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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静集》是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学人文库中的一本。作者雷颐是一位中年史学工作者。这本集子吸引我的是内中若干篇思考社会转型期文化现象的文字,如议论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态势与文化走向,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无形左右等等。这比比发展走势,似乎是一切人文学科共同面临的一种“劫数”,作者虽未言及“红学”,但作为读者的我却不免要联想到“红学”,终至浮想联翩,开笔写下这又一篇“缘红杂感”。 一、从“社论红学”到“周末版红学”、“礼拜六红学” 二十多年前的文革时期与更早的前文革时期,缘《红楼梦》而发的政论文章曾不止一次地占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的头版显要位置。如属名梁效的《封建未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刊于1974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属名方岩梁的《大有大的难处——从〈红楼梦〉看反动没落阶级的虚弱本质》(刊于1974年第4期〈红旗〉);属名孙文光的《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刊于1974年第4期《红旗》)。这些大块文章出台时,都曾掀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不过须臾二十载,今番荣登党报的“红学”文章,却都不声不响地从头版显要位置转移到了“周末版”上,成为地地道道的“礼拜六”式的文字了。例如,作为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的《北京日报》的周末版,就曾不止一次地以整版篇幅刊登有关张家湾墓石真伪的讨论、争辩,有关霍国玲女士的力作《红楼解梦》的创作、发行的报导等等。 “红学”文字从党报头版转移到“周末版”,起落幅度之大足以使部分人“想不通”,不过只要你能联系当前的社会变化稍加思考,就又会感到巨变尽在常理之中。近年来中国社会已步入高速转型的轨道,经济生活日益增强,政治生活日趋淡化。随着市民阶层的日趋壮大,市民意识、市民心态日益步入社会交响曲的主旋律。而“红学”原本就是拥有“百科全书”美称的大学问,它不仅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也善能为各路英雄服务,它既可刊于头版头条,也能进入“周末版”,成为地地道道的“花边文学”。君不见多少商周彝器、宋元陶瓷珍品告别了学者的书斋,聚散于潘家园的鬼市①,当年仅供专家学者鉴赏的文物,今天也都变成了款爷们据以增值获利的收藏。这原谈不到什么斯文扫地不扫地,只缘今天的斯文也需进入市场,没有市场的通行证,谁也不能把你的论文(哪怕获大奖的论文)排成铅字的。 说到这儿,我不能不摘引几段《取静集》中那篇《从“礼拜六”到“周末版”》中的话: “礼拜六”是“想当年”十里洋场的著名“软刊”,后来却演变成各类“小报”的代名词。……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市井生活的繁华丰富,是这类“小报”勃兴与发达的社会物质基础。 可见从“社论红学”到“周末版红学”、“礼拜六红学”的转化过程,也就是“红学”之由硬到软的转化过程。只可叹像我这样年逾花甲的一辈,牙不太好,胃口也不太好,硬的嚼不动,软的又嫌乏味,只想要那不软不硬的才觉可口。 二、围着“看不见的手”打转的“泡沫红学” 从出版的角度看,当前的红学界也真够繁荣的,这两年相继出版了《红楼解梦》的第一集、第二集和大部头精装的《太极红楼梦》,以及《曹雪芹祖籍在丰润》、《秦可卿之死》等等。因此有人将“红学”这块沃土称为“红河谷”,并直以“红河谷”为题著文议论纵横(属名鱼肠剑的《红河谷》一文刊于1997年11月25日《北京青年报》)。文中说: 中国人大都知道自己的文学宝库里有一部《红楼梦》,中国人也往往用此书作为自己古老文化的代表去与莎士比亚之流争输赢、论短长。更堪称一景的是:二百余年来,不断有人在这棵大树下滋养着自己的生活、成就着自己的名声。这其中,真正称得上文学研究、有独立创见者凤毛麟角,对作品进行花样翻新的庸俗化解读和牵强附会,人云亦云者甚多。而且这种“寄生”的“学问”还被“学问家”们冠以“红学”的美称。……“聪明人”一边将这种研究引入岐途,一边为自己找到了一份“红学”职业。于是,作者曹雪芹的身世之谜就已被演绎为这个“说”那个“说”争执不休,某个“说”中的某件证物就可被研究者写成洋洋数万言的长文或被大学教授向莘莘学子们唠叨上一两个时辰。这样的研究早已远离了《红楼梦》本身,既无助于人们理解作品,又无益于后世作家借鉴创作经验,完全是一种劳民伤财的做法,……”这无疑是一篇批评文字,但话说得相当温和,举的例子也没囊括那些冒了尖、出了号的“爱物儿”。 不过说到更根本之处,这些为学界所不耻的,旨在换取名利的“学术”之一再上市,不过是处于当前社会转型大势态下的必然产物,是那只“看不见的手”运作出的一种类于“泡沫经济”的“泡沫红学”罢了。你说他不是真的学问,却有书商抢着为他出版,有的还有隐在书商背后的更为强大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政府行为的撑腰,投入重金为之包装炒作。书可以卖,也可以赠,反正下这点本儿能换回更大的经济效益,请出曹雪芹给听咱当“托儿”②,买卖焉能不越做越火。所以这类书不仅一再付梓,其印刷量之大,亦足足能吓你一个跟头!话说到这儿,请允许我就《取静集》中的一篇《蹒跚经济政治间——漫论当前学术困境》再做点摘录: 对相当多的学者文人来说,都会“身不由己”地围着市场规律那只“看不见的手”打转,因为学术文章已成为一种“求生存”的职业。无论是柏拉图、苏格拉底还是孔孟老庄,都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指引,而是谋生的研究对象。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收益(当然是指物质收益),一跃成为新的学术准则。……把像人文学科这类原本“不生利”的事业也推入市场,强迫其“生利”,其结果便是学术水准的降低,而“学术制造业”(Academ-ic Business)的应运而生也是自然的了。 时下中国的‘学术水平’虽不算高,但“学术制造业”却平地而起,异常发达,短短时间便真正“超英赶美”,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据说“泡沫经济”能导致经济的虚假繁荣;那么现在学术的繁荣膨胀也可称之为“泡沫学术”。引文中所说的学界泡沫化的发展趋势,在红学界也毫不例外。可《红楼梦》偏偏是一部最能给中国人挣脸的书,将它打起泡沫来,也比别家的大出几倍,硕大而闪光的红学泡沫,竟像阿Q头顶的癞疮疤一般光彩夺目。这泡沫既可直通太极,又能演化情杀,甚至将作者曹雪芹也推上了超级大“酒托儿”的宝座。不过,“泡沫红学”尽管一再招摇过市,可参与其事的人并不见多,“红学”这支队伍里的多数人还是颇能淡泊自守耐得寂寞的。而为数不多的弄泡人也颇有特点,他们的弄泡均重质不重量,一般都不求码字混饭吃,而在取得一鸣惊人的八级地震的轰动效应。这似乎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是触及人类灵智才能的高层文化内容的著作”③罢!在97年召开的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多数的与会者都指责了这一泡沫化倾向,内中尤以两位海外学者——香港的梅节先生、日本的杨启樵先生为甚,他们在大会、小会上慷慨陈词,感人至深。由此可见“红学”并不似某人描绘的那般穷途未路日薄西山,中国的这支“红学”队伍还是大有希望的。倒是那些“弄泡人”的前景越发不见其妙,随着那电波中的“想你想到梦里头”的肉麻腔调的消声敛迹,那绑架了曹雪芹先生逼做“酒托儿”的一伙好汉,也将散伙下山了。笔者谨录曹操《短歌行》四句移赠各位好汉。正是:为酒当“托”,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三、经济压力取代了政治压力 还是《取静集》中的这篇谈当前学术困境的文章,在谈到经济压力取代了政治压力这一问题上,对于“红学”,似乎更有照镜子的价值。请看如下的一段: 学术面临的经济压力虽在增大,政治压力却在减少。尽管政治仍居主导地位,但份量确实比过去小多了,渐失昔日压倒一切的气势。…… ……十余年来“政治”还是在一点点退却,已出现了一块能够基本脱离政治的学术园地。来之不易,弥足珍视。但学术在政治重压下稍有缓解,却又突然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不啻当头一棒,难免‘失范’。这样,在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学术彼此间如何定位,便成为关系到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紧迫而重大的问题凸现出来,的确值得“官”“学”双方及一切关心中国文化建设的人们深思。” 回想当年,“阶级斗争红学”、“儒法斗争红学”当道之际,“红学”遭受了泰山压顶的千钧重负,“批胡”、“批俞”时的人人检讨,至今令人不寒而眎。在中国的人文学科中,大概也只有“红学”,一而再地与“运动”结缘,没完没了的“折腾”。 今天,“红学”终于释去了政治压力,界内学人拍手称快。纵使经济压力转来接政治的班,但其原动力仅在那只“看不见的手”,淡泊自守的学人尽可不为所动。从97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会上多数人的舆论来看,这支队伍是乐观向上的,“红学”的天是明朗的天!当然多数人并不等于全体,世界这么大,总会有个别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政治压力的消逝不胜挽惜。不过它毕竟是消逝了,不再来了,纵使再泡制出什么“文化压力”“学术压力”,搞什么研究范式认证、研究资格认证,那以家法代国法也是没人买帐的。如此这般不过是添乱瞎搅和,到头来只能是一派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话说回来,自从政治与经济交叉换位后,一门新的交叉科学“经济红学”似乎已悄悄地诞生于华夏大地。所谓“经济红学”者,并非那不走正道的强拉曹雪芹当“酒托儿”,而是出现了一新动向——一家颇具声望颇具实力的大企业中国的彩电大王“长虹”,已将《红楼梦》确定为企业中高层干部的“干部必读”。 据199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第10版经济生活,财贸刊载的《居危思危》一文报导: 长虹是中国的彩电大王。然而长虹的总经理倪润峰说:“长虹人的危机感大于安全感,责任感大于成就感。”长虹中高层领导干部最近都在研读《红楼梦》,倪润峰说,家大业大,荣宁二府从兴到衰,对企业很有启示。长虹要永远发展,每个人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要树立危机感,有必要借鉴王熙凤的管理。 看来“红学”虽已在党报头版下了岗,可能今后会越来越多地进入经济财贸版,进入经济财贸的专业报刊上。“红学”不会永远靠失业救济金过日子,它总会以它的百科全书般的丰富的涵蕴,谋得再就业的美差。 四、红学家还会受尊敬么? 《取静集》的第一篇是《文人还会被尊敬么?》。该文首刊于1993年1月的《读书》杂志,后为1993年2月8日台湾《联合报》转载。文章的主旨是指出:随着经济的日趋发达,会不期而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知识分子很难像过去的‘士’那样高居四民之首,对此实不必怨天尤人,只须以平常心看待便是。” 由此联想到周汝昌先生在《还“红学”以学》一文中谈到的“‘红学’的悲剧性”和他对悲剧由来的诠释。如他在该文的“正文”一开笔就说: ‘红学’二字并不是多么体面的、惹人喜爱的一个名目,它的起源不过是句玩笑话,到后来称用这个名目的,也时常带着一种轻薄以至奚落的语味,‘噢,红学家呀,哈哈哈!’大约在此‘界’中的某些人某些事某些文都令社会观感与群众舆论有看法,不起敬意,实在也是原因之一端。 这里周先生提到“红学”的声誉下降遭人冷落,以及“噢,红学家呀,哈哈哈!”已远不是什么尊敬不尊敬的问题,白方块已画上红学家的鼻梁,成了地道的方巾丑了。 周先生为红学界所做的画像,我基本上不持异议。只是我对他为这一“悲剧”所做的两点病源诊断:一.“无视‘红学’之极大独特性,而要把它向‘一般化’拉挽”;二.“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实在难以苟同。明摆着的事实是,近年来失却辉煌的远不止于“红学”一个学科,似乎一切人文学科都不那么红火。因此,我认为思考这一问题时必须首先在社会大气候上找找原因。 正好《取静集》中的《文人还会被尊敬么?》一文,分析了因社会结构变革引发的人文学科生存环境的变化。文中说: 在强调“合理化”的现代化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功能与作用日益淡化。这些都使知识分子迅速由“中心”滑向“边缘”。以前,知识分子总居舞台中央,无论是正剧悲剧还是喜剧闹剧,扮演正角还是反角,是为刀俎还是为鱼肉,其命运总为万众瞩目。或是举国“共讨之”“共诛之”,或是普天为之共洒一掬热泪。现在却日渐冷落,难免有些自怨自艾。……他们的活动与遭际,亦已失去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轰动效应”。那种一部小说、一篇论文、一出戏剧乃至一首小诗、一通发言都可能引起全社会心灵震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化社会中,在以大众消费为基础的‘市场法则’支配下,精致文化的‘地盘’日益缩小,强调官能直感的通俗文化、痞子文化却大行其道。且看正在接受专业训练、但专业角色还未最后确认的大学生群体中,十几年前流行的是批判的批判理性的觉醒绝对精神社会良心存在与时间知乎者也浮士德罗米欧与朱丽叶,今天的热点却是玛多娜杰克逊金利来吃进抛出一无所有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让我一次爱个够过把瘾就死! 当今世界,皓首穷经早成笑谈,于是各种“白话经典”便乘虚而入。当人们连白话经典都不胜其烦时,“漫画经典”、“滑稽经典”就应运而生。在此类经典大举进攻面前,当代阎百诗顾亭林们顿时溃不成军,只得徒悲天道渐失,向隅而泣。 以上引文正是今天人文学科生存环境的一幅传神写照。你看过后,那久久埋在心头的困惑——“红学”的声誉为何下降?红学家为何不再受尊敬?以至被人“哈哈哈!”都会一一找到解答。“解梦”、“太极”何以大量刷印?“龙门红学”④、“礼拜六红学”、“周末版红学”何以如此风行?说穿了这不过都是新时代红学的“戏说版”。 有关曹雪芹的祖籍、脂砚斋的性别、脂本的真伪、《红楼梦》著作权的归属的种种信口开河,何以广受传媒的青睐,被种种小报轮翻炒作,添油加醋,那只不过是新时代红学的“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罢了。 注 释: ① 北京人称天亮前的市场为“鬼市”,上市之物多来路不正。 ② “托”、“托儿”是近年来新生的北京俗语,义指为推销伪劣或滞销商品雇用的假顾客。“托儿”们边夸赞物美价廉,边蜂拥抢购,以骗来大批上当的顾客。“酒托儿”是专为推销酒的“托儿”。 ③ 引自周汝昌《还“红学”以学》,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④ “龙门红学”一词出自香港红学家梅节先生向′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说“龙门红学”——关于现代红学的断想》。文章一开头就对“龙门红学”做了如下界说:“‘龙门红学’是笔者和陈庆浩、马力先生在八十年代初起的名词,用以戏称某些红学派别的文章。‘龙门红学’有两层意思,一是当红,‘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这类文章卖点好,是红坛登龙捷径;二是闲扯,‘摆龙门阵’,茶余饭后可作谈助,并无真正的学术价值,故‘龙门红学’亦称‘龙门阵红学’”。该文已刊于《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一九九八年第三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一九九八年第三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