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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一书如果从1774 年的甲戌本算起，距今行世已有220 多年的历史。从那时起，学术界对是书写作主旨、作者、书中塑造的人物究竟是影射还是写实等一系列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有的从文学艺术的视角去探讨，有的从历史说部去求证。这些争沦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以王梦沉、沈瓶庵为代表，认为是书衍演清世祖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二、以陈康祺、俞樾等为代表，认为是书是衍演满族才子纳兰性德家事。三、以袁枚、胡适为代表，认为是书是讲康熙朝江宁织造曹栋亭的家史。胡适还认定是书为曹雪芹所作，书的内容为曹氏对自家往事的追记和回忆。四、以蔡元培为代表，认为是书是一部反映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蔡氏从反满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出发，受徐时栋（柳泉）红楼“记故相明珠家事”一说影响，认为该书是悼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这四种说法中，胡适的说法被人称为自传派（或家事派），经顾领刚等一批学者鼓吹，为学术界多数人认可。蔡元培的说法则被称为索隐派，后来潘重规先生也赞同蔡氏观点。凭心而论，蔡氏力倡红楼一书为悼明揭清之作，不为无见，只因“语焉不详”，未加深论，而一时不为人所接受。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文学就是人学。如果说历史研究是史家对既往历史的一种解读，那么，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同样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诊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杜世杰先生的研究是极具意义的。 一、《红楼梦》 悲金悼玉，涵春秋微词，是教汉人明礼反清之作 本世纪80 年代初，当中国大陆正进行史无前例的“文革”、台湾岛红学研究处于沉寂的时候，台中的一位律师悄悄地将自己数十年研究《红楼梦》的心得以《 红楼梦悲金悼玉考实》 、《红楼梦原理》 、《红楼梦考释》 三书自费出版。作者写作态度严肃、材料搜集宏富、论证严密，其观点一反当前红学研究的倾向和看法，大有“石破天惊”之势，立刻在台湾文化界引起了轰动，并连带冲击了港、澳文化界。台、港的《中华日报》 、《 台湾日报》 、《 星岛日报》 等均发表了评论，称誉三书的出版是“红学史上又一里程碑”，① 指出《 考实》 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诗人吴梅村（伟业）这一说法“是发前人所未发的一项惊人成就，值得‘红学’专家们为之刮目相看”。② 这位律师就是台中杜世杰先生。 在三部著作中，杜先生明确表示《红楼梦》 为“复性救世之书，有裨学问之书，为有功名教之书，实乃前贤立言之作，非曹雪芹的忘本自低”，是一部有关世道人心的裨史，与红楼作者所说的“去虚逐妄”“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相吻合。并援引清代学者孙桐生的话说：是书“彻上彻下，不独为中人以下说法也，至其立忠孝之纲，存人禽之辨，主以阴阳五行，寓以劝惩褒贬。… … 是书之作，六十年来，无真能读真能解者，甚有耳食目为淫书，亦大负作者立言救世苦心矣”。揭示《 红楼梦》 为一部政治小说，“是教汉人明礼反清之作”。康乾年问，清廷的文网和迫害，使反清志士不得不将他们的民族思想采用更隐蔽的手法来加以表达。所以，杜先生认为《 红楼梦》 的作者为了避祸，便以假语村言演说满汉史事。又为了隐藏真事，乃用许多代名词代表满汉，必须先了解这些代名词，才能读懂《红楼梦》 。其隐藏真事的手法往往阴阳为用，真假为用，色彩为用，僧道为用，甚至以姓氏、花草、禽兽为用，乃至采取“一声而二歌”、“一手而二犊”的办法。 杜先生说，从《 红楼梦》 引子看，该书的主旨是悲金悼玉。所谓“悲”是痛恨的意思；“金”是金人、金国、金虏。“悼”是“哀悼”；玉是顽石，也是土石、故土、“玉”字在该书上必须拆开，“玉”字拆为一“王”或一“土”, “土”与“土”同，王羲之草书“土”即为“玉”。该书作者除了以甄费代表朱明，以贾化代表满清，又创甄府代表朱明，贾府代表满清，以存“夷夏之辨” 为了倡礼攘夷，特塑造李姓代表礼法，以影射历史上的大典。认为能知礼守礼，不但不是禽兽，也不会作汉奸。要兴废继绝，那就必须唤起民众，克己复礼，知礼复礼，知耻奋斗，才能复国，认为该书作者心怀亡国之恨，对卖国求荣、腆颜事仇的明臣如洪承畴、吴三桂、钱谦益等人大加挞伐。为了隐藏这些，乃塑造假天祥以影射洪承畴，呆霸王、滥情人以影射吴三桂，柳香莲以影射钱谦益。更依《东林点将录》 ，名钱谦益为天巧星、浪子，薛藩隐指“削济”，况年羹尧、吴三桂等人，云儿影射陈沉，即陈圆圆，以贾赦说清廷，宝玉影顺治，黛玉影董小宛，王熙凤喻比王戏凤，隐诋摄政王多尔衮娶顺治母亲孝庄。清初，传教士汤若望在清廷备受人后宠爱，书中以刘姥姥影之。总之，杜先生认为该书中人物乃至一切故事皆有所况。 杜先生从该书为前贤立言之作的观点出发，认定是书并不是写曹家的历史，更非曹雪芹的“妄本自低”、他说，在清朝，任何人写自己的家事都不可能产生海淫效果，而该书为什么“诲淫”呢？在当时还没有职业小说家，不可能是曹雪芹的凭空创作，而前人的著作大都有史料可依，该书当然也不例外。“若该书是写曹家的肮乱事，是个乱伦败德的自传，又怎能产生如此高的评价呢？”“大概世上没有那种无聊的人硬说别人的自传是写自己的种族吧！” “若照自传派的主张，人们不禁要问曹家究竟得了什么病，要花十多年工夫，研究制造出一部骂自家的书呢了并且捏造事实来骂自家人？” “退一步，自传固然不以炫耀自家为主，但也没有理由把自家人骂得一无善类”。再站在晚辈的立场来看，也不应该把尊长写得如此不堪，更何况写自已的父亲。在纲常名教治理的清朝可能吗？因此，杜先生认为该书写曹家的历史一说很难成立。 二、《红楼梦》 的作者是吴梅村而非曹雪芹 《 红楼梦》 的作者是谁？学术界争论至今，迄无定沦。胡适在《 红楼梦号考证》 和《 跋乾隆甲戌脂胭斋垂评石头记影本》中主张是曹家的写实，甄、贾两宝玉和批书人脂砚斋就是曹雪芹。周汝昌、高阳也持这一看法，但高阳认为是书是曹雪芹与叔父曹頫等人集体创作，并认为是书的素材并不完全取自曹家。蔡元培、王梦阮、潘重规则主张是明朝遗民所作。但杜先生认为蔡氏、王氏、潘氏、其说虽有见地，唯以妃比明，以君比清，有违常理，且不合民族大义，其大前提恐难成立。杜先生说，在乾隆年间对红楼研究最有影响的要算程小泉和高鹗了，他们也见过脂胭本，但从未说过曹雪芹是红楼作者。由于红楼“这部书不仅是前人的作品，而且是一部反清著作，所以传世者才不留姓名”。 杜先生经过数十年研究，认为红楼一书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诗人吴梅村，即江苏太仓人吴伟业。杜先生说：明亡时，吴梅村在家“号恸欲自缴”；又梅村临终遗言死后“葬灵岩（苏州市灵岩山）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这同红楼第一回说的“石头葬在青埂峰”下的故事非常相近。至于空空道人，杜先生说红楼第一回写《 石头记》 ，由空空道人抄出传奇，一百廿回也写《 石头记》由空空道人抄出传奇，可见空空道人也是参与著书之人。作者自谦用空空，涵义与顽石无才补天一样，也是指不能复国的儒门子弟，而吴梅村正是这种人。至于情僧，是因情而僧，这点与吴梅村的经历也极为相似。明亡，许多有道之士不甘作伪民，削发为僧，置身事外，以示不臣之状。吴梅村遗命“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梅村不是和尚，为何要僧装人敛、死后为僧呢？是因萦情故国，不愿作伪民。杜先生说，在甲戌本上，情僧之下有吴玉峰一词，可见吴玉峰是在《 红楼梦》 上下过一番功夫，才改《情僧录》 为《 红楼梦》 的。而在吴玉峰下写有东鲁孔梅溪。孔氏题《 红楼梦》 为《 风月宝鉴》 。东鲁是标明孔梅溪的籍贯。（东鲁似应释为东吴，苏常太一带鲁、囡、吴读音很近，甚至不分，梅村家在太仓，属吴地，杜先生对此解释未能清楚—— 作者注）此外，甲戌本脂批有一段文字：“雪芹旧有《风月宝鉴》 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家史派主张孔梅溪即曹棠村，但为什么改孔姓冠东鲁则没有解释。杜先生说，原作者为了真事隐才化名贾雨村，而后继人为什么要用吴玉峰、孔梅溪呢？若把吴玉峰、孔梅溪、贾雨村三个名字细看，内中正好隐藏着吴梅村三字。因此，他断定红楼作者为吴梅村。杜先生这一惊人发现实属史无前例，非同小可。此外杜先生在书中还从许多方面，诸如吴梅村的住处责园、吴梅村的诗才、史学修养、擅长写歌行等方面来论证吴梅村与《红楼梦》 有关。 至于《 红楼梦》 一书与曹雪芹的关系，杜先生的论证更是新奇。他认为曹雪芹是“抄写勤”的谐音，非生活中的真的曹雪芹。他根据红楼命名法，说石头记的事《石石头记》，说情僧录的事叫《 情僧录》 ，因为这部书是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的，所以传世者便叫贾雨村。到一百廿回说，果然由贾雨村转交曹雪芹，而曹雪芹的任务与空空道人相似，是披阅增删抄写传世，故曹雪芹并非真人，而是“抄写勤”的谐音，曹雪芹不仅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不但抄写勤，而月．增补也勤，因此又号曹芹圃，即“抄勤补”的谐音。杜先生说，如此解释虽嫌穿凿，但除此之外，也无更好的解释。而曹雪芹又名曹梦圆，颇似“抄梦圆”的谐音，圆字应作圆满解释，即完成之意，这一论断真是大胆惊人之举。 杜先生说，纵然退后一万步说，曹雪芹至多只是参与红楼一书的删改，而非作者。他完全赞同清代学者程伟元的说法：《 石头记》是红楼原名，“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唯书中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曹雪芹是在修补前人的旧稿，而不是创作《红楼梦》 ，“可知雪芹确非原作者”。 三、应以佛学之参悟、史学之考据、文学之构思研究《 红楼梦》 古今成大学问者莫不焚膏油以继暑，恒兀兀以穷年，在寂寞和诱惑面前坚守，舍此没有捷径。杜先生对红楼独辟蹊径的研究，提出卓而不群的精辟见解，当然不是偶然的发现，而是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果。作为一名法学家、名律师，他利用职业之暇，放弃自己的其他享乐，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几乎全身心地投人到对红楼的研究上。他说：“余研究红楼数十年，由线而面，由面而整体，每一个问题，必从各种角度去对证，求得的结果，与前人的看法不谋而合。”就其刻苦求实的精神来说，已足以令人敬佩之至。一个学者只有付出超常的辛劳才会在研究中获取丰硕的成果。为了研究红楼，他查阅了明清有关档案史料不下数百种，从宫府实录到私人家乘，从名贤手稿到坊间小说，凡是同研究红楼相关的史料无不加以搜寻批览。其中的艰辛只有杜先生自己知道。正因为他具有深厚的法学素养和扎实的文学、史学功力，所以才在红学研究上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正如一位学者在评论中写的那样：“这本书（指杜先生的《红楼梦考实》 ）所花的功夫，也许要‘增删五次，披阅十载’，跟写《 红楼梦》 的人差不多。它一定能进入红楼梦的世界。凡是研究红楼梦的人，书架上都会摆上一本。”“对推动当前的红学研究是有伟功的”。③ 杜先生根据自己数十年的研究，指出《 红楼梦》 作为一部世界名著，是智慧的结晶。作者运用巧妙的方法，组成精密的结构，以佛学为精神，史学为骨干，文学为仪表，完成空前巨著。研究《红楼梦》应以佛法之参悟、史学之考据、文学之构思，才能得其中味，若仅凭博览强记，虽可作名文抄公，恐非《红楼梦》 的知音。杜先生本人也正是从佛学、史学、文学这三个方面对红楼展开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就的。 杜先生指出，《 红楼梦》 上每一件事都是陆陆续续分散在许多章回中，一点一点地写出来的，决不一次和盘托出。对空间的描写，分散尤其严重，非熟读之后，下一番参悟功夫，难能读懂读通。红楼作者选择历史材料编织《红楼梦》 ，为了小说的完美而把史料分插在适当的章回情节中，不论作红楼或读红楼都要用巧接法则。“巧接即巧妙的结合，是读红楼的方法之一”。他认为一个读者乃至一个学者即使明了《红楼梦》 的结构，尚须坚持以下原则：一、应以《 红楼梦》 为研究对象，不应以版本、脂批及曹雪芹为主，弄得本末倒置；二、《 红楼梦》 是古典文学，写的是旧时代的世家贵族，切不可以现代的世俗人情去衡量贾府，应多读明清史料，研悉掌故典制，捉摸宫廷与贵族的家规制度及伦理礼数，对当时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及生死事小，名节事大的社会观点尤需具备，方能进入红楼之门。 杜先生又说：“应以红楼为研究对象，不应以版本、脂批及曹雪芹为主，弄得本末倒置”，明确提出了研究《 红楼梦》 的正确方向，同时也是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红学研究出现的偏向提出的尖锐批评。而应多读明清史料，研悉掌故典制及伦理礼数、贵族家规及官府的制度等等，则是要求人们更多地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去研究《红楼梦》，这更是对当前红学研究的忠告，值得学术界重视。 社会的复兴，文化的建设，包括一切学术研究，总是伴随着回归原典的运动。任何离谱的研究和偏见，其结果只能导致对原典的歪曲，那结果只能是伪利一学和伪学术。百年来，红学研究，闹闹嚷嚷，无有尽时。大故迭起，波诡云谲，争吵不休，乃至闹到今天到处修建大观园，报端上时不时出现有关红楼研究中的所谓“新发现”，红学研究已呈世俗化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出现当然不是表明红学研究的昌明，而是走向衰微的征兆。通常是当严肃的学术研究处于下坡的时候，伪科学伪学术往往趁虚而人。正如刘梦溪先生在《 红学与百年中国》 中指出的：“检讨百年来中国的红学，研究者对《红楼梦》 本文的研究反而有点忽略了。”“舆情尽管沸扬，于红学的学术进境却鲜有小补。”这真是说到了红学研究的痛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杜先生的研究不正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吗？杜先生的研究就是对这一偏向的纠正。 注： ① 《台湾日报》1973年5 月22 日。 ② ③ 《星岛日报》 1974 年l 月6 日。 原载：《台州师专学报》1996 年第4 期 原载：《台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