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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中国通俗小说研究，是解放以后才开始的。1952年，在郑振铎先生倡议下，成立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我参加了《杜甫集》和《水浒传》的整理工作，才开始研读《水浒传》和《红楼梦》。在此以前，我对于这类书是掉以轻心的。日寇投降，北大复员，我应聘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那时，北平书业萧条，书林朋友，天天送货上门，希望选购。有一天，有个书友送来一帧水墨画单条，画的是立石一条，秋菊二株，落款是“梦阮”二字，图文是篆文朱书“梦阮”二字，无上款。尔时，以不知“梦阮”为何许人，而画又不够精品，我没有要。书友对我说：“你留下吧，随便给几个子都行。”我还是没有留下。北平解放后，四川大学同学石晓晖女士告诉我，准备把杨雪桥先生编纂《雪桥诗话》备用的，也即《八旗艺文编目》所著录的那一批书出让，希望我留下。因为她不愿意让给陌生人，又知道当时我刚刚拿到整理《水浒全传》的一大笔稿费，所以她来同我商量。当时，我认为这批书有两大特点：一，旗人集子最多；二，手稿也不少。我立即答应了。同时，我把此事告诉了郑振铎先生，他为之惊异不已，并向我说：“这批书，你要让步，由公家来买。”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才对你说嘛。”于是，我把石晓晖女士介绍给文化部艺术局，就由公家全部买下，交与北京图书馆收藏了。我在杨家查点这批书时，发现与《红楼梦》有关的资料不少，如《春柳堂诗稿》有四首和曹雪芹有关的诗，是从未为人所知道的。其《题芹溪居士》原注写道：“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当我读到这两行字时，为之大惊失色，原来“梦阮”就是曹雪芹的字呀，罪过，罪过！他留下来的唯一的真迹，竟在我手中放过了！我于是立即到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去寻问，都说记不起了。我告诉他们：“这幅画是曹雪芹画的，千万留心，不要让它毁了。”随后，我同张政烺先生谈及此事，原来这幅画也送到他那里去过，他说：“你看，我也没有要。”我说：“这样，那我们两个都对曹雪芹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了。”我也把此事向吴恩裕先生谈过，因为吴先生对于访求文物很热心，又对旗下旧家稔熟，希望他根据这一线索，把这幅曹雪芹真迹找到。可惜这一愿望还没有实现，而吴先生已经长逝了。 自从我发表《重新考虑曹雪芹生平》之后，隔了二十五年，我又写了《马氏遗腹子·曹天祐·曹霑》一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主要抓住了十三年这一重要线索，去论证马氏遗腹子就是曹天祐，曹天祐就是曹霑。文章发表后，不少学者专家表示赞同。这篇文章又指出：雍正六年，曹頫被抄家，那时，曹天祐年十三岁，与其叔曹頫俱为废人，随例北上。而前一年，雍正五年闰三月初一曰，谕八旗大臣：“旗人犯罪枷号鞭责治罪，革退官兵，并无恒业，在京闲住，倚靠亲戚为生，以致良善之人被累。伊等无事，游手好闲，自必为非作恶。将此等之人查出，令于京城附近直隶地方耕种井田。其作何安置之处，尔等会议其奏。”下文还详举了处理办法。那时，雍正为了肃清他的政敌的影响，正是作法于凉，雷厉风行这时，曹頫这一家子回京，决不能住在城内，这样就可以理解为啥曹雪芹回京后庐结西郊了。我还在1979年写了一篇《大观园在那里》的论文，发表在吉林《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主要指出大观园是曹雪芹精心设计的一幅建筑蓝图，是一个为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生活而创造的典型环境，既不在南京，也不在北京，就在《红楼梦》里，提出对这些年来“大观园热”的我见。我认为把恭王府作为大观园纪念馆，我完全赞成；说恭王府就是大观园，我保留我的意见。 脂砚斋评《红楼梦》，第二回开始总批：“以百回之大文，先以此回作大笔以冒之，诚是大观。”（有正本）第二十五回通灵玉一段眉批：“通灵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见。”（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开始总批：“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庚辰本）我们知道，曹氏原书为“百回大文”，这“百回大文”在雪芹生前，已有一些残缺，如第七十五回，脂砚斋开始总批写道：“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初七曰对清，缺《中秋诗》，俟曹芹囗囗囗囗囗囗。”（庚辰本）脂砚斋指出残缺时，距雪芹之死（1763）尚有七年，等到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岁（1767）畸笏叟作第三次批时，更发现“大回文字，迷失无稿”。第二十回将当曰吃茶茜雪出去一段眉批：“茜雪系‘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标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丁亥夏，畸笏叟。”（庚辰本）又紫英一段眉批：“惜‘卫若兰射圃’文字，迷失无稿，叹叹！丁亥夏，畸笏叟。”（庚辰本）由此可见，曹雪芹《红楼梦》原著“百回大文”，后经迷失，其流传于世的，都是八十回本。乾隆辛亥（1791）活字本程伟元序始有“原目一百二十卷”之说，并记录了后四十回得书经过。清陈铺《樗散轩丛谈》卷二《红楼梦》条写道：“《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钉，坊中人藉以钞出，刊板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百二十回，第原书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续补，远逊本来，一无足观。”清俞樾《小浮梅间话》写道：“《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然则此书非出一手。按乡会试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期，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清李放《八旗画录后编》卷中写道：“绘境轩读画记云：‘（曹霑）工诗画，为荔轩通政文孙。所著《红楼梦》小说，称古今平话第一。’”原注云：“嘉庆（当云乾隆）时，汉军高士士鹗，酷嗜此书，续作四十卷附于后，自号为红楼外史。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蒙古巴噜特恩华《八旗艺文编目》子部稗说：“《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汉军曹霑著，高鹗补著。”后来有人根据这些线索，将后四十回和在脂注中所见已佚“百回大文”的后二十回比较，断定和论证了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非雪芹原书。在这些说法影响之下，我于1957年写了《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发表在《文学研究》第一期上，人云亦云地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鹗”，为高补《红楼梦》说张目。后来，由于《乾隆钞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和高鹗的《月小山房稿》相继发现，大大提供了澄清这个问题的可能性。高鹗在《百廿回红楼梦稿》第七十八回写上“兰墅阅过”四字，又在《月小山房遗稿》里写了《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一诗。我根据了大量的明清人刊书资料，发现大题下的题署，所谓“阅”也好，“订”也好，都是指评阅人审定而言，而不是指作者自己的撰写而言。进而用大量材料，论述后四十回的作者是程伟元而不是高鹗，高鹗不过是《百廿回红楼梦》的审定人而已。由于程伟元擅长诗书画，进一步论证活字本《红楼梦》的像和赞，也是出自程伟元之手，勇决地否定了我过去所作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鹗的臆断。 自从“红学”一词在清末出现以来，随后又派生了所谓“曹学”，为了知人论世，把《红楼梦》和曹雪芹摆进一定的历史阶段，特殊的典型环境，从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上下而求索”，把这个历史总和，揭橥于人间，这对于“红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好处的。这些年来，时贤对于“曹学”，或多或少地作出一些贡献，而对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李家，还少有专文论及之者。爰以历年探索所得，写成《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一书，约四十万言，交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氏父子服官从政的全部经历，恰好与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相终始。我们从这个《年谱》里，可以看出李氏父子对康熙一朝甚而有清一代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这个《年谱》里，我初次用了《李大中丞政略》和李煦幕僚会稽沈囗元宜士所著《柯亭吹竹集》以及李氏父子的一些文章，找到了李士桢创办广东十三行的第一手资料，这对于了解《红楼梦》一书出现的不少舶来品，以及凤姐所说的：“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爷们养活。粤、闽、滇、浙所有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那就不是无稽之谈，而都是言之有物的了。 清代江南有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当康熙时，曹寅之出任江宁织造，李煦之出任苏州织造，孙文成之出任杭州织造，形成这种“一荣俱荣”的局面，是经过康熙精心安排而又有所分工的。我从现在得见的曹寅、李煦奏折和雍正《朱批谕旨》，初步探索得：苏州织造是管政治的，江宁织造是管文化的，杭州织造是管海禁的。明确这一点，这对于理解曹、李、孙三家密折的或有或无、或多或少是有一定帮助的。 1982年春节于北新桥争朝夕斋 原载：《文汇月刊》）1982年第8期 原载：《文汇月刊》）1982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