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的北碚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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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2009年4月11日《文汇报·笔会》载周汝昌先生《吴宓先生：行真守礼》一文，真有点喜出望外。没想到经过十年浩劫，周先生竟能将我父亲吴宓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信侥幸保存至今。
因为整理父亲的诗文、日记和书信，我对周先生1954年的北碚之行也有些了解，现根据父亲的记述作些补充。
周先生这次访问北碚，是由他燕京大学的同学、华西大学的同事凌道新提议的。凌道新在成都燕京与我父亲相识相知，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从成都华西大学分配到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成了父亲的同事。两人虽然原都是讲授西方语言文学的，此时由于“一面倒”学习苏联的教育方针，西方语言文学课程大幅削减，原外文系正向俄语系过渡，所以一同转业到历史系改教世界古代史和中世史了。
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出版，西南师院的红学爱好者多有评论，凌道新希望作者能利用寒假来北碚西师一游，与大家交流交流。这个建议得到我父亲的支持。
据《吴宓日记续编》，周汝昌先生是1954年2月17日到达西南师院的，住在凌道新宿舍。凌那时尚未成家，为待客还专门向我父亲借去厚丝棉被一床。这天晚饭后，父亲“至凌道新室中访问周汝昌，再同食汤面。初见，谈其所著书。宓述宓昔年所讲《石头记》之作成及人物评论之纲要。夜11：00归寝。”
第二天，即1954年2月18日，父亲“正午，在北碚第二餐厅宴客。客为周汝昌、朱虎庄、朱乐之、赖以庄、孙培良、吴则虞、凌道新。进白酒及樱桃酒各四两。”诸客中，重庆师专教授朱乐之是位能诗书画、博识国闻的老先生，赖以庄（肃）、吴则虞先生是西师中文系正副教授，朱虎庄是位爱好古典文学的工会干部。孙培良先生则是西师历史系主任。
周先生来北碚之前，父亲曾向孙培良主任陈述凌道新招待周汝昌茶会计划，“良切切以为不可行。”大概是思想改造运动结束不久，心有余悸吧。于是父亲和凌道新决定由个人出面组织座谈。他们拟定名单，父亲分访各人亲送茶会请柬。
2月20日近午，周先生往父亲寓所邀他同叶麐、凌道新到北碚第一餐厅便宴。叶麐，字石荪，上世纪三十年代与我父亲在清华同事，后久任四川大学教授、教务长、代校长，此时亦由“院系调整”新分派到西师教育系任教。
当晚“7：30至10：00续在凌道新室中，由宓、凌道新柬邀孙海波、叶麐、赵荣璇、荀运昌茶会，与周汝昌会谈。”孙海波是西师图博科教授，赵荣璇女士和荀运昌先生当时是西师中文系年轻教师。原来还请了中文系董寄安教授，“先期因事辞，未到。”
茶会虽然时间不长，大家争相发言，畅抒己见，气氛十分热烈。父亲亦认为“今晚所谈甚好，除麐外对《石头记》皆有其心得。宓述秦可卿之评论一节，遂与周汝昌握别而散。”
这晚大家说《梦》话芹之际，凌道新对众展示了周先生为《新证》自题的两首七律，与会诸君都答应和韵，后来果然交来诗作。我父亲却对周先生说我不和诗，给你抄录两篇旧作。茶会散后，随将周先生的锦册带回。
父亲到家就用毛笔在周先生的册页上端端正正地写录了一诗一曲，都是他昔年有关《红楼梦》的旧作。诗是《题陈慎言撰虚无夫人小说》作于1934年，岁次丙子。周先生文中误记《虚无夫人》小说为“陈寅恪所作”，是记差了，寅恪先生从未曾撰作小说。父亲诗云：
题陈慎言撰虚无夫人小说
太虚幻境红楼梦，乌有先生海上花（《海上花》亦小说名）。我写我情情自美，人言人事事终差。巨灵天外伸魔掌，锦字机中织乱麻。家国如斯说不得（《如此家庭》及《说不得》皆慎言所撰小说名），芙蓉诔罢赋怀沙。
父亲为周先生写录的一曲，是他1939年岁次己卯所作《新红楼梦曲之（七）》，对仿作此曲的由来，有非常详细的自注。其曲如下：
[世难容]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昔当1934年春，在清华古月堂西餐社座中，会食闲谈。同人以《石头记》中人物方今之人。刘文典君[叔雅，合肥]口诵此二句，曰，宓应比槛外人妙玉。宓亦窃喜，故宓是年五月六日《感事》诗有“隔世秾欢槛外身”之句。此乃本曲所托始，否则宓何敢自比妙玉，更何敢掠用此二句之原文乎？）天生孤僻人皆罕。你道是，唯物论腥膻，白话文俗厌。却不知，行真人愈妒，守礼世同嫌。可叹这危邦末造人将老，辜负了名园清华丽景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碌碌，(此四字用《石头记》开卷自叙“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言宓以教授谋生，劳忙少暇，光阴虚度。一己欲著之人生哲学及小说，终未能成，毕生大恨，亦《落花诗》第五首之意也。）违心愿。只赢得花落无果空枝恋，（即《落花诗》第四首之意。）又何须高人名士叹无缘。（此言宓立志奋发，而终局如此。天下后世类似宓或不如宓者，更不当自己悲叹其蹉跎不遇矣。）
周先生于2月22日离北碚回成都，凌道新陪送他到重庆，父亲作函给他的诗友黄稚荃女士，介绍周先生往见。
周先生临行赋诗，留谢我父亲和西南师院诸先生。诗云：
小缀何干著作林，致书毁誉尚关心。梦真那与痴人说，数契当从大匠寻。怀抱阴晴花独见，平生啼笑笔重斟。为容已得南威论，未见无穷待古今。
凌道新有和作云：
漫向遗篇吊故林，未容展卷已伤心。星归海落珠难见，花近楼开梦待寻。人世几当红烛会，春晓莫厌绿醅斟。明朝便是西川路，不尽流云阅古今。
周先生此行短暂，会谈的欢快，活泼和无拘无束却令人记忆长远。也许因为其后不久，在全国文教界就开展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人们自此论《红》，不再畅所欲言。
周先生不会想到当年北碚欢聚一堂的说梦诸君，三人（叶麐、孙海波、凌道新）不幸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备受折磨。1980年改正错划时，他们早已不在人间。我父亲虽逃过“反右”一劫，“文革”中被迫害致残，苟延残喘到1978年初背着无端罪名含冤去世，尽管当时“四人帮”已粉碎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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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汇报》2009-05-21
原载：《文汇报》2009-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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