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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红学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从一九九三年起，中国红学界爆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是由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明清小说研究》主编欧阳健的一个新发现引起的。他发现脂批是伪作。这一发现发表后，既引起震动，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对这一发现，有人认为是“震撼红学的大发现”［1］“为红学揭开了新的一页”［2］，是“红学史上划时代的发现”［3］。有人则认为是“哗众取宠，欺世盗名”，是“造谣”，“编假材料”［4］，是“不负责任，不顾常识，不择手段”的“欺人之谈”［5］。他们甚至认为“这不是学术问题”［6］，有人提出要“打假”［7］。两派的意见分歧是如此尖锐，这在学界是少见的。反欧派多是红学界的权威、元老，支欧派多是小人物，但却人多势众。这就形成论战的空前激烈，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由于《红楼梦》是一本世界名著，红学在国外也是显学之一，更由于著名红学家们把这次论战带到国际学术会议上，从而在国外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对上述两种意见，我们认为，这场争论应属于学术争论，其矛盾性质不是人民群众与犯罪分子的矛盾，而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权益分配上发生了争执，一类是在工作和学习中发生了认识上和方法上的分歧。欧阳健的发现及其所引起的争论，应属于后者。欧阳健在考察脂本的形成和流传过程的时候，引用了一些材料和观点，作了一些分析和推论，从而涉及到古人脂砚斋、刘铨福，涉及到当代的胡适、俞平伯，这不属于“诬陷”。退一万步说，即使这当中发生了某种侵权现象，也属于人民内部的误侵，属于可以原谅的一般过失，不能跟奸商的假冒等量齐观，更不能视为政治上不择手段的诬蔑陷害。我们过去在那些不幸的年代里发生的失误就在于，把学术问题看成了别的问题，从而把矛盾的性质搞错了。搞错了就发生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可以原谅、应该帮助变成了不可原谅，实行无情打击，一种是把正确的意见看成是错误的乃至是反动的言论，形成错误的一方打击正确的一方。这都属于“左”的表现。邓小平同志发出主要是防“左”的指示，是完全必要的，适时的。任何运动都有惯性。我国的历次运动，对人们的心理所造成的内伤是很重的，社会的心理运动同样还有着“左”的惯性，只是人们没有觉察罢了。反对欧阳健的人，其做法至少是“过火”的，他们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心理运动有“左偏”现象。我们认为，支欧与反欧两派之间的矛盾，属于红学学习和红学研究这一工作中的认识上和方法上的分歧。本文拟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参加一点意见，供参考并望指正。 这次论战的哲学分歧 我们在本文开头说过，这场大论战是由欧阳健的一个发现引起的。欧阳健从事古典小说的版本研究已有近20年的历史，在版本学方面有一定的造诣，对版本考证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侯忠义知他有此专长，于是委托他写一本关于古典小说版本方面的书。他于是涉足于《红楼梦》的版本考察。在他的初衷，不过是想撷取名家成说，敷衍成书，但一经涉足，便发现了不少问题。为了对读者负责，也为了对科学负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怀疑一切”和“重新审查”的态度和方法，究根究底，终于发现脂批是伪作。他推翻了胡适的结论，否定了胡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这场论战，首先是否定胡适的哲学还是捍卫胡适哲学的问题。它包括，是马克思主义的怀疑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权威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还是资产阶级的先验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还是资产阶级的常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论，还是资产阶级的庸俗因果论，等等。下面，让我们先讨论胡适的关于先假设然后求证这一方法论。 关于胡适的实证主义 欧阳健关于脂本是伪作这一发现，是好心好意地指出胡适上了当，受了骗，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恶意地“往胡适身上泼脏水”［8］。胡适之所以上当受骗，是与他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一实证主义的方法分不开的。 胡适的先假设而后求证的方法，是一种先于实践经验和检验的先验论，是把结论做在调查研究的开头，然后带着结论这个框框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它是一种主观选择论。它是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进行选择的。骗胡适的钱的那位投机商正是为了满足胡适的求证的需要，按照胡适的假设炮制了胡适所需要的证据。送到胡适手上的这本脂批本，一共只有16回。也怪，这16回恰恰就是胡适所假设的部份，恰恰是胡适所需要的部份，又都是“出乎意料”(胡适语)地与胡适的假设相符合，胡适为什么没有怀疑一下“世间哪有这么凑巧的事”?因为这些材料与胡适的假设相一致，所以胡适草草“看了一遍”，就“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古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9］欧阳健没有胡适那么草率轻信，也经过仔细研究，发现了许多破绽，揭穿了这一骗局。骗局揭穿后，许多人恍然大悟，但也有人用先验主义的态度对待欧阳健的发现。当有人向他报告这一消息并要找欧阳健的文章给他看时，他竟然说：“你不必找了，这种文章我不看，浪费时间。…‘我不知客人是否以为我太自负……’对一些以红学为名的欺人之谈，确是不屑一顾。”［10］这就太先验太自负了。连假设都不假设，不看文章就得出“欺人之谈”的结论。 胡适的哲学是西方的实证主义。翻开哲学辞典，关于实证主义的解释，头一句话就是“它和法国的直觉主义及德国的所谓‘生活哲学’相类似。”直觉主义是一种现象主义，只看表面现象。冯其庸关于脂评本的论断就是一种只凭“直观的感觉”的直观主义。他在看了脂评本的原件后说：“由于这种第一眼的直观的感觉，就使我发现了这两处的本子外部的共性。”［11］这儿，冯老关于共性的认识是错误的。共性是对事物内在本质的抽象概括，要概括事物的共性，恰恰应该排除外部直观。艾思奇在其《大众哲学》一书中曾举例说，有人把许多胖瘦不同的喜剧演员的照片放在一起，从外形上看，他们差异很大，但他们的共性是他们都是喜剧演员。这说明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寻找事物的共性，所以冯老凭“直观的感觉”确定共性，这个方法是错误的。脂评本实质上是一件文物。文物的假造者比胡适、冯老都高明。他们完全可以造到乱真的程度，只凭直观直觉是要上当受骗的。脂评本的作伪者在本子的外观的制作上是很高明的，但在内容上就不那么高明了，就露出了破绽，冯老外观上肯定脂评是真的，欧阳健从内容上揭露脂评是假的，谁对呢，当然欧阳健是对的。 实证主义属于西方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这种哲学是资产阶级的投机性在认识运动中的反映。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有奶便是娘，是有用即真理，是符合我的需要的就是真理。脂评本的炮制者正是根据胡适的需要进行投机，所以投机者和投机哲学一拍即合。假货怕的就是揭露，所以他们对揭露真相很恼火。 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不同在于，实证主义把取得证据作为认识过程的结束，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则是把取得证据作为认识运动的开始。实证主义认为，得到了证据，就算完成了认识任务，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则认为，在得到证据之后，必须对证据进行审查，必须对证据进行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处理。胡适没有这样做，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由于他既不对证据进行审查，又不对自己的结论进行检验，他后来在脂本中也发现了许多说不通的矛盾现象，但他没有怀疑他的证据和结论，而是用种种猜想去解释这些说不通的地方。欧阳健的功绩在于，他不是用猜想去“解决”和掩盖矛盾，而是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和对胡适结论的检验去揭露矛盾，通过揭露矛盾，弄清事情的真相。欧阳健只不过是做了一件胡适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工作，实际上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继续和发展，怎么能说是“往胡适身上泼脏水”泥。 胡适的实证主义来自他的历史考据法。历史考据是用古代文物证实历史情况。这是一种低层次证明方法。它实质上不属于哲学方法。哲学是思维科学，而实物证明则无需思维。因而实证主义只能证实而不能证伪，只能证有而不能证无。实证主义所用的证据必须是真实的，如果证据是伪证，它就要陷入谬误，实证主义是一种直觉主义，它单纯地依靠感性知识，它否认逻辑推理的抽象思维等理性认识的作用；它不能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地认识事物。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和实践过程论，即从实践的全过程得到完整的认识。而实证主义是一种先于实践的认识。如果我们从《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和脂评本的重评过程来考察，这两个过程是不吻合的。脂评本的重评本只有16回。它不能反映指评本的写作全过程，更不能反映《红楼梦》的写作过程。既然是“重评”，而且还发现了三评、四评，那么它必然有初评。既然是“评”，那必然是在写作过程完成之后，尤其是重评。三评、四评，它不可能跟写作过程同时发生。可是在重评本上却出现了“缺中秋诗，俟雪芹”字样，这就有问题了。 从《红楼梦》的写作过程来考察，程甲本《红楼梦》第一回已经将此书的写作过程交待得明明白白，从空空道人至吴玉峰，至孔梅溪，至曹雪芹，一路说来，历历分明。其中说到定稿人曹雪芹的工作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并在录完他所题的诗句之后，用“出则既明”作了概括。然而脂本忽然从中加了“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这句话。这句话显然不是曹雪芹写的，因为曹雪芹在写第一回交待他的成书过程的时候，怎么会预见到甲戌脂砚斋“抄阅再评”呢?“至脂砚斋”这句话一加，就使《红楼梦》的写作过程复杂起来了。第一，多了一个书名的变化过程。既然说“仍用石头记”，这说明此书的过程是《石头记》——《红楼梦》——《石头记》。第二，还应有一个“初评”。第三，既然是在曹雪芹“增删五次，纂成目录”之后，并且是在初评之后，就不应在重评本中出现“缺中秋诗，俟雪芹”这种情况。 胡适由于不从《红楼梦》创作的全过程考察，而是孤立地看这16回，因而不能发现问题；发现了问题又采取“圆其说”的办法，想把事情说圆，结果越说越不圆。 在《红楼梦》后40回的发现过程上，胡适把程伟元交待的真实可信的过程说成是扯谎，是“作伪的铁证”，把脂本的发现过程说成真实可信。胡适说：“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12］其实，程伟元购书于鼓提这种偶然，反映的是一种必然。程伟元是苦心搜寻若干年，一日偶得于鼓担。他说他“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可见他“偶于鼓担上得之”，是他数年“竭力搜罗”的结果。数年的“竭力搜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偶于鼓担上得之”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程伟元偶于鼓但上得之不奇怪，刘宽夫也偶于鼓担上得脂评本才值得怀疑呢。王秉恩日记中那张来历不明的小纸条，谓“脂研堂朱批红楼梦原稿……闻此稿廑半部，大兴刘宽夫得之京中打鼓担中。”这很明显是活剥程伟元。这才该说句“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呢，这张小纸条的内容，亦即那十来卷脂评又恰恰满足了胡适求证的需要，这又巧上加巧。程伟元从鼓担上买那十多卷残书是有意搜罗，刘宽夫干吗要买那十多卷残缺不全的抄本?如果他认识到它的价值，那为何让它沉睡那么多年?这十来卷书，为何早不出现，迟不出现，偏偏出现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文发表以后，而且是找上门来求售?这书中的批语乃至正文中为何处处特意点明时间：如“乾隆二十一年”“至甲戌”等等。曹雪芹明明第一回中声明此书所写不知是何朝，不知何地，即有意将真事隐去，不点明时间地点，脂评本中为什么点明写作时间，点明实有其事? 胡适为什么该信的不信，该疑的不疑，这正是他的实证主义所致。实证主义不是从事物的发展和人们实践的过程中求认识，而是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对材料进行选择来说明自己的结论。程伟元关于后40回的交待，不符合胡适关于后40回为高鹗所续的结论，所以他不信；脂砚斋的批语和对《红楼梦》的窜改符合了胡适的“大胆地假设”，所以他不疑。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否定论，认为事物和人们关于事物的认识是不断否定的。它代表了世界的否定方面，即革命的进步的方面；实证主义是肯定论，认为真理是永恒的，不能改变的。它代表了世界的肯定方面，即代表旧世界的统治阶段。胡适学说继承者和捍卫者代表了红楼梦世界的“统治阶级”，代表了肯定方面。有人说：“我认为这根本不是学术问题。因为脂本系统在前，最早的脂本是曹雪芹写作修改和脂砚斋加评《石头记》的时候，就多次抄传出来的本子。……这都是客观事实，是不能任意抹煞和改变的。而且这早已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了。”[13]这里所说的“脂本是曹雪芹写作修改和脂砚斋加评《石头记》的时侯”，是把曹雪芹写作修改这一过程跟脂砚斋重评这一过程当成了同一过程。这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胡适在发现重评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上有矛盾后的一种解释。据脂本所记，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七年，书未成而死，而定稿誊清则在乾隆二十一年，重评则在乾隆十九年，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作伪如此明显，矛盾无法解释。但胡适硬解释为曹雪芹写作、修改，脂砚斋重评、传抄行世，这四个过程发生于同一时间，是同一个过程。反对欧阳健的同志说“这都是客观事实，是不能任意抹煞的”。这很明显是坚持胡适的结论。他们把胡适的主观认识说成是“客观事实”，并且说成是红学的常识，批评欧阳健：“不顾常识”。这又涉及到常识论这一课题了。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课题。 关于常识论 “常识”这个概念，第一是指普通的普遍的认识；第二，这个词中的“常”字有常住常存、不能改变的意思。科学研究不是求普通的认识，也是不承认常住常存的。 常识论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其既得利益的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把维护他们利益的制度和理论说成是永恒的，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他们把他们永远不准变的“道”，规定为常识。这就是常识论的阶级实质。新的阶级进行革命，首先就要触犯这些常识，硬是要“不顾常识”。科学技术也要革命，伽里略、布鲁诺们就触犯了当时的常识。 科学是不承认常识，因为“识”是不“常”的，是时时在变的。 指责欧阳健“不顾常识的”的人，是讽刺欧阳健学问浅。可是关于发明发现的“常识”告诉我们，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常常是学问不高的年轻人、外行人。发现乐山大睡佛的人，不是乐山人；发现九寨沟美景的，不是九寨沟人。同样，许多红学上的发现者，不是红学家。不能因为欧阳健不是红学家就断定他的发现是假的，就对他的文章看都不看就宣布是错的。这就连胡适也不如了。 关于具理的常识还告诉我们，新的发现和发明，往往是粗糙的、幼稚的。这也是被权威们嘲笑的一个重要原因。欧阳健的发现是极有价值的，但又确实存在着许多错误认识。如他对脂评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分析，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但这属于前进中的、不可避免的失误。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抓住他的局部的失误而全盘否定他的发现，甚至把他的发现说成是“欺世盗名”，是“不负责任、不择手段”，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做法才真正是不负责任；用轻蔑的嘲笑和进行人格侮辱的办法来打击发现者，这才是真正的不择手段。任何诚实的科学家，都是谦虚谨慎，平等待人的，是不把话说绝、不把事做绝的。把话说绝，把事做绝，不但不能陷欧阳健于被动，反而会造成自己的被动，弄得不好下台。 关于真理的常识还告诉我们，真理好比燧石，注定要受敲打；敲得越狠，火花越亮。越是大的发现，越是被敲得厉害。所以狠敲欧阳健的人，倒真是在成全他。欧阳健应该衷心地感谢他们。 这场论战的分歧焦点是，否定胡适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结论，还是捍卫胡适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结论的问题。笔者认为，红学的出路在于把红学从胡适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注释 ［1］《图书证论》1992年第2期。 ［2］《文摘旬刊》1994年10月18日《红学新发现脂批是伪作》。 [3]香港《文讯》1993年第1期《红学史上划时代的发现》。 [4][6][7]《湖北出版》12月25日《红学研究不能欺世盗名》。 [5][8][10]《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期。蔡义江《〈史记〉抄〈汉书〉之类的奇谈——谏欧阳健脂本作伪说》。 [6][11][13]《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期。冯其庸《论〈红楼梦〉脂本、程本及其他——为马来西亚国际汉学会议而作》。 [9][12]《中国章回小说考证》251、229页。 原载：《成都师专学报》 二○○○年第一期 原载：《成都师专学报》 二○○○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