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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开设专题，探讨重读经典、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等问题。看了刊发的一些文章，我感受到一种回归，文学意义和文学本质的回归，深感欣慰。 的确，作家要有信仰，还要有对信仰的思索和追求，要有贯穿始终的、探索的、成长的思想。我在这里没有劝人皈依宗教的意思，我所说的信仰，是对某种思想、学说、主义的信服或尊崇，并作为精神的寄托和行动的指导。我是觉得，作家必须对作品描写的人生和现实，用普世价值、用人类共有的精神来观照。在国人普遍感受到信仰缺失、信仰危机的时候，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更需要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在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或者观看西方影视作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上帝的存在，信仰的存在。感动我们的往往不全是文字、故事，而是若隐若现的信仰的力量，是博爱的精神、悲悯的情怀，是对人类的爱和对美好人性的表达。托尔斯泰是有信仰的，除了上帝，还有他的基于基督教教义和东方古典哲学的“托尔斯泰主义”。阅读他的作品，震撼我们的，是悔罪与救赎、禁欲和自制、博爱和道德自我完善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还有他在追求、思索这些时的内心矛盾斗争与困惑挣扎，正是这些，他才成为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是有信仰的，他的作品中有人所共知的人文主义理想，还有他对人的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对人的终极意义存在的思考。有趣的是，他也有与托尔斯泰一样的犹豫、矛盾、纠葛和挣扎。 在阅读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时，同样也感受到信仰的存在。《红楼梦》就是有信仰的作品。贯穿全文的是一僧一道，还只是显形线索，在阅读《红楼梦》的每段文字，无论是描绘烈火烹油的热闹与繁华，还是描写食尽鸟散的凄凉与悲伤，你都能感受到一种超凡脱俗的道的色彩，上善若水的道的境界。我们无法判定曹雪芹是信佛还是信道，在佛道之间，在佛道与人性之间，曹雪芹也是犹豫、矛盾、纠葛和挣扎的。鲁迅也是有信仰的，他的信仰不全是普遍说的进化论、人文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他的信仰在于批判之中，他批判迷信，却新编神话；他批判儒教，却大仁大义；他批判国民性，却爱国爱民。他的批判基于爱，基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基于改变国民性、改变这个国家。他的信仰的复杂、纠葛、挣扎与曹雪芹、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竟那么的相似。五四时期的作家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科学、民主，致力于疗救国家，疗救国民；建国初期的作家也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致力于鼓舞人气、教育民众。不管现在看来，他们的作品技巧是如何的不成熟，但理想力量是不可否认的。 这些都是被认为是过时的作家了，现在更多的在强调所谓的“上帝死了”、“文学死了”、“哲学死了”，进而还说“人死了”，流行所谓的观念写作、欲望写作，但在阅读当代西方、拉美、中东优秀作家的作品时，我同样感受到信仰、思想的力量。施林克、帕慕克、胡塞尼，还有卡佛，他们的作品中，依然有信仰的力量，依然有思索的纠葛与挣扎。 犹豫挣扎代表的不是无知和浅薄，代表的不是不成熟，恰恰相反，代表的是“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主义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缺乏信仰是可怕的，缺乏对信仰的求索更是可怕的。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学，不仅需要信仰，需要对信仰的探索和追求，还需要引领读者、百姓探索和追求信仰，为他们提供摆脱信仰危机的路径，为社会构筑起精神理想。我很庆幸自己还有信仰。 作家要有一块坚守的土地。这块地可以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土壤，也可以是自己营造的一块文化土壤，坚守下去，挖掘下去，才会有所收获。 首先要有一块放置自己文字的现实土地。 福克纳有他的一块土地，他的15部长篇与绝大多数短篇的故事都发生在故乡约克纳帕塔法县。我并不是说每个作家都像福克纳那样，专写一块小地方。作家关注的现实土地可大可小，不必拘泥，世界上有很多写大世界而成功的作家，也不乏写小地方而成功的作家。作家对自己关注的土地要倾注真情实感，要有切肤之痛，要有全心之爱，还要能用全人类的眼光和情怀关照这块土地。福克纳的成功当然不全是写了那块邮票大的地方，还在于他对人类的信心，他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感言时说：“我拒绝认为人类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能够忍受艰难困苦，也终将会获胜。”中国也不乏深入一块地方，扎根泥土而成功的例子，沈从文的湘西、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晋东南、陈忠实的关中、贾平凹的商洛等。我周围也有现实的例子，这几年，宁夏文学以沉静、细腻、洁净的整体风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尊重。不是宁夏作家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而是宁夏作家都还坚守着这块土地。宁夏南部清水河一带，是一片很干旱的土地，这片旱塬苦土不怎么长粮食，但却长文字。这片土地本身就是感性的，成长起来的作家也是感性的。中国理性化、物质化的地方太多了，感性化、精神化的地方几乎消失殆尽；理性化、物质化的作家太多了，感性化、精神化的作家几乎消失殆尽。文学、作家、作品是需要一些感性和傻气的，像屈原那样的傻气，西西弗斯那样的傻气，冒着对土地的信心、对社会的信心、对人类的信心这样的傻气，才会有真正的力量。 第二要有一块放置审美归属的文化土壤。 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它不仅承载精神理想，同时承载审美理想。审美具有人类共通性、普遍性，但也有民族性和地域性。所以，审美理想需要学习交流，但更需要根脉传承。我们当下的文学，似乎丧失了文化自信，过多地尊崇西方，自甘为支流、模仿者；过分地贬损汉文化和汉语言，自觉地去污染和践踏。失去对道德伦理的敬畏，失去对语言文字的敬畏，致使很多文学作品中充斥着戏说、恶搞、暴力、色情、乱伦等。岂不知，我们自己丧失了文化、文学自尊，就永远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文学、作家、作品，对待汉文化，对待汉语要像农民对待土地，士兵对待武器一样，要热爱、要尊重、要敬畏。我是少数民族，有双重文化背景，用汉语写作，我保证自己的作品中起码没有肮脏的文字，没有颠倒的伦理。 作家眼中要有人。文学不全是人学，但关注人却是必须的，关注点向外，对百姓、读者；向内，对个人、自我。这种关注如果是真切的、有责任、有良知的，不管向内，还是向外，才是有价值的。 眼中得有百姓。这些年，文学正在自愿地失去启蒙意义，自觉地远离百姓，走上了“纯”文学化、“玩”文学化的道路，结果走向了边缘化。文学不替百姓说话，百姓就不会看，就会抛弃文学，文学只能边缘化。近年来，底层文学、民生文学盛行，但文学还是没有赢得百姓，原因也是作家人不在底层，心不在底层，所谓的底层叙述是隔着靴搔痒，隔着心忧伤。我觉得，作家下笔前必须有为百姓书写的诚意。写作中真正把百姓当成弟兄姐妹、亲戚朋友，内心有切实的肌肤相亲和切肤之痛。写成的作品要么在日渐麻木的人心上挠一下，让人产生稍许的感动和思索；要么给人以温暖和抚慰，给人以活下去的勇气；要么有方向和道路的指示，给人以希望，这样才能重新赢得百姓。 文学作品离不开读者，甚至有的理论认为，作品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文学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是不可割裂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尽管读者在时代、地点、信仰和语言上千差万别，但文学在他们中间确立的却是人类的团结、感情的纽带、共同的愿望和情感的交融，以及相互的声援。现在有很多作家说，写作是个人的事，也有很多论据支持这种观点。但写作虽然是作家个人的事，作家却不能自私地写作，不负责任地写色情乱伦、暴力恶搞、萎靡颓废的东西。我觉得，作品写出来，能让自己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阅读，才能拿给读者阅读。文学得守住人类精神的底线，作家得有些社会责任感，你不尊重读者，读者当然就不尊重文学。 文学是作家的精神产品，有很浓厚的个人色彩、私人化色彩。但人是社会的，作家、作品更是社会的。作家不能只书写自我，要与自己的灵魂对话，与上帝对话。通过对自己的人性叩问，批判人性的弱点；通过对自己的道德完善，疗救社会痼疾；通过自爱，而施人以爱；通过自重，而尊重万物；通过自信，而相信人类；用自己的理想之光，给人以光芒，用自己的思想探索，给人以方向。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0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0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