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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学专著写序，在我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五年前，我在为贵州博雅苑陈列馆赠词中自嘲道：“谁知红学海洋深，苦钻十年未人门。”以我这样起步很晚（几乎与志尧和海天同时起步，我是1983 年、他们是1984 年开始发表红学论文），才疏学浅，“半路出家”，还未人红学之门的门外汉，却要为他们的专著写序，岂不要贻笑大方？可是，志尧和海天却不嫌我的浅薄无知、学无所成，竟驰书万里之外给我，以多年研究《红楼梦》的心血结晶相托，使我在受宠若惊之余，更觉难以辞却，非得率尔操服，班门弄斧不可了． 志尧和海天之所以要找我这样的人来写序，大概有两条原因：一是我们有同乡之谊，我是南阳市内乡人，他们是在南阳家乡工作；二是有共同的红学爱好，共同的红学研究志趣，同乡加同道，可能特别亲切吧。其实，我与志尧、海天分处天南地北，从未见过面，与海天甚至还没有过书信交往，是家乡的最高学府南阳师专的学报《南都学坛》 把我们联结了起来，因为志尧是《 南都学坛》 的主编，我在与他不断的书信、文稿交往中，逐渐结下了以文会友的深厚情谊。近年来我从一些报刊上不断看到他们合作发表的红学论文，有的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红楼梦>研究》专刊转载，有的在《新华文摘》上摘发，更引起了我的注意，使我为家乡有了红学研究同道、并取得了如此引人注目的研究成就而高兴．当他们将要把他们多年合作的红学专著《<红楼梦>精解》付梓之前，竟将原稿寄我先睹，希望我在看后说些看法，作为序言，我在匆匆拜读、欣喜赞赏之际，竟不拘绳墨，秉笔直书，以不经之谈为其写起序来． 当今的红学世界，可说是丰富多变、异彩纷呈，“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峋．不过，总的看来不外两大研究珍域：一是作者家世生平与版本源流的考证梳理，一是《红楼梦》文本意义的解读与诊释．就红学家来说，有的专注于考证，有的侧重于途释，也有考证与诊释双管齐下、左右开弓的。志尧、海天与我一样，都徜徉于文本意义的诠释与解读，这使我们在红学研究道路上走得更近了，有了许多相关的视域、相同的认识或相近的话题。所以，他们邀我为之写序，便觉得不那么心虚，好象有话可说、有论可评了。但是，他们都是科班出身，一个专于中文，一个攻于哲学，二人配合默契，长期合作，就能优势互补，形成相互结合、纵横驰聘的学术优势，这便使他们的专著议论独到、妙趣横生；我乃未进过大学之门，又是“半路出家”（前半生搞的是税务、商业、统战教育），虽然研究《红楼梦》之始，也想在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嫁接上下功夫，毕竟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难以拿出独到的见解，作出象样的探索，更难以写出切中肯綮的序言了。 如今的红学世界，不管是考证珍域还是诊释珍域，总时时会冒出一些“爆炸性”的“发现”，或“轰动性”的“新论”来：一会儿“发现”曹雪芹小像、诗作；一会儿又“发现”曹雪芹的“墓碑”与曹家的“墓志铭”，一会儿又“发现”《红楼梦》的作者别是一人；一会儿“考证”出曹雪芹的“祖籍”是在“丰润”；一会儿又“揭露”脂评本是什么“大骗局”；一会儿“发掘”出一个《红楼梦》“八卦结构图”；一会儿“破译”出《红楼梦》的种种“密码”；一会儿又冒出个“旷世的发现”——“太极《红楼梦》”；一会儿“考证”出《红楼梦》隐入了作者与竺香玉“合谋害死雍正”的“历史”，一会儿又“钩沉”出秦可卿乃宫廷斗争失败的皇家后裔。真可谓“当时默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二而一些新闻传媒却偏又爱“奇”成癖，迫“异”成风，对真正深刻独到的红学创见或严肃的红学研究论著不屑一顾，却总爱对一些“哗众取宠，虚假浮华雌的所谓“新发现”“新论点”热情兜售，推波助澜，又是广播，又是见报，又是摘编，又是广告，又是拍片，搞得沸沸扬扬，以假乱真，干扰着红学研究的正常开展．志尧与海天二人以红学家的胆识与勇气，率先以《红学研究优思录》论文旗帜鲜明地对这种“异端邪说日交驰”的怪现状，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研究“急需端正态度，明确方向，排除一切干扰，把红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这就“应当客观地全面地深入细致地研读《红楼梦》原著”，读之使人有一种拨云见日之感，振聋发馈之能，我由衷地表示赞成。《新华文摘》可谓慧眼识珠，立即以《红学研究应提倡读原著》为题加以摘发，说明了他们有独到的胆识和这篇论文的可贵学术价值。他们二人把这篇论文作为绪论放在专著之首是很有道理的，反映出他们从事红学研究的心态与主旨。在我看来，红学既然是有关《红楼梦》的学问，理所当然的就应该以《红楼梦》的文本解读诊释为核心。过多把研究重心置于文本让释之外，游离红学研究核心，似非正常．如果把整个红学研究比作博大宏伟的学术殿堂，那么《红楼梦》文本的诠释与解读就是它的主体工程，而版本源流的梳理辨析、作者家世生平的考证探究，就是它的附属建筑或奠基工程，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红楼梦》文本而展开，为《红楼梦》文本的诠释与解读服务的。他们的这本专著，可以说就是实践他们提出的：客观全面、深入细致研读《红楼梦》原著，进行文本诠释，探究《红楼梦》艺术主旨和精健的可贵成果。 说到对《红楼梦》文本的诠释与解读，自然离不开被人贬为“文学常论”“读后感”之类的文学诊释与解读。因为《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是按照小说文体特点运筹的虚拟化小说世界．所以，不管它多么丰富深刻，表现出封建朝代多么纷繁的世象万态，它的主要特点仍然是文学；不管它多么形象地展现出封建时代的方方面面，具有多么丰富的多样性精神价值，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但是，它的最主要价值还表现在文学方面。所以，从文学角度对《红楼梦》文本作出种种阐释解读，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什么可以挑剔、可以贬低、可以指责的。当然，即使是文学的诊释与解读，也并不是单调的、呆板的、僵死的，而是丰富多彩的、千变万化的。“由于《红楼梦》是以全息性、多角度、主体化形态，表现出相互交织、相互映衬的人物关系的复杂性，生活蕴涵与艺术意境的丰富性，多种艺术手段共同运作的一体性，多角度共同切入的综合性叼，从而便具有对社会、对人生、对生命、对世界的整体化全息性反映，就具有多角度诊释、多方位解读的丰富性，当然也就具有人类性的共通的永恒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所以，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读者捧读欣赏它时，“便会有多种审美感受，艺术享受与生活内涵涌动心头．既发现有多义性艺术主旨贯通其间，又看到有多样性艺术思维融合运筹；既会有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跃入眼帘，又会有深邃的人生品悟与哲理神韵浮现脑际；既领悟到那一时代的物质文化风貌，又品察到那一时代的心态变幻与精神特征；既把握到整个形象世界的人物群体网络与各个人物的性格风彩，又把握到孕育、诱导人物性格运动的生态环境与社会氛围．既品味到人物关系的相互交织与多重组合，又品味到人物之间的互相映衬、互相影响；既鉴赏到多种艺术手段的出神入化和合运作，又鉴赏到语言符号运作的沪火纯青，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既品悟到作者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熔铸，又沉浸到人物的个性化运动妙境之中；既赞叹全书自然天成、浑然一统的艺术建构，又赞叹多样化叙事角度的奇妙结合礴．这样一部“既丰富又复杂，既深邃又玄妙，既真实生动又意味无穷”③ 的《红楼梦》，必然会带来文学诠释的多角度与文学解读的多样性。有的可能从文体学角度，研究它的和谐奇妙的优化艺术结构；有的可能从思维学角度，探索它那多样化的艺术思维运筹奥秘；有的可能从艺术学角度，研究它采用的多种艺术手法的神奇效应；有的可能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研究它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方法的贴切运用，甚至还可从西方现代主义、接受文学去探求艺术的异同性；有的可以从欣赏学角度，品赏它的艺术成就与生活容量；有的也可能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它那语言的神奇艺术魅力。决非什么“文学常论”“读后感”的贬语所能概括得了的．更何况由于时代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的跃迁，思维观念的变化，必然会出现观照角度的变幻，艺术思域的拓展．人们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感悟就必然会出现日新月异的时代性转变，越来越关注用现代意识去观照红楼世界，对红楼世界做出契合现代人观念的逢释与解读。因此，时代在发展，对《红楼梦》文本的诠释与解读就必然没有穷期。 同时，就是同一时代的文本诠释解读者，由于他们的文化素养、学术专长、人生阅历、知识结构、社会地位的不同，对《红楼梦》文本关注品味的焦点与角度也会各各相殊，除文学品味外，还可能会结合文学角度或文学角度外的其它角度切入，比如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美学的、哲学的、医疗的、工艺的、心理的、生命的、民俗的角度作出独特的诊释与品悟．这些不同学术角度的切入，自然会出现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淦释奇观，汇合成红学淦释的奇妙洪流，推动红学研究向前发展． 在我看来，志尧与海天则是从社会学角度切人，运用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对《红楼梦》艺术形象与相关事件的多方面丰富内涵（比如文化的、美学的、心理的、生命的），只从社会学方面单线掘进，可是正因为单从社会学兔度切入，便能独出心裁地力排众议，深掘出许多不同常见的红学识见，给人以独到的社会意义品悟．这本专著善于从红楼世界中那些身份地位不同、角色个性各异、人生遭际有别的人物形象的性格运动中，把握他们那通幽发隐的历史精神风貌，不动声色地体现群体形象的共通命运走向与整个社会不可逆转的兴衰流变轨迹．如把贾宝玉的人生走向归结为“儒释道三教杂揉的末世愚顽”，指出他的形象“既表达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又活现了作者无所寄托的仿徨苦闷的矛盾心态；既是对新人出世的礼赞，又是对旧主颓废的哀挽”。把薛宝钗的生命历程归结为“格守儒家中庸之道处世哲学”的典型，这使她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但在处理如与宝玉的婚姻大事等人生抉择重大问题上，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恶果，酿成了“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的人生大悲剧。既折射出警醒世人的社会意义，又反映出中庸之道的局限．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作者又独具慧眼，指出其深层意蕴是“钱权交易的发端和真实写照”, “艺术地再现了封建末世人情世态的总体景观和基本面貌，构成一幅包罗万象的社会各个层面的立体交叉图；从而使整个宏著成为一部典型的显示万千世象和人生哲理的教科书”。类似这样揆情度理的论述还有很多。 此外，他们更善于借助于人物相关事件的对比，甚至看去毫不相干的人物与事件的对比中，挖掘探藏其间的社会联系与社会意义，给人以生活的启示、人生的品味．如把焦大的怒骂与赖捷披的甜言蜜语联系起来比较思考，指出了这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敲打着贾府主子们这面巨大的生活锣鼓”，反映出统治阶级“亲近奸邪、疏远忠直的通病”。从晴雯的撕扇与石呆子的护扇的对比思考中，又冲破了“就事论事式的浮泛之论”，别具慧眼地指出：这是以扇喻“善”，是从局内与局外两个方面，从聪慧与愚钝两个角度，“深刻地揭露了贾府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善’的虚伪性”．晴雯是以撕“善”的特殊使命，戳破贾府一向标榜的“仁慈宽厚，温柔博爱”的假面具，石呆子的护“善”却象征着那个社会“善”的难以延续存留和发扬光大．又从多数官员与外藩王爷的对比中，指出：“在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封建末世，作者将多数官员都塑造成奸滑、贪酷、淫滥之贪官、淫官、庸官，唯独将外藩王爷塑造成颇有官德和人品的善官、德官，表明了作者对整个官场丧失信心的醒世态度，寄寓了作者对少数民族官员以独钟厚爱的殷殷亲情．”这些论断都从独特的角度展开议论，言之成理、论之有据地道出了人所未道的社会意义，使我们对《红楼梦》的丰富深邃的生活内涵与社会意义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与品悟。 从志尧与海天的这本专著中，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王蒙所言：《 红楼梦》 确是个神秘的、与宇宙相通的、难以穷尽的魔术世界。人们只要认真地而不是随意地、深入细致地而不是浮皮了草地评读原著，（下转第55 页）了新旧转化的痛苦过程，也求得了自身的解放与“人性”的复归．作家通过两代妇女的形象“建构”了新的道德理想，尽管这种“建构”的基石在其现实性上不十分强烈，但作家努力的方向无疑给读者指明了一条思考的途径。1995 年受到社会广泛赞扬的《苍天在上》则更鲜明地表现出了作家强烈的责任感．作者把黄江北放在复杂的环境中，让他和邪恶势力进行搏斗，尽管最后他离开了自己洒下汗水的这片土地，但这正是他使命感的体现，他的精神和品质永远留在章台人民的心中，从他身上读者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脊梁。田慧芳作为一个被损害、被污辱、聪颖能干、身陷泥淖中的“圆形”人物，他的道德理想并没有被残酷的生活所泯灭，从而体现了东方女性的坚韧和执著。作品通过众多形象的刻画，给读者以鼓舞和力量，也体现了作家关注现实的勇气与胆识，以及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作家道德理想的追求。 即使从文学应有的社会功能来看，道德理想也是转型期作家社会责任感的显性表现。我们很赞成谢冕的意见：“文学的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补充，文学营造超越现实的理想的世界．文学不可捉摸的功效在人的灵魂．它可以忽视一切，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学不应认同于浑浑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① 文学的功能尽管具有多层次、多方面，但都必须通过读者的接受而实现，而这接受又必须是以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感受为基础的．审美感受并不单单遵循“快乐原则”，它还要“给人以益处”，有助于塑造健康向上的灵魂，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因此，作家就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特殊使命守望精神家园，保持人格力量和精神尊严，“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可见，道德理想的迫求，已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家社会责任感的最直接显著的体现。无视这一点，摆脱了政治功利的文学就可能滑向一味追求“快乐原则”的“玩文学”、“性文学”的泥淖，这同样是文学的悲哀。 注释 ① 谢冕《理想的召唤》，《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3日。 原载：《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4 期 原载：《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