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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芹小照，河南省博物馆收得之，时为1962年。1963年5月，方行同志发现了它，告诉了北京的人士。随后，原件送到北京，有关研究者看了，作了一些有查考，有人提出像主是“俞雪芹”，并非曹氏。从此，遂有曹俞之歧论。但是并无一人提出“真伪”之异说。至1978年《文物》第5期忽发一文，硬说此像的绘画、题记、印章，都是后添上去的，原件本系半页空白纸，民国间人作的伪，云云。从此，才又发生了“真伪”之争。今年(1982)10月23日，河南省博物馆在上海市召开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正式宣布：它自己收藏了整整二十年之久的这幅雪芹小照，是“假造”的，并且其调查报告中所表示的“作伪经过”十分曲折离奇，颇为富有“侦探小说”的“故事性”。从该月24日起，以上海《文汇报》为先驱，各地报刊纷纷刊载了这一则新闻消息，说是这件红学界久悬未决的公案已然“基本”解决——有的干脆说已经“了结”，并宣传这是1982年全国红楼梦讨论会所取得的一项最重大的“学术成果”和“突破”。既然事关重要，——它确实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引为骄傲的一位特别伟大的文学巨星的风貌、生平、创作经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那么，我们应当好好地对待这件大事，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 河南省博物馆的一份调查报告，内容繁富，牵涉到的人物多伙。这些出面“承当”的“当事人”的名单，包括了原画绘者陆厚信的同乡或“后裔”陆润吾；“像主”(据认为是俞瀚)的后裔俞振国，及其母井氏；被释出狱、“作伪”者郝心佛和朱聘之。这是主要的人物。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俞振国及井氏未参与“作伪”，只是证人。陆润吾是“作伪”参预人，但已因病不能说话，靠其家人(老伴)“解释手势”来“代言”，其“言词”的法律效力是存在着出入余地、可靠与否的问题的。朱聘之已去世七年，实际上成了“死无对证”。郝心佛呢，不但健在，而且神智清楚，口齿流利，言谈文字，都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而他又是两个“劳改犯”出狱后的合谋“作伪”的主要成员之一，尤要者，目前的博物馆调查报告的中心内容，多是出自郝心佛之笔之口，由他提供出来的。那么，郝心佛先生在此公案中的极端重要性，即已十分明显。因而，我们应当首先集中注意力，研究一下郝先生的说词(因为这是可以左右案情的主要依据)以及有关情况，就是当务之急了。 以下是我对他的言词、情况的初步分析。 (一)“揭谜”的谜 第一，郝先生有一份手稿交与商丘县文化馆，题曰《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文中写道：“余中岁喜收藏，罗致颇富，解放后尚剩存少许，每每售之以自济”。但是“雪芹小照”却不是他的收藏之品，而是他的友人朱聘之的，朱不但是收藏者，也是作伪者，包括“构思”、设计、撰文、书字，还有一些苛薄话言，都出于朱君；至于郝先生自己呢，只是一个经手代售人，并且在某些点上还对朱君进行了“劝阻”；而且最初两次调查，都不吐实，是为了“因守故友之嘱”；而且既被“识破”，他才供出一切经过——而这也是出于朱君预见和预嘱的!由此可见，事情全应由朱负责，郝先生既未主谋，也未动手(只修改了一句“题记”中的文字)，初讳其说，既不负亡友；今道其详，又足以面对世人。所以，依郝先生自言，他是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在这件奇案上，他最后还是一个立功者呢! 第二，郝先生的立功供词中，有一段中心论证，其文如下： “据朱云，此本册页得之于本县俞佾庭之后人，传说俞佾庭之曾祖名俞瀚，初为尹继善之幕僚，后任徐州知府，其后裔迁居商丘。此物既出于俞姓，复有尹继善题诗及张鹏‘君是伯牙’(伯牙姓俞)及‘玉轴还留宰相诗’(指尹之题诗)句为证，知其确系俞瀚之遗物勿庸置疑矣。”｜就从这短短的一段话里，郝先生所巧妙安排下的这一迷阵的破绽，就逗露端倪了。何以呢? 这就可以看看下一点：—— 第三，郝先生在两次调查不曾吐实之后，忽然提供了四首“张鹏题诗”——这四首诗，除了郝先生，谁都没见过(阅后文自明)，也是只有郝先生本人记忆的一份作品。这份作品，正好是为了证明小照的“确系俞瀚之遗物勿庸置疑”而设下的，其内容与郝先生所举俞瀚生平事迹正相互印证。这，还有何“置疑”之余地呢? 可惜，马脚正显现在这里。这都是郝先生所始料不及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事情的真相了。 郝先生自言：“(册页)全本约三十来页，内容皆今体律绝，下署‘俞瀚书’，……余谓朱曰：‘综观全册之诗及书法，均臻上乘。……”可是这么些“上乘”的、予郝先生以深刻印象的“律绝”诗，却未能使郝先生记忆一个单词断句，而对于四首格调不高、凑句成篇的“张鹏题诗”，郝先生却居然一字不遗地记忆下来了!这事态，单是这一点，已经令人称奇道异了。更怪的是，郝传的四首绝句，内容要点，很多与史实抵触难通，却与郝先生对俞氏的“理解”一致。毕竟何以如此?岂不是不但令人不能“勿庸置疑”、反而疑窦丛生了吗? 例如，郝先生认为俞瀚“初为尹继善之幕僚，后任徐州知府”。这全非史实。然而郝先生自己“记忆”下来的张鹏诗却为此作了“佐证”。这岂不是咄咄怪事?所谓张诗第三首，“君是伯牙我子期，成连端属望山师”，这与俞瀚没有一点符合之处。伯牙姓伯名牙，与俞姓无涉，而郝先生却单单指出“伯牙姓俞”以为像主乃俞氏之证，这恐怕正是透露了消息，说明郝先生是只有看过民间话本鼓书故事、舞台成本的知识吧?怎么可以拿来当正经话讲呢?成连，乃伯牙学琴时所从老师，尹继善怎么会和俞瀚有师生之谊?这大概就是一种拙笨附会，勉强将“东家西宾”当成了“师生”了，——但是，实际上俞瀚连尹氏的“幕僚”也没做过(对此，宋谋附图 (連結)同志分析的最是。详见篇末附说。)驴唇马嘴，胡拉乱扯。 同样，什么“吴门仙吏汉时梅”，“白公堤上白公来”，也是诗的内容与史实大相迳庭，却和郝先生的知识合拍，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奥妙?不是值得我们“肉食者鄙”的人们深思一番吗? 不宁唯是。郝先生自称他所目见的原册页的情况，也是十分可怪的。前面已然引过，说是他所见的册页“全本约三十来页，内容皆今体律绝，下署‘俞瀚书’。”这就越发奇了。 这要分两层来说明。一是郝先生自己指出的同住商丘的“俞瀚后人”井氏母子的言词，与郝先生大相违逆。据亲自听井氏讲述“真相”的宋谋附图 (連結)同志告诉我说： “井氏今年七十岁，非常健谈。一见面就说画像不是曹雪芹。……她当新媳妇时就见过这幅画像，原来是一册，外面有木夹板，……她说是画册的装订与郝心佛所说完全不同。他说，画像在第二页上，再前面只有一页空白纸，画像后面也是空白纸，拖拖拉拉的一长串。但上面一个字也没有。一面说，一面手比划，说得非常肯定，反复强调，除了画像对面的两首诗跋外一个字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 请读者谛听：这就是郝先生说的画像原藏主的“证词”，可它与郝之所说竟是如此的悬殊大异!姑勿论井氏“证词”可靠性如何，至少，郝先生犚?话，是需要另找对证的了! 那么好了，让我讲讲另外的对证吧。 (甲)方行的话 方行同志是此幅小照的最早发现者，他当时是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1963年5月间，他到西安开会，路经郑州，被邀到河南省博物馆看一个预展，看后，他问馆里除展出者外，如有值得一看的，希望一并寓目。于是馆方拿出了一部册页，在其中发现了雪芹小照，他十分注意，就请馆方替他拍制照片，直寄上海(因他马上返沪)。馆方应诺，方行同志并嘱咐：将这一页夹上一个纸条作为标志，又好找，又不致错拍别页。他回沪后，果然接到了照片，他立即写信给王士菁同志，要他将照片和有关情况转交与我。士菁同志将照片和信件，交到我手，其中写道： “五月间我去西安，道经郑州，在河南省博物馆见有装裱甚旧的清代人物画册页一部，凡数十人，其中有雪芹肖像(面部，手部均泛黑)和尹继善诗共二页，时以行程匆促，其余各幅均未详看，究与此幅有无关系不详。……至于其余各幅，可能为当时尹幕之人或有关者，如有需要，可向郑州了解。……” 再请读者谛听：方行同志当时所见的是一部页册，上面都是人物肖像! (乙)黄苗子的话 黄苗子同志是1962—63年期间筹备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的常川坐驻故宫文华殿筹备处经手征集文物、办公的同志之一。他本人是书画家，并工诗词，研究中国美术史，见闻广，水平高。我因而向他请问当年初见此画像时的真情实况是怎样的。——我们的相识也就是因这次展览而起始的。我走访了他，那时他还在东城朝阳门内芳嘉园(方家园)胡同，他略无迟疑，对我说： “那是63年，郭老(沫若同志)索看此画，河南博物馆特意备了公函，正式将原件转交郭老，郭看后，让人考查，说是画像并不是曹雪芹，而是‘俞雪芹’。郭老因此就将原件册页连带博物馆公函，一起转交到纪念会筹备处。我当时看了，现在记忆犹新：是一部册页，共计八开〔即八个对开页，每对开是左右两扇纸〕，画的全是乾隆时的人像，或坐或立，姿势不一。画和题字都好，都是地道的乾隆时候的手笔。”｜我又问绘者陆厚信，有人怀疑是否果有其人，苗子答言： “陆厚信的名字我见过的，是乾隆时的一位画手，主要活动地是在扬州。这是我在一本有关绘画的书里见到的记载，只是书名字一时记不起，等以后可以查找。”｜我还“怕”有人说苗子的记忆“有误”，或是“单文孤证”，因而又特地去问刘世德同志—— (丙)刘世德的话 刘同志也是当时在筹备处的人，和苗子在一起。蒙他移驾到舍下，我专诚拜问此事的究竟。他实际就是帮郭沫若同志查《尹文端公诗集》，因而提出像主是“俞雪芹”的人，所以与我观点不同，但是，这丝毫没有妨碍事实真理，他答说： “ 据我所见，确是一部页册，而不是一张对开页。至于这部册页一共实有多少开，已经是记不清了。” 以上两次采访，都是1978年夏秋间的事。现在，我再请读者谛听：刘世德同志的话，证实了苗子同志的记忆，并无“有误”，不是什么“单文孤证”的事情了，——而苗子的毫不犹豫、立刻答出的那些情况，说明他所得的印象的鲜明强烈，而这些情况，又完全证实了方行同志最早见到的这部人物肖像册页，就是河南博物馆曾经正式交与郭老阅看的那同一部册页，雪芹小照，是这部册页中的一页! 既然如此，这就引出两个奇怪的问题：—— 〔一〕河南博物馆后来坚称他们从一收购就是“一个单页”——这次，今年上海市召开了1982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大会上，博物馆的代表在10月23日作了一项调查报告，一劼?头就又声明：收购时就此一张单页! 于此，我要问：这是哪个世界上的离奇故事呢!?博物馆有责任对此作出清楚的解释。 〔二〕郝心佛先生的那一篇高文，明确写道是： “(册页)全体约三十来页，内容皆今体律绝，下署‘俞瀚书’，字径约六、七分大，笔法汉魏杂糅，自成一格。全本倒数第二页……为画像。……此幅画像之下页(即全本最末一页)，乃楚门张鹏为此像题辞七言绝句四首，字体极摹董玄宰(按即董其昌——引者)，诚摹董之圣手”。 于此，我就要问：上文所引的这些人的言词，都于郝先生的说法十分不利；这其间，必然有的是“见鬼”了(不然，如何解释?!)，这真正“见鬼”的，到底是谁呢? 读者慧眼灵心，大约已经明白七八了。 (二)“出入”之异 事情的怪，还怪在很多方面。其中，尤以博物馆和“当事人”的各种言词说法的彼此互异、前后龃龉、自相矛盾，更为令人眼花缭乱。现在姑且略举大端，请大家分析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1)郝言册页倒第二页是画像；而井言正第二页就是画像。 (2)郝言册页都是俞书“近体律绝”附有张鹏四诗；而井言反复强调除画像外“没有一个字!” (3)郝言“余于其前标以题签〔按指“清代学者曹雪芹先生画像”一行签条，贴在对开页的背面〕；而陆润吾次子陆代营言“标签为朱聘之早先所写，以后才转入郝心佛之手的”。 (4)郝言强调画像头部绝无描改，即系原样；而陆代营言其父陆润吾“可能著色加以修改”。 (5)俞井氏自言画像是俞氏祖宗，当新媳妇时即见过的；而史树青致宋谋附图 (連結)函札中引及博物馆调查结果是“而像则是一个商丘人陆润吾所伪造。雪芹上款，藏园题签，皆陆所伪造。陆即云间人，解放后尚在，此事已由河南博物馆调查清楚，陆厚信即陆润吾之父祖辈，并不是一个画家。闻河南省博物馆将有文章发表，证明鄙见完全正确〔按史以为此画幅原系白纸一张，所有画、题、印，皆陆所造〕。 (6)郝言此像“是郝心佛于1962年以三元代价从破烂摊上收购来的”。(此据宋谋附图 (連結)1981年11月12日亲到河南省博物馆访询所得于该馆之武志远。我从很早托人向博物馆问询此画来历，就是这样给我答复的，值得注意。)而郝所撰“揭谜”文章又自称是“1960”年由朱聘之持画来，商量作伪出售的。然而博物馆今次公开的报告中又言郝、朱二人是1961、1962两年先后由狱中释出后，因生活困难，才合谋作伪的。 (7)河南省博物馆的公开报告确称“藏园题签”是郝心佛写的；而郝向宋所说则极力说明题签是朱聘之所写，并且当宋谋附图 (連結)对笔迹质疑时，竭力解释说朱能写几笔不同的字，并且指出某笔就是朱的本色云云。 (8)河南省博物馆于1979、1980、1982年三次调查，三次结论各异，——对前往访询的人答词，也是每次各异。(关于此点，宋谋附图 (連結)同志将有专文叙列，为省篇幅，不复详述了。) 这真可说是一种洋洋大观，咄咄怪事!我真不知该用何等文词，才能够表达这一大堆无法协调的矛盾!同时也有感慨：“考证”是不能“繁琐”的，否则就有批评，但是我也要发一个问：象这样的课题，摆在了我们“考证派”的面前，逼我们来把事情弄得清楚点儿，可还不许“繁琐”，——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上举八条，略见梗概，谁都明白，人的记忆，有时确是“欺人”的，由于不同的原因而会记忆失真；但是众多之人记忆同一个客观真实，必然有一个基本共劐?之情状可以显示出来。现在这么些“当事”诸君，他们彼此前后之间的言词，“出入”竟然达到了如此令人骇愕的程度，则诚然是闻所未闻、“叹为观止”的!这种奇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的，必然有一个什么奥妙，它到底是个什么?我想凡在学人，只要不为私见所蔽，总会认真思索一下，严肃追寻一番的吧。我以为，思索追寻，是值得的，是大有必要的。 (三)“张鹏”之诗 据郝先生“记忆”，画像居册中“倒第二页”，而下页(即末页)为“楚门张鹏”题咏四首七绝。这里，就也发生了几个可异之点，只好不避“繁琐”之嫌，也加列举： 首先就是郝先生的“记忆力”颇具特性：他对“三十来页”的“均臻上乘”的俞瀚自书“近体律绝”，一个字也不能记忆，唯独对“张鹏四诗”，记得一字不落，——这本身构成的“鲜明对比”，已经令人感到十分之有趣味了。我在上海时，就对同志们讲过我的这个“异感”，而且更令人诧异的是：郝先生也不“记得”张鹏对俞瀚是用的什么字样的上款!这确实是一种异常独特的“记忆特性”。 然后，我要说一个重要而可能为人忽略的现象，即此所谓张鹏四诗，一点也不象是俞瀚的至友至交为他的“诗册”(请注意：这是郝先生自己说的)作题跋，却完全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在“应酬”“塞责”!因为，这四首诗的内容，亦即思想感情，不但毫无任何餍心切理、叩动心弦、感人肺腑的片言只语，却完全是一派庸俗的吹捧的官场调头儿。这种手笔，风格不高，肤泛空洞，我们搞诗词的，管这叫做“做题”，其本质与“试贴诗”“赋得”体相类。须当指明：这正是在清末民初时期一些“书记官”“秘书员”的“特长”——他们要为上司代笔捉刀!不禁要问：怎么以锺子期自比的“楚门张鹏”会和“伯牙”俞瀚竟是如此一种“关系”呢?! 再次，如上文已经说明的，诗的内容，都没有超出我们所知于俞氏生平的知识——特别是郝先生自己对俞氏的知识，其中包括着不少与史实全相违逆的东西。如今我将四首绝句逐篇剖析一过，请看一看到底写了一些什么? 第一首，全是“凑句”，无任何真内涵可言，先说世人知其“肝胆”，何必描摹外貌，然而又即说，“偶从图画一窥之”，——还是要看外貌了，自相矛盾，这就是凑句做题的典型例子。 第二首，“万壑千砦”是用《世说》顾长康“自会稽还”而道其风景的典故，来“扣”绍兴。然而，将俞的原籍说成是“旧因”，已是不伦不类；下面“移家冀北”是又“扣”俞氏后居河北易县了，然而，“又空群”三字，实在更是莫名其妙的“凑韵”了，因为：韩退之的原话说的是“伯乐一过冀北之野，马群为空”，那么，俞瀚移家河北之后，是他“被”识者空了“群”呢?还是他“空”了别人的“群”呢?两者都不可通。俞瀚若自身被“伯乐”赏识拔出风尘了，乃一人之事，何谓“空群”?若他以伯乐自比而空“马”之群，更不成话说了，他自己都是寻伯乐而不可得的贫士，不遇而亡的!下面，“诗裁书格”四个字点了一下之后，便说什么“勘正风骚”!俞瀚的诗、字，好在哪里，“知音”竟不能道出半个中肯的字，而俞氏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勘正”风骚之事，这些不三不四的措词，十足的凑句法，暴露了作者的“贫乏”。这首，只为“扣”一个俞能作诗而已，别的什么也没有——与籍贯、住地连在一起，凑句充篇之迹尤显。 第三首，题者与被咏者形成了“伯牙锺期”的“关系”，可是，第二句就不通了，“成连端属望山师”，那就是尹继善是俞瀚“学琴”的老师了!(事见《东府题解》，是一段动人的音乐神话故事)但是，俞瀚是后来金辉荐与尹的——尹也未曾真予任用(详“附说”)，无论从哪一面讲(例如包括科名)，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师生”之谊。这不是很大的怪事吗? 更可骇者，郝先生自己特别指明：“君是伯牙”乃画像系俞氏之确证。可是，任何正经书(包括词典)上都没有“俞伯牙”这个人，而《吕氏春秋》注云：“伯姓，牙名。”只有象《警世通言》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才说什么“姓俞，名瑞，字伯牙”!我要说：为何郝先生和“张鹏先生”的历史知识是如此地“若合符契”呢!这事还不值得我们注意吗? 第四首，越发离奇起来，它说了一个“比喻”，一是汉代梅福，梅一度为南昌尉，后弃官，人称仙去，后见于会稽，又在吴下，自号“吴市门卒”云。二是“仲若听莺”，这指六朝的戴，字仲若，所谓听莺，就是人们熟知的“双柑斗酒听黄鹂”的那段佳话了。此人不曾出仕，后居吴门。但是“剡下才”则不知何指?是否“张鹏”将晋朝的戴逵(安道)居剡的事，误混为戴了?这同样是很奇怪费解的一句“诗”。末二句，又把俞瀚比做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白公堤，在苏州虎丘山下，是白所筑。但“白公”当时是做苏州刺史。俞瀚连一个幕僚西宾也没做上，怎么会拉来相“比拟”的呢?真是不伦不类，语无伦次。 而这样四首诗，据郝先生一人之记忆，说是乾隆时代的一位颇有诗名的俞瀚的“知音者”所作，并且是专为题咏俞瀚的作品。事情之奇怪，到此实叹观止矣，因为乾隆时代的诗，我们是见过一些的啊! (四)如何解释 “楚门张鹏”敢以锺子期自比，能深赏俞瀚诗才的人的作品如何到了上述那样的地步?百思不得其解。幸好，郝先生将他自作的诗(律绝)拿给人看时，我们才发现了一点消息。原来，正象宋谋附图 (連結)同志所举的，郝诗仅录三首，即有三处犯“孤平”格律病，而恰好“张鹏”诗中也犯此病!“张”诗“君是伯牙我子期”句，“牙”为孤平；而郝诗“燕市卜居雅集频”和“访胜北碚遇大贤”两处恰恰是同样句法犯了同样毛病，质言之，毛病都出在一个仄起句的第四字上!尤有趣者：病字上面的那个字，又都是入声——“伯”、“卜”、“北”，如出一辙! 这是什么道理呢?想了一下，忽然大悟。原来河南中州方言，今无入声，将入声字念得和平声完全一样，而且有时拖得很长。也就是说，商丘的郝先生，在不自觉时，是把“伯”“卜”“北”都念得像“啵”“不(ｂū)”“背”一样的!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上述的巧合现象。 我悟到这一点之后，才跟着“悟”到：伯牙本不姓俞，如果是“张鹏”闹了笑话，为何郝先生不加指摘评论，反而首先大书特书地指明“伯牙姓俞”，并以之来“证明”画像是“俞氏”“无疑”的呢!? 解释得出来了——而且只此一个，这就是： 原来所谓“张鹏”诗，是郝先生“捉刀”的，因此只有他一人“见过”，并且也只有他一人“记得清楚”，而郝“张”二人的诗风、诗学的水平，也完全一样的! (五)诚恳进言 事情通过上文的剖析、考证，已经真相大白。我奉劝郝先生：你是收得雪芹小照、保全有功的；你把原来想开大家一个玩笑的各种话都撤回去，将事实讲出来，为这幅极端宝贵的雪芹肖像所蒙受的埃雾扫除尽了，让它发出更大的光彩，那么你仍然是立一大功的。我们会感谢你。 在此，我也要向河南省博物馆进一言：你们应当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了。我可以说一句：我们已掌握了确证，证明郝先生所说的什么“画像是倒第二页，画前都是俞书律犻?，画后是张鹏跋诗”的这一整套说词，纯属捏造欺人!这部册页的内容真貌，还存在于世间，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我将在另一篇文字中详述一切。 〔附说〕 俞瀚，根本没有做过尹继善的幕府西宾，我自己过去对此认识未清，也做过误说误证之事；近在上海市全国红学大会论文中，见有宋谋附图 (連結)一篇论文，论及俞瀚并未有曾入尹幕之事，只曾一度当了座上客，打过一次抽丰而已。其说甚确。盖俞氏之至友袁枚、沈大成两家之言最有史实价值，二人皆言俞瀚被荐与尹之后，结果是“不遇”“无所谓”，即尹氏未加任用。再一点有力的证明是沈大成说俞与尹相识后是“出入幕府”——这正是对一种尊为“上客”、但非其手下人的用语。出入幕府，即言俞氏以一个寒士布衣，竟然能在两江督署大衙门往来走动(注意：此“幕府”，用本义，即封疆大吏建牙开府的“幕府”，不指俗称西席义。)若真是做了幕僚的，绝不能用“出入幕府”来形容。这一点，凡了解清史宦场制度的，不会误解的。再者，尹氏诗集中有大量与幕友倡和的篇章，曹西有、宋宝岩有一时盛会之致，而绝无与俞倡和之痕迹。事情是十分清楚的了。然而还有一个要点应当同时注明：目前已经寻到确切的原册页目击者，弄清楚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册页中每幅肖像都是有尹继善题诗的，并非只是雪芹小照有尹诗。该同志并说：因此当时阿英同志才说他疑心这都是尹继善的幕僚。我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方行同志给我的第一封信(1963)就指出，说“至于其余各幅，可能为当时尹幕之人，或有关者”。方行、阿英二同志，一南一北，互不谋面，何以其推断如此之一致?这就完全说明了问题。而明白了这个事实之后，就会觉察出俞瀚既非幕友之列，自然册页中本不会有他的画像，——这也就是“俞雪芹”说者始终无法解释俞瀚如何会别号“雪芹”的真正原因。 一九八二•十二•九•灯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