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德卿还在他的《 再辩析》 中指责我说：我没有见过张诗原件和他本人的毛笔字，所以对“随园”“吴门”是否经过挖改，“没有资格说长道短”。而我偏偏在7 月26 日至8 月19 日短短二十四天之内，一次给他本人写信，两次给郝心佛写信，还跑到河南博物馆对人说，提出种种疑点，这就要被他“叹为观止”了。其实，除我在河南博物馆的那段话是他歪曲原意精心编造的以外，我那三封信的中心思想是不相信“随园”“吴门”四字是程德卿所写，那件所谓张鹏题诗来路不明。我的信中还有几句直截了当的话他不敢摘引，这就是我大体上这样说过，如果他程德卿、郝心佛真有如此天衣无缝的作伪伎俩，能到一个公开场合上去当众献技，一个洗去原字，一个对客挥毫，在“张鹏原件”上再挖改四个字，还能做到“随园”二字的水平，满过众人的法眼，我就低头认错。否则我是无法相信他在给我的公开信中所吹嘘的陆润吾假冒名画的神技和他与郝心佛所招认的合谋作伪伎俩的。尽管我那时确实已经从香港《文汇报》 上读到徐邦达的《 悼红影议》 和周汝昌的《 雪芹小照鉴定记实》 ，从更多同志的来信中知道所谓张鹏原件在北京亮相时的反应，从《 悼红影议》 中还知道徐邦达也认为这“随园”“二字系洗去原有字后重书者，书法极劣，显与诗字等不同”了。 对书画鉴赏我是个完全的外行。原来我坚信画像左上方的五行题记为真，也不过和陈毓黑、刘世德一样，是相信郭沫若和多数鉴赏名家的意见。在上海会议上见到韩绍诗提供的朱聘之手迹复制件以后，我也觉得这五行题记确与朱聘之手迹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也曾想起启功对我说过的“后题跋”说。只是会议临结束前传出五行题记非现代人伪作的消息，《新民晚报》 作了公开报导，紧接着黄裳在《 人民日报》 发表了《 曹雪芹的头像》 也明确地说“画像本身与题句还有对页尹继善的题诗，都无疑是乾隆时代的制作”。所以我觉得还是慎重一点，看一看再说。1982 年n 月初旬从商丘回来写《 调查札记》 至18 日脱稿，原搞中有这样二段被《 上海师院学报》 发表时删去，但后来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编印的《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 第二辑照原稿刊出了，我现在摘录如下，以见我当时的慎重态度： 而且，画像本身的问题其实也没有最终解决。不能因为河南省博物馆的第三次调查彻底否定了 他们自己前两次调查结果，和多数专家认为画像确为乾隆时旧作，就完全不考虑史树青、冯其庸的处于少数地位的意见。例如，据施长河反映的陆润吾次子陆代营最近的意见，就与郝心佛的文章大相径庭，而于其庸的“改头”说有利。赵冠五虽然已经逝世，但如果在商丘或郑州终于找出一两幅陆润吾伪造的人物画，并经过时比鉴定确与这幅画的画风有许多相似之处的话，安知史树青“敬空”说不重占上风呢？凡是属于学术性的讨论，属于百家争鸣范畴的问题，是不能机械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 但文章寄出不久，我就知道所谓“张鹏原件”在商丘出现并送到郑州来了，又“只限借看一天时间”云云，我想索看一下复制件也办不到。这是韩绍诗1983 年1 月3 日的信告诉我的。紧接着《河南日报》 1 月9 日就发表了程德卿致我的公开信。这封信本是程德卿1982 年12 月6 日给我寄来的信，信末还有个附记，说他是11月15 日因病回家，接到河博通知，叫他写篇稿，于20 日寄往郑州，他写完未誊抄就寄出了，所以不能抄底稿给我看，叫我去审阅《 中原文物》 好了。这封信在《 河南日报》 发表后，我曾校对过他的原信，修改了多处，但原意无大改变。我写信问韩绍诗，韩绍诗回信说，他对此信一无所知，《河南日报》 公开发表也不是他代投。而我在1 月23 日针对程德卿的公开信写了一篇《 “曹雪芹画像”争鸣的前前后后― 兼答程德卿同志》 。投寄《 河南日报》 ，《 河南日报》 既不答复，也不退稿，甚至连续写信询问，也终于石沉大海，不理不睬了。后来只好与投寄《北京晚报》 、《 光明日报》 都不肯刊登的《 有关“雪芹小照”公案的四首诗》 一起在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编印的《 红楼梦研究资料》 第二辑上发表，才在1983 年7 月的南京全国红楼梦讨论会上与大家见了面。 韩绍诗在北京举行的“曹雪芹画像调查报告会”，尽管韩绍诗不通知我，我还是陆续知道了一些会上的情况。这个会是1983 年2 月28 日在北京举行的，由史树青主持，《雪芹小照》 和“张鹏原件”都带去了。韩绍诗在会上的报告，就是在上海那个报告的墓础上针对我的《 调查札记》 和周汝昌的质疑作了些弥补之后于元月份由武志远执笔定稿的。这个报告详细介绍了他们三下商丘调查的经过。武志远、陈松林和郭久理1979 年n 月5 日至9 日的第一次调查，是在史树青的“敬空”说发表以后组织的，并把这次调查的结果及时通知了史树青。因此，1980 年2 月21 日史树青给我写信：“关于陆画曹像… … 已由河南博物馆调查清楚… … 河南博物馆将有文章发表，证明鄙说完全正确”。第二次调查，1980 年10 月31 日至n 月8 日，参加的是武志远和郭久理，则是在冯其庸到郑州用放大镜仔细察看了画像之后首创“改头”说的同一个月，而结果又恰好与冯其庸的意见相符。第三次调查的时间是1982 年3 月31 日至4 月17 日，参加人还是武志远和郭久理，却是程德卿的一封信和郝心佛的《 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和程德卿的《 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 这两篇文章吸引去的，结果就出现了在上海会议上亮相的“突破”性的成果。没想到一出场就遭到挫折，也以不敢发表。于是，又在1982 年底和1983 年初就个别问题作了些补充调查，实际上是针对我和周汝昌的质问作了些弥补，才最后定稿发表出来。 这篇几经修改的《 调查报告》 仍然存在着许多漏洞，于是，我又写了一篇《 陆厚信绘“雪芹小照的再辩护》，对《 调查报告》 的主要结论一一作了剖析。我指出，修改后的《 调查报告》 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坚实地站在冯其庸的“改头”说的立场上，不像韩绍诗在上海宣布时那样移不定了。但包括郝心佛和井氏在内的所有证人都说头没有改，郝心佛1980 年元月4 日给我的信，就是说“张鹏四首绝句”是“程德卿加上”的那封信，还特别嘲笑程德卿说：“程德卿好武断，硬说题签是我写的，硬说画像上有改动。我说实在没有改动，俞振国母子也说没有改动，今上海书画鉴定专家及裱画师傅均说头部没有改动，他还要立军令状，我看诸葛亮非杀掉马谡的头不可，他还自诩其眼界之高明，岂不是笑话吗？”后来徐邦达的《悼红影议》 也就画像与尹继善题诗“都是二百年前之笔，一无可疑；对头部四周的水渍之痕，徐邦达的解释也和画家戴敦邦的解释一样，是有人用双氧水洗过的缘故。郭若愚虽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说他曾用双氧水洗过许多．旧画，大都不再留痕迹，而估计是陆润吾自作聪明在画像头部作过某种加工。可是，他也认为“画像依旧是原作，虽然经过涂改，但基本画容未变”。看来现在文物鉴赏专家是意见是比较统一的了，即画像头部未曾改动或者虽经水洗而面容未变，即从来就是这个胖呼呼的中年人模样。而如果这个结论能成立，画中人不是“长身锐头，玉立峨峨”的瘦老头子俞瀚就毫无疑问了。问题转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处，只能从《尹文端公诗集》 诗题有误找出路了，而这是我早在1978 年就很好地解决了的。 其次，《 再辩护》 关于画像在左方的五行题记也说了不少意见。我当时虽然认为题记确实与朱聘之的手迹非常相似，但仍有怀疑，还是主张用可靠的科学方法鉴定一次。后来读了徐邦达的《悼红影议》 ，他提出的四点看法又一次使我想起启功的“后题跋”说。我对文物鉴别是外行，我决心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恰巧这时在南京会议上又爆发了一场“印章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徐恭时在大会上发言，说他和郭若愚等人发现题记下面“陆厚信印”实际上是“陆厚培印”，请大家注意。当时《小照》 原件正在南京展览，辨认是很方便的。粗粗一看，的确像个“信”字，稍微辨认，又分明是个“倍”字。因为印章的左侧印得很轻，土旁不明显，但右边作“告”是明显的。而我早就知道，据说陆润吾有个叔叔陆厚培，如果印章真的作厚培而不是厚信，那么，“后题跋”就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我又想陆润吾既是作伪老手，总不至于连自己叔叔的名字都搞不清吧；郝心佛说朱聘之、陆润吾、程德卿都是经常交往的商丘朋友，这五行题记是他和朱聘之、陆润吾三人合谋捏造的，由朱聘之携往陆润吾家用印，难道都不知道这个印章是谁的？正当我犹疑之际，赵国璋拿来了新出版的《古玺文编》 ，指着51 页上的“信字古文”右侧正作“音”，一个年轻的篆刻家汪可夫也说古“培”字的右侧不能作“音”，有根有据，徐恭时不能解答，问题又搁浅了。但我倒是寻根究底的，碰巧郭若愚也与我有通讯关系，我也知道他是一位红学辨伪健将，就写信请教他。这时，同在南京开会的黄进德告诉我，按用印的常规，名章在上，字章在下，而这题记的用印却是字间“反生”在上，违反常规。等到《中原文物》 1984 年第四期出版，郭若愚、潘德熙都有文章详细谈“陆厚信”之确为“陆厚培”, “良”与“培”字有点联系而“良”与“信”却风马牛不相及。这一点倒真有点像程卿所说的“溃堤蚁穴”，我觉得“后题跋”说是应该承认的了。 但承认“后题跋”说，不等于画像瀚一定是俞瀚而不可能是曹雪芹。 事情还得从“后题跋”说的最初被提及时说起。对于我来说，那是启功早在1979 年5 月26 日告诉的。启功当时并没见过陆绘，但他是最初向吴恩裕提供王绘照片的人，又是知名的文物鉴赏专家，见多识广，所以向他请教。他当时是从清代单幅无衬景小照惯例画面上无画家长题跋的常规说起的。他当时认为画像像主可能是俞瀚，题跋是后添的。但他并不认为题跋是凭空捏造，而认为很可能是从另一开移植、缩小、过录来的，“雪芹先生”应作“楚江先生”，是过录的人擅改以冒充雪芹画像。当时关于这幅画像争论的焦点还集中在“俞雪芹”“曹雪芹”上，“敬空”说我和启功都不赞成，“改头换面”说尚未提出，郝心佛、程德卿、俞振国母子等人物尚未出场。因此，他的“后题跋”说给我印像很深，后来在我的文章中也屡次提起。特别是在史树青发表《再论“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 认为此像是苏州沧浪亭石刻张问陶小像的幕本以后，我特别想看看清代的小幅肖像究竟是怎样题跋的。1982 年在上海讨论陆绘真伪是非未定之际，恰巧归途路过苏杭，我不仅到沧浪亭上觅张问陶石刻像，也到西冷印社见了大批石刻印人小照，张问陶像与陆绘画中人丰神迥异，张像拱肩缩背，神情冷漠，陆绘潇洒飘逸，奕奕有神，根本是两回事，看看也就算了。西伶印社壁间的印人小像，却切实地证实了启功确是言之有据，那些印人小像也是与陆绘相仿的无衬景小幅，确实没有一幅在画面作题记如陆绘的。题跋都在另一开上，与画像大小相同，合成一副。从那时起，我就有点相信后题跋说了，只是一时还不能判定这五行题记之是否现代人所作，所以回来写《调查札记》 时还不肯贸然从原来的立场下后退。后来从朱聘之手迹与题记相似这一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徐邦达又说谢稚柳曾亲口对他说外界所传他说题记非现代人所作是误会他的原意。我相信徐邦达不会造谣。特别是印章的风波平息下来以后，潘德熙、徐邦达都以极有说服力的行家理手之言写了文章，证明印章确为“陆厚培”而不是“陆厚信”，五行题记之为朱聘之后添就可以不待中子激活分析法的科学手段也能证实了。人在事实面前是应该承认过去的误断的、正像史树青在1983 年2 月28 日报告会上修正自己的看法，放弃“敬空”说，冯其庸也不再坚持“改头换面”说一样，我也愿意公开声明，那五行题记确系后添，陆厚信是朱聘之不识古篆造成的误会，这幅画像是乾隆时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画家画的。 但承认“后题跋”说，承认五行题记为朱聘之所书，并不等于这幅画像的像主就是俞楚江而不可能是曹雪芹。 此像之不可能是俞楚江，我过去提出过“身世不同，生平不类，年龄不合，相貌不符”四点理由，现在否定了题记非原有，“身世不同，生平不类”两点不存在了。但“年龄不合，相貌不符”两点还是很显然的。自从徐邦达的《悼红影议》 刊出以后，“改头换面”说的首创者冯其庸也偃旗息鼓了，只有程德卿一个人还在他的《 再辨析》 中坚持“画像本身确实改过”, “不能以任何人的话为准”。他引用我给他的信，回答我说的“如郝、井确系端人，又确未被人愚弄，则自当以彼等所言为准”，而认为郝心佛、井氏的话都不可靠。他在他的文章中一再引用徐邦达的《悼红影议》 ，特别是在谈张鹏诗作非近代人伪作这一点上很起劲，但偏偏徐邦达谈画像头部确未改动那一长段，他又讳莫如深，一字不提了。这就是程德卿的逻辑！ 我在《 再辨护》 一文中，曾不客气地指出过：程德卿不是局外人。这使他恼羞成怒，在他的《 再辨析》中对“某学者”也就是我进行人身攻击，指斤我“自1981 年n 月以来，曾对郝施行了馈赠银两，联合他人为其谋求爵禄，以及嘱咐他如何动手等等小动作”，他要“保留在适当的时机与场合将其公之于世，勿谓言之不预也”！满纸红卫兵语言。对于他这种歪曲事实真相的诬蔑，前面我已经作了回答。这里我只补充几个事例，来证明此人言词的全不可靠。 第一，他在1983 年1 月9 日《 河南日报》 致我的公开信上说及画像题签时写道：“说题签为郝氏所书者是我。1980年豫博第一次来访我，在令我看此文物前，问我认得郝的字迹否，我以认得相答。而后取出文物，我一见题签便说：‘这就是郝心佛的字。’说题签为朱聘之所书者是郝，上月初您访问他时，他亲口向您如是交待。我这次因病回家治疗，郝氏来我家相叙，介绍了您访他的事，当他提及向您说题签为朱所书时，我即反问他：‘题记既是聘之写的，题签还让他写，就不怕人家看出破绽？’他对此问无以置答，乃曰：‘已经二十多年，我现在也有点糊涂，是记错了’”。 公开说郝心佛曾向他承认“是记错了”。但事实却是我前边引用的，1983 年1 月4 日郝心佛还嘲笑“他还自诩其眼界之高明，岂不是笑话”，根本没有向他认错。更妙的是，最后大家从字迹辨认上一致认为那题签确系朱聘之手书，韩绍诗也不得不改口，他程德卿也不得不认帐的时候，他又想出了新的绝招，请看他是怎样说的吧： “ 1990 年11 月，省博物馆来人访我时，我们的谈话是以郝心佛为中心内容，当他们叫我看题签字迹时，一因这字迹很眼熟，二因当时满脑子装的是郝心佛，所以便说是郝心佛的字。” 没有办法强辨了，还要捏造出理由来掩饰，只能越抹越黑，越遮越丑。“满脑子装的是郝心佛”, “字迹很眼熟”，就可以信口开河，“就是郝心佛的字”，让韩绍诗在上海跟着乱说吗？“满脑子装的是郝心佛”就满口说的也是郝心佛；但当郝心佛当面向我说明，并指出“先”字的长撇正是朱聘之的习惯笔法，我又把这一点写进了《调查札记》 ，程德卿也早读到而且多次论难了，该不是还“满脑子装的是郝心佛”的时候，该脑筋清醒一点了吧？为什么在修改后的《 揭发‘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 及给我的公开信中还一口咬定是郝心佛写的，甚至还造谣说郝心佛当面向他承认“已经二十多年，我现在也有点糊涂，是记错了”呢？ 第二，我在《 再辫护》 中指出他不是局外人，他大动肝火，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局外人模样，说1964 年郝心佛拿着张鹏诗页找他改写四个字，“改写时郝已将原字擦去，他叫我写啥我写啥，别无所知；1982 年11 月，郝将原诗自胡大建处取回叫我看时，才向我说清原委，我方知它与画像的关系”。“叫我写啥我写啥”，真是推得一干二净。但他自称其所以要对画像的真伪“初探”, “追踪”，不辞劳苦，是因为“自家虽感到其中有问题，但又不知实情；若袖手不前，于心不安，问心有愧”，完全不是那种“叫我写啥我写啥”的不问原委的人物，这矛盾又怎样解释呢？他那篇《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 ，与郝心佛的《 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 ，本来是一母孪生的姐妹篇，郝心佛在给我的信中也承认过他那篇文章“是别人的代笔”。但程德卿却只承认“为他誊清《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 初稿”而不承认是他“代笔”。那所谓张鹏原件的四首诗，郝心佛在给我的信中明说是“又经程德卿加上张鹏四首绝句”，明说是他加上去的。但程德卿却只承认是他劝郝心佛加上去，“好让世人多了解些与画像有关的材料，于是他背诵着，我记录着，就这样把张诗加入稿中了”。时间在1981 年8 月底，大体上与河南博物馆《 调查报告》 中所说的1981 年9 月收到他一封来信，接着又收到他和郝心佛两人的文章相同。如此说来，这四首诗的原委至少在1981 年8 月底以前已经知道了，怎么又说一直到“1982 年n 月，郝将原诗自胡大建处取回叫我看时，才向我说清原委，我方知它与画像的关系”呢？ 第三，在《 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 一文中，程德卿说郝心佛在冯玉样逐溥仪出宫时，有“一太监潜携《 三希堂法帖》三希之一的《 王羲之快雪时睛帖》 出宫时，为之查获”。郝心佛本人也有此说，并写了篇《 快雪时睛帖历险记》 ，在《 文物天地》 1983 年第一期刊出，还特别写信告诉过我，信中对《 编者附记》 颇致不满。那本《 文物天地》 我也找来看了。但事实是怎样的呢？请看吴景洲的专著《故官盗宝案真相》 第16 页的《 扣留书画放出元宝》 一节： 溥仪夫妇以及两老妃的应用物品，夹带一些珍珠宝贝都运出去了。仅仅在溥仪的铺盖之内，发现了一件所谓“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睛帖》 ，同一卷仇十洲画的《 汉宫春宾图》 ，不客气地扣留下来。 《 快雪时晴帖》 是“三希”之一，夹在溥仪铺盖卷内企图潜携出宫是可能的。随便落入太监之手携出宫门为下级官所截获，只能说是郝心佛或程德卿的欺人之谈。我所以把这个细节也揭举出来，也不过是要告诉包括河南博物馆调查人员在内的一切人等，程德卿们的言谈不可轻信。 现在还是回到这幅不知名画家画的无款识的乾隆时代的小照为什么仍然可能是曹雪芹这个根本问题上来。 前边提到，我发现尹继善《 过忠勇公第即事》 等组诗后曾写过一些文章，探索曹雪芹晚年的行踪。在《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八辑上发表了《 曹雪芹与尹继善、傅恒交游考》 是联系这幅画像的题记谈开去的。我因为尹集中有许多与曹西有、宋宝岩、陈光岳、娄毓青等幕友唱和的诗，而这些人在《小仓山房诗文集》 、《 随园诗话》 中均不曾留名，从而推测袁枚是有某种担心而故作“烟云模糊之笔”。曹西有可能就是曹雪芹，而宋宝岩则可能是宋荦的子侄，正因为他是贵宵子弟作幕，所以在南京能筑有私人小园林“竹深留客处”。当时曾传说这画像原是一册，刘世德在上海会议上还当众说过他见到的有八幅，画中人或坐或立，估计都是尹继善的幕僚，而郝心佛原说画像是从商丘宋荦后人手中购得，我曾猜测画像册大概就是宋宝岩的所有，是由他带到商丘来的。但后来我专门查了《商丘宋氏家乘》 ，宋荦子侄中没有宋宝岩其人，就没有写入了。但对于曹西有之可能是曹雪芹，我是写入了的。周汝昌的《 曹雪芹小传》 的附注中也有此猜测。我们当时作这样的猜测并非没有一定的依据，文章具在，这里不重复了。后来陈毓罴、刘世德从朱绪曾的《国朝金陵诗征》 卷二十一中查到：“曹庚，字西有，一字亮川，上元人，乾隆庚辰举人，工绘事，有《 且想斋集》 。（西有能诗，兼工绘事。子含辉，亦有名。）”在他们的《五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 中提出“曹雪芹绝非曹西有”的论断。其实，《 国朝金陵诗征》 的这条材料，高阳早在1978 年就引用了，又被收入1981 年10 月出版的胡文彬、周雷编的《 台湾红学论文选》 。不过，高阳写文章时我和周汝昌还没有提出曹西有可能即曹雪芹的推测，高阳引用此条，是想证明尹继善很宽厚，对幕友尊礼有加，来反证曹雪芹不曾入尹幕罢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国朝金陵诗征》 的材料只是孤证，朱绪曾又是道光间人，也可能传闻失实，总之还有讨论的余地。但即使曹西有确非曹雪芹，也不能说在那段时间里曹雪芹不可能和宋宝岩等人一起入过尹幕，不能说尹继善那两组诗和《红楼梦》 之间没有蛛丝马迹，不能说傅恒家事和《 红楼梦》 没有关联。 仅从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和某些脂批分析，曹雪芹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曾出京幕游是可以肯定的。五行题记如果是从另一开移植，如启功所说，但“雪芹先生”决非改写，因为“长身锐头，玉立峨峨”的六十岁的瘦老头子决不可能是画中人这幅形像，只有曹雪芹才能是这个年龄，这副模样。而且，俞楚江与尹继善也决没有题记中所叙的那种关系，有这种关系的也只可能是曹雪芹。再者，从《过忠勇公第即事》 等组诗成于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看，那是尹继善奉命入觑，所以题记中不曾说及离任惜别之语，也是合情合理的。按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计算，丙子才四十二岁，正值盛年，所以神采奕奕。这样，尹继善那两首题诗也好解释了。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尹继善奉命入觑，广大幕僚包括曹雪芹在内都留在南京，所以说“白门云树望中遥”。“久住江城别亦难，秋风送我整归鞍”，也可以解释为尹继善久客南京又得北归时的口吻。这两首诗是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尹继善入觑南归前在北京题的，和《过忠勇公第即事》 等组诗的写作时间大体相同或稍前。此时俞瀚与尹继善还不相识，无由题俞楚江照。是这部画册辗转流入俞瀚之手，编辑尹氏遗文时，由俞瀚的家属把这两首诗抄出寄往，编辑人不明真相，见诗自俞瀚家流出，就擅自加了诗题。我过去以为这个编辑人是袁枚，现在想再作一点修正，因为袁枚编的《尹文端公诗集》 是八卷，而且尹集增订为十卷出版时袁枚已经去世了，这个编辑人是庆保委的另一个人，对尹氏的幕府更加不熟悉，错拟诗题的可能性更大。 在《 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的再辨护》 一文中，我原稿中本来还举过两个编辑遗集时误拟题目的实例，被《中原文物》 删掉了。我那是从徐邦达的《 鉴古琐记》 中读到的。《 朱文公集》 卷八十一有《 题曹操帖》 一文，实为钟敏《 贺捷表》 题跋，只因为跋文原无题目。被编者误题为《题曹操帖》 了。《 勾曲外史集补遗》 中的《 题赵仲穆竹西图为杨元诚》 ，这个“杨元诚”，据徐邦达考证，是杨瑀之字，与杨竹西杨谦实为两人，毫不相干，题目是毛晋刻书时强加上去的。可见这种原无诗题的遗诗编集时被强加诗题从而致误的先例是有的，现在画像上的这两首尹继善题诗恰巧也没有题目，而尹集编者又认为必须代拟诗题，由不明真相，只根据诗自俞瀚后人抄来这一点便误题《题俞楚江照》 ，不是完全可能的吗？《 调查报告》 引用陈毓罴、刘世德的话说“《 题俞楚江照》 这五个字，是尹继善自己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亲笔写下来的诗题”，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尹继善根本没有写过诗题，何亲笔之有！ 反对这种推测的唯一根据就是有人坚信郝心佛和井氏母子的话，认为既然他们都说是俞瀚，是“楚江公”，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但事实并不如此，他们的话很不可信。他们的话，不但互相矛盾，而且他们自己说的也前后矛盾。比如画像的装帧，郝心佛说是全本约三十来页，内容多为俞瀚所撰之今体律、绝，后署“俞瀚书”，全本倒数第二页才是俞瀚像，末面是楚门张鹏为此像所题七绝四首。而井氏却说面像在第二面上，，再前面只有一张空白纸，画像后面也是空白纸，拖拖拉拉一长串，一个字也没有，还说夹板的封里有一个粉红色纸条，还记得纸条上有个“俞”字，又比如郝心佛原说夹板上有个题签，写的是“徐州知府俞公… … ”后来又说？是徐州府里小官吏，不是知府”了。我也曾写信请教过杨霁云，回信告诉我“中国的册页从来没有前是诗文后有画像的”，不知徐邦达、史树青、郭若愚根据他们的经验是否同意这意见。如果这个意见是经验之谈，那郝心佛所说，我恐怕又与他侈谈的从太监手中截留《快雪时晴帖》 一样是神话了。至于井氏母子之言，则正像程德卿在觉得他们的意见对他的观点不利时所说：“当年一个没文化的妇女和一个稚子，对当时不曾留意而三十年后仍未觉察到的细节，能说得准确不误吗”？而且，郭若愚在他那力排众议、独创新说的《陆厚信绘“雪芹小照”目验记》 中所说“此像决不是俞瀚，更不是曹雪芹”, “也许就是俞情庭的父或祖”, “尹继善的题诗是后人的摹本”云云，实际上也是以否定井氏母子的话为前提的。因为俞伶庭的父或祖，无论如何也不会唤作“楚江公”。 我特别指出这一点来，是想向红学界的朋友们提醒，这场延续了二十多年的“公案”并未了结。且不要急急忙忙就想总结经验教训，更不要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随便对我和周汝昌肆意嘲笑，这样对双百方针的贯彻，对学术空气的活跃都不利。我这样讲是有根据的。 《 红楼梦研究集刊》 是红学界一个有影响的刊物。它的主编、副主编就是参加画像真伪争鸣的主角。1986 年10 月出版的第十二辑登徐邦达的《 悼红影仪》 而不登周汝昌的《雪芹小照鉴定记实》 ；刊登河南博物馆的《 调查报告》 、程德卿的《 画像之谜的经过》 、郝心佛的《 画像之谜》 ，而独独不登我的《 画像调查札记》 。在《 编后记》中还说“这个曾经盛传一时的所谓曹雪芹画像，其本来面目应当说是昭然若揭了。回顾学术界的这一场历时二十年的讨论，是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吸取的”。但郭若愚的《 目验记》最近还提出了全新的意见，怎能说画像的“本来面目”已经“昭然若揭”？问题还远没有澄清就企图作含糊的片面结论，不正是很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吗？ 吴颖是红学界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近年来写了些有学术价值的论文。1986 年2 月，在《 汕头大学学报》 发表压卷第一篇的长论文《 红学和群众关系的若干问题― 对于“红水泛滥”批评意见的思考》，居然长段引用程德卿“勿谓言之不预也”，那些吴颖自己也知道“是不可取的”“打官司”式的语言，实在“令人浩叹”！那程德卿“不拟在此文中披露”的“种种详情”，我前面已经一一“披露”了。如此“馈赠银两”，如此“为其谋求爵禄”，如此“等等小动作”，你不要哑然失笑吗？当然这《中原文物》 有责任，但你吴颖也无乃太匆忙了吧，为什么不了解一下真相然后再发言呢？ 1986 年5 月21 日于山西长治 后记 这是我十一年前为出席哈尔滨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在大会上散发了，但一直未公开发表。那次大会后由张锦池、邹进先编选的研讨会论文选集也没有收，甚至论文选集后附的存目也未列入。 但“曹雪芹画像”之谜，事实上并没有解决。1980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千古之谜一一中国文史50 。疑案》 一书的269 页有一个辞条《 “曹雪芹画像”孰假孰真？》 ，对此就有简单的介绍。 前几年周汝昌在山东《 齐鲁学刊》 又重提此案，我也在山西《 晋中师专学报》 重提，但都没有引起重视。倒是《河南画报》 不知为什么又突然来了劲，于1995 年用很大篇幅，分两期连载，“左图右史”地发表了一篇关于“曹雪芹画像”的报告文学。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 很快也摘要转载了。以致引起张中行先生在1 995 年第8 期《 读书》 上发表文章，说这是俞瀚画像，还称赞河南博物馆三下商丘搞调查的同志是什么“福尔摩斯”。为此我曾写过一篇《张中行谈俞瀚》 ，指出张先生连《 河南画报》的原文都未看，只凭《 文汇读书周报》 的摘要就下结论做得太轻率。但文章寄《 读书》 却客气地退稿了，还是发不出来。这才使我又想起了这篇《 曹雪芹画像争鸣亲历记》。这篇《 亲历记》 对争论的起因及其曲折起伏的过程有详细的叙述，今日重看，仍觉得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黄河》 愿意刊登，只想补充两点。第一是职业画家的意见，戴敦邦出席了1982 年上海的《 红楼梦》 研讨会，看了画像原件，曾对我说，这种画部傅粉带写生意味的肖像画，康雍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是受了乾隆年间郎世宁画风的影响。戴敦郑认为这幅画像的艺术水平很高，不是一般仿伪者所能达到。第二是我最近与商丘胡大建取得了联系，他寄赠了一张所谓“张鹏题诗”的彩照给我，原件还在他手里。他说郝心佛在河南博物馆三次调查时说了假话，题诗中的“随园”二字根本没有挖改，程德卿的书法水平不入流。原件具在，可以覆按。其实，这幅所谓“张鹏题诗”四绝句的内容，处处与袁枚的生平身世相符，而与俞瀚这个并非尹继善门生的布衣寒士风马牛不相及。这张纸质、开本与“曹雪芹画像”完全一致的所谓“张鹏题诗”的出现，证明原册页至少还有一幅袁枚画像，而决不是如井氏所说的全册页只有俞瀚一幅画像，其余全是俞瀚的诗。何况，当“曹雪芹画像”的照片在《文物》 杂志1973 年第5 期作为周汝昌文章的插图最初亮相时，周汝昌加了一条小注，引最初发现此画像的上海文物局长方行给王士普的信，说他在河南博物馆看到的是一本册页，画像有多幅，像主或坐或立，各有题诗，大概都是尹继善的幕友。刘世德在上海《红楼梦》 研讨会上也曾在大会上当众说过，他最初在北京看到此册页时，记得是八幅。周汝昌在给我的信中说，当时黄苗子也见过，是多幅而不是一幅。但是，1982 年在上海讨论时，方行不肯出来作证；周汝昌说他保留着方行寄给王士普的原信，又找不到了；而刘世德又立即否定他自己当众说过的话，说可能记错了云云，弄得扑朔迷离。现在这幅所谓“张鹏题诗”的重现，至少可以证明一点，井氏、都心佛、程德卿等人确在河南博物馆三下商丘调查的“导演”下说了假话。 这幅画像，1994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 红楼梦之谜》也有专文介绍。文章是魏绍昌写的。他说我已经把对陆画的研究与“自己的学术观．点结成血肉关系”了（见该书第361 页）。他在行文中把我与周汝昌等量齐观，说我们对陆画是“力主全真”。其实，我从1978 年作为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最初介入争论时起，就与周汝昌的观点不完全一致。写《 争鸣亲历记》 时，更接受了启功的“后题跋”说，连画家是不是姓陆也不再坚持了，怎么还“力主全真”呢？不过，我与周汝昌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还是一致的，即画像像主只可能是曹雪芹而决不可能是俞楚江俞瀚，《争鸣亲历记》 原文具在，我坚持的只有这一点。 前两年，我从，94 莱阳全国《 红楼梦》 研讨会上得知，《争鸣亲历记》 中涉及的许多当事人，像吴颖、郝心佛、陆润吾都已经作古了。最近又得知，当时代表河南博物馆三下商丘的“福尔摩斯”武志远，井氏之子俞振国，也都逝世了。了解内情的人越来越少，我和周汝昌是争论中的绝对少数派，而且意见还不完全一致。现在张中行又取代了吴颖的位置，像当年徐邦达以权威的身分轻易“鉴定”所谓“张鹏题诗”的上款“随园”二字系挖改补写的一样，也轻率地出来表态，随意判定画像像主不是曹雪芹而是俞瀚。尽管他们的结论漏洞百出，互相矛盾，但成见难移，高名可畏，看来这个问题一时还难于澄清。这次把《争鸣亲历记》 重新发表并补此《 后记》 ，目的也只是希望引起红学界和文物界更多的人士来关心，继续探讨，使曹雪芹的风采重视人间。 一九九七年七月廿四日于山西长治市 原载：《黄河》1997年第6期 原载：《黄河》199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