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精心打磨过的字句中，实用被想象战胜了，粗鄙被优雅解构了，留下来的只有美感。对形式、结构、词语细节和想象力的关注，贯穿了这本散文集，成为优雅的标志，令人赞叹、艳羡不已。 在我看来，布罗茨基的散文集《悲伤与理智》是一本教会人们如何在一个粗鄙的世界中，既为自己，也为别人发现优雅，拯救优雅，创造优雅的好书。 全书从最不优雅的物件——作为二战战利品的牛肉罐头——开始。“太初有肉”，这是翻开此书的第一句话。仿佛是注定要成为注重形式的诗人，布罗茨基对那个无肉可食的战争年代的回忆，居然不是罐中肉的滋味，而是罐头的外观、颜色、材料和结构。以这种方式，这位前苏联诗人就有意无意地与那位名气比他更大的法国小说家拉开了距离。同是追忆似水年华，同是写食物，普鲁斯特记得的是它的内容——舌头和上腭触及小马德兰点心时的美味，而布罗茨基记住的是牛肉罐头的形式。不过，我斗胆怀疑，以下引用的这些文字与其说是诗人对童年的回忆，不如说是他成年后对模糊的原始印象的诗性加工。无论如何，一个四岁的儿童是无法说出诸如“高高的方形铁盒，一侧附有一个钥匙的开罐器，这些罐头显示出某些不同的机械原理，某种不同的整体感受”（第1页），以及“那把开罐钥匙卷起一圈细细的金属铁皮”之类的专业术语来的。无疑，这些物理学词汇都是成年诗人的诗性建构，正是这种注重形式结构的话语，让这个牛肉罐头摆脱了粗鄙的物质性，进入了优雅的诗性领域，成为审美对象。通过这个以及之后的其他细节，诗人似乎在暗示，要成为一个优雅的诗人，最大的奥秘是必须关注形式甚于关注内容，关注声音甚于关注语义。回忆一只收音机，他想起的是背面那六个对称的孔洞，阴极管闪烁的微光，和由焊点、电阻和阴极管组成的迷宫。打开一个美国暖壶瓶胆，内部是一个变幻无穷的光学旋涡，诗人会一直盯着其中的层层倒影看。对于参战敌方（德国）的武器装备，孩子们更感兴趣的是念出它们名字时的听觉诱惑和奇异感受。不错，要成为一个原创诗人，首先得有一对关注形式的瞳孔和一对凝神谛听的耳朵。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有想象力，在童年诗人眼中，收音机的内部看上去永远像一个夜间的城市，到处都是斑斓的灯火。拆开它的背板，看上去就像一张地图，公路、铁路、河流和支流历历在目。“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时而大于现实。”通过收音机和好莱坞梦工厂，少年诗人认为自己“当时就是真正的西方人，或许是仅有的西方人。”（12页）看到一辆雷诺2CV轿车，诗人觉得“它的侧窗泛出微光，就像是一位竖着衣领，戴着近视眼镜的人”（15页），心里感觉到的就是幸福。在这些精心打磨过的字句中，实用被想象战胜了，粗鄙被优雅解构了，留下来的只有美感。对形式、结构、词语细节和想象力的关注，贯穿了这本散文集，成为优雅的标志，令人赞叹、艳羡不已。 作为一名诗歌爱好者，我觉得《悲伤与理智》的核心，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三篇细品原作的散文，慢条斯理，不温不火，小溪般缓缓流淌中裸露出底下光滑坚硬的卵石。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布罗茨基选择的这三个文本，都是传统格律诗，音步或韵脚中规中矩，原文读来朗朗上口，换言之，它们讲究形式和规范，不是那种词句错落、结构无序的现代主义自由诗。 没错，这就是典型的“布氏”优雅——刻意，挑剔，而且执着地追求形式。布罗茨基认为，“最终将诗歌从成为一个人口统计学指标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就是好的韵脚”。（350页）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的思想转向了美国的弗洛斯特、英国的哈代和德国的里尔克这三位相对注重形式结构的现代诗人。他要做的工作不是像时下一些批评家那样，大而化之地将优雅的诗歌蒸发为诗化的哲学或思想，而是从词语和声音入手，不嫌其烦地分析和解读诗人的主观意图与其所运用的物质材料（语言）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互动中作为“制作者”（poet,ormaker）的诗人摆弄语言的手艺和技术。 左右开弓，兼任诗人和评论家的布罗茨基，其诗学见解自然非同一般。在解读和评价其同行作品时，他更像一位挑剔的食客兼厨师，知其味而又知其所以味。在举起勺子、伸出舌头啧啧尝味的同时，又免不了对食材、刀功、火候、烹调技术来一番点评。《红楼梦》里说到，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时吃到一道菜，赞不绝口，当她知道是茄子时，简直惊呆了，原来茄子还可以这样做法——“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去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用香菌，蘑菇，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在瓷罐里封严，要吃时拿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越是普通的食材，越见厨师的烹调功力。布罗茨基懂得，卑微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分泌出来的悲伤和理智是“永不褪色的诗歌墨水”，运用得法，就能将粗鄙转化为优雅，达到希腊悲剧般的净化效果。比如，弗洛斯特以一首单调的五音步诗《家葬》，讲述了一对乡村夫妻之间的沟通悲剧，释放了悲伤积蓄的能量。叙事者则在旁冷静观察，不介入任何一方。诗歌扮演的是命运的角色，不是直白的情感宣泄。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精致的形式和匠心传达出来的。布罗茨基关注的形式和匠心，除了叙事的节奏、诗行的排列、音步的轻重之外，还包括了诗页两边的空白，同一个动词出现的次数，甚至感叹词“哦”的运用等等细节。在布罗茨基看来，诗人随心所欲驾驭日常生活材料的能力，恰恰是通过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表现出来的，它暗示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超然”。（265页） 因为超然，所以优雅。超然的优雅，可从两方面看。对诗人来说表现为敏感，关注表情、动作、词语（无声的和有声的）中隐含的情感和心理诉求；从宏大的民族语言词库中选择最恰当的词语，将其安放在最恰当的位置上。对评论家来说，则表现为敏锐，如蜘蛛倾听网上轻微的颤动般，捕捉到文本中语词的细微差别，进而对诗人的创作动机和情感诉求作想象性还原，关注他是如何“将有实义的单词爆破成纯粹的非语意声响”，又将非语意的声响如感叹词等，上升为有实义的单词的。比如，在分析哈代诗作时，布罗茨基在四音步扬抑格中听出了马车颠簸起伏的运动方式，在“相互碰撞的辅音和张着大嘴的元音”之间领悟了诗人“蓄意为之的笨拙”背后的情感张力。 除了听觉维度以外，布罗茨基还特别关注“诗的视觉维度”。现代诗不同于传统诗的一点，在于它主要是以印刷品形式出现而被人默读的。因此，诗行在页面上的排列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诗意的传达。在评论哈代在泰坦尼克号出事之后即兴创作的《两者相会》中，布罗茨基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诗行的排列和韵律的互动上。他注意到，冰山和邮船，这两个砰然相撞的庞然大物，其外观极为相似，都显现为一个锥体。全诗的排列和音步设计就是按照这个锥体建构起来，缓缓推进，将读者带入一场文本上的潜水探险的。布罗茨基认为，诗人对“无处不在的意志操控一切”的认识，对科技万能的信念发出的怀疑，或对人类虚荣而遭报应发出的哀歌，正是在形式和内容的高度融合中逐步传达出来的。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非尝过创作甘苦者不能为也。哈代之灵若有知，必含笑于九泉。 写到这里，我斗胆说一句，这首诗中译的标题不尽如人意，将英文的The Convergence of theTwain译作《两者相会》，过于拘泥原文，用词似欠优雅。其实有一个现成的佳译《双峰会》（飞白译）可以采用。“峰”，令人联想到锥体，与原诗主旨不谋而合，也与全诗金字塔式的建筑结构（两个三音步和一个六音步）恰好吻合，不知译者和责编以为如何？ 上述这一切文本细读（以及本书中其他优雅的文字），除了敏锐的直觉和想象力之外，还需要大把大把时间和精力的付出。布罗茨基做得不嫌其烦，乐此不疲，读者则如野鸭顺着溪流般地跟着诗人的思路走，完全享受到了这种知性之美。整个解读过程，显示出一种精神上的富有和奢侈，而优雅的基本前提，在我看来，就是奢侈，包括挥霍时间，溢出过剩精力，做无用之事，等等，总之，超越日常谋生的粗鄙欲求。据布罗茨基本人回忆，当他还是个8年级的学生时，一个冬日的上午，课才上了一半，他突然站起身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校门，自动退学了，原因是由于“年幼，不得不受他人和环境的操纵而对自己产生的厌恶”，以及被“自由”和“那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无尽头的大街所产生的隐秘的快感”所吸引。此后他浪迹社会，做过烧炉工、运尸工、地质勘探员等十余种工作，曾屡遭拘讯，多次入狱。据布罗茨基自己说，1972年在某一天，他在没有得到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被告知说，当局“欢迎”他离开苏联，并且不由分说，便将他塞进一架不知飞向何方的飞机（苏联政府为他指定的去向是犹太人祖先居住的地方——以色列，被他断然拒绝）。从此就开始了不知何时为尽头的流亡国外的生活。 在权力和资本的目光中，天下熙熙，皆为权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为利、权所诱者，不是“社会寄生虫”，就是精神病患者，均应逐出正常社会。的确，从世俗和实用的角度看，写诗或论诗，其付出和收获之间实在不相匹配。这也应了弗洛斯特在一首名为《铲落叶》的诗中对写诗这活儿的自我反思。在秋叶飘飞的季节里，手持笨重的铁铲，把院子里的落叶铲进麻袋里，铲了老半天，装了一麻袋，拎起来还是轻飘飘的。不错，诗歌无用，然而优雅。而优雅，正是文化的核心。正如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所说，文化是闲出来的。诗人从混沌、污浊、粗鄙的日常生活泥潭中，淘出瓷泥，捏，塑，烧制成“精致的瓮”，让我们能吟颂、欣赏其间，并在抚靡、把玩之余，发出“人生毕竟值得一过”的感叹。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收入本文集的散文并非全都发表于纯文学期刊，一些演讲辞也并非针对大学文学系学生。题为《猫的“喵呜“》那一篇居然是在一个商业化和实用性的瑞士某基金会上作的发言。这或许从某个角度给我们以启示，欧美的企业家更懂得如何享受奢侈，知道务虚的清谈能激发创造力。正如布罗茨基所说，“阅读诗歌至少是一种语言上强烈的潜移默化。它还是一个高效的精神加速方式。一首好诗能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覆盖一片巨大的精神领域，最终常常能使人获得一种顿悟或启示。”（219页） 关键的一点是，在我看来，欧美的这些忙人们，还有一付闲心思。或许是出于传统的惯性，或许是源自文化基因，他们心中还存有对诗人和诗歌的敬畏，知道这两者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利润，但却能超越粗鄙的实用性，使人变得优雅一些。而这一点，恰恰是眼下中国的企业家和商人最缺乏，或最需要的。说句难听点的话，眼下他们只能暂时满足于喝一些既无学养也无营养的心灵鸡汤。从这个意义上讲，《悲伤和理智》既是小众的，也是“中众”（介于小众与大众之间）的，它不仅适合那些爱好文学和诗歌的文青们，也适合于那些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与粗鄙之人、粗鄙之事打交道，但心中尚存优雅理想，想在精神上把自己变得更高贵、更奢侈些的人们阅读。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25日11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