小说，作者的意愿也不是要写一部新型侦探小说。主人公推销员观察着一切，记录着那一个个哪怕再微不足道的细节，他是无处不在的见证人。这部小说要表现的不是这个主人公本身，而是“秩序与无序”的辩证交替。每个章节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叙述者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件进行普遍意义上的综述和理论上的构建，介绍提要并加以议论。第二部分就是小说的描写，结构上呈现为句子的马赛克，相互之间似乎没有逻辑关联；对侦探情节只言片语的想象与逻辑上悖谬的荒唐断言相互交织在一起；精确的细节描写伴随着语言与事实的不协调。显而易见，这种叙事形式突破了迄今为止读者习以为常的小说叙事模式，使其表现的可能性成为不可能。但小说所描写的绝不是随心所欲毫无关联的片段，叙事形式和视角的变化也改变了所要描写的事物。小说中的每一个感受、每一个句子都会触及读者的心灵，使其不由自主地寻求在各个片段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这部小说既不是发生在洛杉矶或者西柏林，也不是发生在冬天或者夏天：只要读者读到它，它就会发生在读者的内心里。”作者如此意在让读者在其中能够寻找到令自己恐惧的现实故事，因为“每个句子都是一个故事”，会使人“回到现实中来”。 与《推销员》相比，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没有章节之分，结构简单明了，尽管是第三人称叙述，可主人公的视角从头到尾占主导地位。主人公布洛赫是一个当年赫赫有名的守门员。一天早上，他莫名其妙地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以为自己被解雇了。他毫无目的地在维也纳游荡，偶然和电影院女售票员格达有了一夜情，却无缘无故地掐死了她。他乘车来到边境上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匿起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通缉令，最后驻足在一个守门员前，注视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扑住点球。这个凶杀案最终并没有结局，好像被遗忘了。在小说描写中，作者所关注的焦点是布洛赫越来越多地受到感知的困扰。布洛赫没有能力把周围一个个物体、一个个人甚至自己的身体感受为一个整体。他从环境的每个细节中构想出一个个针对他本人的痛苦暗示或者一个个给他设置的陷阱。这些构想又迫使他实施一个个让人不可思议的、自己也无法控制的行为。布洛赫是一个困扰于生存现实中的病态人，他的观察和感知是一个被追踪者的观察和感知。 小说渗透着汉德克的语言批判意识。像布洛赫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一样，语言与感知之间的危机始终伴随着小说的叙述。 原载：《文艺报》2013年05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