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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记》的最早评论者脂砚斋已感觉到贾宝玉的性格具有非同寻常的独特性，所以他称贾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今古未见之人”。但是，他一方面只从反面来论证，说贾宝玉之为人，“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口，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于是，他也就承认自己不能评出贾宝玉“终是何等人物”。另一方面他又肯定地说：“按宝玉一生心性，只是‘体贴’二字，故曰‘意淫’”，“按警幻情讲(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这又认为贾宝玉的独特处在性情体贴了。这种不算严重的自相矛盾表明，脂砚斋还不能有把握地掌握贾宝玉性格的独特性。虽然如此，他提出这一点却仍有重要意义，因为贾宝玉性格的独特性，是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研究这个典型人物的基本出发点。 一 贾宝玉生于贾府这个钟鸣鼎食之家，从小过着锦衣纨袴、饫甘餍肥的生活。但贾府又是诗礼之族，父亲贾政强求他走读书上进、中举出仕、辅国治民、荣身耀祖的传统人生道路，以致他感到精神上受束缚。结果，他做梦都盼望能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梦魂到了太虚幻境，他便想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父打呢”。另一方面，祖母溺爱异常，这虽能抵消一些严父对他的拘管，但也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埋下危机。他第一次摔玉时，贾母爱恨交加地说：“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这种溺爱纵容，很容易把不愿受拘管的贾宝玉引到随心所欲、使性弄气的路上去，培育成恣意纵欲、举止骄奢的薛蟠或爱自己尊若菩萨、窥他人秽如粪土的夏金桂那样的人。而贾府这个家庭环境，确实已养育出贾琏、贾蓉等酒色之徒，难保贾宝玉不是这样。这一切表明，贾宝玉在幼年时期，正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前。 可是，贾宝玉终究与薛蟠、夏金桂、贾琏、贾蓉之流不同。推其原因，先是他从小在内帏厮混，在入世未深的女儿丛中长大，从而培育起一种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分辨美丑。古董商冷子兴转述他七、八岁时的奇谈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这话虽符合贾政把他看作“淫魔色鬼”的偏见，但它与世俗以“水性杨花”喻女子不贞节是不同的。贾宝玉是以水的洁净来赞美女儿，以泥的污浊来诋毁男人的。他虽以男女之别来分清浊，但已表现出他怀有背浊向清的意向。这种意向，引导着他与纨袴子弟分道扬镳。 贾宝玉的心理素质，有自己的特性。太虚幻境的几个仙子曾怨谤警幻说：“姐姐曾说今日今时必有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贾宝玉在梦境中听到这话，“便吓得欲退不能退，果觉自形污秽不堪”。类似仙子的责难，在实境中，是诸如柳湘莲那种人的口中发出的。柳湘莲当着贾宝玉的面指责说：“你们东府里除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贾宝玉听了，与梦境中的反应相近，是“红了脸”。而贾蓉受到这类指责，反应就不同了。他拉出更丑的事来做挡箭牌，说：“自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有风流事，别讨我说出来。”两相对照可以看出，贾宝玉的心理素质与恬不知耻的人不同，是受到责难会自愧，在清净的事物面前会自惭不如的。这种心理素质，从贾宝玉的主观方面说，是取决于他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和背浊向清的意向；从客观的社会性质方面说，是各阶层的人对封建贵族的腐朽、丑恶、卑劣等所作的责难，在少数贵族出身的人的心理上引起的反应。 贾宝玉不但有分辨清浊净污的愿望，而且，他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去分辨高低和灵顽。在与林黛玉初次见面时，他问黛玉 “有玉没有”，黛玉回答“没有”，—— 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们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好东西。” 这些话的底子是女清男浊的审美感受。女清则高，家里的姐妹高，神仙似的林妹妹尤高；男浊则低，自己也低。他是以男女之别来分高低的，但进一层，就可看出他以品性清浊为标准来分高低了。这是一种道德标准，它与当时以社会地位划分高低的标准是抵触的。其次，贾宝玉认为那块玉不择高低而伴随他这个“低者”降生，是不“通灵”的。所以，灵顽之别在于是具有分辨女清男浊、女高男低的能力。而他本人能分辨，那么，他是“通灵”的。后面我们看到，贾宝玉毕生的“灵”性，正用在崇清抑浊上。 如上所述，贾宝玉对男女有不同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评价。但实际上他对男人并不是一律看待的，也同样是有不同的感受和评价的。这方面，在他初会秦钟时表现得很明显。他自见了秦钟“人品出众”，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心中起了个呆念，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秦钟也有类似的想法，于是两人都深感门第“限人”。可见，贾宝玉感到自己相形见绌，自愧不如，还是因为对方“人品出众”，并不在自己是否比秦钟“尊贵”。于是，他以男女之别为标准所作的审美评价，和对男人以品格高低为标准所作的审美评价，终于殊途同归，趋于实质上的一致了。当然，前一标准具有向男尊女卑观念挑战的特殊意义，但两个标准的提出，都表明贾宝玉对传统的等级观念的背叛。 二 贾宝玉不只如前面讲到的那样自愧自惭甚至自责自贬，他也自命清高。秦钟临死时对他说：“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方知自误了。以后还应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这点明贾秦二人皆无功名之念，不求荣耀显达，并以此见识自高的。只因秦钟忏悔了，这段话的性质就同薛宝钗对贾宝玉的规劝一样，加之程本《红楼梦》删去这一段话的影响，人们对贾宝玉自以有高过世人的见识一点也就不够注意。其实，林黛玉从不劝贾宝玉去立身扬名而建立了互认知己的爱情，和贾秦二人都自为见识高过世人而结下的友谊，其思想实质是一致的。所以，秦钟的忏悔，倒能反衬出贾宝玉是终身坚持高过世人的见识的。 如果忽视秦钟临终时说的话，也就有可能漏掉贾宝玉气质上有自视为高的特性。的确，贾宝玉常常觉得自己的一切都不如别人，特别是不如“诸女儿”，这就是二知道人说的“宝玉无夜郎自大之习”。但又正如二知道人所说：“然其自命，高于妄谈经济者一筹。”而后一方面，正与林黛玉的“孤高自许”相近相通。所以，只有掌握上述两个方面，才算摸到了贾宝玉的性情脾气。 在产生贾宝玉形象的那个时代，即实行八股取士制度的明清两代，人们熙熙攘攘，皆为功名利禄而忙。因此，贾宝玉不立志功名，不求荣耀显达的见识，的确是高过世人的。他既以自己的见识为高，那么，他对读书上进、中举出仕、辅国治民、荣耀显达的人生道路的否定，也就自具特点。他忠实于自己幼年时期的性格，从审美感受出发，来诋毁这条传统的人生道路。有一次他对薛宝钗的劝导予以反击，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闰绣阁中亦染此风，真正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他所说的“无故生事”的“前人”，是指制订八股取士制度的朱元璋、刘基等人。他们商定，八股取士，“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四书》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这是把宋儒的经义订为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为表现形式了。贾宝玉对这两方面都加以指斥。他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见，混编纂出来的。”在他心目中，混编纂的“前人”是《大学》以后儒家著作的作者，主要是二程朱熹等宋儒。同时，他平素厌恶时文八股一道，谓“原非圣人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饵名钓禄之阶”。这些言谈心声议论，正是贾宝玉式的。所谓“无故生事”，所谓“不能解圣人之书另出己见混编纂”，所谓不能“阐发圣贤之微奥”，都是顽而不灵。所谓“钓名沽誉”，所谓“饵名钓禄”以及“须眉浊物”，都是污浊不清。而“女儿”染上“钓名沽誉”的习气，则“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失掉“清净洁白”的天性。所谓“国贼禄鬼”，那就更为低劣了。贾宝玉正是以性情的灵顽，品性的清浊和人格的高低来看待周围的人事的。因此，他是在对丑恶的人性作审美评价和道德评价，发的是一种“诛心”之论。显然，这与顾炎武等人对八股取士制度之性质危害等的解剖和批判，是有所不同的。 贾宝玉对于“忠”这一最高封建道德的否定，也是从审美评价和道德评价出发的。老子早就说过：“国家昏乱有忠臣”。贾宝玉也有同样的看法。此外，他又说：“那些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以致“文官念了两句书汗在心里，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为谏君“猛拼一死”；“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他自己无能，疏谋少略”，但“只顾汗马之名”，也猛拼一死：所以这些忠臣都是“沽名”，并不知君臣“大义”。他以“念了两句书汗在心里”和“自己无能，疏谋少略”之不灵，以“邀忠烈之名”和“只顾汗马之名”的污浊，把他们评倒。这也是“诛心”之论。 既然传统的人生道路污浊不堪，贾宝玉不但不肯走，而且还以全身心的力量来否定它。他虽然象耗子见猫那样怕父亲，但也有“牛心”，直到挨打也不肯遵从父命。对其他围绕着传统人生道路转的人，他就直接表示不满。薛宝钗规劝他，他生气地斥之为“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对薛宝钗的另一次规劝，“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就走了”。史湘云的劝导比薛宝钗退了一步，她说：“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即使如此，贾宝玉也不能忍受，立刻下逐客令：“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接着他又把史湘云的劝导贬为“混帐话”。他感到自己生在钓名沽誉之风盛行并污染了闺阁的时代，不但受父母打骂拘管，而且受到薛宝钗和史湘云的规劝，是多么不幸啊!他生气、愤怒，但也痛苦，以致心情激动用反话和讽刺来挖苦她们，或者轻蔑地要把人赶走，或者鄙夷地抬脚离去。谁想得到，这个“连毛丫头的气都受的”了的人，对薛史的劝告竟如此反感。然而，正是这种人的强烈反感，才显示出旧人生道路令人厌恶的程度之深，并显示出他本人那种愤世嫉俗的性格。 对于那些立志功名，追求荣耀显达的须眉浊物，贾宝玉就更加鄙视和厌恶。凡读书上进的人，他就给取个名字叫“禄蠹”。禄蠹安身立命于“官印”之上，他却毫不在乎地说：“倒是丢了官印平常。”在他看来，官印远不如赤金点翠的麒麟之类小巧玩物重要。达官贵人贾雨村要会他，他“心”中好不自在，口上抱怨。史湘云在旁劝慰说：“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处，他才只要会你。”他却愤慨地说：“罢，罢，我也不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并不愿同这些人来往。”但终究迫于父命去了，却也没有一点“慷慨挥洒”的谈吐，不屑显出好处来警这号“国贼禄鬼”。他“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可见，只要有可能，他就屏弃一切与为官作宰的人们相会的机会，抛弃一切供统治者赏识的可能。而且，这也说明他那种愤世嫉俗的性格必然要反对封建礼法的束缚。 由上述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在背叛传统的人生道路方面，已显出自己的性格独特性。反过来说，他是按照自己的“性情”来批判传统的人生道路的。但是，他的批判所涉及的面仍然是广的，而且带有系统性。他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八股取士制度。由于应举要经过长期刻苦的准备，由于八股取士制是为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所以他又攻击热衷科举的儒生和科举出身的官吏，来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他还针对八股取士制度规定的考试内容和文体，批判了用来束缚人们思想的程朱理学和八股文，并否定了最高的封建道德。八股取士制盛行所造成的污浊的社会风气，贾宝玉的批判也没有放过。这样看来，他抓住八股取士这一环，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等上层建筑都作了批判，甚至不指名地批了朱元璋那样的专制君主。在他看来，朱元璋冥顽不灵，无故生事，制造人间的不幸，是“不圣不仁”的。换一个角度看，贾宝玉的“诛心”战，以钓名、饵禄、沽誉等攻击维护旧制度旧道德旧传统的人的心，无意中实行了朱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说得准确一点，贾宝玉是以其人之道还击其心。程朱理学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但贾宝玉的意思却是：程朱理学及其信徒认为天理所存之处(如“忠”)，正是使功名利禄之心大发作之地。所以，贾宝玉对旧事物的批判，又是有它的力量和深刻性的。 前面曾提到，贾宝玉不立志功名，不求荣耀显达的见识的确是高过世人的。至于把他与当时先进的人们相比，见识谁高谁低，红学界就有不同的评价并有所争论了。八股取士制鼎盛的明清两代，不愿做官的人也不少，如李贽、汤显祖和袁宏道，是看透了官场的黑暗，又不愿受封建礼法的束缚而弃官的；又如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是有坚定的民族意识而不愿出仕清廷的。这些人在历史上都起过进步作用。贾宝玉不愿应举出仕，与李贽等的情形相近。至于发为言论的见识谁高谁低，那么先要看到各人的特点再作比较，如果以著作家的标准来要求没有理论著作的贾宝玉，那恐怕是不够公允的。因此，就见识本身而论，贾宝玉有反对八股取士制和八股文的议论，顾炎武也撰文揭露过八股取士制的弊害，但李贽等却不反对它。另一方面，贾宝玉否定“文死谏”、“武死战”这封建社会中大丈夫的两大名节，这是李贽也加以否定的。准确地说，贾宝玉的那次议论，是老子和李贽两人的观点的综合和继承。而顾炎武，由于他的民族意识里有忠君思想，又对要求思想解放的李贽极端不满，斥之为“异端之尤”，因此，他对封建传统的否定是不及李贽和贾宝玉的。还有，黄宗羲对专制皇帝作了猛烈抨击，贾宝玉也攻击了朱元璋以来实行八股取士制的皇帝。当然，李贽和顾黄王的全部高见，贾宝玉不可能都达到了；他们的不足之处，贾宝玉也不可能都避免了。从上面举的三条来看，李、汤、袁和顾、黄、王的见识各有长短，是不能持一端下定论的，那么，贾宝玉与他们相比，也是不能持一端而下定论的。但是，他们和贾宝玉虽各有长短，却从不同方面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水平，这一点是大致可以肯定的。 三 贾宝玉的背浊向清的意向和自为高过世人的见识，使他在与旧事物旧传统的关系上显示出不愿受封建礼法束缚而愤世嫉俗的性格。但是，这一重要性格方面还不足以使贾宝玉成为今古少见的人(脂砚斋说是“今古未有之一人”)，因为如贾南村所举的许由、阮籍、嵇康还有庄周、李贽等，也都是愤世嫉俗的一使贾宝玉成为古今少见的人的，是曹雪芹说的他那种“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的性格。脂砚斋认为贾宝玉一生心性是“体”二字，这已接触到他的独特性格，只不过把它狭窄化了。脂砚斋在第九回“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旁批道：“几四语十六字，上用‘天生成’三字，真正写尽古今情种人也。”他对“四语十六字”作如此理解，就回到自己否定贾宝玉是情痴情种的观点上去，因而对贾宝玉的独特性格也交臂失之了。 当然，“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与自以为见识高过世人而愤世嫉俗的性格方面，是相反相成地构成贾宝玉的完整性格的。但是，从作者曹雪芹的安排来看，贾宝玉性格的“自高”方面多被隐于“后台”，而“自低”方面却被充分地在“前台”呈现出来。从贾宝玉本人来看，“自高”方面是他否定旧的人生道路时的表现，“自低”方面，是他探索新的人生道路和追求理想生活时的表现。所以，“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方面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着贾宝玉性格的独特性的。 向清背浊的意向和自惭自贬的心理，使贾宝玉降低自己的身分和地位去敬重品格高洁的人。他的审美感受的第一个层次是女清男浊，因此，他的意向是趋近“女儿”，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的性格，也在清净女儿面前充分地表现出来。女儿高，他敬重，女儿清，他感到美。因此又有爱慕之“情”。由于孩提时的愚拙，他对女儿的“情”先是混沌一片的，后来才判分为性爱之情和怜惜之情。开始，他对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晴雯、袭人、金钏、龄官等的“情”都是混沌未判的。在男尊女卑异常严重的社会里，贾宝玉对女儿不分贵贱地“昵而敬之”，是一个优点。但他又受一夫多妻制的影响，以致他的这种“情”中又带有纨绔子弟的庸俗习气。后来，他有了下述两方面的人生经历，情形才基本上改变了。 一方面，他因黛玉高洁而敬爱她。从李嬷嬷在梨香院拿贾政问书作威压，而黛玉明言“犯不着劝他”时，贾宝玉已知道黛玉不会劝他去立身扬名。有才有貌的薛宝钗却“学的钓名沽誉”，从小一起淘气惯了的史湘云也讲些“混帐话”，唯有黛玉果真不要求他立志功名。丽相比较，品格自有清浊高低之别。向清背浊的意向终于使贾宝玉不再“见了姐姐忘了妹妹”。 另一方面，贾宝玉对金钏表达了混沌未判的“情”，金钏就被王夫人加上“下作娼妇”的罪名撵出贾府，因而含冤投井自尽。贾宝玉事前没有料到，他的“情”里的庸俗轻佻的成分竟造成如此惨重的后果。所以，死讯传来，他五内摧伤，并为此终生负疚。这的确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促使他去克服自身的纨袴习气。还有，他到梨香院去请龄官唱曲，不料龄官不理他而只属意于贾蔷，于是领会到了先前所见龄官“画蔷”的深意，并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这也是促使他去克服所谓“泛爱”的毛病的。 上述两方面的经历，使他对“诸女儿”的情判分为爱情和怜惜之情。他不但对林黛玉的爱情变得坚贞专一，而且对其他女儿的怜惜之情也变得纯洁了。总之，他的向清背浊的意向，也使自己的品性趋向纯洁。 贾宝玉所以坚贞专一地爱林黛玉，诚如红学家们所指出，一是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互相了解；二是有共同的思想倾向，他们的爱情是“知己”之爱。其实，宝黛不但“志”相合，还有“趣”也相投。从贾宝玉方面说，他被林黛玉所吸引，是他爱慕林黛玉那种以高洁的品格为中心所形成的神韵。他初会黛玉而摔玉时，即以为林黛玉比姐妹们更高。后“稍明时事”，更以为“凡远近亲友之家所见的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林黛玉从扬州回来，“宝玉心中品度黛玉，越发出落得超逸了”。他这是把林黛玉超俗出尘的姿色态度，见识行止，性情品格，灵心慧性等总摄于“超逸”之内了。如果说，他在“人品出众”的秦钟面前，有过“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的想法，那么，在高洁超逸的林黛玉面前，就连这类自嘲尊贵的念头也从未产生过。王熙凤曾指着他问黛玉：“你瞧瞧，人物儿、门第儿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点还玷辱了谁呢?”要是宝玉也以为有门第根基家私则黛玉可招之而来，那么，他会认为这才是真正玷辱了黛玉。恰恰与王熙凤的看法相反，宝玉除了“刻刻求黛玉知其痴情”外，就是“作小服低，赔身下气”地敬爱她，珍重她，体贴她。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玩笑?凭是我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于千净净收拾着等姑娘吃。……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了。”他已“作小服低”地处在丫头的地位上服侍黛玉了。更重要的是，他关心黛玉的健康，同情她孤苦的身世，体贴她喜洁的性情和忧郁的情绪，尊重她的意愿，对她的才情也极为珍视和推崇。史载孟光敬丈夫而举案齐眉，在宝黛关系上，却是梁鸿敬孟光而举案齐眉了。 不过，宝黛二人在相恋的过程中常有“不虞之隙，求全之毁”。他们的争怄，如宝玉题对额归后黛玉将荷包剪碎一段，史湘云来黛玉以宝玉疏远她而赌气一段，王熙凤、史湘云拿黛玉比小旦后一段，《西厢记》妙词通戏语一段，黛玉发幽情后宝玉复以《西厢》曲相戏一段，黛玉到怡红院吃闭门羹以致因落花伤感后一段，宝玉说王夫人叫“金刚”、“菩萨”支使糊涂后一段，端午节元妃赐物后一段，清虚观打醮后砸玉剪扇穗大闹一段，诉肺腑二人放心不放心辩说一段，看《五美吟》前一段，等等，在这些纠纷中，正如袭人说宝玉那样：“那林姑娘哭了闹了，你得赔多少不是呢。”有时，宝玉不免有冒犯黛玉之处，但总是以他低声下气向黛玉赔不是，两人才言归于好，或认错求饶，并赌咒不再犯；或“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温言劝慰”；或分剖内心，说“心里只有妹妹”；或细析“亲不问疏，先不僭后”，以情理相喻；或受奚落嘻嘻一笑而不介怀；或落了贬谤也只自嗟自怨；或求其“放心”以明不辜负她素日待己之意，并期以宽慰开怀而使病情减轻；直至发如此恳切之言：“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凭着怎样不好，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便有一二分错处，你倒是或教导我，戒我下次，或骂我两句，打我两下，我都不灰心。谁知你总不理我，叫我摸不着头脑，少魂失魄，不知怎样才好。”这一切，正是他痴情到极处，又是“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的性格的表现，绝不是用来骗人上手的手段而一时伪装出来的。 同时，贾宝玉对其他女儿的“情”，却并不因对林黛玉的情趋于专一而减弱了，而是在基本上排除了性爱成分得到净化和升华后增强了。 贾宝玉以为诸女儿各有高处，对她们都敬重，并无亲疏尊卑贵贱之分。对薛宝钗和史湘云，虽在她们说．“混帐话”时极其鄙视，但仍以为她们的诗才和博识胜过自己。他又推重妙玉和邢岫烟不是自己一流“俗人”，认为平儿“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特别是晴雯，他曾在《芙蓉诔》里赞道：“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删花月不足喻其色。”他认为晴雯的品格可与贾谊的“高标”、鲧的“直烈”媲美。总之，晴雯品格高姿色美，可与林黛玉并肩，而他却自称“浊玉”。 但是，这些可敬可羡的女子的遭际，却是可悲可叹者居多。 她们孤苦的命运，引起贾宝玉深厚的同情。香菱是其中最为薄她们孤苦的命运，引起贾宝玉深厚的同情。杳菱是具最为薄得命的一个。对她，贾宝玉曾这样想：“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与这个霸王。”薛蟠要娶夏金桂，他又为身为婢妾的香菱“耽心虑后”。平儿不幸的身世同样使他感慨万端。他念及，“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尤甚。想到此间，便又感伤起来，不觉洒然泪下”。他对平儿的同情，是与对林黛玉的同情一样深的。 由此，贾宝玉总是关怀这些不幸的女子。听说贾政要盘问他的功课，这对他来说是大难临头了。但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之际，他还关心伴他夜读的丫鬟，叫她们添衣，催她们去睡。袭人、晴雯病了，他忙着张罗请医生熬药，并服侍她们。这个贵公子又把自己降到小丫头的地位上了。他不但关心她们身上的病痛，更关心她们精神上的痛苦。他看见象林黛玉一样娇弱的龄官在蔷薇架下“画蔷”，悄悄的流泪哽咽，心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大心事，才这样个形景。外面既是这个形景，心里不知怎么熬煎。看他的模样儿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搁的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及至大雨来临，他只担心龄官禁不得骤雨，叫她快避雨去，却不觉得自己被淋得水鸡一般。贾宝玉欲为人分忧而忘其自身，可谓惜人而不自惜了。 另一方面，正如傅试家的女仆所说，贾宝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袭人曾说他：“你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话村你，你再过不去。”可见他经常受晴雯的气。玉钏送莲叶羹去，满脸怒气，丧谤宝玉。他知道她因姐姐金钏被迫自尽而怨恨自己，所以要“虚心下气磨转”她。随后还闹出傅试家女仆说的那种傻事：莲叶羹烫了自己的手，却只管问玉钏烫了哪里，疼不疼。这种危急中所出之言，正是那种“作小服低，赔身下气”的性情的自然流露。他到梨香院央龄官唱曲，不料龄官以天子不臣、诸侯不友的气概给他白眼看。他虽感到“从未如此遭人弃厌”，也只“讪讪地红了脸”出来而已。如果把脂砚斋在别处的评语移到这里，那么也可以说：要是龄官碰到薛阿呆，则“成齑粉矣”。总之，贾宝玉对诸女儿的敬重、同情和关怀，与“毛丫头的气都受的”相形益彰，显出他的性格的独特性。 上述几个方面中，都包含着贾宝玉尊重诸女儿的意愿的性情。而在《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中，他的这种性情表现得更为突出。晴雯摔折了扇股子，他责备她顾前不顾后，晴雯不服，冷笑说：“二爷近来气大得很，行动就给脸子瞧。”这一顶，两人吵了一场。但他外出一趟回来，却对晴雯说：“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响，就故意的碎了一也可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晴雯听了说：“既这么说，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撕的。”宝玉就按她的意愿把扇子递过去，任她撕，并且说：“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前面对晴雯的责备，正反跌出他对晴雯“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的性格特征。 贾宝玉对诸女儿既是顺其性而不拂其意，结果就象鲁迅说的那样变得“爱博而心劳”了。平儿受贾琏夫妻凌辱，贾宝玉安慰她，服侍她理妆。香菱弄脏了石榴裙，贾宝玉担心薛姨妈骂她，叫袭人拿同样的一条给她换。藕官在大观园烧纸钱祭奠，夏妈以为违禁，要拉她去见主子奶奶；贾宝玉找借口庇护她。彩云受赵姨娘指使偷了玫瑰露，违犯了贾府的家规；贾宝玉又说是他偷了来吓唬彩云她们玩的，为保护她们，自己担了不是。芳官受到干妈不公平的待遇，并被打了几下，对此，贾宝玉恨得用拄杖敲着门槛说：“这些老婆子都是些铁心石头肠子，也是件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折挫!”就叫袭人照管芳官。赵姨娘也在寻芳官的不是，欺侮她，贾宝玉又再次去保护芳官。贾宝玉的心总是向着这些被歧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儿的。 但是，在那个污浊的社会里，由于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冷酷的封建礼教的统治和凶残的封建统治者的摧残，贾宝玉对“诸女儿”的保护只能在他的力量所及的范围内起一定的作用，却不能使她们避免“茝兰竟被芟鉏”的悲剧命运。这对贾宝玉是一种多大的精神上的打击啊!但是，金钏含冤自尽，贾宝玉悼念她。他又因“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气病了柳五儿，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以致“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抄检大观园后，司棋被逐，他指着那些逼她走的管家婆子，恨恨地说：“比男人更可杀!”晴雯被撵，他发出“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的不平之鸣，并“犯慈威”去吊祭她。他的性格也由柔变刚了。这一次，除因司棋和晴雯被撵，又因四儿被逐，芳官等被迫出家为尼，别迎春这些“羞辱惊恐悲悽之所致，兼以风寒外感，故酿成一疾，卧床不起”。贾宝玉作小服低，对诸女儿鞠躬尽力，仍陷入“忧患日深”的境地，这是他的又一大不幸! 总之，在诸女儿面前，贾宝玉也象在林黛玉面前一样，表 现出“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的性格。 但是又不限于此，他在秦钟、蒋玉菡和柳湘莲面前也同样表现出这种性格。他在秦钟面前的态度，前面已有介绍。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后来弄得一贫如洗，社会地位已降低。宝玉听说他聘了尤三姐，赞道：“难得这个标致人，果真是古今绝色，堪配你之为人。”所谓“为人”，是指柳湘莲有“素性爽侠，不拘细事”的品格。他还与没有人身自由、被人歧视的优伶蒋玉菡交结。惨遭贾政毒打后，他梦中“见蒋玉菡走了进来，诉说忠顺府拿他之事，又见金钏进来，哭说为他投井之情”，醒后他对林黛玉说：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些人”中既有“女儿”，也有男人。贾宝玉在上塾学时对秦钟说：“咱们两个人一样的年纪，况又是同窗，以后不必论叔侄，只论兄弟朋友就是了。”但秦钟不肯，后因宝玉坚持“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的“癖性”，秦钟也只得依他了。其实，他与柳湘莲、蒋玉菡相处，也是“只论兄弟朋友”的。所以，贾宝玉对诸女儿的态度，也就是把对秦钟的态度扩大(扩大到更多的人)和贯彻到底(从不论门第叔侄到不论主奴尊卑贵贱)而已。反过来说，他对诸女儿和秦钟等男人的态度，有如落叶归根，最终归到“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的“癖性”上。 四 贾宝玉“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的性格不但有丰富的多方面的表现，而且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 首先，贾宝玉的独特性格包含着尊重个性的民主要求。比较明显的，是个性自由已在他的意识中萌芽。曹雪芹这样解剖他的心理：“因他从小在姊妹丛巾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诸人。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有这个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只是父亲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话。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并不想自己是丈夫，须要为子弟之表率。”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对他来说，尽孝是勉强的，悌弟就更不在乎了。更重要的是，他降低自己的身分地位，不以“丈夫”自居，是不愿以封建伦常律己，做子弟的表率。他原是要求从准备应举的读书中解脱出来获得生活自由的，现在进而要求从维护封建等级制的伦常中解脱出来获得个性自由了。二，这种个性自由的要求，还是从女清男浊的审美感受中生发出来的，所以，他的表现只是解放自己的向清的个性，不是放纵自己去欺压别人，同时，尊重的也是高洁的个性而不是低劣的个性。这正是贾宝玉的要求个性自由的进步性所在。 还有，贾宝玉要求个性自由，是为了追求生活的乐趣。所以，他不想做子弟的表率，不要弟弟怕他时，这样开导贾环：“你原是来取乐顽的，既不能取乐，就往别处再寻乐顽去。”正因为这样，意在不拂逆晴雯而发的“爱物”论中，他明确地提出：“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承认各人性情不同，允许各人按这样那样的爱好行事，这当然是一种反对束缚个性，要求个性自由的思想。 同时，贾宝玉也有思想自由的要求。他极其厌恶宋儒经义和八股文，也不喜读《四书》和《五经》。用薛宝钗的话说，是不愿读于身心有益的“正经书”。他不愿使自己的思想受这些“正经书”的控制。另一方面，自《庄》、《骚》、怡情悦性的诗词至占今小说、外传野史和传奇角本，无所不读。他涉猎的范围这样广，很可能看过老子和李贽的著作。总之，用薛宝钗的话来说，他是“杂学旁收”，爱读移人性情的“杂书”。因此，他一出场，就表现出才思的活跃和敏捷。与黛玉初会，他就给她取字“颦颦”；探春在旁问其出处，笑他又杜撰时．他的回答脱口而出：“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杜撰不成!”他认为自己也有杜撰的权利。这之前，他杜撰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一论；这以后，诸如“明明德”外无书，山川日月之精秀皆钟于女儿，爱物论，死于谏死于战皆非正死，女人三变等，杜撰得就更多了。等到追悼晴雯时，他才揭起自己的旗帜，以为作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不蹈袭前人的套头。在他，“另出己见，自放手眼”，先是在思想领域里，然后推及文体的。的确，他所杜撰的，也都是反传统的翻案文章，多少都有点新意。 在贾宝玉看来，有两种“杜撰”和“另出己见”。一种是导致“混编纂”的另出己见和杜撰，另一种是能“别开生面”的另出己见和杜撰。在实践上，他激烈地反对前一种，斥之为冥顽不灵、不能解圣人之书者的无故生事；他自己则追求后一种。但是在理论上，他是把它们都归于“另出己见”，和“杜撰”的。这暴露出，他对真理的看法，还有相对主义观点的成分。封建的传统思想观念，已经谬误百出，而新的民主思想的合理性呢，却是连具有这种思想的人本身，也还缺乏应有的坚定的信念。这表明，产生新的民主思想的社会力量还处于萌芽状态，还没有成长到足以战胜旧的社会势力的程度。这又表明，贾宝玉的一些民主思想，也同样处于萌芽状态。但是，贾宝玉终究以“前人”有杜撰谬误的权利，论证了自己应有“另出己见”的正当权利了。在新的民主思想还严重地受到压制和攻击的时期，贾宝玉为它的产生和生存找到的这样一个理由，是有利于它的进一步发展的。 其次，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平等思想也在贾宝玉的意识里萌发。他的女清男浊、女高男低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评价，是与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针锋相对的，其中正孕育着男女平等的新思想。同时，他还借用古人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入与人平等相处的要求。他随林黛玉、薛宝钗到栊翠庵，就用“世法平等”的佛家语要求妙玉用同样的“古玩奇珍”来招待他们三人。当春燕的母亲对亲女儿和干女儿不公平时，他又援引“物不平则鸣”的古语为芳官辩护。而他的行止性情却超出这种占老的平等观念。先是他的与人平等相处的愿望，蕴藏于“昵而敬之，恐拂其意”中，表现为“作小服低、赔身下气”的性格。他对晴雯说各人性情不同时，实际上已承认包括晴雯等奴婢在内的各等级的人，都有按自己的性情爱好行事的平等权利。后来，兴儿这样说到他：“再者也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贾宝玉在主奴关系上所表现的性格，兴儿的这个概述是得当的。身为贵公子的贾宝玉不要奴仆敬畏，与他们“没上没下”地相处，说明主奴尊卑等级界限正在消失。所以，贾宝玉虽然还没有主张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应当平等的言论和观念，但他与奴仆“没上没下”地相处的关系上，正孕育着近代平等要求的幼芽。 再次，贾宝玉的独特性格中的“情”，也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前面介绍他的“情”在人生经历中逐渐判分为二，一是爱情，另一是“怜惜之情”。对林黛玉的爱情，是违背父母之命，由自己的意愿决定的，反映出他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要求。同时，宝黛在共同的思想倾向和生活志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死不渝的爱情，具有近代性爱的性质。关于这一点，论者很多，兹不赘述。后一“怜惜之情”，是对于以诸女儿为主体的处于“卑”、“贱”地位上的人的同情。但是，这两种“情”还不是贾宝玉的“情”的全部。脂砚斋解释说：“按警幻情讲(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如此说来，怜惜落花，意欲安慰画中美人的寂寞等等，也都是宝玉的“情”的一部分。．另外，贾宝玉的“情”中还有“怜悯”之情。有一次他说：“这两个女人倒和气，会说话，他们天天乏了，倒说你们连日辛苦，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说：“这好的也很好，那不知礼的也太不知礼。”宝玉笑道：“你们是明白人，耽待他们是粗笨可怜的人就完了。”这种同情，虽然避免了“拿出做上的规矩镇唬”的“无情太甚”，但还是自上而下的怜悯。从此回头去看，他的“怜惜之情”是以降低自己的身分地位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是一种力图排除等级界限的人与人的互相友爱。 总括起来说，在贾宝玉的意识和感觉里，那种个性自由、思想自由、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和人与人平等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友爱的生活，才是有乐趣的、幸福的、美好的。反过来说，在这种对生活理想的追求中，正孕育着近代民主思想的幼芽。贾宝玉背叛旧的人生道路，寻求新的人生道路，从而表现为由愤世嫉俗和“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两方面构成的性格，正是包括作者在内的那些企图摆脱旧生活，寻求新生活的先进的人们所理想的性格。从这方面说，贾宝玉那种反对封建传统和要求个性自由、人与人平等的倾向，是通过作者曹雪芹从时代潮流中汲取来的。 当然，贾宝玉的性格是多侧面的，复杂的，不止上述两个重要方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使上述两个重要的性格方面、变得模糊了。 有的红学家指出，贾宝玉还有忠孝等封建道德观念。这是应该承认的。但是，如果把他的忠孝观念估计得过于严重，就会陷入喧宾夺主的境地。应该说，贾宝玉不愿走读书上进、中举出仕、辅国治民、荣宗耀祖的人生道路，是最大的不忠不孝。唐代开科举，太宗李世民在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到了清代，这个故事就被用来宣扬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了，如《幼学琼林》就说：“英雄入吾彀，唐太宗喜得佳士。”与这种诱人入彀有所不同，那个被贾宝玉斥为“无故生事”的朱元璋除实行八股取士制外，又明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强迫文人效忠皇帝。由此可见，贾宝玉不愿走传统的人生道路，是与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要求不合的。同时，如探春说过的那样，“恭敬不如从命”，封建社会里的卑者贱者幼者对尊者贵者长者要遵行这一条不成文的礼法。如此说来，贾宝玉路过贾政的书房要下马步行之类的孝敬，与他在人生道路上不从父命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了。 况且，贾宝玉(还有作者曹雪芹)是懂得拿“大题目”劝人压人的。他到城外祭过金钏后，茗烟劝他早回家，说现在既尽了礼，“就是家去了看戏吃酒，也不是二爷有意，原不过陪着父母尽孝道。二爷若单为这个不顾老太太、太太悬心，就是方才那受祭的阴魂也不安生”。宝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着只你一个跟了我来，回来你怕担不是，所以拿这大题目来劝我。”由此看来，贾宝玉言谈中“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除‘明明德’外无书”，“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等语，怎知不是象茗烟那样“怕担不是”才抬出来的“大题目”呢?怎知他没有拿“大题目”压人的用意呢?如果只看字面，以为贾宝玉比那些为两大名节而死的文官武将深明君臣“大义”，那么对他不愿再托生为人的愿望就难以理解了，因为这种愿望是不想再作皇帝的臣民。 随之而来的是贾宝玉对“孔圣人”的态度问题。他想到：孝，“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一句话”。可见他对孔子提倡的伦理道德的否定，是有保留的。他也没有去动摇孔子的“圣人”地位，对《四书》没有攻击。应该承认，这些是他反对封建传统不够彻底的表现。但贾宝玉在一个根本点上违背了“孔圣遗训”。孔予以“随心所欲，不腧矩”为君子进德修业的最高境界，而贾宝玉的性情，总的说来是“随心所欲，不安本分”的。这正是贾宝玉性格反对封建传统的基本倾向所在。所以，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也应为他的性格分清主次。 关于贾宝玉的性格，还有两个侧面应在这里提到，他不是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人，开始，他身上的纨袴子弟的习性还是较重的，但他有向清背浊的意向，后来逐渐得到克服，不过，由于社会上一夫多妻制的存在，他的这种习性也没有彻底清除。二，他因否定旧事物而陷入了对人生意义的否定，因哀悼美的事物被摧残被毁灭而悲观失望，又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以致虚无思想在他的意识中滋长起来。上述两个侧面一消一长，更增加了他的性格的复杂性，也表现出他的性格的发展变化。按照他的向清背浊的意向，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卑者贱者交结的愿望，“作小服低，赔身下气”的性格，他不但会逐步克服自身的纨袴子弟的习性，而且会使自己成为一只从“王谢堂前”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这也就是说，贾宝玉的性格，是一种趋于平民化的性格。但虚无思想的滋长，却使他走进古刹僧舍。这是贾宝玉的人生悲剧，也是贾宝玉性格的悲剧性的表现。 五 贾宝玉的性格，还有一个小小的特性：喜欢以“物”比“性”。他拿水和泥比喻人性的清浊，在《芙蓉诔》里，又以 冰雪喻性洁，以鹰鸷喻品行高，以茝兰喻贤，……总之，他象被自己称为“古人”的思想家和诗人那样，喜欢以物比性，赞赏人格美。 但是，“古人”以物比性或以物比德，所比的对象中大都包括自己，而常常自愧自贬的贾宝玉却没有赞美自己的习惯。所以，以物比贾宝玉之性这个任务，是落在作者曹雪芹的肩上了。曹雪芹既写了以水清比女儿的性洁，就以其他水性来比为自己所肯定的贾宝玉的性情。但他写贾宝玉，于断制处从不下赞语，所以，他虽以水比贾宝玉之性，却不形于文字。 “古人”常赞赏水性，但因学派不同，所取之水性也不同。如儒家学派所取的，是可以用于激励“君子进德修业”的水性。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却另有所取，他在《道德经》里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其中“众人之所恶”，指卑洼之处。这是我国古代的一个著名的审美观点。《管子·水地》篇也说：“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由此可见，老子所取的，是“善利万物而不争”、甘愿“处众之所恶”的卑洼之地的水性。这与他“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观点一致；所以，他以为水性接近于“道”，可用来比喻最高的“善”。《水地》篇的作者倾向于老子，特别是他所取于水的“人皆赴高，己独赴下”的“卑”性，以为“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的观点，可说是老子观点的发展。总之，以不赴高而赴下的“卑”性为美，不诬之为“下流”的，是老子和受他影响的人才有的审美意识。 在曹雪芹笔下，贾宝玉出身于侯门公府，却愿生在寒门薄宦之家，身为贵公子，却“甘心为诸丫鬟充役”，而且这一切都出于向清背浊的意向，真心实意地在想在做的。所以，他的“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的性格，正与老子学派所取“善利万物而不争”，不赴高而“赴下”的水性相符合。反之，贾宝玉对“进德修业”的一套极其厌恶而格格不入，因此，他与儒家学派所取的水性也就无法加以比拟了。 同时，贾宝玉的独特性格，还受到明中期兴起的新思潮的孕育。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市民阶层的壮大，意识形态领域里就有李贽、袁宏道等人赞美“童心(即真心)”、提倡“率性而行”的思想解放的思潮兴起。贾宝玉的独特性格中包含的社会内容，与这一思潮所提倡的东西实质上是一致的。这个新兴起的思潮也表现着社会上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的 转变。袁宏道在《虎丘记》里讲到，他做吴县县令时去游虎丘，不料百姓“闻令来，皆避匿去”。他以为这是历来“乌纱之横，皂隶之俗”造成的。最后他庆幸自己“得解官称吴客”，预期可消除与民众的隔阂。这就透露出降低自己的身分地位，使自己平民化的愿望。冯梦龙编撰的《醒世恒言》里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又声言对“小娘们”要“低声下气”。其中的主人翁秦重被沦为妓女的莘瑶琴的美所吸引，积了银子去与她“相处一宵”，却因她大醉而回抛却了初衷，以尊重怜惜的态度服侍她。这时，男女的性爱之情也摆脱了“逛妓院”的庸俗性而升华为一种更纯洁的尊重人、爱护人的情感。这与贾宝玉的性格和“情”的升华相类似。但是，贾宝玉的性格，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秦重。莘瑶琴的社会地位具有双重性，她既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被王孙公子玩弄践踏的妓女，又是受王孙公子捧场、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高级妓女。正因为这样，她开始还嫌秦重是市井之辈，社会地位低。因此，从秦重方面看，他“低声下气”服侍她，在当时也还不是完全降低了身分。贾宝玉是贵族公子，他不但降低自己的身分去尊重地位低于男子的林黛玉、妙玉、史湘云、薛宝钗等女子，又同样降低身分地位去尊重晴雯等奴婢，还降低身分地位与平民秦钟、柳湘莲及优伶蒋玉菡交结。所以，贾宝玉尊重社会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是一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内容也更丰富的“作小服低”。至于女子的才识高于男子，这是徐渭和蒲松龄的作品、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都表现过了。贾宝玉(还有曹雪芹)的“卑”者褒之、“尊”者贬之的审美评价，也是徐渭以来以女“压”男的审美意识的发展。从上述几方面的情况来看，贾宝玉“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的性格，又是明中期以来思想解放思潮的理想性格之一。 曹雪芹说贾宝玉“甘心为诸丫鬟充役”，脂砚斋说“宝玉有生以来，此身此心为诸女儿应酬不暇”，二知道人说他“必务求兴女子之利，除女子之害”。如果补充上处于卑贱地位的男人，这些断语就全面地符合实际情况了。那么，贾宝玉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总的说，是为了得到生活的乐趣。他的愿望和理想，是与周围的人不分等级尊卑贵贱而自由平等地相处，使他们和自己都能过一种不受封建礼法家规拘束的欢乐生活，象“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时那样。他是以降低自己的身分地位，甚至贬低自己的才智和人格去追求这种理想生活的，所以他的目的是纯洁的。当然，他同情和体贴别人，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和体贴。所以，当他受父亲笞挞而薛宝钗露出“怜惜悲感之态”时，他受感动了；当他感到平儿在坠儿窃虾须镯一案中能体贴他，他也欢喜。其中虽有不健康的感情，但要求互相同情互相体贴并不会玷污纯洁的目的。而且，他更多的是在服侍别人时得到乐趣。他作小服低地帮平儿理妆，使这个原来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变得比受“荼毒”前更美了。面对自己参与创造的这个美的形象，他“心内怡然自得”，以能在平儿面前尽心为“今生意中不想之乐”。他又以设法给香菱换石榴裙为意外而又意外之乐。他服侍人和保护人，事前并不企求得到报答。至于晴雯帮他补孔雀裘，红玉、茜雪、贾芸和倪二救他出狱等等，也都是不期然而然的。他只愿“女儿”红颜永驻，生怕岁月迁移，乌发如银，令人伤心，又愿“女儿”清而不浊，生怕染上男人气味使人厌恶。所以香菱在黛玉帮助下苦志学诗，他就称赞说：“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我们成日叹说这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可见天地至公。”这也就是说，象“天地”那样“至公”地为卑者贱者“充役”，并保护他们，使他们变雅变美，是贾宝玉“立意”要做的一生的事业。这是维护和创造“美”的事业。 但是，在那个“浊世”，贾宝玉不去改变自己敬重、同情的卑者贱者的生存条件和生活处境，他的事业和生活理想又怎么能实现呢!所以，当晴雯含冤而死时，他就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事业转移到幻想领域里去了。那时，一个伶俐的小丫头对他胡诌说：晴雯“去做管芙蓉花的花神了”。他听了，不但不以为怪，且去悲生喜，说：“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司掌。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做的。”品格高洁的晴雯做的是“美”的事业：护法出污泥而不染的芙蓉花。其实，这也正是贾宝玉的“夫子自道”和幻想。贾宝玉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美”的事业，经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一小部分，也终于被恶势力摧毁了。虽然如此，但他终究从事过这种“美”的事业。 所以，尽管贾宝玉的事业不可能实现，但他的背浊向清的意向，“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的性格，却仍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他的意向使他的性格从明中期以后要求思想解放的思潮出发，升华到上古以“水”为“上善”的审美意识所要求的高度。的确，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以善利万物而不争和不赴高而赴下相结合的水性所比喻的人格美，是比儒家提倡的礼贤下士、恭己待人更高的“上善”的美，是可以和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英勇奋斗而不惜牺牲的精神相媲美的。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一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一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