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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只要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笔墨官司”[1]。不少红学家这么说。我们之所以不知深浅，触及这部大书中一个古老而敏感的议题，主要依仗着我们不是专门家。 “文贵丰赡，何必称善如一口乎”[2]? 每碰到上面的话，就不免联想起《红楼梦》。 如同中外古今一切伟大作品一样，《红楼梦》的主题也不具有简单明瞭，可以一语道破的性质。这是作者、作品、读者(批评家)自身矛盾及其相互关系中的复杂情态所决定的。 远的姑且不说。一九七八年以来，有关主题的讨论不是已经取得某种突破性进展了吗?一些带有明显历史局限的论断不是已逐渐消声匿迹了吗?人们的认识不是已经在实质性问题上开始靠拢了吗?但是，可争议的东西依然马拉松式地持续着。 看来，任何人试图套用流行公式，在一个那怕是长长的复句之中，准确精当地表述《红楼梦》的主题，都是困难的。 正是基于这种状况，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厌倦关于主题的论争，甚至出现了“取消主义”。这一趋向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批评观念的变革上看，还具有某种挑战意味。 有趣的是，与研究领域相反，整个社会对《红楼梦》主题的兴致，却有增无减。这里有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红楼梦学刊》上刊登了一篇题名为《关于(红楼梦>主题的争鸣现状》的报道，这篇报道引起全国许多报刊的注意。除《文摘报》摘转外，其他一些报刊也纷纷在“文摘”栏目内作了介绍，并冠之以《红楼梦主题八说》之类的醒目标题。这一现象，恐怕不能简单地归之于编辑们的猎奇心理。顺便说一句，上面提到的那篇报道对《红楼梦》主题争鸣现状的总估量虽然相当客观公允，但对各种主要论点的归纳则有不尽严密之处；“八说”之间有的并不构成平行并列关系。尽管如此，它仍然受到广泛欢迎，引起较强烈反响，这愈益证明了《红楼梦》及其主题的讨论，至少在普及的意义上，仍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 目前的分歧，其症结究竟在哪里? 《关于<红楼梦)主题的争鸣现状》一文认为，一九七八年以来“集中探讨《红楼梦》主题的专论性文章”中，有一个“大前提”是一致的，即“《红楼梦》是一部反封建小说，作者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示，深刻地批判了封建贵族阶级和封建制度”。“论者对这个大前提似均无异辞”。问题在于，“《红楼梦》所含蕴的反封建的内容非常广泛丰富，究竟它是围绕着一个什么现实问题来生动、具体地揭示、突出这个高度概括了的大前提”的?对此。则见仁见智，言人人殊，众说纷呈，各有其妙了。这一估量，是平实而中肯的。 目前的分歧，主要不在于这部大书究竟“展示”和“批判”了什么(尽管在这方面也存在着程度呀、分寸呀等等差异)，而在于它究竟是“通过”或“围绕着”什么问题来表现和 揭示出那一切一切的。事实的确如此。请看，一些研究者不是正在努力寻求和捕捉最能够恰切透辟地表现其反封建倾向的那一个现实问题吗?不是试图通过对这一个现实问题的深入发将《红楼梦》全书的价值，提纲挈领，疏而不漏地把握住吗?这种努力，当然不是徒劳无益的。它推动着人们从不同角度朝着《红楼梦》主题之谜，深深地开掘了下去。二百多年来，红学界对主题之谜的探求，从未象今天这样接近客观真理，而且各种论断之间还取得了空前相类的近似值。目前影响最大的“青年女子普遍悲剧说”(故且借用这一习惯用语，下同)，“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说”(“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说”可并入此说)，“透过社会病情和生活梦想的描写，提炼人生哲理和探寻生活真谛说”，以及最近出现的“新旧两种事物及其代表人物的双重悲剧说”，等等，正是这种努力的可贵成果。 然而，这种现状毕竟还有令人困惑之处。为什么认定了这部内容浩瀚的巨著必须单单是(或主要是)“围绕着一个现实问题”在作文章呢?为什么在把握主题的时候，必定是非此即彼，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呢?为什么各种真知灼见之间，不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各以所禀，共为佳好呢? 众所周知，把握大作品的主题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作家与作品问，作品与读者间，读者与读者间的距离和差异，是永远不可能全然消除的。用当今流行的说法，即大作品都是“一种多层面的复合组织”，更何况还会出现什么“意图迷误”和“感受迷误”呢。 其实，对这一类现象，对阐释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我们的老祖宗早有过精辟论述。比如刘勰就曾经说过：“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文心雕龙·知音》)。越是大作品，其内在的潜能越丰富，与不同读者和读者群之间的关系就越复杂，越多样。 此外，一部大作品的主题，还存在着永恒与流动的对立统一。正是不变中的变，构成了动态平衡，使作品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别林斯基在论及普希金的价值时说：“每一个时代都要对这些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不管这个时代把这些现象理解得多么正确，总要留给下一个时代说一些新的、更正确的话，并且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把一切话说完……”[3] 无论从横向关系还是从纵向关系而论，《红楼梦》的主题都具有多义性。在这类庞然大物面前，“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社会上各种人作为一个群体才能认清它们的层次和系统”[4]。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单独的个人试图对《红楼梦》的主题作出尽合作品原意的、能够得到多数读者认可的、超越历史性限制的绝对权威性论断，都是不可能的。 这样谈论主题，绝不是宣扬取消主义，更不意味着可以纵容随心所欲。对文学作品的解释，如同哲学上的认识过程一样，也是以具体对象的客观性为基础，为根柢的。尽管文学作品是所谓开放性结构，尽管它留下许多供读者填充的空白，但是，它的客观内容本身，就标志着一种“度”。凡是思维正常的、具有一定条件的读者，总是能够被这种特定的“度”指引到大体合乎情理的渠道上去。换句话说，读者的接受或批评家的阐释，必定要受到作品本身的制约，即受到作品构思及其客观内容的制约。否则，“接受”就不成其为接受，“阐释”也不成其为阐释，而变成读者和批评家一厢情愿的再创造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红楼梦》主题的探究，又必须是有其规定性的。应该是对作品中确实存在着的东西的整体感受、综合提炼和简明概括；应该是以作品的主观命意和客观内容的统一性为着眼点的；应该是不宜将那些任意生发、别出心裁的“再创造”囊括进去的。在这个问题上，尊重作品，尊重作品本身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就显得特别必要了。用克罗齐的话说： 如果某乙要判断某甲的表现品，决定它是美还是丑，他就必须把自己摆在某甲的观点上，借助某甲所提供给他的物理符号(即见诸文字的作品——引用者注)，循甲的原来的程序再走一过。[5] 苦闷的多重性与“书之本旨”的多义性 《红楼梦》主题的多义性不仅呈现在读者与作家的联系之中，而且还潜存于作品的内部结构之中。正是“书之本旨”的复杂倾向，为各种相对忠实的阐释和接受提供了根据。 笼统地说，《红楼梦》也不外乎是“严肃而沉痛的人间苦的象征”[6]。哲人的头脑，学人的渊博和诗人的激情，使曹雪芹比之那些与他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更敏感，更善于思考，对人间苦的体验也更加深切。当他奔腾不息的生命力受到压抑，当他莹彻透明的心灵负了重伤，流着血，苦闷着，悲哀着，然而又放不下、忘不掉的时候，就会发出诅咒，激愤，赞叹，企慕，欢呼的声音，那就是《红楼梦》。 问题在于，作家的苦闷主要缘何而发?可惜，除了《红楼梦》之外，这位天才作家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说明他自己和他的作品的著述。 值得庆幸的是，《红楼梦》本身毕竟还有一个匠心独运、带有某种“自序”性质的前五回。在这五回书中，作家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口吻，不厌其烦地反复申明自己的创作主旨，从而为后人留下了理解作家、阐释作品的最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诚然，创作主旨(意图)与创作实践(作品)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作家的实践远远低于意图或大大超越意图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而且，作家在表述创作意图的时候，还可能受到同时代批评风气和批评标准的影响，这就又一次削弱了意图宣言的准确性。仅仅拘泥于意图的探寻的人，将会误入歧途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特别看重《红楼梦》前五回中关于“书之本旨”的一系列“宣言”。我们不准备在意图上兜圈子，但不能不指出，前五回中的“宣言”与全书内容之间的同一性，是惊人的。这些“宣言”的表述方式虽也受到当时批评风气和时代氛围的影响，但其基调仍然是坦诚的，不应把它们简单地视之为打马虎眼的烟幕弹。 甲、前五回提醒人们，“书之本旨”之一是为一个异样孩子作传，即描写一个贵族青年不被世俗社会所理解，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精神悲剧。这一意图，在全书内部结构中得到最充分、最完美的体现。 不少论者曾对贾宝玉在《红楼梦》中的位置作出了精辟论析，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无异于一部“怡红公子传”[7]。这里必须着重补充的是，为这样一类异样孩子作传，是作家蓄积已久、不可遏止的创作宗旨之一；这一宗旨是超越女子命运、家族命运等等而独立存在的。换言之，怡红公子绝不仅仅是洞察女子悲剧的主观镜头，更不仅仅是标志家族衰亡的重要征兆，他的价值主要存在于他的精神悲剧本身。 内证之一：第一回回目“梦幻识通灵”。“梦幻识通灵”与“风尘怀闺秀”一样都是双关语式。它除了实指甄士隐与通灵宝玉的一面之缘外，主要承担着开宗明义的使命。意思是说，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作者将借助一部大书，对贾宝玉这一类异样孩子的人生价值作面面观。 内证之二：第一回作者“自又云”一段。它以半是自谦半是调侃的口吻，明白无误地宣称：要为一个“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劝之德”的“不肖”子弟写传，对他“一技无成，半生潦倒”的人生道路进行回顾与反思。 内证之三：第二回贾雨村论“正邪两赋而来之人”一段。 内证之四：第五回警幻仙子论“意淫”一段。 以上两处文字，均是代作者立言。对异样孩子的偏僻行为和乖张性情作了超尘脱俗的解释。与贾政“酒色之徒”论，王夫人的“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论，贾敏的“顽劣异常，内帏厮混”论，贾母的“孽障，冤家”论等等世俗之见成强烈反照。为一场围绕着异样孩子而展开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思辨，增添了某种哲理色彩。 此外还有一个旁证：甲戌本第一回“无材可去补苍天”两个诗句旁边的那条脂批：“书之本旨”。这里，不管“补天”的含义究竟如何，也不论作家是否赞同“补天”，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即：作家的确想为一个似乎虚度年华的异样孩子画像，把他的人生足迹描摹给世人看。 第三回的两首《西江月》，是《红楼梦》的第一组主题歌。它凝聚了贾宝玉型的精神悲剧的主要内涵。 贾宝玉型的精神悲剧是很新鲜的。在这一人物的思想历程中，已不存在传统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忧愤，也不会出现什么身在山野、心在魏阙式的矛盾，它满溢着新的烦恼。一是摒弃了传统的以建功立业为内核的人生价值观念之后，却找不到比较恰当的人生位置而产生的苦闷；一是亵渎了现存的以三纲五常为法典的人与人关系准则之后，却找不到真正和谐的立足之境而产生的苦闷。在两种苦闷之间，还游弋着一种“大无可如何”的失落感和幻灭情绪。以上述特质为魂灵的悲剧形象是前所未有的。 贾宝玉型的精神悲剧还具有一定的普泛性。在这个以作家自己及其亲友为模特儿的人物身上，融汇了那些重个性、重良知、轻名分、轻机遇的封建文人的追求和郁闷，把这一类人的卓异与凡俗、坚毅与孱弱、可赞与可叹，揭示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它是古已有之的某些民主主义精神和吴敬梓、曹雪芹时代出现的某种人文主义情绪的融合体。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这一性格的某些表现形式(诸如奇谈怪论和乖张行径等等)是独特的，充分个性化的，而这一性格的基本内涵(诸如两种精神苦闷和失落感等)却能覆盖一个较大的面，引起不少人的共鸣。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的质的特异性，绝不排斥或削弱它的“共名”效果。凡是不甘于重复旧人物的老路，却又寻求不到新的人生真谛的人们，凡是不甘愿随波逐流，却又到头来一事无成的人们，都可能产生贾宝玉式的复杂、深切而又莫可名状的人生体验。 要之，为异样孩子作传的主旨是特立独行的；异样孩子的审美价值不是爱情婚姻悲剧、青年女子的普遍悲剧和封建家族的兴衰历史所能够包容得了的。 乙、第五回还提醒人们，“书之本旨”之二是为一群青年女子作传，即“使闰阁昭传”，描写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异样女予”，在各自不同的遭际中被摧残、被扭曲、被毁灭的人生悲剧， 最早发现这一命意的是俞平伯先生。他在早年的《红楼梦辨》中就提出了“为十二钗作本传”的说法；六三年他为《文学评论》(第四期)所写的十二钗专论中，又完善了他的论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现不可能引起普遍注意。直到一九八○舒芜同志的《谁解其中味》发表后，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的“青年女子普遍悲剧说”才脱颖而出。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对青年女子命运的揭示，不能包容到封建家族衰亡历史中去吗?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青年女子的命运与封建家族的兴亡是两个虽有联系却又大有区别的社会问题；不论封建家族处于兴盛还是处于衰亡的阶段中，其妇女的普遍命运是不会有根本差异的。而且，在《红楼梦》一书中，尽管青年女子的不幸与封建家族的腐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连，但书中洋溢着的对女性的崇尚，对寄存在青年女子身上的真善美和才学识的尊敬，对制约着女子命运的文化意识和社会习俗的深刻透视，都是封建家族衰亡史无论如何膨胀也无法全面包容得了的。 《红楼梦》题名的变迁过程也告诉我们，作家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创作冲动，正是由于“金陵十二钗”们的存在才被激发出来的。赞赏与痛悼她们的美好与不幸，是作家梦绕魂牵的创作宗旨之一。对此，作家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不吐不快，不写不能瞑目。正是这种使命感的不断进涌，压迫着他的神经，催促他拿起笔来。第一回的回目“风尘怀闺秀”；第一回作者的“自又云”(“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段)；第一回空空道人与石头的对话(“其中不过几个异样女子”一段)；第五回太虚幻境中的判词、红楼十二支曲以及“千红一窟 (哭)”、“万艳同杯(悲)”的氛围等等，都是这一“本旨”的凿实内证。 作家没有使我们失望。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在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艺术创造中，从来没有偏离过他的目标。在我国，迄今为止，《红楼梦》在表现青年女子的价值、尊严和悲剧美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仍然是不可企及的。 “红楼十二支曲”无愧于《红楼梦》的第二组主题歌。 还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认定或否定这一“本旨”的存在，不仅与把握主题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理解《红楼梦》塑造人物的审美原则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倘认为作家确有表现青年女子普遍悲剧的命意，并对“当日所有之女子”均怀有程度不同、意蕴不同的敬重、悲悯和惋惜情绪，那么，在评述青年女子群体形象的时候，就能够注意到作家生活经验和审美意识上已经发生的突变，就可能淡化营垒观念，就不会“求深反浅”地炮制“九品人表”[8]，也不至于动辄抛出“培植亲信”、“发展党羽”、“翦除异己”等骇人听闻的术语了。 “社会上最喜欢有相反的对照……雪芹先生于是很地对他们开了一个顽笑。”“十二钗有才有貌，但却没有一个是三从四德的女子；并且此短彼长，竞无从下一个满意的比较褒贬。”[9]细想一下，这正是《红楼梦》作者的卓尔不群、超尘脱俗之处。 丙、前五回还提醒人们，“书之本旨”之三是为一个趋于衰败的名门望族作传，即描写以贾府为代表的某些贵族之家由于坐吃山空、箕裘颓堕而日渐萧疏的历史悲剧。 对此，专论性文章够多的了；该说的话，甚至已经说过了头。这里着重补说以下三点： (一)作家对名门望族兴亡盛衰现象的思考，同样是自知的，清醒的，强意识的。他所提供的种种令人嗟叹的衰败迹象和经济细节，都不是无意随手之笔。第一回的好了歌注；第二回的演说荣府；第四回的脂批(“请君着眼护官符”诗)；第五回贾探春、王熙凤、惜春、巧姐等人的判词以及整个“红楼十二支曲”中透露出来的末世气氛；还有宁荣二公关于“运终数尽”的预言等等，都是这一思考的本证与旁证。 (二)作家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思考，带着浓重的理论色彩，而且，毫不夸张地说，已形成了包含着某种荒谬成分和某种客观真理在内的兴衰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的、现实的、主观的、客观的原因，作家对名门望族兴亡盛衰现象的宏观探讨，其结论不能不带有荒谬性质。他陷入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乐极悲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循环论的泥淖。 然而，当他对某个具体家族进行透析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文学家的锐敏触觉，历史学家的实证精神和哲学家的思辨才能部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从而，作出了一系列令人赞叹的科学判断。冷子兴对贾府弊端的剖析(第二回)；王熙凤对宁府弊端的剖析(第十三回)；贾探春对荣府弊端的剖析(五十五、五十六、七十四、七十五回)等等，都具有高屋建瓴，见微知著，要言不烦，一语破的的特点。这足以说明，作家对个别封建家族衰败原因的探讨，不仅体现在艺术形象中，而且完成了由感性体验到理性思辨的升华。他对这一类社会现象已经琢磨 得够“透”的了。他超越了“当局者”的限制，以“旁观者”的冷静目光，观察并描摹了一幅封建家族的末世生相图。 (三)作家笔下的末世景象义毕竟是有限度的。《红楼梦》本文中至少四次出现过“末世”这一字眼，然而，作家在使用这一字眼的时候，总是十分明确地针对某个家族而言，实在看不出有影射或囊括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图(如第一回介绍贾雨村身世的文字，第四回贾探春和王熙凤的判词等)。至于脂批中对“末世”二字的理解，更是直截了当，明白无误，仅仅把宁荣二府的萧疏现状作为其特定内涵(如第二回“宁荣两门，也都萧疏”旁的批语：“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同一回，写到贾敬“一味好道”时，又一批语：“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叹叹!”第十八回写到旧有学唱女人今己皤然老妪时，有一批语：“又补出当时宁荣在世之事，所谓此是末世之时也”。有一次，当薛宝钗说到夷齐原生于殷商末世时，亦有一批：“荣府已是末世”。等等)。 尽管如此，《红楼梦》的“末世”氛围依然咄咄逼人。这种氛围，连同那穷通有命、盛衰无常的幻灭情绪在内，都凝聚成强有力的压迫感，大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气势。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进行想象和思索的广阔空间。 丁、除上述三大“本旨”外，《红楼梦》还可能存在着第四种、第五种或其他种种命意和内涵。即使是对同一命意和内涵的把握，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提炼、归纳和概括。比如， 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这一重要情节，就既可以融汇到甲、乙两大主旨之内，又可以独树一帜，自成一说，等等。 说到头，《红楼梦》的主观命意绝非唯一的一；《红楼梦》的客观内容更没有把一切都统一于一。我们不必心眼太死。 “寓杂多于整一”的合力 综上所述，《红楼梦》至少描写了三种悲剧。即一个具有叛逆思想的贵族青年不被世俗社会理解，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精神悲剧；一群小才微善的青年女子，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际中被摧残被扭曲被毁灭的人生悲剧；一个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由于坐吃山空、箕裘颓堕而趋衰败的历史悲剧。三种主要悲剧在作品中不能相互包孕，相互取代，但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一个自然浑成、天衣无缝的艺术整体。正象三个人的“合力”必定强于三个人的分力的“相加”一样，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悲剧构架，只能使《红楼梦》的主题更丰厚，更深邃，更永恒。 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悲剧构架，体现了艺术上“寓杂多于整一”的基本原理。异样孩子的出现既是贵族之家趋于衰亡的一个征兆，又使青年女子的悲剧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见证；青年女子的不幸既是百年望族风流云散的必然苦果，又是异样孩子精神郁闷的重要诱因；而宁荣两府的运终数尽既催发了异样孩子的逆反心理，又加速着青年女子趋于毁灭的悲剧历程……每一部分都与整体息息相通，都受到整体的制约，都因为融于整体之中而充分挥发出它们的全部创造潜能。 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悲剧构架，使《红楼梦》中的社会生活具有立体化状态和综合性情势，从而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揭开了名门望族的内幕，暴露了封建制度(如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纳妾制度，嫔妃制度，等级制度，世袭制度等)、封建正统思想、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的种种不同理性，提出了朦胧的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人性学说和人际关系理想，谱写了一曲真善美、才学识的赞歌。全书还有意无意地透发出浓重的末世氛围，流露着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虚无感伤情绪。凡此种种，都是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以及相互撞击着的新旧思潮在作家头脑中能动的、艺术的反映的产物。 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悲剧构架，还使《红楼梦》获得一种一气贯注的生命。博大丰厚复杂的内容，被这一气贯注的生命化成单整。这生命就是对个性的尊崇，对才能的尊崇，对所有耳闻目睹的真的、善的、美的事物的尊崇。这让我们联想起前人说过的一句话：“无论艺术中可能包含多少悲观主义成分，伟大的艺术本身绝不可能是悲观的”[10]。 以上，是我们对《红楼梦》主题所作的粗略思考。 一明一暗两条主线的妙用 说到主题，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主线之争。 《红楼梦》的主线，至少有五种以上的说法。主要有：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说，贾宝玉叛逆道路说，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说，王熙凤理家史说以及贾府衰亡与爱情婚姻悲剧双重主线说等。 自出现“主线”之争以来，凭着直感，我们选择了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说，对此，至今仍无动摇。但又察觉到，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这是因为，在传统小说中，一直很讲究主题、人物、情节的不可分割性，人们的欣赏习惯又是很难以改变的，把一部内容浩瀚的大书的主线仅仅解释为爱情婚姻故事，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漏洞，以至受到不少论者的责难。如，有的论者曾经指出：“不管你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有着多么深广的反封建的意义，只要你承认《红楼梦》的中心情节和主要线索是爱情悲剧，那么在客观上就是承认《红楼梦》的思想意义主要就是通过爱情的悲剧来反封建。而这恰恰是持爱情主线说的同志主观上所想避免的。”[11] 可事实上，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又的确是全书的一条主线。在一般读者心目中，这悲剧几乎是《红楼梦》的同义语。任何时代，任何阶层中的任何读者，不论其对《红楼梦》的总体估量如何不同，都无一例外地注意到了这一爱情婚姻故事的存在。这种社会效果的出现，除了读者方面的原因之外，还足以证明，这悲剧在全书中的位置不容低估。 然而，别人的责难也并非全无道理可言。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红楼梦》有存在两条主线的可能性吗?回答是肯定的。有些璀灿夺目的伟大作品，如《战争与和平》、《双城记》、《红与黑》等，都似乎存在两条主线。一条以主要人物的爱情婚姻纠葛为链条的明线，一条以主要人物命运为脉络的暗线。《红楼梦》的主线论争也启发了我们，这部大书也存在着一明一暗两条主线。明线，无疑是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暗线，却不一定只是归结为贾府的衰亡历史。 通常说来，一部大书下笔前，总要构思一个趣味性强、富有悬念、引人入胜而又易于把握的故事，用它去承担穿针引线的使命。作家选择了“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这是一条最适合大多数读者欣赏能力、最适于串联千头万绪的线索。 顾名思义，主线并不等于主题。主线，可能是表现主题的不可或缺的成分，但并不等于全书中容量最大、份量最重的事件或矛盾冲突。主线的功能，主要是穿梭一样把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顺理成章地勾连到一起。中外古今许多名著雄辩地说明，选择爱情婚姻故事作主线，也完全能够承担起表现宏伟主题的艺术使命。《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与保里斯、安德来、阿那托尔、彼挨尔之间的故事，《红与黑》中于连与德·瑞那夫人、德·拉·木尔小姐之间的故事，《双城记》中路茜与代尔那、卡尔登之间的故事，以及《桃花扇》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结构方式等，不就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艺术经验吗? 宝黛钗的感情纠葛线索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主线位置是不容置疑的。 从创作者角度看，这条线索具有舒卷自如的特点。几位当事人的特殊身分地位，使它与全书各种重要矛盾冲突之间，与各种重要人物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无论是横向发展还是纵向延伸，它都可以机变灵活，大开大阖，时隐时现，虚实相生。从而，顺水推舟、游刃有余地勾出各类角色，推拉出各种场景和镜头。 从欣赏者角度看，这条线索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对大多数读者说来，爱情婚姻故事是最易于把握、最能令人牵肠挂肚的情节；发现并记牢这样的情节，是不需要特别给予提示的。《红楼梦》中，除了这一线索之外，其他重要情节线索都不具有如此广泛的可接受性。那些线索，如贾宝玉叛逆性格成长史，贾府衰亡史，王熙凤理家史等，只有文化素养较高，艺术 鉴赏能力较强的读者，经过认真辨析之后才能升华出来，才有可能领悟到。 从改编者的角度看，宝黛钗的感情纠葛线索又是最具有稳定感和可移植性的。各种门类的艺术实践已经说明，哪怕是最为简单粗疏胆大包天的改编者和移植者，只要其作品以《红楼梦》命名，就不可能将这一线索一斧砍掉。无论戏曲、电影、舞蹈、还是纪念邮票(小型张)，都无一例外。越剧《红楼梦》抽掉了那么多举足轻重的情节之后，之所以还能强差人意，就是一个力证。反之，倘出现一部抽掉宝黛钗爱情婚姻故事，却还以《红楼梦》命名的影剧，那倒是不能不令人瞠目结舌、啼笑皆非的了。 要之，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串连千头万绪的一条主线，亦即“明线”。 那么，《红楼梦》的另一条主线，亦即暗线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对这一深层线索的探寻和表述，可以如同对主题的把握一样，给生活经验和艺术趣味不同但又是相对忠实于作品的批评家们，留下较大的自由选择的空间。不过，就一般情况而论，在这一类大作品中，男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和个人命运问题，往往构成那条潜在的、深层次的、与作品主题有着更密切关联的“暗线”。《红楼梦》似乎也正是这样。 注 释 [1]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年版，第7l页。 [2]葛洪《抱朴子·辞义》 [3]《一九四一年的俄国文学》，《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76页。 [4]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8页。 [5]《美学原理》第16章，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6]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文集》第3卷。 [7]张锦池《也谈<红楼梦>的主线》，《红楼十二论》第l 26页。 [8]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I 973年版，第84页。 [9]同上，第97至98页。 [10]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167页。 [11] 孙逊《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04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