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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红楼梦》的人，对于《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形象，总是留下生动难忘的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善于运用自然奇警、生动传神的比喻，来刻划人物性格，我觉得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作进一步的探索。 一 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来运用比喻，通过比喻，又进一步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显豁、生动、丰满、浑厚，这是《红楼梦》作者善用比喻为刻划人物性格服务的一个特点。例如他写： 晴雯一一“是块爆炭。”(第五十二回) 袭人一一 “是没嘴的葫芦。”(第七十八回) 李纨一一“竟如槁木死灰一般。” (第四回) 迎春一一“浑名叫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第六十五回) 探春——“浑名是玫瑰花。……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有刺戳手。” (第六十五回) 这些比喻，就人物和用来比喻的事物来说，虽有本质的不同，但作者利用它们与人物性格某一点的相似，使人物性格被刻划得非常适性随趣，精当贴切。 根据人物性格特征来运用比喻，首先表现在他使比喻切合人物的性情。 “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要告诉了他，他是忍不住的。”(第五十二回)这是平儿为了掩饰坠儿偷虾须镯的丑事而对麝月说的。作者通过这个比喻，不仅说明了平儿之所以不让麝月把这丑事告诉晴雯的理由，而且由此进一步刻划了晴雯一贯的性情。——她是那样地纯朴、耿直、刚烈、嫉恶如仇，碰到一点点火星，就恨不得顷刻要把那些丑恶的东西焚烧殆尽。正如清道光年间姚燮的眉批所指出的：“目晴雯为爆炭，品评确极。炭若一爆，归于无何有之乡矣。”[1]这个比喻之所以“确极”，就在于它抓住了爆炭的火爆恰跟晴雯性情的刚烈相似。清代王希廉的批语还指出：“连平儿详知其性情，晴雯之为人可知矣．那不后来为众人所挤撵出去。”王希廉把晴雯被撵。归咎于晴雯个人的性情，这当然是出于批评者的阶级偏见。但从这个比喻中，既能使人“详知其性情”和平生的“为人”，又能预示着其未来的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这倒是确实反映了这个比喻所具有的描摹人物性情准确、意境蕴籍隽永的特点。它绝不是作者所能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对于他所要比喻的人物“详知其性情”的反映。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恐怕没有不对晴雯那爆炭般嫉恶如仇的刚烈性格，留下深刻印象的。 根据人物性格特征来运用比喻，还表现在他使比喻契合人物的神髓。 “袭人本来从小儿不言不语，我只说他是没嘴的葫芦。”(第七十八回)这是贾母在王夫人面前对袭人的性格所作的介绍。这“没嘴的葫芦”，不仅形象地反映了袭人“不言不语”的性格特征，而且它使人们不能不引起一连串的联想。脂砚斋在甲戌本第一回“皆呼作葫芦庙”旁，曾将“葫芦”二字，批作“糊涂也”。甲戌本第四回的脂批还指出：“起用‘葫芦’字样，收用‘葫芦’字样，盖云一部书皆系葫芦提之意也。”至于一部书是否“皆系葫芦提之意”，这里姑且不论，但它说明葫芦确寓有葫芦提一一糊涂之意。袭人是那样诚心竭力地效忠于主子，岂不正像个葫芦……糊涂人那样，听任主子的摆布吗?俗话还说：“谁知他那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人们别看袭人“不言不语”，可是她对于主子的使唤却是极为有心机的，她不仅俯首贴耳地为主子效劳，而且充当主子的耳目向王夫人进谗言，陷害具有反抗性格的丫鬟睛雯。联系作者对袭人性格整个描写来看，完全有理由说，作者之所以用“没嘴的葫芦”来比喻袭人，正因为它非常契合袭人这个奴才性格的神髓；它既说明了袭人“不言不语”的表象，又由表及里地映照出了她那奴才性格的本质。 根据人物性格特征来运用比喻，还表现在他使比喻能揭示出人物性格的社会本质。 “这李纨虽青春丧偶，且居处于膏梁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闻无见；惟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第四回)这“竟如槁木死灰”一句比喻，把小寡妇李纨受封建礼教毒害之深，“青春丧偶”所给予的精神打击之重，使她不仅被扼杀了青春的活力，而且竟这般处于麻木、僵化的状态，叫人感到实在可悲可怜，可恨可叹!…一可悲的是青春守寡，便终生再也不能享受夫妻生活的幸福；可怜的是好端端的一个年轻妇女，竟被那个社会折磨成“槁木死灰一般”，尽管她身“处于膏梁锦绣之中”，但物质生活的率腴，却丝毫不能减少她精神上的痛苦；可恨的是封建礼教如此坑人、吃人；可叹的是她竟安于“命运”的摆布，“惟知侍亲养子”。作者对李纨的这个比喻，该是反映了多么深刻的社会本质问题啊!它在读者的心灵深处，又该是激起了多么波澜壮阔的感情的浪花啊!不仅如此，作者这样描写李纨，还有跟其他人物对比、衬托的作用。正如甲戌本于此处的脂批所指出的：“一段叙出李纨，不犯凤姐。”姚燮的眉批说得更明确：“李纨亦必如此叙其妇德者，正以反衬凤姐也。” 根据人物性格特征来运用比喻，还表现在他使比喻与人物在作品中的整个表现互相呼应。 “二姑娘浑名叫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第六十五回)这是兴儿向尤二姐介绍贾迎春时说的。他用“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的比喻，并不是说明迎春呆头呆脑或沉默寡言的外部特征，而是把她那内在的性格特征一一懦弱可欺，忍辱退让，描绘得令人刻骨铭心。其所以能收到这般艺术效果，我觉得就在于这个比喻跟迎春在作品中的整个表现是互相呼应的。当后来我们读到抄检大观园的时候，看到晴雯、探春等皆有极为不满、激烈反抗的表示，而迎春却只顾睡大觉；从她的丫鬟司棋那儿抄到一封情书，王夫人决定要撵逐司棋，“司棋亦曾求了迎春，实指望迎春能死保赦下的，”结果迎春却一句好话也不肯替她说，使司棋只能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这两日，如今怎么连一句话也没有?”(第七十七回)看到迎春如此听任封建家长撵逐她的丫鬟而不吭一声，这就必然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外兴儿说的“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的迎春性格的印象。因此，这种前呼后应的比喻，既是人物性格形象化的生动丧现，又是人物性格特征的哲理性的深刻概括。可是程乙本却把后面这句画龙点睛的比喻删掉了，而光秃秃地仅剩下“二姑娘混名叫‘二木头’”。这显然就使迎春的性格特征，不可能象曹雪芹原来所比喻那样，给我们留下那么鲜明、强烈而深刻的印象了。 根据人物性格特征来运用比喻，还表现在他使比喻能充分显示出人物性格的复杂 性。 “‘三姑娘的浑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问何意。兴儿笑道：‘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有刺戳手。’”(第六十五回)这里如果兴儿仅仅说三姑娘探春的“浑名是玫瑰花”，人们同样很难明白它的含意。大概正因为原作有人“笑问何意”，程乙本也就不好把后面兴儿说的比喻删掉。经过兴儿这么一比喻，它使我们不能不想起探春那一生“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第五回)的可钦可叹的境遇。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第五十五回)她有封建社会革新家的壮志和才情，有坚持原则的斗争精神。她不仅敢于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个个都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的尖锐矛盾，而且为了捍卫封建家世的利益，她甚至连自己生身母亲赵姨娘也不惜加以刺伤。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她代替凤姐主持家政，也只准照例给二十两银子的丧葬费。赵姨娘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着，指责探春“都蹰下我的头去”了，而探春却寸步不让，说：“我是按着旧规矩办”。 (第五十五回)赵姨娘再讨情分，她越发连自己的生母和舅舅都一概不认了。作者用玫瑰花既是“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而又“有刺戳手”的比喻，把探春那令人既可钦又可畏的复杂性格，刻划得既清雅工丽，而又激越雄健，真叫人过目难忘啊。 上述这些比喻，不是停留在说明人物形象的外部表象上，而是能深入人物的性情、神髓和社会本质，反映出其内在的性格特征。他不是孤立地使用比喻，而是把比喻和整个人物性格的描写前后呼应，彼此映照，互相印证，从而使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读者脑海中如滚滚的波涛那样，勾连环套，前推后涌，勾起读者的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从而前后贯通，逐步地反复地加深印象，产生令人由不得不流连忘返而陶醉于其中的巨大艺术效果。 二 根据人物的心理特征来运用比喻，通过比喻，又进一步深入到人物的心底，使人物的内心感情和思想性格，表现得更加生动传神，形象感人。这是《红楼梦》作者善用比喻为刻划人物性格服务的又一特点。 “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的一物，却不住的乱晃。” (第六回)在这里，比喻虽然不是直接用来说明刘姥姥的性格特征，但是由于它是根据刘姥姥的心理特征来运用比喻的，因比，这种比喻本身却更加巧妙地起到了描绘人物的性格的作用。正如甲戌本于此处的脂批所指出的，这是“从刘姥姥心中意中幻拟出奇怪文字”。“从刘姥姥心中目中设譬拟想，真是镜花水月。” 人们看了那“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和“又坠着一个秤砣般的一物”的比喻，谁能不发笑呢?就在这情不自禁的笑声中，它使我们仿佛亲眼看到了那惯于家常跟箩柜、筛子、秤砣打交道，而根本不知挂钟为何物的一个乡下老妇人的形象，它使我们不能不赞叹这个乡下老妇人心地的质朴，眼界的狭窄。它在客观上又极为真实而自然地反映了封建贵族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因而刘姥姥的这种心理又不只是属于她个人的，而是那个贫富悬殊的封建没落社会的必然产物，它具有极为深广的社会典型意义。它使读者不能不佩服，甚至如脂砚斋那样，惊呼为“镜花水月”般的“奇怪文字”。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说穿了，作者就是善于从人物的心理特征出发，从社会生活的真实出发，用家常生潘中习见的事物作比喻，从而使这种比喻具有人物独特的心理特征和真实的生活气息，能够给读者以精神的愉悦，亲切的感染和明睿的认识、教育作用。 人物的心理特征，是由人物的阶级地位和性格特征决定的。因此，从人物的心理特征出发来运用比喻，往往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映出人物性格的本质，使人物形象充分地显示出其深广的典型意义。如薛蟠是个仗势称霸，随便打死人的纨袴公子，但是最足以表现他这个纨袴公子性格的，并不是打死人这件事情本身，而是要抓住他这个纨袴公子所特有的心理——-“人命官司，他竟视为儿戏，自为花上几个臭钱，无有不了的。”(第四回)以“儿戏”来比喻“人命官司”，它把薛蟠这个纨袴公子逞凶施虐，横行无忌、轻薄无知、蛮不讲理的性格特征，刻划得如此从容自如而又跃然纸上，轻描淡写却又震撼人心，使人读之如耳闻目睹其人。 令人啧啧称叹的是，曹雪芹的这个比喻，不仅深入人物的肺腑，同时，它还触及到了那整个社会的病根……封建统治阶级由于他们在经济上有钱，在政治上有权，便可以养成薛蟠这样的纨袴公子，肆无忌惮地草菅人命，把人命官司视为儿戏。这在客观上岂不是提出了既要在政治上反迫害，又必须在经济上反剥削这样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么?事实明显地告诉人们，仅仅反对薜蟠这样的纨袴公子个人，是无济于事的，根本的问题是那个“花几个臭钱”，人命官司即“无有不了”的社会现实。薛蟠之所以视人命官司为儿戏，正是他那个封建末世的黑暗时代和封建贵族阶级腐朽没落的反动本质的必然反映。 从曹雪芹的这个比喻，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性格鲜明的薛蟠的这个人物，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洞察造成他这个人物的那整个腐败黑暗的历史时代和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它从人物的心理特征，把人物的性格特征、阶级特征和时代特征，都贯穿起来了，从而使薛蟠这个人物所具有的社会的历史的典型意义，得到了极为深广的开掘。它如一颗璀璨的珍珠，其晶莹透明，仿佛足以把大干世界都映照在其中那样，给人以层见叠出，尽收眼底，瑰丽沉厚，美妙无穷的艺术感受。 在《红楼梦》中，整个薛蟠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都是从他视人命官司为儿戏这个心理特征生发开来的，或者说都是跟他这个心理特征相呼应的。如写他“急的眼睛铃铛一般”， (第二十八回)“急的眼似铜铃一般”， (第三十四回)用“铃铛”、“铜铃”来比喻他急的神情，就活现了他那一副流氓无赖气急败坏的形象。写他被柳湘莲打得“遍身内外滚的似个泥猪一般”， (第四十七回)就活画出了他这个纨袴公子受惩罚后的丑态，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他母亲说：“人人都知道是你说的，还赖呢。”而他的回答却是“人人说我杀了人，也就信了吧!”(第三十四回)他为了要他老婆的丫鬟宝蟾作妾，便跪在他老婆夏金桂面前说： “好姐姐，你若把宝蟾赏了我，你要怎样就怎样。你要人脑子，也弄给你。”(第八十回)他口口声声就是“人人说我杀了人”，“你若要人脑子，也弄给你”，这些岂不是处处都跟他那视人命如儿戏的心理特征相呼应，事事都暴露出他那流氓歹徒惯耍无赖、纨袴公子仗势逞凶的典型性格么?作者抓住人物的心理特征，以这一系列鲜明的比喻，经过如此层层点染，使薛蟠这个为作者着墨不多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了多么生动而又深刻的印象啊。 从人物的心理特征出发，往往可以使比喻带上强烈的感情色彩，通过比喻，让人物把自己灵魂深处的爱憎感情，袒露在读者的面前。如贾宝玉刚出场不久，贾母就把他那颈脖子上挂的“通灵宝玉”，比喻为“命根子”，而贾宝玉却把它比喻为“劳什子”， (第三回)并且要把它摔在地上，砸它个稀巴烂!这里无论是称“命根子”或“劳什子”，显然都是根据他俩各自的心理和爱憎感情而设想出来的比喻。人们仅从这两个不同的比喻，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爱憎感情是多么的不同。而从他们这种不同的爱憎感情之中，人们便很自然地感到，尽管贾母把贾宝玉当作“命根子”百般溺爱，而他俩的思想性格却是根本对立的。一一-贾宝玉不信邪，不管那块玉通灵不通灵，只要妨碍他追求个性自由、平等的生活理想，妨碍他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他就要把它砸掉；而贾母则迷信那块玉能保佑她那个封建贵族统治阶级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流芳百世。两个心理、两种感情所幻拟出来的两句不同的比喻，不仅反映出了两个具有对立思想性格的典型形象，而且它为此后《红楼梦》全书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性格冲突的发展，都起到了前呼后应，一呼百应，鬼斧神工，曲尽其妙的巨大作用。 诚如歌德所指出的“眼睛也许可以称作最清澈的感官，通过它能最容易地传达事物。但是内在的感官比它还更清澈，通过语言的途径，事物最完善最迅速地被传达给内在的感官；因为语言是真能开花结果的，而眼睛所看见的东西，是外在的，对我们并不发生那么深刻的影响。莎士比亚是完全诉诸我们内在的感官的，通过内在的感官幻想力的形象世界也就活跃起来，因此就产生了整片的印象，关于这种效果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这也正是使我们误认为一切事情好像都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那种错觉的由来。”[2] 上述所谓“打箩柜筛面”，视“人命官司”为“儿戏”，“命根子”与“劳什子”等等比喻，显然都不是靠人的眼睛这个感官所能看得出来的，而是通过人物心理内在的感官幻拟出来的。因此，它也最能引起读者丰富的想象力，使读者由一个比喻，“就产生了整片的印象”。它仿佛是一粒原子核，论体积小到连人的肉眼都无法看到，然而它凭着它那内在的燃烧力，却能够放射出巨大的能量。 三 根据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来运用比喻，通过比喻，使环境和人物的典型性得到高度的统一和极大的提高，这是《红楼梦》作者善用比喻为刻划人物性格服务的又一特点。 “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凤丫头成日家说嘴，霸王似的一个人，昨儿吓的可怜。要不是我，你要伤了他的命，这会子怎么样?!”(第四十四回)这是贾母教训贾琏时说的一番话。因贾琏跟鲍二家的搞腐化，被凤姐大吵大闹一顿，他不但不认错，反而拔出剑来要杀凤姐，幸亏被贾母制止了。这里贾母把凤姐比喻成“霸王似的一个人”，不仅把她一贯心狠手毒、骄横跋扈、作威作福的性格本质，比喻得更加形象化，也更加概括化了，而且特意在这里与她“昨儿吓的可怜”形成强烈的对比，反映了凤姐尽管无比精明强悍，“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第六回) “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第二回)但在那个社会的封建夫权制度下，她也不能不被“吓的可怜”。一一这并不是由于贾琏本人有什么能耐，更不是由于凤姐个人胆小理亏，而是在那个典型环境之中，只能有这样的典型性格。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即使像凤姐这样有权有势，十分刚强、精明，极为暴戾恣肆的人，她也不能不受她所处的社会典型环境的制约。尽管在平时凤姐的权力似乎比贾琏还要大，(如贾芸要想在贾府谋个差事，跟贾琏说了很久不管用，跟凤姐一说就成了。)尽管贾琏本人是个颟顸无能，腐化堕落的花花公子，但是，在必要的时候，贾琏却可以使出封建夫权的淫威，拔出剑来要杀凤姐，按照曹雪芹的艺术构思，最后贾琏还把凤姐休弃了。[3]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使他们中的男子“一代不如一代”，只有依靠牝鸡司晨——像凤姐这样“霸王似的”妇女来当家，但她却又要遭到封建夫权的无理挟制和残暴打击。这样一个腐朽没落的社会，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统治阶级，它又怎么能不遭到“运终数尽，不可挽回”(第五回)的命运呢?这里面作者把环境和人物的典型性，该是给我们开拓了多么广阔而丰富的艺术想象的余地啊。 在凤姐与贾府其他成员、凤姐与奴婢之间，作者通过比喻，也同样地揭示了其性格的阶级本质和复杂性，并且深刻地反映出其在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必然性。如作者写凤姐说： “一家子大约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虽然看破些，无奈一时也难宽放；二则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入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第五十五回)这里作者用“骑上老虎了”这个比喻，把凤姐所处的岌岌可危的典型环境和矛盾复杂的典型性格，刻划得该是多么形象而深刻啊!正如戚本在这一回的回末总批所指出的： “以凤姐之聪明，以凤姐之才力，以凤姐之权术，以凤姐之贵宠，以凤姐之日夜焦劳，百般弥缝，犹不免骑虎难下，为移祸东吴之计，不亦难乎。”难就难在整个阶级剥削、压榨，无法维持封建贵族穷奢极欲地挥霍、浪费。一一“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封建贵族阶级的腐朽衰落，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他们中有像凤姐、探春这样极其聪明能干的人当家，也于事无补。凤姐这个人物一方面固然非常凶狠毒辣，横行霸道，看上去像个“霸王似的”，而另一方面骨子里她却虚弱得很。连她自己都深深感到象“骑上老虎了”那样担惊受怕。这把风姐性格的阶级水质，写得该是多么真实、复杂而又深入骨髓啊! 在那个时候，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在本质上是很腐朽、虚弱的，然而他们毕竟在事实上还占据着统治的地位，还有着如真老虎那样吃人的一面。他们不仅“吃”被压迫的奴婢，而且连他们本阶级中有叛逆倾向的人，也决不放过。曹雪芹通过比喻，充分写出了这种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的尖锐性。 请看作者对于描写具有封建叛逆倾向的贵族公子贾宝玉，所用的比喻： 有一次，贾政派人叫宝玉去，“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登时扫去兴头，脸上转了颜色，便拉着贾母扭的好似扭股儿糖，杀死不敢去”。 (第二十三回) 贾母说他：“见了他老子，倒像个避猫鼠儿!”(第二十五回) 贾政一走，他便“如同开了锁的猴子一般”。(第二十二回) 只要有人一提到“你仔细明儿老爷问你的话”，他“便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儿一般，登时四肢五内，一齐皆不自在起来”。(第七十三回) 这里，作者用“焦雷”来比喻贾政的暴虐，用猫吃老鼠来比喻贾政的凶狠，用“锁”和“紧箍咒儿”来比喻贾政对贾宝玉的管教和压迫，用“扭的好似扭股儿糖”、“避猫鼠”、“开了锁的猴子”、“孙大圣”，来比喻贾宝玉对贾政这个封建家长既惧怕而又顽强不屈的叛逆性格，不仅形象非常鲜明生动，醒人眼目，而且含意十分颖异不凡，动人心弦。 “扭的好似扭股儿糖，杀死不敢去”，“避猫鼠儿”，这不仅反映了贾宝玉非常怕老子的个性特征，寄寓了作者对贾宝玉的同情和对贾政的憎恶，更重要的，它还揭示了贾政与贾宝玉这对父子关系的实质，乃是吃与被吃、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作者用的猫鼠关系这个比喻，它仿佛拨开了笼罩在封建贵族家庭关系上的重重迷雾，使我们更加看清了作为封建卫道者贾政的凶恶面目，更加同情贾宝玉的可怜处境，同时也更加认识到贾宝玉的叛逆倾向跟封建卫道者具有你死我活的某种对抗性质。这一切难道是我们胶柱鼓瑟地主观臆测之词么?不。这是由于曹雪芹使用的这个比喻，并非信手拈来，而是严格地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出发的。谓予不信，请看《红楼梦》第三十三回，贾政不是曾经“喝命”将贾宝玉“堵起嘴来，着实打死”么?不是发狠心要“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么?贾政如此对待贾宝玉，岂不是跟猫对待老鼠那样，恨不得要一口把他吃掉么? 贾政对于贾宝玉的压迫，不仅表现在肉体的摧残上，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锁”与“猴子”、“紧箍咒”与“孙大圣”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压迫在实质上是代表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对于一个叛逆者的阶级压迫。贾政动手打宝玉，这在全书中仅有一次。他对宝玉的压迫，更多的是表现为强迫他读书应举，走仕途经济的封建道路，也就是作者用形象化的比喻所说的，他是妄图把贾宝玉的叛逆性格“锁”住，用“紧箍咒”来把这个敢于大闹天宫的“孙大圣”捆住。这“锁”和“紧箍咒”的比喻，不正是对封建主义的礼教制度和思想体系扼杀个性自由的极为恰当的写照、极为深刻的咒么?作者不用孙行者、孙悟空、孙猴子来比喻贾宝玉，而特意用“孙大圣”来作比喻，这既反映了作者对贾宝玉叛逆精神的一片景仰、颂扬之情，又深刻地揭示出了贾宝玉性格的本质属性。 很显然，如何运用比喻，这不只是个艺术技巧问题，更重要的它还取决于作者对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有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爱憎感情。《红楼梦》续作者，他有本领把曹雪芹的《红楼梦》续成那个样子，其艺术技巧不可谓不高。可是由于他对贾宝玉的性格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在对类似的比喻运用上就不免相形见绌。如第八十八回，续作者写贾母对贾宝玉说：“你也够受了，不记得你老子在家时，一叫做诗词，吓的像个小鬼儿似的，这会子又说嘴了。”用“吓的像个小鬼儿似的”来比喻贾宝玉，这无论对于说明贾宝玉的性格，或者对于认识他和贾政之间的关系，既毫无意义，又不能增加一点语言的形象性。“小鬼儿”究竟是个啥样子?有谁见过?它只不过是世俗家常骂人的恶谥，仿佛把一盆污水泼到了贾宝玉的身上，只能起到对这个光辉的艺术形象进行丑化和贬低的作用。这种蹩脚的比喻，显然是出于续作者的凭空想象，而不是根据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从典型环境出发来运用比喻，不仅可以提高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而且能够扩大对整个作品所描写的典型环境的认识。如水月庵的小尼姑智能，当秦钟向她求爱时，她说：“你想怎样，除非等我出了这牢坑，离了这些人，才依你”。 (第十五回)尼姑庵一向被认为是个行善的大慈大悲之所在，然而智能儿这个小尼姑却把它比作“牢坑”。这叫人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必欲寻个究竟。原来就是这个水月庵的净虚老尼，窜通风姐，一手造成了张金哥和她未婚夫的双双殉情自杀。以慈善相标榜的尼姑庵，实际上却是这么个作恶多端的黑窝。除了智能把水月庵比喻为“牢坑”之外，唱戏的龄官，也把贾府比作“牢坑”，(第三十六回)鸳鸯则把要她给贾赦当小老婆，比作是她进“火 坑”。(第四十六回)这些比喻，说明封建末世的阶级压迫和被压迫者的痛苦，已经达 到了叫人多么难以忍受的地步，谁能不渴望着早日跳出牢坑呢? 所有这些从典型环境出发的比喻，都说明了贾宝玉、智能、鸳鸯等所从事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个争取个人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他们所进行的实质上是争取人身自由、个性自由，反对吃人、坑人，反对封建压迫的伟大斗争。贾政、凤姐也绝非仅仅由于他们个人品质凶恶、残暴，而是整个封建末世的历史时代和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使他们不能不作垂死的挣扎。也就是说，作者通过这些从典型环境出发的比喻，便使他笔下的人物达到了典型的高度：“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汲取来的。[4] 尽管《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当时不可能具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然而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的客观存在，由于他对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观察和体验，所以他运用比喻来描写当时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时，却能在客观上深刻地揭示出当时整个典型环境中的阶级斗争形势——，封建社会面临着必然没落，鲜明地反映出人物性格的阶级本质——“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5]因此，这种种比喻，既自然奇警，又生动传神，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灵魂为之震动，思想境界大大开阔。 自然“卓绝的大师所写的一切并非都是卓绝的。”[6]《红楼梦》中也有极少量的比喻是用得不恰当的。如林黛玉把刘姥姥比喻为“母蝗虫”(第四十二回)，晴雯把芳官会唱两出戏的得意之态，比喻为“倒像杀了贼王，擒了反叛来的”。 (第五十八回)这些显然都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偏见。 注： [1]见万有文库版《石头记》。本文所引姚燮、王希廉的批语，皆据该书，不另注明。 [2]歌德：《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扬业治译，《古典文艺论理译丛》第三册第26—27页。 [3]《红楼梦》第五回写王熙风的判词中有“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甲戌本脂批指 出：“一从二令三人木”是“拆字法”。因此这“人木”是“休”字的拆字，暗示风姐最后被贾琏休弃，哭回金陵老家。 [4][5]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第37一38页。 [6]歌德：《莎士比亚以及没有他的止境》，转引自费定：《作家的技巧》，见《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会议报告及发言集》。(责任编辑王献永) 原载：《江淮论坛》1982年5期 原载：《江淮论坛》1982年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