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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未全开月未圆,人间有道是清欢。”这既反映了薛宝钗薛大小姐在经历“钟鸣鼎食”、“炊金馔玉”生活的忐忑不安中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又是曹雪芹老先生最后落到“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中的大彻大悟。 其实薛宝钗在“钟鸣鼎食”、“炊金馔玉”中的忐忑不安、静观自省、自我完善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种健康有益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式的悲剧精神)。古典文献中多有记载,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等等,都是告诉人们在国家盛世、人生得意时要保持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不断查漏补缺,变革图强,改进完善,臻于更高境界,并尽力将其延续、传承下去。 《红楼梦》中的危机意识、反省意识明显根源于作者本人的一场人生大梦。由于康熙、雍正朝政治气候的变化以及曹氏家族内部关系的复杂,曹雪芹少年时经历过“钟鸣鼎食”、“炊金馔玉”的繁华富贵,最终沦落到窘迫境地,使他沉痛地意识到富贵繁华的短暂性、世态炎凉的残酷性和人生祸福的易变性。正如冯其庸等人所说的:“由于往事成了梦境,他便有了冷静的回味与反思,有了一种‘愧则有余,悔又不及’的怅恨;他对人生和历史也就有了很多的领悟,对世人的真面目也就看得较为清楚。” 在描绘以贾家为首的四大家族时,曹雪芹将自己的痛彻感悟和深刻反省搀杂进来。“一部《红楼梦》的大书对世俗尘世的生活充满了绝望和哀叹:‘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过洁世同嫌’……美好的事物走向毁灭,美好的人物或夭折或惨遭凌辱”。小说一开始,就以家境殷实、亲情浓郁的乡绅甄士隐的家庭变故来表现、暗寓世事无常,随即将其提升至一定的理论层次,即跛足道人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甄士隐听后,结合自己的人生遭遇,对它进行了一番透彻的解注、引申,意思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接下来,小说又详细展示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贾府世界,这里既有贪恋“斗鸡走狗、赏花玩柳”的贾赦、贾珍、贾琏等一批纨绔子弟、不肖子孙,整日只知挥霍银子,于家族大计无补,又有贾宝玉、王熙凤这两只外表华美而实质虚空的“凤凰”,要么沉溺儿女之情,不务正业,要么玩弄权术,败坏人心,从内囊上蛀空了,贾府世界的倾覆势必是注定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四大家族,也像泰坦尼克号一样,不管打造得如何坚固,还是无法挽回沉没的命运。《红楼梦》描绘了世代簪璎的大家族由盛转衰的过程,也给那些沉溺在繁华富足生活中的人们当头一棒。世事荒诞、荒唐、无常,冥冥中翻云覆雨,正如老子《道德经》中认为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面对这世界和人生的大悲哀、大背景,一个人应该尽力做的,不是听天由命,随波逐流,而是自我鞭策,自我完善,特别是在富贵得意之时要保持谦虚冷静,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免遭祸患。 其实,在《红楼梦》中,已经有些人看出了家道中落的迹象。第2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就指出贾氏家族衰败的几个因素:一是“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二是“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三是“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四是“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这几条都是从经济实力变化和人口质量降低方面总结其走向败落的根源,十分关键、中肯。冷子兴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贾府危机的,而在这个家族内部,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家族问题的严重性,从不同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忧患意识,而且针对贾府的危机,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秦可卿死前托梦给王熙凤道:“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诸事都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后日可保永全了。”她指的是祭祀祖坟和办好家塾,“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秦可卿将自己的心愿告诉给“脂粉队里的英雄”王熙凤,似乎是希望她能够承担重任,力挽狂澜,偏偏王熙凤胡作非为,雪上加霜,这就具有了浓烈的讽喻、警戒的意味。 第55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欺幼主刁奴蓄险心”中,王熙凤身为管事奶奶,也感觉到压缩开支的必要性:“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百大小事依是找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不及先时。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她的管理想有所变动,也受到牵制。王熙凤想借机裁掉几个丫头,王夫人却先拦在那里了,“如今还要裁革了去,不但于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虽然艰难,难不至此”。王熙凤对开源节流并没有真心实意,而她的贪婪使她更热衷于积攒私房钱,对大家庭的经济困境任其惯性下滑、恶化;她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劣根性:人性上重集体、轻个人,而利益上重个人、轻集体。 第56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识宝钗小惠全大体”中,探春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她在短暂地管理家政的时候倡导了一系列的改革,以解决家计中的经济危机。就是黛玉这样对世事并不热心的人,针对探春的开源节流,也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只可惜她是女儿身,既当不了真正的家,将来也是要远嫁他人的。大观园管理改革不过是条件允许下的一次试验,可谓昙花一现。 王夫人、贾母等人也意识到家族面临种种问题,但她们安享富贵惯了,不能带头俭省,不善于、也不愿意去想怎样使家业长久。收入见少,开支却依旧庞大,长期如此,最终会坐吃山空。这就是中国人安于现状,以致每况愈下的民族惰性。在年轻一辈中,迎春逃避到《太上感应篇》这样的文化传统典籍中,对身边的生活纷争避而不见;惜春以出世的冷漠态度来抹平对家族必然衰败的忧虑,她们的结局本身就说明其态度的非理性、非主流性。从整个小说的叙述视角而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但是这位“富贵闲人”养成了一种怪癖:用钱无度,不理正事,“枉自嗟呀”,“空劳牵挂”。他甚至对黛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宝玉既离不开现存的物质环境,又不满这种环境对人精神的压抑,这种矛盾性使他不可能将心思放在维护现存家族环境上。他一心害怕的是大观园这块净土乐园的丧失,女儿风流云散,自己被迫面对难以适应的俗世规则。宝玉没有能力为自己营造一个合适的生存条件,只希望过一日算一日,甚至还企望趁女孩子都在他身边时就死去,简直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种得过且过的心理使他不能从家族利益的角度看待一些问题,甚至为探春改革中对他利益的触犯而耿耿于怀。 贾府虽普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却要么是下不了决心从自我做起,去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要么是囿于身份、地位,难以进行彻底的根治。有了忧患意识,没有相应的地位,也是办不成事情的。焦大对贾府的未来是十分担忧的,但是谁会在乎他的一通牢骚呢?他撒酒疯不过是让别人厌烦,自取侮辱罢了。探春在未当家之前,给人的感觉也是“最平和恬淡”的,这也是其作为小姐的本分,只有管事之后,人们才发现其“精细处不让凤姐”。 在此大背景之下,薛宝钗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人间有道是清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就有了如下表现形式: 一是洞明世事、人情练达。她不因现实的荣华富贵而遮蔽凝眸于前景的双眼,能够洞察生活世界的深刻危机。她总是深信“月有阴晴圆缺,世事古难全”、“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的道理,这使得她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总是退一步思考问题,较早地从花团锦簇之中嗅出衰败的味道。宝钗与环境之间并没有对抗关系,她关注的是现实盛况之中隐含的生存危机,并且提前进行力所能及的筹划,比如劝宝玉要留心仕途经济,这实在是个大问题。居安思危、静观反省的她,不喜欢盛大的场面、阔气的排场,更喜欢“花未全开月未圆”、“人间有道是清欢”的人生境界。在这点上,她与曾国藩十分相似,是个能做大事的人。曾国藩应对人生时,总喜欢留有分寸,不把事做绝,不把话说透。他常说,弓不拉满,势不使尽,才会有更远的前程。明末清初的硕学鸿儒李密庵,曾以一个量词“半”为主轴,再配合其它适当的字,造词撰文,写了一篇对人生感怀的诗文,名为《半半歌》,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中和、悔缺之道充分表达了出来了: 看破浮生过半,半字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鏊,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愚半贤。 心情半佛半仙,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疆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添厌烦。 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这种凡事不发挥到极点,而是恰到好处,保持中和、缺憾的趣味,是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有条不紊的生活,林语堂认为这是“中国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生活理想”。为此,曾国藩将他的书房命名为“求缺斋”,他的许多日记文选均以此为名。 二是顾及自己的客居身份。宝钗很少将她的危机意识显露出来,只是以静制动。特别是在贾府,她根本不发表对贾家治理上的意见,往往是“拿定主意不开口”,不随便发表意见,更很少与人发生激烈的口舌之争。宝钗喜欢阅读具有危机意识的文艺作品,遇到点戏时却偏于点一些热闹的曲目,讨长辈的欢心,也讨大家的吉利。这不是粉饰太平,不敢正视危机,而是源自内心的无言之隐。同样是对王夫人抄检大观园不满,探春就敢打王保善家的,发表一大通激烈的言辞,而宝钗却不声不响地搬出大观园,把自家通往园子的门亲自封锁,不再打开。面对夏金桂的频频挑衅,她也是不予回应,使得对方自觉无趣。她做事做人十分低调,很少主动出击。她不能直接抛头露面,取代哥哥支撑薛家局面,也难以在贾家的兴盛上做一些事情,她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未来的厄运面前,静观其变,有足够的生理和心理的准备。她的静也体现了她作为一个女子的本分。相对于西方人强调动,中国人强调静,一动不如一静。正如平儿所说的:“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实际上,局限于一个狭小空间的动,其结果往往是无事生非。宝钗的以静制动,由这特定的生活背景而显示出其积极的意义来。 三是善于救火,不如防患于未然。宝钗在平时就过着谨慎小心的生活,她不仅怕哥哥惹事,自己住在大观园中也容易生出无谓的是非。我们总是看到黛玉寄人篱下的委屈、郁闷,却很少有人想到宝钗的自卑。她在劝解黛玉不要做“司马牛之叹”时,说:“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一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这并不是句应酬话,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慨。她虽然与母兄同住,家中也还有一定的资产和势力,但没有一个可以支撑家业的男性家长,她们也同样需要依赖贾家的庇护,而且薛蟠遇到麻烦事总是要姨夫出面搞定。与贾家的小姐们相处,宝钗自然格外谨慎,防止因她的什么原因,引发两家人的不快。她一再约束自己的丫鬟,在贾环与莺儿的口角中,她宁愿责备自己人,避免挑起贾家任何人的任何闲话。一向不喜臧否他人的宝钗,听说宝玉挨打与薛蟠有关后,回家就与母亲一道严厉谴责了薛蟠一通。倘若真的是他口无遮拦,甚至使性子将宝玉打死,如此一来不仅自己难以在大观园立足,母亲和王夫人的姐妹关系也会受到挫折。她在大观园的蘅芜院朴素的布置,一方面是因为天性喜欢简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愿麻烦王夫人、凤姐,不随便接受别人的馈赠。她自大观园回家看望母亲,总是不嫌麻烦地将便门锁好,自己拿着钥匙,不给那些图近路的人方便,也就惹不出什么麻烦。鉴于人性本质的复杂而残酷,她宁愿坚持“小心没过逾的”。 四是作为未出阁的女子,宝钗不能直接出面应付自家生意上的事,只有通过对母亲和哥哥进言,去施加影响。宝钗是一个早熟的女孩子,这种早熟是与她对家庭处境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从“葫芦僧判葫芦案”中就可以看出,薛家已经走向衰落,虽然不至于陷入经济困顿,但是已失去昔日的大家气象。人口质量的下降,是家族走向衰败的致命根源。薛蟠“五岁上就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他上京之前,为了争夺香菱而打死冯公子,惹了一场官司,此事虽因贾雨村庇护而逍遥法外,但难保每次都能如此顺利。依照他为所欲为的性情,迟早要闯出薛家和贾家都难以收拾的大祸。薛姨妈已经不再期盼他有什么能耐来振兴家业,只求不惹事生非便是万幸了。在此形势下,有头脑、明事理的宝钗又怎么不对自家的未来充满忧虑?她无法像一般女孩子那样只注重自己的儿女私情、婚姻大事,而对自家越来越糟糕的经济景况不闻不问。但她只能急在心里,只能适时劝导哥哥出门贩运货物,货物运回后,又督促请辛苦的伙计吃酒,并隔着窗户告诉如何处理货物。她只能以此种方式来协助母亲、哥哥处理家族的各种事务。宝钗固守着女儿的本分,扮演幕后军师的角色,不自己跳出来取代薛蟠,做一个拯救者。实际上,她就是要这样做,也不会创造什么商业奇迹。家庭和社会并没有给予她充分展示自己能耐的空间,她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灾变做一些如何应变的准备。 五是宝钗以平淡简朴的个人生活作风,为薛贾两家的兴盛略尽绵薄之力。富贵之家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养成奢侈享受之风,不能随着家庭景况的改变而去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消费水准。古人云:“奢而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夸富、攀比,本来就是富贵之家的一个恶习。纵然没有国家政治的变故,仅仅经济的内部消耗就足以使一个家族走向衰落。李商隐也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诗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比如正当花样年华的女孩子大多喜欢打扮,贾府小姐们二两银子的月钱大多拿出去买胭脂,衣着也十分华美。对比之下,宝钗表现得就比较“怪”,她自家富裕,却总是穿半新不旧的家常衣服,色彩也不艳丽,也不喜欢戴花扑粉。她的房间陈设也是简单之至,“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如果说这是宝钗刻意以简朴去获取长辈的赞叹,就未免太委屈了她。首先,这种做法未见得真的能够得到长者的欢心。贾母看了就认为:“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像,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喜爱热闹、讲究排场的贾母并不欣赏这种朴素作风。其次,做一两天的伪装是容易的,长期如此就不是女孩子所能忍受得了的。而她的这种生活方式却是贯穿始终的。她不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而是有她自己的理由。她崇尚俭朴,因为俭朴中包含着对未来的担忧。世事变化无常,荣华富贵不会天长地久,早一点习惯简单的生活,也就增加了应对未来灾变的准备,即秦可卿所谓“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只是那时“金钗”就要变成“荆钗”了。贾府总在说“俭省”,但是人们都好奢华,真正身体力行做到俭省的惟有宝钗而已。 这种说法并非笔者的主观臆测。第57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中,宝钗发现邢岫烟戴了探春给的碧玉,就不失时机地向邢岫烟传达俭朴生活作风的好处:“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的,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将来你到了我们家,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不比他们才是。”她无意向贾家小姐们推行她的处世原则,之所以只对邢岫烟说,是将邢岫烟作为自己家一员来看的,希望薛家的人都能养成节俭的习惯,从而避免因为奢靡而陷入经济的困境。人只要能够勤俭,再苦的日子也能过,也就不怕未来任何的不测。 六是宝钗少诗书而多女红,不仅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认同,也是从现实出发,积极为应付灾变做准备。按理说,像她这样的大家小姐不必像寻常家的女儿那样靠十个指头吃饭,但她十分留心女工,勤于缝制。在夜长的冬季,“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大观园的小姐们都很擅长做针线活,探春曾给宝玉做了精致的鞋子,黛玉也在身体好时给宝玉做过香囊,湘云每次住在贾府都带着活计,在自家时更是要辛苦做到三更天。但是,黛玉和探春都是兴之所至,偶尔为之;湘云是因叔婶刻意压缩家庭开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宝钗是在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下,自觉自愿地做针线。她的家庭当然不需要她以此增加收入或者节约开支,这实在是她自我要求的一项生存技巧的训练。在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中,当家庭中男性成员的谋生方式受到阻碍时,闺中消闲似的女工就显示出维持生计方面的重要经济意义,故而小说中一再提到“纺绩”,还有村姑二丫头的一架纺车。我们可以设想,一旦贾府抄没、败落,作为贵公子的宝玉无以依附,不得不到佛寺讨碗饭吃,而宝钗可以凭借自己的谋生能力,顽强地生活在俗世上,并将遗腹子养大成人。以平民意识的平淡化解贵族意识的焦虑,这比起一僧一道所宣扬的出世途径要实用、温情得多。 世人大多“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结果是“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只有克服历史与文化的惰性,保持一份冷静虚空的精神,居安思危、以静制动,才能做到“春色不随亡国尽,野花只作旧时开”。宝钗毕竟是封建时代的贵族小姐,她心有补天之思,无奈身不逢时,宥于自己的身份、性别,只能在有限的闺阁视阈内,敲敲打打,修修补补,难怪曹雪芹要“使闺阁昭传”,使之彰显天下。然而,宝钗的危机意识不足以抵消薛蟠胡作非为的恶劣影响,宝钗的俭省原则,不足以挽回贾府奢侈豪华的颓败作风。宝钗所进行的种种努力,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男性主宰的家庭走向。她只能培养自己对世事变化的身体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为自己和家庭开辟出一条永恒不变的生路与退路。 原载：《长江文艺》 2007年第11期 原载：《长江文艺》2007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