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小说的细节里，哪怕是人性的幽暗里，依然可以看到城市文明中的对个体的尊重，以及对个性生活的赞许。 小说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十分复杂，多数作者都会在小说里镶嵌进自己的行走或饮食感受。所以，阅读小说，基本上也阅读了写作者个体的日常生活。 在《最佳欧洲小说II》这套书系里，因为作者年龄普遍年轻的缘故，阅读他们的小说作品，几乎是在看欧洲现代生活的纪录片，那些贴近欧洲当下生活的细节通过作者的小说情节铺展开来。有时候，我常常想，如果将这篇小说的人物剪掉，将故事的转折及高潮剪掉，那么，只剩下理发店、超市、机场和银行等生活现场，而这些生活现场既与中国有相近的地方，又有文化上的细节差异。这真有趣，通过《欧洲最佳小说II》，我们进入欧洲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旅行，有着别致的风情。 城市给了我们物质，同时也给了我们疾病和隐喻。欧洲最佳小说的作者里，关注城市现代疾病的人果然有不少，看看这标题：《傻子奥古斯特的哀伤》《逻辑癖互诫协会》《失语症》。 “逻辑癖”是一个夸张的指代，在这篇小说里，主人公是一个逻辑癖患者，他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上床睡觉前将我的衣裤一一摆放到我的座椅上去的严格次序，每天早晨我把牙膏挤到牙刷上去的精确量，同样地我是如此精确地把厕纸折成特定形状来擦屁股……”不必引录了，这厮已经疯了。这些因为过于闲适而将强迫症和热爱生活搅拌在一起的现代病人，并不独独在欧洲产生。但是，欧洲的小说家们捕捉到了这一点，将他们复制粘贴到小说里，那么具有普世的指向和比喻。《逻辑癖互诫协会》的作者阿明·库玛吉是爱沙尼亚人，生于1969年的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企业家，也热爱写小说和拍电影。他的日常生活在小说里定然得到淋漓的展示，不知他本人是不是真的有逻辑癖，但是他的这篇有关逻辑癖的黑色幽默小说，差不多将爱沙尼亚的一个小角落的生活给我们拆开了包装。 给我们用小说的模样提供了法国生活纪录片的小说家叫作玛丽·达里厄塞克，这个同样出生于1969年的法国女作家有着出色的语言能力。二十七岁时，她的《母猪女郎》一书已经轰动全世界。她的短篇小说《乘龙快婿于尔根》有着与众不同的艺术价值。 这篇小说几乎是一台舞台剧，作者用近乎艺术家的气质叙述了一个女摄影家和寡妇母亲的生活切片。如果将这部小说的字体标成不同字体和字号，那么，我相信，一部成熟而有趣的舞台剧剧本便诞生了。 玛丽·达里厄塞克的叙述能力非常强，她这样将小说的主人公推到镜头前：“我是摄影师，从拍时装照片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后来则更多地转向肖像摄影。我喜欢拍怀孕的妇女、水果、动物和山洞。不消说，这很让人愉快；同时，我想抓住隐藏在事物下面的东西。我也不清楚那是什么，或许是它们的某无常的东西。” 这种叙述将作者笔下的人物与作者本人有些重合，通常情况下，小说家总喜欢塑造距离自己很近的人物和生活。相信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身边有不少摄影家朋友。 小说讲述寡居的母亲养的一只猫丢失了，哭着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女婿于尔根总是能第一时间体会母亲的心思，和女儿放弃了休假，回到母亲身边安慰母亲。 这种日常的生活细节，放在中国也是极其常见的。寡居的城市老太太养了一只猫丢了，那不就是和孩子丢了一样。然而，同样是猫丢失了，故事的走向却是差异巨大的。在玛丽·达里厄塞克的笔下，母亲找到了猫的尸体后，决定将猫葬在一个动物公墓里，还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小说的结尾非常荒诞，但是关于寡居的老太太以及摄影家女儿的关系，以及对待动物的态度，都有着浓郁的法国文化。如果有人将这篇小说改编成一个多幕话剧，那一定是一个叫座的剧本。因为，这篇小说写了人类的孤独。小说里，各种生活现场都是法国式的，有着浪漫的艺术气质。但是，小说里的母亲的孤独，却是全人类的孤独。小说家将孤独写得深刻又独特，让我读了两遍，每一遍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欧洲80后女作家玛嘉·罗格维克是克罗地亚人，这个报社文化版记者出身的小说家所学的专业是妇女研究，所以，她的小说也关注女性自身的生活。在《欧洲最佳小说Ⅱ》中，她的小说《查拉特卡》是对女同性恋者的一篇细微专题介绍片。这篇唯美的同性小说不仅仅写个案的孤独，还写了克罗地亚人的自然生活。主人公和查拉特卡缠绵一个晚上之后，她往城市的中心走，发现因为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点变化了，生活现场也变化了。小说家是这样写克罗地亚城市的细节的：“我没有回自己的公寓，而是穿过铁路，去了市中心。早晨八点钟，城市显得格外陌生，陌生得几乎会迷路。我都不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起得这么早。一切是那么有趣：十几岁的孩子背着画满涂鸦的背包，圆鼓鼓的冬衣，奔跑着赶电车，下眼皮布满黑圈的男女大步跨向自动扶梯，无精打采的眼睛盯着胖报贩子手里挥动叫卖的报纸不放。再远一些，退休的人们提着帆布包从拥挤的电车里下来。到处飘着咖啡的香气。” 在这些小说的细节里，哪怕是人性的幽暗里，依然可以看到城市文明中的对个体的尊重，以及对个性生活的赞许。 在《欧洲最佳小说II》这套书里，不论是热衷于讨论生命哲学的50后或60后作家，还是用现代视角书写城市生活片断的70后和80后作家，他们区别于中国小说家的最为显著的一点是：他们喜欢在日常生活里展开对人性的反思。他们从不会将小说写成传奇，他们用近乎摄像机记录下最为平和的对话，然而，当我们沿着这对话向城市生活的纵深处行走时，我们会发现，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发现了美与丑，自由与约束，反抗与绝望。 相比较中国当下，天天有传奇和奇谈发生的温度偏高的社会生态和城市剧场，我们的小说家过于缺少深入日常生活的能力了。我喜欢欧洲小说家笔下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里浸湿了的最为深刻的思索。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12月02日11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