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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移斗转，屈指算来，厚基先生离开我们已是第四个年头了。96年暑期，天气溽热。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也正热火朝天地进行，这给消暑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话题。一向喜欢体育活动的厚基先生经常眉飞色舞地向消夏的人们转述比赛的盛况。但他没有料到，这种夜以继日的兴奋状态，对一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来说是极其不利的。7月31日上午10点，他在院中散步时突然摔倒，昏迷了二十天以后，竟溘然长逝了。 厚基先生193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那里自古是小说戏曲的繁盛地域。他在童年时代就经常出入遍布街头巷末的书场，沉缅于民间说书艺人的舌辩伎艺，饱受了传统文化的薰陶。他的中学阶段是在天津度过的。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又读研究生，方向是中国文学史。先后受业于游国恩、林庚、吴组缃等名家门下，潜心攻读，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对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止一次地提及当年北大摆擂台，由何其芳和吴组缃两位先生分别按自己的观点讲授《红楼梦》，大唱“对台戏”的盛况，然后不无动容地慨叹：“那真是文学艺术的春天啊!”57年研究生毕业时赶上了那场灾难性的运动，他因心直口快受了些株连，被分配到保定地区任教。那里的政治气候和工作环境都不适宜搞科研，但自幼养成的倔强性格决定了他是不甘寂寞的，教学之余，继续研读自己所喜欢的《红楼梦》，并参与了关于电影《达吉和他的父亲》那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62年他从保定来到天津师院中文系，当时我是大二的学生，正是如饥似渴地想用知识充实自己的年龄。初春的一天，我们几个同学逃课去中国大戏院听一位著名红学家的学术报告。当天下午系里又邀其来校与部分师生座谈。会上，一位头戴哥萨克帽大眼浓眉的青年老师一连提出了几个问题，对这位红学家在报告中为抬高《红楼梦》而贬低《水浒》的说法大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两部各有千秋的古典小说名著，弄得这位红学权威也语塞词穷。我们暗暗佩服这位年轻教师的胆略与学识，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刚刚调入的李厚基先生。值得庆幸的是，不久他就给我们开课了，先讲“中国文学史”，继而又开了“中国小说史”。他的课既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又不乏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令我们耳目一新，很快地就成了学生们崇拜的偶像。当时的政治气候时寒时暖，极“左”之风越演越烈。中国小说史课讲到中途，由于系里某些领导担心把学生引向“白专”道路，竟被勒令停止了。我们几个古典小说的爱好者只好转入“地下”，在每个周末偷偷地到他家登门造访。当时厚基先生一家四口住在一间仅有16m2的刀把房里，用一块白布帘将刀把部分遮挡起来作卧室，外面的部分是书房兼客厅。我们畅所欲言地交流自己的读书心得，听着他侃侃而谈对《红楼梦》的人物分析，很像是研究生教学。后来，人越聚越多，就又转移到学生宿舍。他那篇著名的红学论文《景不盈尺，游目无穷》，就是在女生宿舍的烛光下为我们宣讲的，在文革中，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黑课。” 十年动乱中，厚基先生也没能逃脱一代知识分子的厄运。但形势稍稍平稳之后，他就又潜心耕耘自己的文学研究园地了。70年代初“评红热”掀起来以后，我曾受某区领导之托，请他给全区中学教师讲了一次《红楼梦》。除了不得不讲第四回和几桩人命案之外，大部分内容还是对作品的人物和艺术分析。74年他的第一部专著《和青年朋友谈谈<红楼梦>》问世了。这部书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印记，但难能的是其中有五万多字的艺术分析，精采透辟，至今读来仍有着感人的艺术魅力。 79年，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他把研究的重点由《红楼梦》转向《聊斋志异》，发表了系列论文，以轻盈的笔触撩开了这部古艳奇书的面纱，从艺术美学高度揭示其底蕴的真善美，受到学术同行们的好评，最后集结为学术专著《花妖鬼狐的艺术世界》，并为河北人民出版社主编了一套《白话聊斋》。他深有体会地说：“《聊斋》与《红楼梦》有相通之处，《聊斋》里也有个大观园”。接下来，他又对《三国演义》进行系统研究，并开始考虑《电影美学》的课题。并接受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主编一套《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选译丛书》，这是他学术研究的鼎盛时期，也是心情最舒畅的时期。对当时红学界的情况，他有些看法，这恐怕也是研究重心转移的原因之一。参加了哈尔滨召开的《红楼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他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会议的情况，对红学界存在的一些非学术性争论感到忧心。他既有感于有些烦琐考证距离《红楼梦》的文本太远，也不同意另一些人对考证文章的讥诮。认为“红学”研究要回归文本，但“红学”又不能排斥考证。有些考证是很必要的，他举例说：《红楼梦》的作者是不是曹雪芹，应该搞清楚些；“废艺斋集稿”的真伪，应该弄明白。这都是重大问题，有赖于考证。不能说“考证不是学问”，必要的考证是高深的学问。提到自己，他经常不无调侃地说：“我对得起蒲松龄，对不起曹雪芹!”所以，尽管研究重心转移了，他仍不时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红学研究文章。 可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次磨难损害了他的健康，殚精竭虑、奋笔疾书的漫长岁月使他积劳成疾，繁重的社会工作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在与慢性心脏病顽强斗争了几年之后，82年秋天，他终于被病魔击倒了，脑血栓导致半身瘫痪。但他意识到自己还没走完人生的征途。为了教学与科研，自己不能倒下。他尝试着活动，由要人陪伴到生活自理，一年以后，他终于能拄着拐杖自由行动了，也终于又能伏案走笔了。从整理未竟的书稿做起，先后请人代笔，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简说》和《电影美学初探》两部专著。他更不能忘情自己心爱的《红楼梦》，在伴侣韩海明同志的帮助下，把十几年来撰写和发表的“红学”论文整理成一部名为《微观红楼》的书稿。每当提及《红楼梦》时，他总是十分动情地说：“我用对世态人情的体悟去理解《红楼梦》，我也用对《红楼梦》的理解去进一步体悟世态人情。”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学术动态，克服了乘车、走路不便的重重困难，参加了不少全国性的古典小说研讨会，包括88年于芜湖召开的红学研讨会，每次与会都要发言或送交论文。作为一名老兵，他没有停止在古典小说园地上的耕耘和进取。 厚基先生为人诚朴，心口如一，耿介直率。作学问写文章，不观风向，我行我素。做人谦虚谨慎，即使在学生面前也从不卖弄自己。他时常引同辈学者为鉴，有时甚至指名道姓地说：“读读××的文章。和人家相比，差得远呢!”这是他的心理话。先生从不把荣誉放在心上，总感到自己面前有研究不完的课题，每次去他家，桌子上都摊着撰写中的文稿。96年7月31日上午9点，我去先生家索要书稿《序言》。他兴致很高，说：“文债太多，天气又热，等等再说。”还说他正在酝酿写一篇随笔，题目叫“自以为是和自以为非。”……谁料，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一小时以后，就传来了他在院中散步摔倒的消息，而且竟一直昏迷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呜呼，厚基先生就这样悄然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此丝未尽，他的书桌上还堆放着草创未就的书稿和文稿。 悠悠岁月，往事如烟，先生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先生的勤奋治学精神也化成了一笔永久的精神财富。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