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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新京报》文化版刊发了一篇对老红学家周思源教授的访谈文章，周教授在访谈中对拙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的基本结论和论证方法作了全盘否定，继续坚持曹雪芹是《红楼梦》前80回的原作者、后40回是他人续写的主流红学观点。 学术研究必须坚持一条基本的原则，或者说底线，就是“实事求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了清儒正统派（“朴学”）之学风特色，第一条就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义。 我认为，再细一点说，“实事求是”就是严格要求做每一条判断、每一次推理和每一个结论时，必须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做支撑；所谓证据，就是明明白白的实物、切实可信的文献和合情合理、准确而且确无有力反证的理论与数值推算。 如果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标准去衡量周教授对拙文的反驳，考察主流红学的论证与观点，就会发现：周教授是以大量的主观猜测和错误的论断为反驳论据；主流红学的基本观点完全建立在以错误的主观判断为前提、强行循环论证的基础之上。 曹頫就是脂砚斋 周教授在访谈中称，曹雪芹生前最亲密的朋友敦敏、敦诚两兄弟说过曹雪芹是小说作者。那么，我要请周教授出示这一条大多数专家学者前所未见的史料证据。在目前公开的敦敏、敦诚的诗文中，根本没有任何一句话明确或含蓄地指出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如果周教授不是在伪造证据，那就是作出了一个红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大发现。 周教授又提出以“脂批”来做证据。可是他忘了：用于论证的“脂批”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所谓“脂批”，主要是指存在于小说早期抄本上署名“脂砚斋”和“畸笏叟”的批语。 畸笏叟明确将小说作者指为曹雪芹，又称脂砚斋已死，还称小说迷失了不少回目；可是脂砚斋从未将曹雪芹与作者混为一谈，不但如此，脂砚斋在“甲午八月”写下的临终绝笔中明明白白地承认自己才是小说作者：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 这段话难道不是在说小说最后是由脂砚斋哭着完成定稿的吗？要知道，此时曹雪芹已经死去11年；并且从年代上来看，这条批语比畸笏叟任何一条批语的年代都要晚。 如果脂砚斋的批语可信，那么畸笏叟就是在撒谎；如果后者为真，那么前者就是在胡扯。请问周教授以及主流红学家们，你们如何在这相互矛盾的证据中取舍呢？你们又凭什么取此舍彼或二者兼用呢？我要强调的是：“脂批”在未经彻底辨伪存真之前，根本不可以作为考证的证据和推论的前提。 从文本和史料两方面来看，周教授和主流红学家们的观点全都站不住脚。周教授称“小说不是自传”，可是小说第一回白纸黑字地写道：“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小说又告诉我们，这位作者就是青埂峰下那块“幻形入世”、曾经作为美玉挂在贾宝玉脖子上的石头。确切地说，小说真正的作者就是贾宝玉的文学原型。 将作品与史料相对比，我们可以确认小说中的元春和探春分别是以江宁织造曹寅的长女曹佳和次女（二女皆为王妃）为原型，这是谁都无法以实证推翻的事实。因此贾宝玉的文学原型就是曹佳的弟弟。这是一个非常自然、非常合理的推论。然而曹雪芹却是曹佳的侄儿！ 周教授一定明确认识到了这种矛盾的情况，可是他和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一样，不肯怀疑自己预设的、得不到严谨证实的结论，即曹雪芹是小说作者，反而提出了一个完全不自然、完全违背小说文本的论点：《红楼梦》不是自传体小说！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自传，这部自传体小说的作者不是曹雪芹！由于曹佳惟一长大成人的弟弟是曹頫，因此曹頫才是小说的真正作者，因此曹頫就是脂砚斋！ 《红楼梦》近似实录 周教授又称小说“不是实录”，小说当然不是实录，可是从“石头”的自述来看，《红楼梦》的人物情节与作者现实生活有着非常密切、近似实录的关系：“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脂砚斋的批语更是言之凿凿：“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请问周教授和主流红学家们，曹雪芹哪里有资格和机会来体验“石兄”的生活，并撰写“石兄”近似实录的自传体小说呢？小说文本明明白白地将曹雪芹描写成一位高级编辑和传书人，你们究竟凭什么客观、可靠的证据不相信小说作者的白纸黑字，不承认贾宝玉的原型人物是小说作者呢？以我所见的资料来看，主流红学界没有任何一条切实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曹雪芹是作者，因此即使再多人坚持主流观点亦于事无补。 主流红学缺乏实证精神 周教授一方面强调不可靠的主流观点，另一方面又不能以严谨、具体的论证来反驳拙文的观点。拙文明明以大量扎实以及可反复对比验证的历法数据、信史文献、数值计算和严密推理揭示了120回小说情节所隐藏的真实年代序列，进而全面解决了200多年来众说纷纭的红学谜团，周教授却在谈什么“还原时间序列没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又自相矛盾地声称“想寻找一个和推算出的年代相对应的（历史事件）是很容易的”。 周教授以主观猜测认定“元春存年不可能是31岁”，却无视“生于甲申，死于乙卯”这白纸黑字的描写，不去对照《六十甲子表》数一数这简单的存年数。他认为后40回作者“没有弄清楚”元春的年龄问题，却又称这个作者是“碰巧”弄对了元春及其原型人物曹佳真实的生年。类似的“碰巧”还多着呢：后40回作者“碰巧”知道前80回隐藏的真实时间序列，“碰巧”知道元春生于正月初二而非大年初一，“碰巧”知道探春生于清明节，“碰巧”知道贾宝玉（曹頫）生于1706年6月8日、贾桂（曹雪芹）生于1725年6月6日。 面对拙文大量的实证，周教授为什么不能认为后40回作者“碰巧”就是前80回作者本人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周教授在小说主旨、情节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以及前后文笔差别等一系列问题上以自己的主观判断为必是，却又不能以实证推翻现实大量存在的与其臆度截然相反的论断。 要而言之，百年红学研究在小说作者究竟为谁、前80回与后40回究竟是何关系、曹雪芹的身份和生卒年以及曹頫的生卒年等一系列问题上歧见百出，俱无定论。其根本要害在于———借用周教授反驳拙文的话来说———周教授和主流红学家们在主观强行认定曹雪芹是小说前80回作者之后，便死死地咬住这个结论，利用各种材料来印证自己预设的结论；如果材料不符合，甚至扭曲、篡改和伪造材料来论证。从研究的方法论到结论，再到对广大读者的影响，主流红学理论大厦的倒塌是不可避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