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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读书万卷。而在文学方面，对《红楼梦》则似乎情有独钟。据有关材料，自1913年起至70年代止，毛泽东至少有六十余年读《红楼梦》、谈《红楼梦》的历史记录。认真总结其之于《红楼梦》一书的解读、评析与活用，对当今的文学批评具有现实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一 毛泽东高度评价《红楼梦》 (一)对《红楼梦》的形象塑造，毛泽东欣赏有加。 在许多场合，毛泽东曾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红楼梦》中的众多艺术形象做过诸多的评论。如：1959年的一天，水静(杨尚奎的夫人)去看望毛泽东，交谈当中， 毛泽东笑着说：“读过《红楼梦》没有?”“读过，还读过三遍哩。”水静得意地回答说。“读三遍不够，至少要读五遍以上。”毛泽东仍然笑着说：“你知道《红楼梦》里写了多少个人物吗?”这可把水静问住了，水静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我没有算过。”“一共是327人，从皇帝、贵族，直到老百姓，都写到了，而且性格各异。刘姥姥就是个典型的农民嘛。”……“我就喜欢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的，可爱极了。”① (二)对《红楼梦》的语言，毛泽东热情评价。 毛泽东本人就堪称是一位语言大师，所以，他在评价古典小说名著时，也往往擅长于由点及面地高度概括和恰如其分地巧妙移植。譬如：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这句话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还在一些文章和谈话中多次引用《红楼梦》中的语言来说明现实问题。并认为：“作者的语言写得很好，可以学习他的语言，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为好的一部”②。 (三)对《红楼梦》的风格，毛泽东充分肯定。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会见了张恨水，长谈了两个多小时，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毛泽东风趣地对张恨水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位绰号叫‘袁大胡子’的先生，曾嘲笑我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今天遇到了张先生，我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哟。”张恨水谦逊道：“毛先生雄才大略，大笔如椽，我辈小说家，岂敢相比，真是惭愧。正如一些同道所批评的那样，自己的小说脂粉气太浓了些。”毛泽东道：“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嘛!我以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题材上作统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事，反映出的矛盾斗争”③ (四)对《红楼梦》的创作方法，毛泽东高度称赞。 如：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毛泽东批云： 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情切切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一样的语言，切切道出。……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从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言?)，故待之以八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用现实的场面，具体的情节，生活中非说不可的语言，把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和性格，生动的渲染出来，自然的流露出来，这是作者现实主义最成功的范例④。 (五)对作者的多才多艺，毛泽东赞不绝口。 如：第18回《林黛玉误剪香囊袋，荣国府归省庆元宵》，毛泽东注曰：“作者对戏曲极为熟悉，且运用自如。《红楼梦》与《金瓶梅词话》一样，书中所有剧目，不仅为当时流行之名剧，且与本文主旨切合”；第17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动诸宾》，则批云：“大观园的建筑结构，非精于园庭工程者，不能写出，作者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伟大作家”⑤。 (六)对《红楼梦》的地位，毛泽东推崇备至。 他认为：该书无论在中国文学史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均具有极其重要之地位。尚在1938年l0月，毛泽东就把《红楼梦》列为最有成就的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之一。1955年，更明确地提出了《红楼》、《三国》、《水浒》为中国古典小说三部名著的概念，并在1956年4月25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乎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⑥。十分自豪地认为：“《红楼梦》可与世界名著媲美”。 二 毛泽东善于活用《红楼》 毛泽东终生喜读《红楼》，高度评价《红楼》，还特别善于在政治、军事、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灵活、巧妙地运用《红楼》，以其独具的政治思维，赋予《红楼》中的故事和人物以崭新的含义。 (一)时事评述精辟深刻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小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等。在谈话中，当王昆仑谈到对这次谈判前途的担忧，认为恐怕很少收获，而蒋介石的执政党领袖地位的欺骗性怕不是那么容易戳穿的时候，毛泽东笑道：“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这位红学专家。荣国府的贾府是由盛而衰吗?”不等王昆仑回答，毛泽东已经接着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我认为这个家庭面临的是由衰而败的厄运。甲戌本第二回开头就说：‘如今这荣宁两府，也都消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就是说，厅殿楼阁峥嵘轩峻也好，树木山石蓊蔚调润也好，都不过是衰微中的表面繁华、败亡前的回光返照而已。”王昆仑已听出端倪：“你是说蒋介石的统治正如那荣国府，虽然貌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毛泽东微笑不语。侯外庐脱口而出：“《红楼梦》有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其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它强调了事物变化之规律，特别是向其反方面转化的前提和条件。”毛泽东接口说：“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和平、民主，不过这两条和蒋介石的打算都相反，他要打内战，搞独裁，怎么办呢?没有其他办法，他愿意谈，我就谈；他愿意打，我就打。他愿意边谈边打，我就边打边谈。反正我是延安来的客人，客随主便。如果这次谈判没有其他结果，能够揭露他的真面目就是最好的结果”⑦。 (二)以古喻今妙语如珠 毛泽东精通《红楼》，并善于以古喻今，利用《红楼》中的故事或人物来说明现实生活问题，既恰到好处，又妙语如珠。据萧克将军回忆：井冈山斗争的前期，我们许多同志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习惯于用新的作战形式——游击战术来有效地消灭敌人。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颈上那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子是它的军队。我们只有消灭敌人，缴了他们的枪，才能挖掉他们的命根子⑧。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于中共八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在谈到高岗反党集团时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⑨。 (三)幽默谈吐风趣横生 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毛泽东，同时又是幽默的大师，尤其在他运用《红楼梦》与广大干部群众相互沟通时，其诙谐、风趣的言谈话语，常常令人拍案叫绝。 1935年7月，在毛儿盖，毛泽东、张闻天等一直在考虑着怎样才能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的问题，并多次耐心地做张国焘等人的工作。有一次，毛泽东带着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女同志刘英去找张国焘，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一下子没转过来：“什么水啊?”毛泽东笑着说：“《红楼梦》里的宝二哥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这才恍然大悟，也不由得笑起来。毛泽东同张国焘都是一大代表，相识很早，但一向并不投机，现在意见又有分歧，所以这才一开始就说笑话，想制造一个比较亲切的谈话气氛⑩。 1955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休息期间，周恩来将载涛介绍给毛泽东：“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父。”毛泽东听到介绍同载涛握手，在问过载涛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情况后，指着身旁的周恩来，风趣地对载涛说：“我是《红楼梦》里的老夫人，不大管事，他才是掌家的，有什么事可以找他”⑪。 三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解读与评析之于 现时代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 (一)独特的解读方式1．圈点式解读 毛泽东不仅广泛地涉猎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许多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而且在解读的过程当中，“极其用心，也像读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这是他一直保持的一种优良的读书习惯”⑫。直到晚年，还常将身边放置着的10多种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读，有的版本，他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其中，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函8册，影印本)和《增评补图石头记》(4函32册，木刻本)这两种版本上，“有不少的文字旁边，毛泽东都用黑铅笔画了道道，有的是画了圈，还有的是似断句的标点”⑬。 不仅对原著，而且对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圈画得也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⑭。这些个道道、问号与圈画，或者是毛泽东认为的一个错误之处，或者是毛泽东对该著的一个疑问之处，至少是说明毛泽东对这种说法的不赞同。他也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2、批注式解读 与圈点式解读多有交叉且关系密切的是，毛泽东在解读《红楼梦》的过程中，还采用了“批注式”这样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如在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写下的第一条批语：“此一大段是作者自道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回又有一段批语曰：“‘抢田夺地’‘民不安生’，是造成‘盗贼蜂起’的原因，非‘盗贼’去‘抢田夺地’”；再如，于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末批云：“第六回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起，写得很好，其价值，非新旧红学考据家所能知。一边是宁荣府，一边是小小人家”⑮。 尽管，毛泽东亲笔批注过的总计不下于五、六千字的那套《红楼梦》，由于历经“文革”现已下落不明甚或不存于世。幸有原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路工先生的手抄毛注《红楼梦》尚存，时至今日，我们仍能通过他那鞭辟人里的批注，了解到他对于《红楼梦》的独特的解读及其在诸多问题上的看法。 3．要点式解读 毛泽东善于抓要点，抓主要矛盾，并善于以其高瞻远瞩的视界来分析和处理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大决策上如此，对《红楼梦》的解读同样如此。 如1946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询问儿子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战斗情况。当岸英回答说：读过《红楼梦》，但书中的诗词不大好懂时，毛泽东谆谆教导说：“读《红楼梦》要掌握要点”，并随口念到：“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少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⑯。 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还曾不止一次地发表过上述意见。如1954年4月，在去绍兴东湖的途中，和随行的秀才们海阔天空地聊起了《红楼梦》。毛泽东先声夺人，有声有色地朗诵起《红楼梦》护官符词来。诵毕，侧过身，对田家英说：“《红楼梦》我读过几遍。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护身符’是阅读《红楼梦》的一个纲”⑰；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也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⑱。 (二)自成一家的评析 1．历史的审视 《红楼梦》是一部以宝黛的爱情纠葛为情节主线的长篇小说。但它所反映的内容却又绝非“尽是谈情说爱”的，而是有着“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所以，它又不是一般的文艺小说，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它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全景，告诉我们一个崩溃着的封建社会是怎样完成它的最后的悲剧的”⑲。 也许正是从这一审视点来观察和思考问题，所以，毛泽东是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的。他本人就曾坦率地讲：“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历了好几百年的时候，毛泽东还说过这样一段话：“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的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⑳。 2．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既然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既然将其视为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那么，他就必然会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进行解剖和研究。如1955年春，毛泽东曾对谭启龙说：“不读此书不能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这部书可不是一般的文艺小说，而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里面有好几条人命哩”[21]，而“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22]。 3．比较性研究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也只有在比较中，事物之间的表征和本质才能更其充分地呈露出来。毛泽东对于《红楼梦》，则不独能够进行《红楼梦》自身内部的比较、《红楼梦》与其他小说名著之间的比较，而且能够将其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进行宏观比较。 关于文本内部的比较，如前举对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的经典性评论，可谓是深入细致，切情合理；关于与其他古典长篇名著之间的比较，如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谈到：“《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23]。这就不仅指明了我国第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对于《红楼梦》所产生的深刻之影响，而且比照出在对待女性问题上后者对于前者的超越和反拨，诚可谓识见深邃、切中肯綮。 而更值得珍视的是，毛泽东眼界宏阔、贯通古今，又能够将《红楼梦》放在更其博远的范围内进行观照和评说。譬如，晚年的毛泽东在看过电影《红与黑》之后对身边工作人员小孟讲：“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红与黑》不过也是写了一个家庭。可都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所以，……得这样来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纠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24]。毛泽东将中国的《红楼梦》同西方的《红与黑》相联系，还曾戏谑地说过这样的话：“真是无巧不成书，两部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25]。 (三)对当代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当然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由于他对《红楼梦》的一系列独具慧眼的研读和品评，又使得他堪称是一位卓越的红学家。其对于红学的阐述和解析及其方式、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对当今的文学批评也具有着现实的启迪与借鉴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点： 1．高屋建瓴的把握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的两百年间，这部以其独特的写法和丰富的蕴涵而独步文坛的长篇杰构，就一直是一部流行甚广、影响甚大且评论甚夥的古典小说名著。而毛泽东在高屋建瓴地审视和把握《红楼梦》之整体特征方面则高人一筹。 具体言之，毛泽东对红学研究中的所谓“猜谜派”、“消闲派”也好，对该书乃作者感叹自己身世、为情物忏悔而作，或为十二钗作本传之说也好，均不以为然。而是站在一个高得多的观点上，将《红楼梦》定位为“社会政治小说”，认为“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也是写斗争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也正因为这部书具有着“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所以，“不读此书不能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恰是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谓《红楼梦》又是“一部历史小说”。这种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超出其外的善于抓主要矛盾、抓主导特征的文学批评方法，比之有些新旧红学家的什么“索隐”、“释真”、考证、臆测等，无疑都要高明得多。 2．联系实际的活用 毛泽东博览群书，更擅长于学用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学习、借鉴、发展是如此，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及活用同样如此。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已引用过一些，譬如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所云“贾宝玉的命根于是颈上那块石头”与“国民党的命根子是军队”之比喻的巧妙；又如利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揭露高岗反党集团本质的一针见血，等等。为更充分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再举两例： 其一，毛泽东多次谈到风姐这个人物写得好，特别欣赏《红楼梦》里凤姐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风格。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就整风问题发表意见时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26]。 其二，1963年5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几次讲话赞扬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他说：“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并风趣地说：“《红楼梦》第二回中，冷子兴说，荣宁两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贾家不就是这样垮下来的么!”[27]在这里，毛泽东把干部参加劳动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标志之一，因而把它同加强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了。 3．独抒己见的心得 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许多重大转折关头，经过深谋远虑的思考而敢于独抒己见地进行决策一样，在《红楼梦》研究的一系列问题上，毛泽东也勇于坦陈自己的心得之言。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举出很多： 之一，早在1938年的10月，毛泽东于延安时期就说过：“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28]。话虽说得稍嫌绝对了点，但“三部小说”之论却是前无古人的首议。 之二，毛泽东解决问题善于抓主要矛盾，解读文学作品则强调掌握要点。《红楼梦》的要点就是第四回“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等句所讲的那个“护官符”，也可以说，此乃这部大书的一个“总纲”。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诚可视为是对《红楼梦》之本质特性的深层次的挖掘和揭示。 之三，与对“护官符”及“总纲”的认为相辅相成的是，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并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尽管，对一部蕴含极其丰厚的名著，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自可有不同的解读，但“阶级斗争说”实可称得上是毛泽东本人的独特之见。 之四，毛泽东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而且可与世界名著媲美，从而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给予极高评价。此一识见，亦可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才对俞乎伯对《红楼》一书的定位颇为不满。 之五，围绕着《红楼梦》，毛泽东对作者的世界观和作品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深层次地探索。譬如他讲：“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29]。并进一步分析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对封建社会来说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必然要影响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倾向，从而形成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30]。此外，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版本亦颇有兴趣，前已涉及，此处不赘；他还教导一代名将许世友等人：你们要搞点文，文武结合。这种思路，既新颖有趣，亦是蛮意味深长的。 附记： 毛泽东与《红楼梦》，是一个大题目，它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多元价值。要想在一篇文章中谈清楚这个问题，难度相当之大；更何况由于作者才识的局限，就更难较好地解决这一课題。 有鉴于此，笔者在撰写这篇文稿时，除了大量采撷报纸、杂志及其他公开出版物上所发表的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相关评述文字外，有些问題则未能涉及。譬如，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所写出的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问题；再如，毛泽东对于李希凡、蓝翎所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评价问题，等等。因实在难以用片言只语就可说得清楚，故只好避而不谈，拟另文论及。 但是，有一个问题似乎又不能不说，这就是：195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了全国性的关于《红楼梦》的辩论和讨论。因为，这次批判所提出的问題，不仅是如何评论和研究《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的问题，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学术思想进行的清理和批评，因此，它自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題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致使像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出现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其所造成的后果，不仅损伤了学术尊严，也使得政治斗争庸俗化，这对发扬学术民主、促进文化繁荣均是极其不利的。虽然这次运动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但这个方面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仍值得今天的人们去认真地总结和反思。 注 释： ①⑲ 许祖范等：《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② 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③ 《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④⑤⑮ 《羊城晚报》，1995年9月5日。 ⑥⑨[26]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7、321、412页。 ⑦ 王弘：《毛泽东妙语和谈》，《党史天地》，1995年第7期。 ⑧ 《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 ⑩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 ⑪ 揣振平：《万方乐奏》，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⑫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⑬⑭[20][30] 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⑯ 徐荣生、臧铁柱：《风云人物的子女们》，华龄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⑰ 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⑱[22][29] 龚言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16、217、222页。 [21] 李约翰、镡德山、王春明：《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23] 陈晋：《毛泽东与古典文学》，《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24][25] 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168页。 [27] 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4页。 [28] 张麟：《一代名将》，《中华英烈》总第27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