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卡·赖泽赫：他人的创伤，我们的历史
对威尔士作家弗朗西斯卡·赖泽赫来说，“在东方”是她处女作长篇小说《米纸日记》的主题。《米纸日记》首次在文学作品中把威尔士和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连接了起来，从边缘角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四场相互交织的讲述将战争对个人生活的破坏展现得淋漓尽致，战争的创伤和记忆既是尖刀又是纽带，将普通人的生活割裂又重新拼接。
“姨婆那些空信函，触动我写下这部小说”
记者：原本以为《米纸日记》是又一部书名以“日记”作为后缀的日记体作品，进入正文才意外地发现，小说只有第三章汤米的叙述用的是日记体，而中心人物埃尔莎事实上也不曾写过日记。
赖泽赫：小说四个章节，只有第三章用的日记体。我在每一章里都用了不同的叙述方式，比如第二章用的是书信体，写的是从广东来的保姆林的叙述。这或许会给人不连贯的感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却是一个象征。我们都说记忆只是碎片，一个事件是由不同的记忆的碎片组成的，在同一个时间，只有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由不同人的叙述组合在一起，才能比较完整地表达一个事件。
记者：《米纸日记》 书名耐人寻味，我试着在小说里找出处，似乎能找到“米”和“纸”的意象，却找不到“米纸”。但它显然包含了象征意味，或许还包含了某种不妨称之为东方主义的想象。
赖泽赫：的确，“米”和“纸”只是一个比较隐晦的指代，在小说里并没有直接揭示出来。对于欧洲、西方的读者来说，看到米和纸，首先会想到的是东亚。“米”代表的是东方的生活记忆，拘留营里的英国人为了活下去，就需要这一口“米”，所以“米”是西方难民在物质上的印记，事实上，也是这个“米”连接了香港和威尔士。而“纸”代表的是精神层面的记忆，很多英国人，被关进拘留营里，他们不能明着用纸和笔，只能想办法把它们藏在鞋垫底下偷偷带进营里，他们试图记录下自己的生活，这记录可能是无声的，但表明了一个抵抗的态度。我们一般会认为，战争年代，在前线作战才是一种真正的抵抗。实际上，在后方也有另一种意义上的抵抗，两者只是角度、姿态不同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在拘留营里用纸和笔来表达，就是一个特别的角度了。
记者：小说以二战期间香港沦陷为背景，虽然用了埃尔莎、丈夫汤米、女儿玛里，和华人保姆林四个人的角度叙述，叙述的中心却依然是埃尔莎。我最初以为，在埃尔莎的部分，你会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事实上却是林的部分用了第一人称。这样的安排有一种“中心”与“边缘”倒置的感觉。
赖泽赫：就像你说的，埃尔莎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她的原型，就是我题献中提到的我的姨婆门纳·维尔德斯。1996年，也就是香港回归中国前一年，她去世了。我和母亲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在她的房间抽屉里，有厚厚一沓信封，信函却被抽走了。我注意到，这些邮票都盖着香港的邮戳，它们是从香港来的。这时我就想起，我母亲说过，姨婆在二战期间曾做过战俘，但我并不知道，她做了战俘的地方会是在香港，因为姨婆回到威尔士后，只字未提她的这段经历。
记者：她为何只字不提？是因为在她感觉里，这是一段耻辱的记忆，她选择沉默实际上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
赖泽赫：这个问题说来有些复杂。不只是我姨婆，很多英国人回国后，也像她一样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当然与他们的创伤记忆有关，一方面，当然指的作为难民和战俘，他们在赤柱拘留营里遭到虐待，忍受饥饿和毒打，这种冲击太大了，对于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英国殖民者来说，他们回想起来一定是噩梦；要从更深的心理层面上来说，在我姨婆生活的早年，英国还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他们不能不引以为傲，他们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属于自己的殖民地，竟会这么快被日本人控制，而自己的政府竟会对此无能为力，他们当然会非常失落，感觉自己的尊严被狠狠践踏了。这一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我的心里，我一直觉得英帝国的衰落，就是从1941年香港被日本占领这个事件开始的。
记者：也就是说，你姨婆的经历，实际上连着英国这个国家的家国命运，这其中包含怎样复杂的人生况味就可想而知了。小说里你没有让埃尔莎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记忆，甚至也不只是写的她的记忆，是因为你想写的是一次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寻根之旅”，而不只是讲述发生在二战期间的一个过去的故事。
赖泽赫：对，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在不同的章节里用不同人称，就可以串联起现在时与过去时，而如果只是用过去时，小说给你的感觉，只是回忆过去的事件。比如，埃尔莎部分我用第三人称，是希望读者不要完全融入到故事里去，而是保持适当的距离感。而玛里部分，如果用第一人称，我感觉写起来会很难，因为你用成人的词汇去写孩子的心灵世界会不准确。用第三人称，人物角色和叙述者之间就可以有差异，就可以表达双重意思。所以，我要求这部小说的，不是很顺当的，从一章到下一章的简单的阅读，而是以不同的叙述角度，把读者拉往不同方向，造成一种间离感，这跟浪漫主义的写作方式是有区别的。
记者：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小说里一些章节，读起来没有那么强的代入感了。
赖泽赫：就像我刚才说的，浪漫体的小说，或是通俗小说，通常会让读者有很强的代入感，会直接把读者带进故事里去。但从我的出发点来说，我要写的是一部文艺小说，它不只是呈现小说的情感，还会多方面地考虑到小说的形式、结构、节律等等。所以小说出版以后，我收到读者的反馈意见，他们对小说不同的章节，不同的角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兴趣。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
记者：但对于你的写作来说，恐怕还得处理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让这四个迥然有异的章节，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语调？
赖泽赫：简单地说，我没法把它们弄得很协调，很连贯，这也不是我的本意。我不想把小说变成一个协调的叙述，因为我不是在写历史书，不是在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宏大叙事，我写的是每个叙述者一段时间里的经历，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会从情感上被这些角色吸引，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许只是一些栩栩如生的短暂的片段，而不是一个很连贯的叙述整体。
“小说是否有说服力，最终还是看你有没有好的想象力”
记者：在题献里，你把这部小说献给你“伟大的姨婆”，然后标注：“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关押在香港赤柱拘留营”，读者自然会想小说该有很大部分是写拘留营里的故事。实际上，这段经历在小说里只是占了很小的篇幅，而更多的是写埃尔莎一家在战前、战后的经历，这在同类题材里显得不同寻常。
赖泽赫：你说不同寻常，或许在于这本书着重探讨战争对人造成的心理上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于英国的读者而言，不只是埃尔莎这一家经历的这段战争经验，还有整个英国殖民者二战期间在香港的经历，都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巨大的黑洞。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是描绘他们在赤柱集中营的经历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作为一个写作者而言，为了让我的叙述合情合理，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些人物，我有必要介绍他们在战前的生活状况。而战争结束以后，很多人会以为，他们就像童话里说的那样，从此过上了快乐幸福的生活。事实是这样的吗？实际上，他们在战争期间分开了，战后又重新聚集在一起，这会给他们日后的相处带来很大的困难。更何况，他们都带着战争对他们的心灵造成的创痛。我写埃尔莎一家，不只是想写他们的经历本身，也想表达人类在经过某种创痛以后回家的困难。你知道，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会是一个舒适和谐的存在，也可能是一个痛苦的存在。在有些情况下，回家会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记者：从另外一方面看，在现代人眼里，回家恐怕也会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情。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很多人风流云散、四处迁徙，很难有确定的、唯一的家。当他们想到“回家”的时候，或许得问问自己该回哪里的家。这本书的译者艾黎在“译者序”中也提到，威尔士人和华人相似，一边是根基深厚的民族性，一边又不惮以四海为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对家的情感或许就更复杂了。
赖泽赫：没错，在我的这部小说里，我虽然没有明说，但读者可以想象，英帝国殖民者在香港，在这个与他们出生的地方截然不同的环境里，一定会有错位的感觉。虽然这两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家，但两个家是不同的概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社会当前的状态，也是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的普遍状态，在当下，家已经是一个复数的形式。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来自威尔士农村，我们那里的男人要不是自己做船长，要不就是在英帝国的海军商船里服役，他们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里，而是在商船上。等我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父亲要回家来，他想在渔业公司找一份工作，但公司也是在不同的地方转来转去，一直到我八九岁的时候，生活还是很不安定的，我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上学，所以生活的不安定感，让我对家有了特别的体验，也的确是影响了我的写作。
记者：具体体现为什么样的影响？
赖泽赫：在小说里，你已经看到了，人们远离了家乡，远离了亲人。等他们回家，就回不到原先的归属感了，那份疏离感、隔阂感，也可以说是不安定感，或许就缠绕终身，再也抹不去了。
记者：虽然如此，对于有家难回的人来说，回家即使是困难的，也抹不去他们对回家的渴望。我注意到你在小说里多处提到“信”，埃尔莎与她在家乡的姐姐南浓有很多书信交往；她的华人保姆林也在给在广州的三妹写信，林的叙述某种意义上是对三妹的倾诉，在林的部分终了，你写道，“那天早上我想去寄信，到了邮局却看到暂时关门的告示”，让人读出很多的无奈与不舍。
当然小说人物写信，是与通信对象的交流，实际上也喻示了对家的情感寄托。
赖泽赫：我前面也说到，是姨婆那些空空的信函，触动我去写这部小说。我写到了这个细节，但有一个细节我没写进小说。我姨婆去世后，我还在她的手提包里找到了一块饼干，用很厚的油彩刷成英国米字旗的形状。我并不知道这块饼干的确切出处，但我想一定和她在拘留营里的生活有关，或许她当初在拘留营里吃过这样的饼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她一直把这块饼干带在身边，她就以这种方式去回想自己的家乡。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是一个亟待解开的家族谜团，如果不用写作来把它记录下来，我会感到寝食难安。
记者：实际上，因为原始资料的缺乏，写这部小说你更多地诉诸想象，而不是如实记录，或者说你是力图通过合理的想象去再现那段历史。比如说，你没有青年时期在香港生活的经历，你的姨婆也没有给你留下这方面的记录。那么，怎样重现她在那个时期的生活，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赖泽赫：的确如此。我写香港刚开始的时候，是看一些老照片，还有反映二战时期香港的电影，这会给我一些相关的印象。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做背景调查，我去了香港，小说写到的每个地方，我都去看了，我还去了赤柱半岛上那个小渔村，就是小说里写的那个圣士提反书院。就是这个地方在二战时，被日本人临时用来充当关押欧美难民和战俘的拘留营，如今它恢复成了学校，而那个小渔村，也很少有人在捕鱼了，倒是有很多来自香港城市里的人在那里垂钓和游玩。我感到有些恍惚，香港的那段历史似乎已经消逝了。有些人会说，你呼吸到香港的空气，你去了解了这些地方，对于写小说就够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游客来说，这的确是够了，对于我写小说来讲，这些虽然能让我感受到二战时香港的氛围，但我更需要做的是发挥感情上的想象力。
记者：怎么理解？
赖泽赫：这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确切地做出解释，我指的是怎样让小说在情感上有说服力吧。我举个例子，相比小说里的埃尔莎，华人保姆林的经验和我就截然不同了。很多人可能会问，你有什么资格去写一个跟你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完全是两回事的人？你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开始我也犹豫过，要不要从她的角度叙述，但我最终还是写了。我写完以后给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华裔朋友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接受，他还说，我写的就是他外婆的故事，这让我简直没法相信。从他的反馈里，我就感觉到我这么写不仅能让西方读者接受，也能让中国读者接受。所以总的来说，小说是否有说服力，最终还是看你有没有好的想象力。
记者：就这部小说而言，特别考验你的地方，还在于写出原先生活优厚的西方人在香港做了战俘后经历了怎样的心理转变，你是从汤米的视角叙述，以日记体的方式，来“记录”这种转变的，有意思的是，你很少直接去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但透过汤米不动声色的观察和记录，却能让读者感受到这种阵痛和转变。
赖泽赫：你说得对。这种剧烈的转变，当然是这些在殖民地生活优厚的西方人所无法接受的，但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你也知道，在关进拘留营之前，他们在东方，在香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很快，在歌舞升平的圣诞节过后没多长时间，1941年1月初，香港就被日本法西斯占领了。英国及其他同盟国的平民2000多人，都被关押到了赤柱拘留营。他们在这前后经历了太大的反差，不能不产生痛苦的精神混乱。而在这些西方人内部，实际上也分不同的阶层，他们彼此之间也要经历一个痛苦的重新适应的过程。在小说里，你也会看到，他们最终在这个营里学会了团结。
记者：但战后他们经历的，更多是撕裂的疼痛。埃尔莎一家回到威尔士后，却是形如陌路。这种难以弥合的裂痕，其实在拘留营里就埋下了。小说在战争的背景下，似乎还隐藏了一个“罪与罚”或是“罪与救赎”的命题。
赖泽赫：是的，但这些裂痕还是由战争造成的，战争不仅使得埃尔莎和汤米有了裂痕，还使得她和女儿玛里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有些冷。虽然她从心里是很爱玛里的，但他们之间的沟通特别困难。那么，说到保姆林的话，埃尔莎或许在她那里能找到某种情感的寄托，她把林从香港带到了英国，而且还买了个小旅店让她经营。我在小说的结尾写到埃尔莎的晚年时也写道，她的记忆已经坑坑洼洼残缺不齐，但有着盲目的自信，会把林收入网中。所以，他们之间有一种特别微妙的感情。那么，怎么体现这种微妙呢？实际上，我在小说里并没有都说出来，相反却有很多断裂、空洞，这是我故意留白的，是希望读者自己去填充，而这些没有说出来的部分，或许可以把读者引向另一个想象中的故事。
记者：你写作上的用心，会让人以为你是写小说的行家。实际上，这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且启发你写作的是你姨婆的经历，读者会由此想当然认为，小说有很强的自传色彩。
赖泽赫：我想我应该这样来回答，这部小说并不是我的自传，但我的经验和情感，在每个角色身上都有投射，在埃尔莎那里，她离开自己的故土，远渡重洋来到香港，这种离开家的状态，我是深有体会的。林看似与我毫不相干，其实也有相近之处，就像她从广东乡下来到香港当保姆，我从威尔士乡村到了英格兰在剑桥读书，我们都是到了一种和自己家乡很不相同的环境里，我能体会到那种孤独的状态，那种陌生环境带来的距离感。说到汤米，他身上有我家族里男性的印记，还有玛里，在她身上，显然混合了我母亲对战争的记忆，还有从她身上，也能找到我女儿的影子，她现在十六岁，也经常会问我一些世界是怎么样的问题。
“威尔士有着自己的语言系统和文学传统，需要被世界知道”
记者：事实上，就像艾黎在她的“译者序”里提到的，当中国人面对自己民族曾经的深重灾难时，难免会忽略同一片土地上西方人的遭遇。
赖泽赫：事实上，近些年，用英语写殖民者在二战香港期间经历的作品，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趋势。我在写作这部小说时，读了相关题材，才了解到原来有不少作家在写，但我发现这些作品，大多是从殖民者的角度，写上层阶级在殖民地的生活。我不想去重复这样的写法，而我写埃尔莎本身，就已经与他们拉开了距离，因为埃尔莎不仅是一个英国人，还是一个威尔士人，而威尔士在英国相对而言是边缘地区，这就意味着埃尔莎有着双重视角。然后，我又在不同章节用了不同的叙述视角，其中一个想法，就是想打破殖民者的单一叙述。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别的角度，比如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结论当然是可以的。
记者：当然，一般写作者写到异国他乡的故事，都会把当地写得充满异域风情。你笔下的香港似乎没有这样的感觉，反倒多的是俗世的日常。
赖泽赫：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我并没有想过要把香港写得像旅游手册里介绍的那样充满异域风情，我只想写出我的人物在怎样的环境里生活，而生活更多是日常的，如果你不是旅游观光客，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你真实的感觉不都是如此？
记者：威尔士虽然是英国的一部分，但在与英格兰统合之后，威尔士人依然保留了很强的自己民族的认同感。据说威尔士是一个有着多样地理景观，且处处呈现出原乡之美的地方，但你的小说似乎没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你是为了凸显主题有意为之的吗？
赖泽赫：很好的问题。对我来说，描写威尔士比描写香港要更难。因为我从小在那里生活，我熟悉那里的语言、文化，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我可能会一下笔就把那里写得伤感、肉麻。但我并不想写一部很有地域色彩的小说，也不想写一部感情化的小说，甚至不想写一部有明确结局的小说，我得努力让自己跳出来，和家乡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对我来说确实是太难了。我倒愿意我处在小说里玛里的状态，她是威尔士人，但她出生在香港，在她小时候，威尔士只是一个概念中的家，她在战后回家，实际上，之前她并没在威尔士生活过。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她的这种很尴尬的状态，却恰恰是我写这部小说特别需要的状态。
记者：这让我想到女性身份认同的问题。小说主要写的“战争”、“回家”等母题，却自始至终有着对女性问题的指涉。这或许是女性写作的一个特点，同时会不会与威尔士女性特殊的处境有关？
赖泽赫：一般情况下，我们提到战争，会自然认为那是男人的事情，战争让女人靠边，但就这部小说而言，中心人物是埃尔莎，是一名女性，我着重描写的也是女性在战争中的经历，虽然我并不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写这个故事，但会很自然地涉及女性问题。另一个，在威尔士，用英语写作的威尔士文学发展要晚一些，且以男性作家为主，直到近十来年，才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写诗、写小说，这或许是威尔士女性写作与其他国家女性写作有区别的地方。
记者：双语经验让你的写作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这一点从中文译本上不太能看出来，不过艾黎提到，你虽然用英语写作，但在小说里也用了不少威尔士语。我读到小说里汤米说：“大多数的事我用英语都没问题，但祷告的时候，我只能用威尔士语。”我想这句话事实上也说出了你自己的心声。
赖泽赫：可以这么理解。在这里，我也想对威尔士的双语情况，做一点不是那么浓墨重彩的表达。在威尔士，官方语言是英语和威尔士语。虽然一些威尔士作家用英语写作，但他们不只是英国作家，他们还是威尔士作家，比如狄兰·托马斯，很多人在推介他时，都忽略了他威尔士人的身份，我对此感到遗憾。因为威尔士有着自己的语言系统和文学传统，我们需要被世界知道。说到汤姆祷告的时候只能用威尔士语，那是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会自然而然地把他小时候的经验给带出来，而他是在威尔士语的环境里长大的，这可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记者：回过头来看这部小说。尽管有一些同类题材的创作，你的小说仍然可说是别具匠心，这在某种意义上得益于你有一个好的创意。你现为斯旺西大学创意写作副教授，不妨说说好的创意对写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能培养作家吗？
赖泽赫：谢谢你的好评。就我的教学而言，我觉得我能教给学生的，不是一些具体的规则。我不是教学生搭积木，不是说只要能把积木搭起来，就能很好地写作了。我能教给他们的是，如何阅读，如何练习写作。说白了，创意写作给你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让你通过这样一个时空来练习写作。应该说，对于那些非常有自律精神，且本身就有天资的学生，他们可以从创意写作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天资没那么高，他们也至少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练习，达到发表作品的水准。不管怎么说，阅读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或许和英国有很长时间的殖民历史有关，我们会在很多英国小说里读到多样的域外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提出国际主义写作观，有其丰厚的土壤。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写作观？你今后的写作还会如《米纸日记》一样延续国际化的视野吗？
赖泽赫：石黑一雄的观点，要看你怎么理解，大体上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我的写作来说，通常都会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有着国际化的视野，另一方面也一定是植根于本土。我目前在写一个短篇小说集，这些故事有的发生在威尔士本土，有些发生在威尔士以外的其他地方。我现在也在写一个新长篇，故事也是在威尔士和其他地方之间来回穿梭，这大概是因为，对我的写作来说，在家和家之外的其他地方的摩擦、碰撞这样一个主题，最能激发我的想象力吧。
（感谢《米纸日记》译者艾黎女士翻译）
弗朗西斯卡·赖泽赫，英国威尔士小说家。出生于英国威尔士西部阿伯里斯特威斯，现为斯旺西大学创意写作课副教授。《米纸日记》为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于2014年荣获威尔士年度图书小说奖。同年，她以短篇小说集 《剥制师的女儿》，入围BBC短篇小说奖的决选名单。此外，她还为纪念杰出的威尔士语作家凯特·罗伯茨，用威尔士语创作了戏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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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学报》2015年09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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