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忆十一岁便在母亲的引导下开始看《红楼梦》。她认为在小说中“当推《红楼梦》为上品，书面语与口语之间，自如地进出和过渡，浑然天成。烟火人气熏然(染)，一片世间景象，却又有仙道氤氲。是从天上看人间，歌哭逼真，几有贴肤之感，但不是身在此山不见真相。”①有人指出，《红楼梦》“本质上是以‘俗言’传‘雅意’，以‘雅意’解构‘俗言’……”②从“言俗而意雅”这一总的美学风貌上看，王安忆的小说与《红楼梦》有着内在的联系。“言俗”上的联系显而易见，这里重点分析“意雅”方面的联系。 一、日常生活的雅趣 《红楼梦》主要描述的是家庭闺阁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不是单调无聊、枯燥乏味的，而是富有雅趣的，有一种蕴涵了丰富文化内涵的“雅化”倾向。而王安忆的小说给人的总体感觉是都市中渗透着雅致，乡村中散发着美感，也是比较“雅化”的文本，并且这种“雅化”的追求也是通过执著于日常生活来体现的。 在曹雪芹与王安忆笔下，吃是一种文化形态，穿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并且这吃穿使琐碎的日常生活富有了雅趣。《红楼梦》中的吃穿多是贵族的吃穿，而王安忆笔下的吃穿多是上海市民的吃穿，他们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红楼梦》的吃已有太多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富贵奢华，如王熙凤向刘姥姥介绍的一道茄子的做法。这里重点看王安忆。光《长恨歌》中吃的东西就有：白斩鸡、盐水虾、皮蛋、红烧烤麸、鸡片、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肚子炒蛋、洋葱汤、牛尾汤、西式糕点、桂花糖粥、乌梅汤、黄泥螺、莲子汤、八珍鸭、糟鸭蹼、小笼包、蟹粉小笼、酒酿圆子，还有下午茶等。这里有些食物虽然不及《红楼梦》有些食物的名贵与奢华，倒也是五花八门，既有家常菜，又有名小吃，还有西餐，既讲究实惠，又透着生活的情趣。王安忆在《“文革”轶事》中这样赞美道：“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富于人生的涵义：一盘切成细丝的萝卜丝，再放上一撮葱的细末，浇上一勺热油，便有轻而热烈的声响啦啦地升起。即便是一块最粗俗的红腐乳，都要撒上白糖，滴上麻油……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将人生、艺术、修养全都日常化，具体化，它笼罩了你，使你走不出去。” 《红楼梦》对穿戴的描述既体现了人物的身份，同时也增强了人物的美感。而王安忆也是通过服装展现人物的性格及审美趣味的。她揭示女人在服饰上的用心与较量，从而塑造了一个新神话——女人的生活贯穿在对服饰的孜孜追求上，城市的历史写在女人风水流变的服饰上。借用严师母的话：“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女性使城市物质生活艺术化，使城市的美学品味得以呈现。王安忆说：“衣服也是一张文凭，都是把内部的东西给个结论和证明，不致被埋没。”“衣服至少是女人的文凭，并且这文凭比那文凭更重要。”在《好婆与李同志》中，好婆启发了李同志对衣着的兴趣和审美趣味，从整天一身列宁装，到穿西装裙、略施粉黛。李同志在上海原有的大众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也不知不觉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家具一样一样添进来，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那一个她从小出生的黄海边的小村庄，已经离开她很遥远了。”就像好婆那略带讥诮和自得的评论：“不过，李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个上海人了。”但在此之前，好婆曾笑话过李同志“穿了西装，样样都好，只可惜脚上那双玻璃丝袜大概是穿得匆忙了，后跟的缝没有对齐，歪到一边去了，倒还不如穿长裤整齐体面了”。《长恨歌》中写道：“薇薇这些女孩子，都是受到生活美学陶冶的女孩子。上海这城市，你不会找到比淮海路的女孩更会打扮的人了。穿衣戴帽，其实就是生活美学的实践。倘若你看见过她们将一件朴素的蓝布罩衫穿出那样别致的情调，你真是要惊得说不出话来。”又如，有一次康明逊请王琦瑶、严家师母、萨沙去国际俱乐部喝咖啡，王琦瑶“很淡地描了眉，敷一层薄粉，也不用胭脂，只涂了些口红。……穿了薄呢西裤，上面是毛葛面的夹袄，都是浅灰的，只在颈上系一条花绸围巾，很收敛的花色”。这令常换常新、紧跟时尚的严家师母自叹不如。她们“一个是含而不露，一个是虚张声势;一个是从容不迫，一个是剑拔弩张”。严家师母越使劲越失分寸，面上争强心里不得不认输。王安忆力图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展示着雅致的生活情趣。 《红楼梦》中作诗、下棋、猜谜、行酒令、过生日等生活场景的描述，人物间的闲聊取笑，可以说是“融智能于世俗，集聪颖于琐屑”，从而“营造出一个有声有色的小天地”，而且这小天地充满雅趣。而《长恨歌》“围炉夜话”一节，也突出了类似的生活场景。王琦瑶、严师母、毛毛娘舅、萨沙这些“同病相怜的人生出惺惺惜惺惺的感情，发展了精致的吃喝、敏感含蓄的闲聊、打麻将玩桥牌等共同兴趣，在王琦瑶的房间里营造出一个有声有色的小天地。年前的时候他们更加忙乎，暂时忘却一切浮云世事，体味这种精雕细琢的人生的快乐，感动于细节的完美和伟大，甚至相互不再怄气斗嘴，达成难得的体谅和善解。他们融智能于世俗，集聪颖于琐屑，把生活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远远地超出身边的人，成为世俗的优胜者”③。所谓“世俗的优胜者”便是使日常富于雅趣，化俗为雅的结果。 《红楼梦》中斗嘴的场面多显示了人物的性格、才智，如黛玉的冷嘲热讽。而《长恨歌》也有很多斗嘴的场景，有虚写，也有实写。如：“柴米夫妻为些日常小事吵起来，那女的会说：我不如去做三十九号里的王琦瑶呢!男的就嘲笑道：你去做呀!你有那本事吗?女的便哑然。”“上海小姐”的身份，李主任外室的背景，未婚生子的尴尬，被这斗嘴轻轻抹去了，他们“其实并不轻视王琦瑶的，甚至还藏有几分艳羡。”“几分艳羡”透露了作者注重生活内容的审美意念以及市民潜在的价值系统。正如陈思和所说：“几十年来，上海市民的生活实质没有多少改变，它有自己的文化独特性，《长恨歌》写出了这种独特的生活规律。”④还有人评论说：“王安忆绝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道德训示者，而是一个用众生话语关注庸常之辈的身边人。安静的目光闪烁着理性与温情，更使读者感受到返璞归真的亲和力。”⑤ 大概中国古人比较缺乏幽默细胞，曹雪芹就很少表现幽默，所以他的“雅趣”多体现为“文人趣”。而王安忆的雅趣还表现在她能把一些寻常小事写得含蓄幽默、有滋有味。《69届初中生》中写兰侠妈哭绍华的祖奶奶：“她哭得最响亮，最动情，最有内容，最有韵律。她边哭边说，述着死者的生平和恩德，表示着对死者的惋惜，感慨着人生之无常：‘昨晚上你还喝了一碗稀饭今天怎么就走了……’说一回，哭一回，再说一回，再哭一回，语调抑扬顿挫，很有点长歌当哭的味道。不过，雯雯清清楚楚地听见她转脸对着兰侠说了声：‘看你奶奶个头，快回家烧锅。’”类似让人哑然失笑的地方会时不时地蹦出来，如写装修工的捣鬼，《冬天的聚会》中小孩子“抽乌龟”时的细腻心态。 二、审美趣味的雅化 曹雪芹崇尚“雅”的审美趣味不断通过《红楼梦》人物从侧面反映出来，如第七十九回通过黛玉给宝玉改《芙蓉女儿诔》，主张新雅;第七十六回通过贾母之口提出“雅致”;第七十六回通过湘云之口提出“化俗成雅”，这是文雅;第二十七回通过探春之口提出“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这是古雅;第三十九回通过刘姥姥讲故事，体现趋俚入雅;还通过凤姐、宝钗等人提出“雅俗共赏”等。总之，审美趣味是以“雅”为主。同样的审美趣味王安忆也不时地从创作中体现出来，如通过王琦瑶体现雅致的魅力;通过李同志表明上海的精致文雅战胜北方的粗疏豪放;通过陈传青用西装战胜古子铭的牛仔裤，体现布尔乔亚的优势，也是雅对俗的胜利;通过妹头的鸭绒被体现大俗大雅的完美统一等。王安忆也表示过，如果她的作品被民工喜欢，她会觉得悲哀。这也反映了王安忆在审美趣味与文艺思想上有雅化倾向。试看王安忆作品与《红楼梦》相联系的“雅意”——色彩美学。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宝玉叫人给探春送鲜荔枝，一定要用白玛瑙碟子，当袭人埋怨：“家常送东西的家伙也多，巴巴的拿这个去。”晴雯回答：“我何尝不也这样说。他说这个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见了也说好看，叫连碟子放着，就没带来。”试看鲜红的荔枝，配上雪白的盘子，色彩是何等明艳。而同样对红白色彩的搭配，《香港的情与爱》中是这样的观点：“这天她穿一身白，就好像要表示她的认命和坚持到底的悲壮，可却配了鲜红欲滴的皮鞋。这是最不懂颜色又自以为最懂的人最会犯的错误。她们以为白色是可以和任何颜色协调的，其实最不然。所有能够协调的颜色都是休戚相关的颜色，而白色是一种孤孑不拔最无商量的颜色，要与它相配只有向它靠拢和屈服。如今她一身白之下的红，显得毫无关联，怎么也沾不上边，很没着落的样子。”王安忆认为穿衣服讲究的不是明艳，而是协调，这大概与她温婉的性格有关。 色彩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原色、间色、补色相互之间形成对比、协调关系才能给人美感。《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作者借宝钗的丫环莺儿之口，发表了一番色彩搭配的妙论：“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压的颜色”。“松花配桃红”，“葱绿、柳黄是我最爱的。”这是莺儿谈为汗巾子打络子，至于给宝玉佩带的那块通灵宝玉打络子，宝钗自有她的高见：“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又过暗。等我想个法儿：把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的拈，打成络子，这才好看。”几百年前宝钗主仆这一番议论完全经得起现代色彩学原理的验证，从这里也可以见出曹雪芹对色彩讲究的精妙。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中也有一番理论：“她越是精心越是搞不好，就像南辕北辙的原理。她穿一件宝蓝色的羊绒衫，下身则是一条翠蓝的长裙，脚上是一双蟹青蓝的皮鞋，耳环是硕大的湖蓝的一对。她满身都是蓝，却都不是一个倾向的蓝，差之仅分毫，失之却千里，叫人眼花缭乱还又疲乏单调。她的妆也化得够呛，眼影粉是绿色的那种，胭脂是桃红的那种，唇膏是橙色的。她的脸盘又大，头发又浓，看上去便气势汹汹，有威慑之感。”“这天逢佳的服饰是黄色的拼盘，因为是浅色，那股凌乱劲要稍好一些，可又觉得压抑了，透不过气似的，还不如爆发出来。”看样子逢佳想追求协调一致，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曹雪芹主要从肯定的角度写色彩搭配，王安忆则主要从否定的角度写。再看王安忆从肯定的角度写逢佳的装束：“这天她穿一件大红曳地长裙，外罩五色图案的大毛衣外套，耳环是翠绿的两轮，头发用一条宽宽的明黄缎带箍起，一双彩色嵌拼皮鞋，再加一方黑绿大丝围巾。这有一种满不在乎，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凌驾于一切的美，还有一种大包大揽的美，叫人无法从小处着眼，不好意思计较细部，毫没商量地只得全盘接受。”这一身大开大阖的颜色是大冲突之后达到的大协调，是大手笔的。“好像循着物极必反的原理，顿时间变得丽绝艳绝华绝贵绝。”逢佳还有一次穿得最合适，“逢佳穿的是紫色。紫色是种奇怪的颜色，它是人一生只能穿一回的颜色，就像白色一样，只在结婚礼服上才是生动和饱满的。在平时无论怎么调配，全是苍白空洞，无声无色。紫色也是个难穿的颜色，甚至比白色更难处理，它是连结婚礼服这个归宿也没有的。它不知是亮丽还是暗淡，不知是鲜艳还是素净，不知是浮华还是老实，也不知是爆发还是压抑。它是那种犹豫不定，困窘不安的颜色。人人都去穿它，但人人都被它打败。而今天却是逢佳穿紫的日子。她穿的是紫色缎子的旗袍，头发也光亮得像缎子。她实在是鹤立鸡群的。”这一番对紫色的理论真像一个色彩专家，突出了逢佳之所以“鹤立鸡群”，是穿得高雅。 王安忆的色彩美学还善于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做代言人。《长恨歌》写竞选“上海小姐”时，“程先生认为把结婚礼服放在压轴的位置，是有真见识的。因为结婚礼服总是大同小异，照相馆橱窗里摆着的新娘照片，都像是一个人似的，是个大俗;而结婚礼服又是最圣洁高贵，是服装之最，是个大雅，就看谁能一领结婚礼服的精髓”。结婚礼服的颜色，程先生如是说：“第一，就是利用对比，让第一次和第二次出场给第三次开辟道路，做一个烘托，结婚礼服不是白吗?就先给个姹紫嫣红;结婚礼服不是纯吗?就先给个缤纷五彩;结婚礼服不是天上仙境吗?就先给个人间冷暖。把前边的文章做足，轰轰烈烈，然后却是个空谷回声;这就是第二点。”程先生无疑是作者审美理念的代言人。王琦瑶第一次穿粉红旗袍，第二次穿苹果绿洋装，第三次穿白色的婚礼服，是“最简单最普通的一种，是其他婚服的争奇斗艳中一个退让。别人都是婚礼的表演，婚服的模特儿，只有她是新娘。这一次出场，是满台的堆纱迭绉，只一个有血有肉的，那就是王琦瑶”。 《红楼梦》善于从多方面衬托人物性格。孤高傲世、才高命薄的黛玉身居幽静的潇湘馆，这里以绿色为主调，象征她对生命的渴望，和木命人难耐风霜的脆弱。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中，贾母对王夫人说：“这个院子里头，又没个桃杏树，这竹子已是绿的，再拿这绿纱糊上反不配”，吩咐凤姐找出银红色的软烟罗来给黛玉糊窗子。安分随和、藏慧守拙的薛宝钗所住的蘅芜苑则是：“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巅，或穿石隙。”“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贾母看后吩咐鸳鸯：“你把那石头盆景色和那架纱桌屏，还有个墨烟冻石鼎，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绫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了。”这里贾母对潇、蘅两院稍作调整改动，既照顾两处整体色调的协调，又各随其宜颊上添毫，使两处景色陈设在清幽高雅的同时不致太偏执，体现了贾母的性格和审美倾向。王安忆也用居室衬托人物，但不是从色调的角度，而是从内在的格调、与外在的关系等，如《长恨歌》专节写的“闺阁”，使人不仅看到了闺阁，也看到了闺阁的主人。王安忆还从一个女孩的嫁妆，来表现她的头脑、心智、审美趣味和生活经验。如：《妹头》中妹头的嫁妆里有一床鸭绒被，是妹头自己用旧的改做的，“缎面和滚条都是重新配的色，橘色掺黄的软缎，滚条则一色维红压一色翠绿。是大开大阖的颜色，听起来相当冲，可放一起，铺陈开来，竟是富丽堂皇”。 《红楼梦》大观园女子的美虽然多种多样，但最为动人的莫过于才貌双全的黛玉，试想，黛玉若没有超群的诗才，她的美便黯然失色，缺乏了生命力。可见，作为性情中人的曹雪芹比较欣赏文人的“雅”。王安忆的审美趣味也有这种倾向，她的乡镇小说，尤其是《姊妹们》《王汉芳》等对农村姑娘和媳妇的描写，就体现了知识所产生的文雅的美感。如小瑛子因读过几年书而具有了特殊的风度;大哥的媳妇长相虽一般，因有几分学生气便增强了美感;小马的美丽是“温和含蓄的，有着余地似的，不是要漫溢出来，膨胀开来的趋向，而是往里深入，不断有新感受”。这含蓄的美里便透着文雅。王汉芳的美也借助于读过书“显得比较文雅”，“做起活来有一种文艺式的好看”，“她割麦，抱草，肩锄，扛笆斗，都有一种银幕和舞台上的、美化了的风范”，当然，除了这些在农村略有文化的女子呈现的文雅美外，还有一些没有文化仍然美好的女子，她们组成了又一个“大观园”。她们之所以能呈现出令人喜爱的美好风貌，是与作者的审美能力与审美趣味分不开的。 作者介绍：周引莉，河南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广西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 王安忆：《在吉隆坡谈小说》，见散文集《茜纱窗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10。 ② 薛海燕：《红楼梦：一个诗性的文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 ③ 傅姗姗：《上海弄堂的精神缩影——试论<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形象》，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3。 ④ 祝晓风：《王安忆打捞大上海，长恨歌直逼张爱玲》，《中华读书报》，1995-11-1第一版。 ⑤ 赵宇红：《人文精神的关怀——谈王安忆“庸常之辈”的写作精神》，见《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3。 原载：《名作欣赏(下半月)》 2007年第08期 原载：《名作欣赏(下半月)》2007年第0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