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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学者刘再复的《红楼梦悟》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在二月下旬推出。大陆版也将由北京三联出版，这是十多年来刘再复在大陆出版的破禁之书。刘再复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宝藏就在《红楼梦》里，他是用生命、用心灵阅读《红楼梦》的，有如甄宝玉与贾宝玉相逢，欣慰的是不会像甄宝玉那样见到贾宝玉时只会发一通“酸论”（相逢不相识），而是充满与本真己我重逢的大喜悦。他说，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崇拜永远不会减退，莎士比亚是英国人的精神天空，曹雪芹终有一天会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天空。 二月二十五日，在《明报月刊》创刊四十週年专题讲座上，刘再复作了“再论『第三话语空间』”演讲；二十八日，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主办的讲座上，刘再复作了题为“《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的演讲。在刘再复眼中，《红楼梦》是人类世界精神高度的坐标，就像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哥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中国就只有《红楼梦》可标誌人类的最高精神水准；《红楼梦》与中国人的关係，就像莎士比亚与英国人的关係，“寧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经刘再复考证，此话是《英雄与英雄崇拜》的作者卡莱尔所言。他说：“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最大的宝藏就在《红楼梦》中，这里不仅有最丰富的人性宝藏，艺术宝藏，还有最丰富的思想宝藏、哲学宝藏。我读《红楼梦》，不为考证和研究，完全是出于内心生命的一种需求而阅读它的。” 刘再复说，他阅读《红楼梦》，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大观园外阅读，知其大概；生命进入大观园，面对女儿国，知其精髓；大观园（包括女儿国与贾宝玉）反过来进入他自身生命，得其性灵；走出大观园审视，得其境界。他最早读《红楼梦》是在上大学时，当时只是“用头脑阅读”。二十年前，他撰写的《性格组合论》一书中，就有专门一章论述《红楼梦》，也是知性阅读；十年前在海外出版的《漂流手记》第四卷“独语天涯”，有专门一章诉说《红楼梦》。他说，这才是“用生命阅读”，“用心灵阅读”。 刘再复说：“这是新的生命感受，是我第二人生的开始。我放下很多东西，不断回复到生命的本真状态，对我而言，主要是禪宗和《红楼梦》的启迪。这两样是一致的，没有禪宗就没有《红楼梦》。禪宗讲的是自性本体论，推动你开掘生命的赤子状态。《红楼梦》受佛学影响极深，由色入空，把一切都看破，然而，看破了还得活。那么，该怎么活，该如何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之上？这才是《红楼梦》的哲学问题。《红楼梦》整部小说告诉我们：要诗意地活着，就得走出争名夺利的泥浊世界，保持生命的本真状态。” 他认为，两百多年来，《红楼梦》的阅读与探讨主要有两种形态：论与辨。现在他尝试第三种形态：悟。“辨”是指考证、探佚、版本辨析等；“论”是分析的、逻辑的。“悟”是直观的、联想的。“论”无法表达心灵上最高的感受。要用悟的方式阅读，也就是禪宗的方式，“这是明心见性、道破文眼，以生命穿透书本的方式。禪性是超世俗、超功利的一种审美性，也是一种阅读态度”。 他坦言：用禪性阅读，有两个原因，首先《红楼梦》本身就是一部悟书，一部切入心灵的大彻大悟的书，可以说它是中国乃至世界悟性最高的一部书，因此必须以悟读悟；悟主要在大家熟知的文本里，读出蕴藏其中的情感之核、心灵之核。就像中医点穴，要点到要害。他说他比较少读别人的研究著作，而是从文本里读出新的东西。因此，用头脑的阅读方法和用生命的阅读方法不同，后者是完全出于心灵的需求、内心的需求，阅读中总是与书中人物发出“灵魂共振”。但是他不否认“论”和“辨”所取得的成就。 当下的中国大陆，新一波红学热掀起大潮，是三十多年来所未见。据悉，中国大陆在过去的一年，“红楼书”一下子出版了五十七种，张爱玲、王蒙、李国文、周汝昌等人的“红楼书”热销不断。网上更是热闹。这新一波红学狂欢，被认为主要是由北京作家刘心武所引发的。 自认为“红学票友”的北京作家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座后，红学界对他的非议就不曾断过。刘心武研究《红楼梦》的主要观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并将自己的研究称为“秦学”。刘心武认为，秦可卿的生活原形，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主流红学家群起而攻之，匯成一股反詰之潮。他们认为刘心武的观点“想当然”和“生造”，为了轰动效应而不顾学术规范。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誌社社长吴祚来批评刘心武走胡适的老路，在小说中寻找历史，把红学研究异化成探佚学、释梦学或猎奇猎艷学。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认为，“秦学”立论的重要支柱尚且没有根据，其他那些证据和理由，更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蔡强调，《红楼梦》不是谜，它无秘可揭，无谜可猜。 面对批评，刘心武说自己欢迎批评，但既然大家是讨论，就应该完全平等地对话。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说：“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的结果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刘心武则说：“中央电视台邀请我，我作为公民，怎么就不能应邀去录节目呢？我可以接受邀请，去讲我个人研究《红楼梦》的观点，这是我绝不能放弃的公民权利。”刘心武认为，红学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要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允许“外行人”说话。他觉得自己的研究为平民红学研究群体出了一口闷气。 在一片质疑和不屑声中，《画樑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书风头甚劲。根据他的讲稿整理出版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第一、第二部，更是越卖越火。读者、观众和网友也自然而然分作两派，不过，民众特别是网民却是支持刘心武的居多。北京作家、学者王蒙认为，“红学研究”向来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某一家、某一学派的研究只要自圆其说即可。“红学研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历来有史学研究、图书版本研究、民俗学研究、文化学研究、意识形态研究等多种分类。 就目前的“红学热”，《亚洲週刊》走访了刚刚从台湾访问归来抵达香港的刘再复。以下访谈摘要： 你认为时下的这一波红学热是泡沫吗？ 绝对不是泡沫。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崇拜永远不会减退的。莎士比亚是英国人精神的天空，曹雪芹终有一天会成为中国人精神的天空。刘心武说得好，《红楼梦》是人们共享的精神空间。我现在谈的《红楼梦》哲学，且不说与易、老、庄、禪的关係，就说与儒家的关係，决不是“反儒”、“反封建”可以概说的，其态度有多重层面，要不断开掘，我们现在的开掘才刚刚开始。 如何评价刘心武的研究？ 刘心武像是周汝昌先生的弟子，走的是考证的路。周汝昌的考证很有成就，但他近来认为《红楼梦》的主人公最好是由甄宝玉与史湘云来当，实在难以让人认同。刘心武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对小说文本的细读，像迎春独自在花荫下拿花针穿茉莉花，历来不被人注意，但刘心武发现这是一个弱小的生命与时空的瞬间中显现出来的全部尊严，对我很有启发。有人说刘心武是新索隐派，我不赞成。刘心武侧重于文学和历史的连结，重心与落脚点在文学。他研究的是文学原型，也就是曹雪芹如何把历史上存在过的生活原型转化为艺术形象。《红楼梦》是一部自叙性小说，其艺术形象与作者亲自见过交往过的生活原型关係极深。《红楼梦》作为伟大的艺术工程，有一个从实到虚的创造过程。因此，研究这个转化过程很有意义。以前我曾纳闷，秦可卿这么个人物只出现那么点场景，怎么那么重要，死时那么隆重，经心武的考证，才明白原来是个公主、废太子的女儿。你可以不信，但他自圆其说。 你如何看待那么多学者和专家对刘心武的批判？ 如此批判刘心武是没有道理的，《红楼梦》是非常丰富的世界，研究也应该是多元的丰富的。可以不赞成某人的研究结论，但不能不让人作各种尝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有过严重的教训，就是用政治干预学术，围剿、打击俞平伯先生，把他的考证界定为资產阶级唯心论，结果还得为他平反。我们不要重复历史的错误。我在台湾中央大学时，文学院的《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康来新教授说，刘心武的研究“可爱而不可信，但是可贵”。我赞同“可贵”的说法，至于可不可信，那应当由读者判断。英国出现莎士比亚狂欢是好事，中国“红楼梦”狂欢也是好事，如果出现“三国狂欢”、“水滸狂欢”，那中华民族就麻烦了。从价值观来看，《三国演义》是中国人权谋、心机、权术、阴谋的大全，大家以此狂欢，那可怎么办？《红楼梦》则集中了中国人的优秀人性。《红楼梦》热不要怕，是好事情。 你还会去台湾吗？ 去年十月起，我在台湾中央大学三个半月，任客座教授和驻校学者，今年二月至六、七月，任台湾东海大学讲座教授。我现在要读中国社会三部大书，读大陆几十年了，读香港已经有三年了，读台湾还刚开始。我要比较三地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上的差异，自己直接感受才可靠。民主、自由、法治，这些大范畴，不是光读图书馆里的藏书就会明白的，要读社会大书。 你能去大陆吗？ 进出大陆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大陆解除我的书禁，我想到北方的全国各地走走，继续读大陆这部大书。 在两岸三地走，你最喜欢在哪里生活和工作？ 我目前比较喜欢香港，香港是多元社会，这么有活力，这么有秩序，又有这么高的自由度，十分难得。我说香港好，不是简单地说什么都好，但应当承认，香港拥有最广阔的第三话语空间，拥有最完善的世俗生活秩序。 文学家刘再复接受江素惠訪問 悟《 红楼梦》，悟人间事 ——答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江素惠问 江素惠（下称江）：刘教授对于《红楼梦》很有研究，你最近的一本书是《红楼梦悟》，对《红楼梦》有另外的解读，可不可以简单地介绍这一本书？ 刘再复（下称刘）：过去《红楼梦》的研究有两个大的路向，一是“红楼梦论”，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是第一部开创性论著，有分析、有论证、有逻辑；另外一个是“红楼梦辨”，这是考证、探佚、版本清理等，我想走的是第三条路，就是“红楼梦悟”。“红楼梦悟”与“红楼梦论”是有区分的；论是分析的、逻辑的；悟是直观的、联想的。悟是禪宗的方式，明心见性，击中要害，就是在大家熟悉的情节中悟一点新意，例如甄宝玉与贾宝玉的相逢就是很深的隐喻，哪一个才是真的？贾宝玉是本真己我，而我们这些社会常人却多半是类似甄宝玉的角色。甄宝玉追求功名、追求世俗利益，看到贾宝玉的时候，也就是看到本真己我，反而不认识，还要教导他，希望他浪子回头。通过甄、贾宝玉的故事，我们可以悟到人类已经很难与本真己我相逢的深刻危机，人类已经被权力与财富异化成不认识真我的金钱动物与政治生物。这次我写了两百多段“悟”，还有几篇论文与散文，构成了这本《红楼梦悟》。 江：《红楼梦》的性情世界在你的“悟”中，是很美的。社会的形形式式与此却有很大距离，世俗社会追求的是功名与利益，这在社会中是很普遍的现象，你如何悟出《红楼梦》新的道理？ 刘：“人类社会活动”与“人类心灵活动”是一对巨大的悖论。两者都有充分理由，但两者总是矛盾的。社会追求的是现世的功利目标，是麵包、功名、财富与权力，这有它的理由。但呈现人类心灵的文学，其本性恰恰是非功利、非功名的，它要与世俗的功利活动拉开距离，它要对形形式式的功利活动进行冷观与反省，它要思索一切功利活动在何处迷失，然后作出真实的心灵诉说。曹雪芹写《红楼梦》完全是为情而写，为“还泪”而写，没有功利目的。小说中的“诗国”，是曹雪芹的“理想国”，追求的是如何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红楼梦》作的是诗意存在方式的大梦，在这种大梦的启迪之下，我的写作我的悟也是非功利、非功名的，只是自娱、自省、自救，只是心灵的诉求与呈现，只是曹雪芹之梦的继续。 看破一切色相 立不朽“大言” 江：《红楼梦》讲色空，好像什么都看破，可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还得做事，还得努力工作，不能陷入虚无。怎么看待这种困境？ 刘：《红楼梦》认定现实世界中所追求的财色、物色、美色，其实是幻象，也就是说，权力、财富、功名等你争我夺的东西并没有实在性，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启迪。它告诉我们，人生应当学会放下一些并非根本、并非实在的东西。《红楼梦》的哲学感和形上品格，就在于此。但是《红楼梦》不是虚无主义作品，它的特别宝贵之处，是在放下各种妄念和世俗追逐之后仍然有对“情”的大执，放下功名利禄之后仍有大哭泣、大眼泪、大思念，“无”中“无”后仍保存“大有”。但这个“有”是看破假相后的“有”。去年十二月我在台湾中央大学和东海大学作了“《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的学术讲座，说人生的难点是悟到“空”即一切都看破了之后怎么办？看破了又不能去自杀去出家怎么办？其实，“看破”是一种精神飞升，并非什么都不做。禪宗所讲的三境界（第一、山是山，水是水；第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第三、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体现在曹雪芹哲学上便是：第一、色是色，相是相；第二、看破了色的虚幻，即色不是色，相不是相；第三、看破之后即精神提升之后，在最高的形上层面上把握色与相并呈现色与相。曹雪芹尖锐地嘲讽仕途经济，嘲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但自己最后还是立了一部千古不灭不朽的“大言”，功德无量，这就是《红楼梦》。这是看破了功名、看破了一切色相之后所立的言，是精神无限飞升之后的言。曹雪芹看破泥浊世界的虚幻之后，并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不辞十年辛苦，费尽全部心血地写作，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在世俗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事，但也要明白确实有比金钱、权力、功名更根本的东西。同样都在谋生，境界却大不相同。一个人，如果拥有巨大权力、巨大财富、巨大名声，却付出人性的巨大代价，心地变得非常黑暗、非常卑鄙，这种人生有多大意义呢？ 流亡只为文学美学投入 江：你曾在一本书中提到，基督教是救世，而中国的禪宗在于自救，在于如何去自己救自己。禪宗是中国佛教的精神与中国佛学的方式，你在研究《红楼梦》时，也是以禪宗为出发点？ 刘：没有禪宗就没有《红楼梦》，禪宗所说的正是自救的真理。禪宗讲的是自性本体论与顿悟方法论，它认为每个人的心性中，都有佛性的基因。我们要去开掘这自性，我们的使命不是到山林中、寺庙中去找菩萨，而是打开自身的庙门，开掘、发现和培育这些佛性种子。人生是一个不断开掘自性的历程，要不断剔除遮蔽自性的尘埃，包括各种概念、教条、功名、妄念，并把这些放下。我常说“心灵状态决定一切”，就是心灵本体论，对我来说，流亡的原因不是政治反叛，而是心灵自救，是回到自己美好的心性中，浇灌自性中的善根与慧根，独立地面对世界，面对宇宙人生。读《红楼梦》也是为了自救，阅读过程是个修炼过程、是个守护心灵免于落入泥浊世界的过程。能够不受权力的编排和市场的摆布，便是自由，便是幸福。 江：你的流亡不是政治反叛，而是心灵自救，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心灵上的流亡可以给人很大的启发，你现在追求的心灵境界，自己觉得满意吗？ 刘：你能注意到这一理念，我感到很高兴。我的流亡确实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流亡，而是精神意义与美学意义上的流亡。也就是说，流亡不是为了政治投入，而是为了文学投入和美学投入，为了赢得自由时间与自由空间，把全身心投入精神价值创造，也为了赢得一个可以充分自由表述的机会，而把心灵中的所思所想写作出来。当然也是为了逃避功名利禄的绞肉机，避免成为名利之徒。我对自己感到满意是我有这样的流亡理念，所以十几年来从未因为失去很多世俗的地位荣耀而烦恼，真正以整个心灵浸淫于诗意的思索之中，而不再愚蠢地把生命消耗在无谓的是非论争之中。这不仅是满意自己终于写出九卷本的《漂流手记》和其他学术、思想著作，更为重要的是我虽然丢失了一切身外之物，却得到一种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人的骄傲，拥有表述自由与思想尊严的骄傲，血脉深处那一点不可征服的骄傲。 以尚文尚和精神化解争端 江：你曾谈论过中国尚文的历史传统。你能再说说尚文、尚武的区别和今天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方向？ 刘：尚文或尚武，是大文化精神，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倾向。我在美国十几年，就觉得美国人相当尚武，他们对运动员特别是对篮球运动员、拳击运动员的崇尚，大大超过对诗人作家的崇尚。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曾指出中国与欧洲的立国大文化精神很不相同，欧洲从亚历山大、凯撒到拿破崙都热衷于向外征服扩张，非常尚武。而中国是自满自足的农业大国、无须向外扩张。在理念层面上，中国的尚文、尚和传统早在先秦时就确立了，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思想家讨论的总主题就是“不争”，就是“和平”。不尚战争、尊重生命，这是人与禽兽的第一区别点，是文明的发端。我们的先贤在两千五百年前就立足于人类世界的思想制高点。在制度层面上，有诸侯贵族制度，才有对武力的崇尚，这种制度一瓦解，武力就不吃香了。秦汉派出中央文官代表皇帝到各地统治（中央集权郡县制），废除分封制，这就打掉了尚武的社会基础。隋唐之后科举大发展，会写文章就可当进士当大官，社会动力来自社会底层，就更尚文了。我从小就唱《国际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对民族土地、民族文化、民族习惯、民族语言、民族传统等的认同是天经地义的。我也有这种认同感。但作家的文学创作不可热心于“认同”，而应追求“不同”，追求“特异”，追求创造。 江：尚文的思想在几千年前就表现了出来，儒、道的思想，都是尚文，不希望有战争、不希望战争带来苦难。如果把尚文的思想放诸两岸关係上，是不是可以发挥和平的积极作用？如何来发挥尚文的精神？ 刘：这是很重要的，中国已经很强盛，现在已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打倒中国，但是中国有可能把自己搞坏，两岸问题一定要共同努力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中华民族是地球上最聪明的民族，是文化积累最雄厚的民族，我们的同胞应当选择最有智慧的方式即民族内部自我调节的方式来解决两岸问题，这种方式的背后有强大的尚和文化支持。尚和、尚文的精神是要谈判、要妥协、要自然发展。现在两岸的问题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去自然解决，是最好的办法。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应该成为没有革命、没有内战、没有饥荒的世纪。当然也不是分裂的世纪，所以我不赞成“去中国化”的口号。我不知道台湾去中国化之后还剩下什么。 《水滸》太残酷 《三国》害人心 江：我想这也是大家所追求的目标，像你说的两岸的事情要自然地解决，那就没有尚武的情况发生，和平的两岸也是大家努力的目标。另外，你对《三国演义》、《水滸传》，都有许多的评论，你对这两部中国传统经典小说中的文化、价值观对中华民族潜意识的影响有深刻的批评，可不可以再詮述一下你的批评？ 刘：在尚文大传统中，我们还有小传统，小传统并不尚文。中国的农民革命，无论是造反者还是镇压者，双方都很残酷。我批评《水滸传》并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文化批评，是价值观批评。《水滸传》中的“造反有理”，是在“替天行道”的名义下使用任何黑暗的手段、血腥的手段都有理，连武松砍杀小丫鬟、李逵砍杀小衙内（四岁小婴儿）也有理。对这种小传统要反省，中国历来造反的一方很残酷，镇压的一方也很残酷，包括大儒曾国藩也很残酷，他被称为“曾剃头”，也是无情扫荡太平军如剃头。我不是笼统地否定造反，对孙悟空的造反，我就很同情，孙悟空身边有唐三藏，唐三藏的紧箍咒就是一个制约，造反是有规则的。如果不是唐三藏的制约，孙悟空就会变成牛魔王。孙悟空本来就和牛魔王结拜兄弟，这一点寓意很深。有制约就不会滥杀无辜，不会变成魔。可是在《水滸传》中的造反，却往往不择手段。《三国演义》对中国的人心危害极大。这部权术大全的破坏力极大，它把中国人的人心破坏得太厉害太严重了。如果不批判《三国演义》，中国的人心一定会愈来愈黑暗，愈来愈不可收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流行三大运动策略：第一条是政治无诚实可言，第二条是结成死党，第三条抹黑对手，这三条都是从《三国演义》学来的。《三国演义》的权术心机影响非常深远，从刘备到诸葛亮到司马懿，每个人都很会装。智慧进入权力系统，智慧就变质了。义气也是如此。人当然要讲义气，要讲情义、仁义，这种义气是非功利、非集团性质的。但在《三国演义》中的义气却是一种组织原则，一种排他性的政治结盟。这种义气就变质了，变成结党营私。 江：谢谢刘先生在短短的时间中，跟我们詮释了中国古典文学，同时也剖解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对我们民族意识的发展有很多的见解，这些都是很新的观念。谢谢！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二○○六年第七期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二○○六年第七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