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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元春是《红楼梦》中一个重要角色。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对她的直接描写虽然不多，但这个人物的影子始终笼罩着整座大观园。在宗族关系上，她是贾府“老祖宗”的孙女，在政治上，她却是贾府真正的“老祖宗”。因此，每个爱读《红楼梦》的人，恐怕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体现《红楼梦》深刻的社会政治主题①，曹雪芹应当给贾元春安排什么命运呢? 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高鹗和程伟元。他们在续书第九十五回写道:“元春自选了凤藻宫后，圣眷隆重，身体发福，未免举动费力。……因前日侍宴回宫，偶沾寒气，勾起旧病。”于是工薨逝。死后，谥贤淑贵妃，享受了“贵妃丧礼”的哀荣。在第一百十九回重提元春时又这样写:宝玉、贾兰中举后，皇帝查明二人系贾妃一族，即大降圣恩，发还世职、家产，并给迷失了的贾宝玉授“文妙真人”的道号。于是，贾府成员中，吃人间烟火的，继续“富贵流传”下去，不食人间烟火的，则在皇帝赞许下超凡入圣:人间天上皆大欢喜，实在美妙极了。这贾元春真不愧是贾府的九天护国娘娘，活着，使这个封建贵族之家鲜花着锦，赫赫扬扬;死后，还可以使它家道复初，兰桂齐芳。 不幸的是，两百年来，不少人都相信了高鹗的这个回答。新旧红学家们尽管对贾元春的评价不一，但有一点却相同:认为续书所安排的元春结局“没有大错，不足以再引人起迷惑”，所以是“无可讨论的”。 这难道能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设计贾元春这个形象的本意吗?否！ 贾元春的命运在《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构思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曹雪芹一定会用力透纸背的笔触来揭示这个人物的结局，而决不可能处理得象高鹗续书这般平庸。当然，由于八十回后原稿的不幸湮灭，已使今人无法确知贾元春后来命运的详情细节，但现有的材料，仍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这个人物的走向和归宿。 一、元妃不得正死 元妃不得寿终问题可以得到确实证明，有关材料如下: 小说第五回中的判词和《红楼梦曲》明确作了预告:“二十年来辨是非……虎兔相逢大梦归。”“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儿命已入黄泉。” 第二十二回元春制的灯谜:“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爆竹)按曹雪芹给小说人物设计的诗作、酒令，好藏讖语，则此诗谜寓元春短命似无疑问。 第十八回脂批:“《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 此外，从小说情节发展的时间表来看，书到八十回，离贾府溃灭已没有多长时间了。元春既然在小说中的结局是一死，则其死必非寿终。 贾元春不得寿终虽是本章需要首先说明的问题，但这个结局在“红学”界没有分歧，所以这里不准备再多讲了。值得研究的是:贾元春是怎么死的?她的死是不是正死?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对元春形象的典型意义的理解，而且涉及到揭示高鹗同曹雪芹在政治立场、世界观、创作方法上的根本分歧。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流行着关于人之气寿的“三命”之说。《孝经·援神契》说，命有三科:“受命，谓年寿也;遭命，谓行善而遇凶也;随命，谓随其善恶而报之。”《论衡》一书将“受命”称为“正命”，并解释道:“正命，谓本秉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随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 贾元春的命运属于哪一种呢?显然，她的命不是“正命”。也不是“随命”，因为据前八十回所写，实在看不到她有什么“纵情施欲”的言行。相反，只见她时时不忘封建礼教，处处恪守皇家规矩，按封建阶级的标准，称得起是至善至美的人了。然而竟忽然“回首相看已化灰”，岂不是“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的“遭命”吗?事实上，纵观《红楼梦》中的十二钗，都只有两种命:“遭命”和“随命”。不仅如此，曹雪芹笔下的所有人物中，我们也看不到谁能得“正命”，不独元春而已。曹雪芹所以不写“正命”，那是他不相信天地间有这种命运存在。我们知道，“三命”之说出自讖纬家，但剥去其宗教迷信的外壳，则它所开列的“遭命”和“随命”，好歹还有着现实生活的投影。至于“正命”，既然完全排除了人力的原因，而将人的命运纯粹归之于上天的安排，自然就为我们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唯物论者所不取了。 我们说元春不得正死，主要还不是指她不得年寿，而是指她不得好死。这一点，只消好好品味一下“省亲”一回书中所描写的她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精神状态，以及贾府主子同皇室既亲密又疏远、既感恩又休惕的关系，就不难明白在太虚幻境的册子里为贾元春规定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不难明白“薄命司”的“薄命”二字放到这位贵妃身上是什么含义。 请细细体味一下预告元春命运的那支“红楼梦”仙曲《恨无常》(见第五回)吧。秦可卿够“薄命”的了(初稿中是写她被贾珍奸淫，上吊而死)，但她死后托梦给凤姐时的神态，也没有如此惨苦吧?说那样一首歌会出自死得其正并备享贵妃丧礼哀荣的鬼魂之口，怎么好叫人相信呢?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无常”两个字来说一说。“无常”本为佛语，说的是人事的生死、存坏、起灭都无常理。世俗附会之，谓有无常鬼。这支曲子里的“无常”便是取的俗义。在我国民间的迷信说法中，人的死亡一般都要与那种鬼联系在一起。一种是阎王殿里的判官、小鬼，专按生死簿规定好的年寿去索命。另一种便是无常鬼。这种鬼乃是不归阎王管辖的游魂，因此并不按生死簿行事。前一种鬼出现在正死的场合，就如秦钟病死时所描写的那样。(体质上的“强弱寿夭之命”属于正死);后一种鬼则出现在暴死的场合，凡人死不得其正(所谓“兵烧压溺”之类的“非命”)，就叫做遇上无常鬼了。元春的曲子把“恨无常”作为标题，正说明曹雪芹是有他特别的安排和打算的。 我们再看《恨无常》中“眼睁睁”、“荡悠悠”两句歌，那也决不是一个卧床病人缠绵生命的景况，倒是一种始料所不及的厄运突然摆到面前，既不甘心赴死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态哩。“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一一谜底揭穿了:这不明明是在说贾元春之死并非出于什么“痰疾”而是由于退步抽身晚的缘故吗? 贾元春之死决不会出于体质上的原因，而只能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仅这支曲子这样告诉我们，而且也只有这样来安排元春的命运，才成其为《红楼梦》的文字。以曹雪芹非凡的思想和惊人的艺术才干，他决不会去写什么元春“偶沾寒气”，稀里胡涂而死这样下下等的文字的。 那么，贾元春到底将是怎样一个死法呢?这个问题很玄。但可以庆幸的是，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留下了蛛丝马迹，他的助手脂砚畸笏也给我们留下了旁证。那就是:贾元妃的命运将比唐代的杨贵妃更惨，贾元春就是在更高意义上再现的杨玉环。 二、冰山与泡影 小说第十八回写到元春归省时，在大观园点了四出戏。脂京本、脂怡本在每折戏名下都有双行小字批注。共五条: 一、“《一棒雪》:中伏贾家之败” 二、“《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 三、“《邯郸梦》:中伏甄贾宝玉送玉。” 四、“《牡丹亭》:中伏黛玉死:” 五、“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② 这些批注是说:作者让贾妃点这四出戏，用的是征兆应验的方法，它们隐伏着的凶兆，后来都已应验不爽。脂批的这种解释是否符合作家思想的实际，且不管它;有意思的是，脂砚将他看过的后半部书稿的有关情节与这四出戏里的故事加以排比、对照，发现了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十分肯定地把它们两两相合，结成四个对子;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推考贾府败亡、元春死因的极好线索。 《长生殿》是清代戏剧家洪升的力作。它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浪漫故事为中心线索，展开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矛盾的广阔背景，揭示了开元、天宝年间深刻的政治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勾画了一幅李隆基王朝的末世图。这场危机，导致了杨玉环在马嵬驿被赐死，李隆基也走下了皇帝宝座。脂批说这个戏中“伏元妃之死”，这就明明告诉我们:杨玉环的幽灵在《红楼梦》的典型环境里游荡，她的悲剧就要在贾元春身上重演了。那么，元春的结局还怎么可能是正死并备享哀荣呢?③ 这一点，从上引第五条脂批中还可以进一步得到证实。它说所伏四事正是“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其间，黛死、玉走、家败三事在全书结构中的地位如何，红学界认识一致，毋须多说。值得重视的是，脂砚把元春之死提到了“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的地位来强调，要读者留心。既然脂砚所见到的原稿是这样，则元春之死与贾府败亡之间的微妙关系就可推想了。而贾贵妃之死与杨贵妃之死好有一比，也更可相信了。 至此，我们又想到了王熙凤的图谶。在十二钗正册里，王熙凤判词前有图一幅:一只雌凤站在冰山上。 这“冰山”原是有典的。《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十一年条下，记有一段故实:有人劝陕郡进士张象去走杨国忠的门路，说是投靠了杨国忠，立可富贵。张象回答道:“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恃尔?”张象在这里说的“皎日”，自然是指唐明皇的醒悟或圣主出世，且不说它;只是“冰山”之典既出于此，就很有意思了。 按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说法，凤鸟是“非梧桐不止，非楝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见《庄子·秋水》)这幅谶图若要预告凤姐的末路，把它画成凤鸟栖于一枝枯朽的梧桐树上，未尝不好?把凤鸟画成羽堕毛衰也可以的。曹雪芹这位饱学之士为什么偏偏要无视传统习惯，画出一幅凤栖冰山的怪图来呢?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有意为之。也就是特地要出“冰山”这个典，暗示以王熙凤为代表的贾府之败亡与“冰山”的关系，即让人们由“冰山”而想到妇孺尽知的杨国忠、杨玉环，最后连类而及贾元春。在曹雪芹那里，“冰山”就是贾元春，而贾元春就是以更深刻、更强烈的典型意义出现的杨贵妃。(有人把“冰山”解释为“王熙凤所依附的四大家族”，那是不通的。因为王熙凤本人就是四大家族的代表，倘依此说，岂不成了王熙凤依附王熙凤了吗?) 早在唐朝中期，杨贵妃与李隆基的宫廷生活，就有故事在民间流传。此后凡一千年，对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评判的史、论、诗、文绵绵不绝。多数人把安史之乱说成是造成李隆基王朝政治危机的原因，而安史之乱的原因又是杨玉环的得宠和荒淫，由此得出了“尤物害世，祸水倾国”的结论。这样去解释开元、夭宝间的变故，显然颠倒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用帝妃故事的浪漫色彩盖住了各种社会矛盾的现实内容，阶级的、社会的、历史的种种根源便不复再现了。 关于李、杨故事的这种正统观念，禁锢着封建士大夫们的头脑，就连杜甫、白居易这样的大才也难摆脱它的影响。而这，恐怕正是从《长恨歌》到《梧桐雨》、《长生殿》等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所以在思想、艺术上会呈现出种种矛盾的重要原因。 曹雪芹和他们却都不同。在刻画贾元春这个形象时，摆脱了上述正统观念，也不去醉心于帝后王妃的那类浪漫事迹，因而克服了前辈不能克服的种种矛盾，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一点，只要细考前八十回全部情节(不只是直接、间接写到贾元春的部分)所表现出来的作家的思想、艺术格调，就能明白。《红楼梦》中不写元春骄奢淫佚，相反却写她精神痛苦，原因在此;不写她骄横跋启，相反却写她不敢弄权，谨小慎微，唯恐有失，原因在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写出元春之死，仍不免象杨玉环那样送命，也就具有了不同凡响的批判意义。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材料来作补充说明，那就是薛宝琴的一首诗谜:《马嵬怀古》，此诗的政治意义至今不曾为研究者所注意，一般读者也不太熟悉。兹全文引录如下: 寂寞脂痕积汗光，温柔一旦付东洋。 只因遗得风流迹，此日衣裳尚有香。 从这首诗看来，作家的态度是明朗的:刺李隆基，同情哀挽杨玉环。“温柔一旦付东洋”，实在是入木三分的评判。它把从白居易以来，人们津津乐道、高度赞赏的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骂倒了，并且巧妙地表现了作者对天宝年间历史责任的看法。 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证历史上的李隆基是否曾经对杨玉环有过所谓专一的、坚贞不渝的爱情。即便有的吧，但当着王朝危机爆发的时候，所谓“温柔”又何在?诗的谜底偏偏就是香皂，正说明杨妃的华贵、明皇“比翼”、“连理”的盟誓，不过是泡影而已。至此，曹雪芹为什么最后要将贾元春安排成杨玉环那样的结局，我们可以明白了;他将怎样来写贾元春的死因，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近似的想象了。 三、“虎兔相逢大梦归” 《红楼梦》第五回中的判词和曲子是作家本人对元春命运所作的预告，它们当然是最可靠的材料。《恨无常》那支曲子以及其他有关材料我们已经谈过，现在还剩下判词需要讨论。 元春的判词是一首七言绝句: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闹。 三春争及初春好，虎兔相逢大梦归。 这是十二钗图册中最难解的判词之一。最早作出解释的，仍是高鹗和程伟元。他们在续书第九十五回中是这样写的:“是年甲寅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岁。”这里，高鹗告诉读者:判词中“虎兔”二字代表年分，指元春死于虎年和兔年之交。 这种解释问题很大。但由于两百年来没有人专门给予驳洁，一般人又取默认态度，所以此说一直居于权威地位。直至近年，一些给《红楼梦》作注解的专著一仍其旧。有的虽略有变通，但并未摆脱高鹗所定的框子。 贾元春入宫二十年，辨明了是非。她所辨明了的“是非”到底是什么内容?是象通行的解释那样，她在深宫中体味到“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吗? 表面看来，贾元春辨明了的“是非”好象也就是这么回事。细细推考一下，觉得远不能仅仅如此。贾元春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淑女，封建阶级的正统道德观念浸透了骨髓。她懂得君与父孰重。无君也就是无父，天理如此，即使因稍缺天伦之乐而小有不安，也奈何不得的。何况得居凤鸾之位而幸及父母、光耀门庭，不正是最大的“孝”了吗?所以，在说过那些不免有点感伤的话以后，它既嘱咐父亲贾政:“国事宜勤，暇时保养，切勿记念”，并欣然给大观园正殿题了匾额:“顾恩思义”，又题对联云:“天地启宏慈，赤子苍生同感戴;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贾元春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人物，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有什么“辨是非”的必要?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把关于“天伦之乐”的这一丁点微不足道的感慨，夸大为贾元春认识到了“天理”对“人欲”的戕害，“君恩”对“天伦之乐”的褫夺，因而有了反抗君权的意味(这显然近乎梦呓了)，也说不通。因为倘如此，在第十八回她就已把这个“是非”辨明了，何消等到进宫二十年后才能辨明! 可见，判词所谓“二十年来辨是非”，固然可以包括不得天伦之乐的慨叹，但决非诗句原意的主要方面，更不会是它的全部内容。其间当有更重大的内容在。综合全诗来考察，可以看到两点: (一)“辨是非”与“大梦归”有着直接的联系，故所谓“是非”乃宠与辱、生与死的大问题。当她就要“大梦归”的时候，也就是当着荣宠变做了凌辱、生的煊赫变成了死的悲哀之时，这个当事人才算是把“是非”辨明了。懂得了“浩荡天恩”、“天地宏慈”是怎么一回事。 曹雪芹笔下的贾元春，不是一个参预朝政的人。她可以从史书中知道一些前代皇妃宠辱无常的故事作为殷鉴，也可以从皇帝在日常生活中忽喜忽怒的态度上，得到不祥的预感;但光凭这些，她是不可能真正懂得政治斗争的“是非”的。要真正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只有当这斗争的炸雷殛着头顶的时候:不是在正死并备享哀荣之日，而是在皇帝用白练赐死之时，也就是象杨玉环那样眼见“温柔一旦付东洋”之时。倘不是那“一声震得人方恐，回一首相看已化灰”的命运血淋淋地摆在面前，她实在没有什么“是非”好辨的。不到这种时刻，她也不可能真正“梦醒”。 (二)因此，“二十年来辨是非”就不是说经过了二十年的漫长岁月，她终于慢慢地明白了是非;而只应是:二十年来此人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做够了富贵梦。但是，“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所能常保”。她终于从最高极限上跌落下来，做了不得善终的短命冤魂。当她面对“无常”的时候，这才一下子把世情看透，把“是非”辨明了。这样，所谓“辫是非”指的就不是一种渐进的认识，而是认识的突变、飞跃。使她产生这种认识上的突变、飞跃，得有一个契机。那契机即下一句诗:“榴花开处照宫闹”。 诗中说:贾元春入宫时间虽然不短，但她过去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是不明白或不甚明白的;当着“榴花开处照宫闺”，之时，她一下子全明白了。“榴花开处照宫闱”，从语法上说，是第一句诗中动词“辨”的状语，表示“辨是非”的时间和条件。因此，对贾元春来说，就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件很不美妙的事。把它解为“榴花红似火”、“吉样多子”等，是完全不通的。 根据一、二句的语意，又根据第四句的内容，可知第三句“三春争及新春好”并不是一句正面称赞元春命运的话，而是一句带有讽刺、哀伤意味的反话。作者是在说:三个妹妹的命运哪里赶得上大姐!大姐的命才叫人羡慕呢一一“虎兔相逢大梦归”，真正好极了! 这样，存在于判词四句诗之内的逻辑联系就清楚了。 这样的理解，也能从曹雪芹的思想、艺术特点中找到说明。 在《红楼梦》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否极泰来。”这个思想，贯穿于全书，集中表现在秦可卿给凤姐托梦时说的话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乐极生悲”，“盛宴必散”，等等。这些话里有朴素的辨证法(尽管也有宿命论的阴影)。它的合理内核是承认事物的转化。想想全书，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曹雪芹就是以泰与否的互相转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来进行艺术构思，设计大小几百个人物命运的。这种转化，具体到一个个人物身上，呈现出纷纭繁杂的形式。但其间有一点似乎为作家所留意，即泰否转化的程度，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乐极转向悲极，登得愈高跌得愈重，程度各有差等。即以元、迎、探、惜四春来说，登得最高的是元春，她跌得就比三个妹子为重;登高的程度以惜春为最次，她的结局也就一般地比三个姐姐略好。按曹雪芹的政治态度，他决不会欣羡元春的妃子命。相反，他认为那是作为女子的大不幸，比迎、探、惜三春更其薄命。“三春争及新春好”只能是一句反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元春的结局不仅比惜春出家、探春远嫁坏得多，也比迎春之死更为惨酷，这也应该是勿庸置疑的。 那么，促使元春从九重天上一下子跌到地狱里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促使她一下子梦醒，睁眼看明了“是非”的那契机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虎兔相逢”、“榴花开放”到底是什么? “虎兔”二字，高鹗解释为年分的属相，并坐实为甲寅年十二月十九日。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里我们只消请出空空道人来批驳他就行了。 小说第一回写道:空空道人，从青埂峰下经过，忽见大石，字迹分明。什么内容都齐备，偏偏“朝代年纪地舆邦国都反失落无考”。因“无朝代年纪可考”，故不拟抄录问世，石头便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小说一开篇，便四次大笔特书“无朝代年纪可考”，可见曹雪芹的声明是何等庄重。他这样做，目的很明显:一是说明这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高度典型化的艺术品，希望读者不要有索隐朝代年纪、历史和现实人物等等“本事”的怪癖。否则，会闹笑话，且将读不懂《石头记》矣。二是说明这是一部以反映现实(封建末世)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故连“汉”、“唐”(封建盛世)的名色也不去假借，看官不要认错了时代，把它当作一般的历史故事去读。三是为了逃避文网。总之，“无朝代年纪可考”是本书作者决意要这样做的。空空道人最后也没有“添缀”任何“年纪”上去，就这样替石头把故事传了下来。可是，高鹗却偏偏对曹雪芹的一再声明热视无睹，硬要添缀一个“甲寅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去。我们只好代石头说一句了:“我师何太痴耶!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可见，判词中的“虎兔”二字决不是年分的属相。如果是，在后半部书中，必然要坐实，予以照应。那就大有违作者自己一再声明的宗旨了。同时，贾元春死于哪一年有什么关系呢?虎兔相交之年也罢，兔龙相交之年也罢，对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没有意义。以曹雪芹那样深刻的思想、超凡的才华，在概括元春命运的判词中，不去说明她死亡的本质原因，却去拘拘于坐实她死亡的日子，实在是不可理解的事。何况整部书无一处标明过年代，倘偏偏在‘元妃死时蹦出个具体的虎年和兔年来，也真个滑稽得很，岂能是《石头记》的笔墨! 曹雪芹当然不会这样痴的。但高鹗那样做，却有他的苦心。往好处说，是他太痴，没法读懂判词，以致望文生义，便生硬地加以比附;往坏处说，是他太聪明，别具一副肠肺。 查清代顺治以还直到曹雪雍著书之时，岁在甲寅、乙卯的，共有两次:康熙十三、十四年和雍正十二、十三年。康熙十三、十四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不必考虑;雍正十二、十三年却大有文章。 雍正皇帝撒祯是曹雪芹家的死对头。他即位后即穷治李煦。紧接着又对曹頫(雪芹之父)进行迫害:落职、抄家、逮京问罪。雍正死，清政局略有变化。乾隆甫即位，就大降“覃恩”:追封曹振彦(雪芹高祖)及曹尔正(雪芹伯曾祖)为资政大夫;宽免曹氏亏空旧案。高鹗续书时距曹雪芹之死仅二十来年，他对本朝声名赫赫的曹家的这段兴衰史，不会不知道。那么，他把元春之死坐实在甲寅年与乙卯年之交，那意图就明显了。下面，且列一个表，请大家对照着看一看: 清朝史实:甲寅(1734年)，雍正在位。 乙卯，八月，雍正死，乾隆即位。 九月，追封曹振彦、曹尔正为资政大夫。 十月、十二月，降诏宽免曹家亏空。 高鹗续书:甲寅，十二月，贾元春薨逝。 乙卯，冬，发还被抄家产，恢复贾府世职。 看了这个表，不难发现，高鹗所以把“虎兔相逢大梦归”解释为元春的死期，并坐实为甲寅年和乙卯年的故事，原来还是为了比附曹雪芹的家史。(他显然早在胡适之先就把《红楼梦》看成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此其一。第二，以这种解释为他在续书中安排贾府“家业复初，兰桂齐芳”张本。第三，向当朝皇帝-一乾隆暗送秋波。这真是“歌功颂德，眷眷无穷”呵!为了“不谬于名教”，高鹗用心良苦矣! 既然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今天来解释这一首判词，怎么还能跟着高鹗的脚印走呢? 近年，又有研究者将“虎兔相逢”解为康熙六十一年与雍正元年之交。揣想那意思是:江宁职造曹家是以康熙死、雍正立作为盛衰界限的。这倒是个新观点。但我想，那也未必是曹雪芹的原意，而恐怕仍是从高鹗续书中得到的启示吧。因为此说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理解:曹雪芹在写他的家史。我们说，曹雪芹对雍正皇帝当然是颇为不满的。但更应看到，他的出发点和思想境界高得多。他要批判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尤其是天下的生杀予夺操于一人之手的那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决不只是对某一具体的皇帝有牢骚而已。你看，康熙对曹家是够好的了。但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不也同样在批判这个恩主吗?倘以为作家要用小说来发泄对雍正皇帝的不满，特别为此而安排元春亡于康熙死、雍正立之年，那是不是会把这位伟大作家的思想境界看窄了，把他的艺术手段看低了，把贾元春这个艺术典型的批判意义看浅了? 总之，“虎兔”二字不能是年分的属相。将它解为年分，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只能造成混乱，歪曲原著的精神，降低元春形象的意义。 那么，它到底指什么呢? 我以为，“虎兔”二字指的是两个人物。 启发我得出这个结论的，是脂京本第十四回的一条眉批。 《红楼梦》第十四回，写到秦可卿出殡时，来了一大批重要的送殡官客和亲戚。官客中的第一组六人，即当日与贾氏荣、宁二公并称为“八公”的其他六公的孙子。就在这段小说正文上面，脂砚斋作了眉批。全文如下: 牛，丑也;清属水，子也。(按，这是注明镇国公“牛清”这个人的名和姓字寓“子”、“丑”二地支。)柳折卯字;彪折虎字，寅字寓焉。(按，这是注明理国公“柳彪”的名和姓字寓“寅”、“卯”二地支。下仿此，不另注。)陈即辰;翼火为蛇，已字寓焉。马，午也;魁折鬼字，鬼金羊，未字寓焉。侯、猴同音，申也;晓明，鸡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曰守业，即守夜也，犬字寓焉。所谓十二支寓焉。 这条脂批很奇怪。脂砚为什么要对这无关紧要的六公的姓名下如此大的工夫去推考，详加设释呢?脂诠本又为什么将这条眉批特地挑出来，用大字过录于本回书的正文之前，加以强调呢?这实在是很要研讨的事。这里，只说一点: 从这条批注得知，原来“子、丑、寅、卯”这些地支，“鼠、牛、虎、兔”这些生肖，在《红楼梦》中也会用来寓人物姓名。这一点，对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很重要了。 我正是由此受到启发，想到“虎兔相逢大梦归”中的“虎”“兔”二字是用来指人的。这一点，证之生肖的习惯用法而益信。大家知道，十二生肖只有两种用法:或指一般的年代，或指人。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虎兔”自不能是指的年代，那么，按照形式逻辑的剩余法，那就是指人了。 可是，指的又是什么人呢? 上引那条脂批中，有这样一句话:“柳折卯字，彪折虎字，寅字寓焉。” 原来，柳字是可以折卯字的。而按十二属，知卯也就是兔。那么，“虎兔相逢大梦归”这句谶语中，与“虎”相逢的那个“兔”。一定是一位姓柳的人了。 他又是谁呢? 查《红楼梦》几百号人物，姓柳的总共五人:一、“当日八公”之一的柳彪，已死;二、其孙柳芳。此二人都是随手取名作点缀用的，无甚活动，与元春命运无关。第三、四位，是不幸的姑娘柳五儿和她那没有出场、不知名字的可怜的父亲。这一家人显然也没有力量使一个皇妃“大梦归”，可以排除。此外，就只有柳湘莲了。 柳湘莲!这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英雄人物呵!从前八十回中所表现出来的此人的气质和胆略来看，那使一个皇妃“大梦归”的人，只能是他;从《红楼梦》中已无其他柳姓可供挑选这一点来说，只能是他。 至于那“虎”，我以为就是指元春本人。 元春的生日很巧:大年初一。她的名字便是依据这个奇巧的生日取的。小说对此特别加以强调，给人印象极深。按天文历，北斗星的柄构转向寅的方位——东北方，为立春。所以年初有“斗柄回寅”之说，阴历正月又称为“寅月”。那么，元春的名字也就“寅字寓焉”了。“寅”的属相为“虎”。所以，“虎兔相逢大梦归”中的“虎”，指的就是元春本人。 全句诗得解:贾元春遇上柳湘莲，她就一命呜呼了。 我还以为，“榴花”就是“柳花”的谐音。用谐音的办法达到一定的思想、艺术效果，是文学家们喜欢用的小技之一。曹雪芹在小说中、脂砚斋在批语中都不止一次用过。即以前引“十二支寓焉”那条脂批就曾大量使用谐音。如，“陈”即“辰”，“侯”即“猴”，“石”即“豕”“守业”即“守夜”即“犬”等等即是。 “榴花”谐“柳花”，即暗寓柳湘莲起事，威震宫闱。由此而导致贾元春之死。 至此，元春之死因已明朗化。 但柳湘莲怎样与贾元春相逢并置她于死地呢?佚稿中是写柳湘莲身佩短剑，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将贾元春杀死?不能。否则《红楼梦》要变成武侠小说。而且，柳湘莲与贾元春没有什么宿怨，他实无必要那样做。是贾元春到寺庙进香，与柳湘莲相遇而被杀死?也不能。因为那样写太滑稽，与《红楼梦》的格调冰炭不容。事实上，柳湘莲是无论怎样也不可能与贾元春规面的。 贾元春既不能与柳湘莲觌面，而作家又明明预告说:“虎兔相逢大梦归”，是与柳湘莲相逢而致死的，这互相矛盾的话怎么解释? 这里，又得请教看过小说后半部原稿的脂砚斋了。翻开脂诠本，我们就会在第一回第十八页看到，他明确地批注说:“柳湘莲一干人”“日后作强梁”，即柳湘莲日后将以绿林好汉、义军骁将的面貌重新出场。——真是出乎常人的意想呵，原来在《红楼梦》后半部佚稿中竟居然还有这样惊心动容的故事!④ 然而，也正是由于作家在后半部书中提出了这样的“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马克思语，见他给拉萨尔的信)，揭开了这样的社会冲突的典型环境，柳湘莲身上的智慧、才干、正直、勇敢才不仅仅表现为个人的禀赋，而具有了集团的、阶级的特征，他的血性也才升华为阶级反抗的熊熊烈焰，正如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一一巨人安泰，只要与母亲——大地结合在一起，就能有取之不竭的力量，任何人不能战胜。也只是这个时候的柳湘莲，才能有那样的神威，可以不与贾元春觌面而足以催动她走向死亡。 如果这个思路还不算离原著情节发展的逻辑太远，我们对贾元春之死就还可以想象得具体一些:柳湘莲所在的起义军进逼京师，以极大的声威震撼整个王朝。反抗的烈火召唤着一切对封建统治阶级有血海深仇的被压迫者，起来向仇敌讨还血债。在这样的声势下，京城内外受过四大家族残害的各层人等，如石呆子、张华、被责罚的宁府仆人、倪二，乃至贾府内一些敢于反抗的奴隶，群起响应，呼声大振，当阶级斗争的滚滚洪流奔涌而来，(起义军甚至还可能传檄声讨四大家族的罪恶)，统治阶级内部便出现了激烈的分化和瓦解。在这种情势面前，贾府中的邢夫人、赵姨娘势力，趁机使出“全挂子的本事，”借刀杀人，引风吹火，出首告发凤姐等人的罪款，以达到既保护自己，又弄倒对手的目的。出于相类的原因，王朝内其他政治集团也对四大家族下手。比如忠顺王府告发贾府藏慝“逃人”(蒋玉菡)之罪⑤，太监们也告发贾元春在省亲时哭哭啼啼，言涉不恭，有损于当今“仁孝”之德，甚至还会将大观园的奢华糜费作为有违皇上“体天格物”、“崇尚节俭”风范的罪名加以罗织⑥。贾雨村、孙绍祖等更会洑上水，对贾府落井下石。最后，把农民暴动、王室摇荡全部说成是由贾府引起。于是，“至孝纯仁”，“体贴万人之心”的皇上，便降旨将贾府的政治代表——贤德妃贾元春“赐死”，“以谢天下”。于是，贾元春就在阶级矛盾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夹攻下，一命呜呼了。“虎兔相逢大梦归”，此之谓也。 只有这样的死，才好同杨贵妃之死相提并论。也只有这样的死，才好同前八十回表现出来的曹雪芹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构思相统一。 贾府主子们恶贯满盈，最后彻底溃灭，罪有应得;贾元春作为这个家族的政治代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也合该不得正.死。但元春这样死，决不仅仅是作者在批判贾府;它的批判意义更深远得多:其间正有着对皇帝本人、对封建朝廷更深一层的揭露和更重的鞭笞。 东汉的哲学家王充说过一句话:“国命胜人命。”(《论衡·命义》)若抽去其自然宿命论的前提，换上唯物主义的解释，则很可以在这里借用一下。“国命”者，封建王朝存亡之谓也。为了王朝的利益，亦即为了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的总体利益，贾元春是应该被自己的阶级当作牺牲奉献到太庙里去的。——这全然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因所带来的果，全然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而曹雪芹又是有这样的思想见地和艺术家的勇敢来作出这种描绘的。 最后再简单说一个问题。《十二钗正册》元春判词前还有一幅谶图，画的是一张弓，弓上挂着一个香橼。历来的解家都说，“弓”为“宫”的谐音，“穆”为“元”的谐音。这幅谶图是预言元春被选入宫。 根据我们在上面得的分析，现在对这幅谶图也有了新的看法。“弓”切“宫”，“橼”切“元”，这是对的。但内容不是吉兆而是凶兆，即预告元春的悲剧结局:被皇帝赐死。所谓“弓上挂着香橼”，就是贾元春被迫自缢于皇宫的象征性形象。然否，谨质之高明。 ①近年重现一种观点:《红楼梦》是以爱情为主题的爱情小说。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它不符合这部伟大小说的实际。 ②此条和上一条脂批，原抄文字误倒，此系校文。 ③本文原有一节“杨玉环幽灵再现”，对这个问题有专门考索。 ④此，我在《柳湘莲“日后作强梁”》、《曹雪芹原著中的尤三姐》、《贾兰的虚名儿》、《“一从二令三人木”解》以及《曹雪芹对八十回后原稿的重大修改》等文中有详细考索。论证了《红楼梦》的原构思是:不仅要写出“四大家族”的毁灭，而且要写出封建王朝的覆亡。“茫茫大地真干净”，此之谓也。 ⑤清代处罚逃人及窝逃之家，法律很严。从第二十三回忠顺亲王府长府官到贾府索取蒋玉菡的情节来看，此亲王与贾府关系很不好，将来贾府事发，定会落井下石的。 ⑥元春省亲时，一进大观园，就叹念:“太奢华过费了!”临回宫时，又拉着贾母、王夫人的乎，再二叮嘱:“倘明岁天思仍许归省，不可如此奢华糜费了!元春不是担心贾府不会理财，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忧虑，看她那履冰临渊的神态，不言自明。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 1980/03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