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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红楼梦》已经成为一门学问，而且“红学”这一名词，也已取得海内外学术界的承认，似乎不须在此多加解说了。 1966年，我在香港曾作一次讲演，讲题是《红学五十年》。我认为自从1917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经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的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我讲“红学五十年”，即在说明白1917年至1966年整整五十年的红学发展，同时也提出了我个人发展红学的计划。今天我的讲题是“红学六十年”，意思着重在续讲近十年红学的发展。不过讲述近十年红学之前，似乎有简单补叙前一段时期的必要。 我们知道蔡胡论战的时期，蔡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胡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都是受国际学术界重视的人物。因此，这次论战特别轰动。论战的结果，胡先生的主张，可以说得到了压倒的胜利。简单说来，蔡先生认为《红楼梦》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书中人物，多影射汉族仕清名士。胡先生则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他指斥蔡氏考定刘姥姥是汤潜庵一类的诘难，痛快淋漓，使蔡先生无词以对，他又考得曹雪芹的家世，发现脂评《红楼梦》抄本，故断定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后四十回是高鹗所伪造。胡先生认为这是历史考证方法的成功，因此博得一般学者的信从。鲁氏的《小说史略》，以及日本欧美甚至整个世界谈《红楼梦》的人士，全都采用了胡先生的学说。1957年，我参加在西德举行的汉学会议，当我发表对《红楼梦》作者的意见时，一位外国教授即起立发言，认为胡先生的说法已成定论，不容再加批评。可见这几十年来，说得上是定于一尊的“胡适时代”。但在1961年，我对胡先生学说提出怀疑，可能是胡先生学说受到摇撼的开始。过去蔡元培容庚虽然提出异议，但经胡先生反驳后，便声气消沉。而我提出的问题，胡先生却始终未能答复。在那年的5月 22日，台大中文系学会邀我作一次红学演讲，我提出了我的具体意见。简单说来，胡先生重要的主张有三点： 一、《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 二、《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伪造； 三、《红楼梦》是作者隐去真事的自叙传，书中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在举世风从胡先生说法的时期，我对于胡先生的说法却不敢轻信。第一，我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的说法，与《红楼梦》内容不合。试看《红楼梦》全书，一方面对贾府的描写，着章铺排成帝王的气派，如秦可卿的出丧(第十三回)，史太君的做寿(第七十一回)，这在曹家如何附会得上！另一方面，《红楼梦》的作者对于贾府的恶意仇视，时时流霹于字里行间，焦大、柳湘莲的当面嘲骂，尤三姐托梦时的从旁控诉(庚辰、戚本第六十九回)，每每都表现作者对贾府的痛恨。如果作者是曹雪芹，他为什么要诋毁他列祖列宗如此不堪呢？可见自叙传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胡先生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伪造，他的考证说：“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照胡先生的说法，世间奇巧的事便是作伪的铁证，这是根本不合逻辑的推论。我曾经举出曾国藩莫友芝翻刻胡克家本通鉴一桩事实。当他们开工之后，听说胡刻板片还在鄱阳，就把它买来，只存前二百零七卷，缺了后面八十余卷，天下事可也真巧，他们书局刻的板片，刚刚从最末一卷，倒刻上来，又刚刚刻到缺板为止，恰恰对头，混然相接。世间居然有“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胡先生为什么硬要说“到了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之间，高鹗和程伟元串通起来，把高鹗续作的四十回同曹雪芹的原本八十回合并起来，用活字排成一本，又加上一篇序，说是几年之中搜集起来的原书全稿”呢!(语见胡氏《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所以从证据和逻辑上，我认为对“高鹗伪作”的判案是不能成立的。当年胡先生和许多学术界的朋友对我纷纷指斥，但是我反求诸心，并没有丝毫动摇。我只是心口相语，要解决此一问题，必须在八十回抄本新材料之外，再发现百二十回抄本，才有解决的希望。此一希望，期之十年百年，能否及身见到，真是渺茫得很。不料在十年前，也即是我和胡先生辩论的十年后，新发现的《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稿》，竟得影印面世。根据这一部重要的新材料，胡先生“高鹗伪造”的说法非修正不可。第三，《红楼梦》是什么人作的？一直是一个猜不透的谜。早期留下的抄本，没有一部著名是曹雪芹作的。最初刊印《红楼梦》的高鹗、程小泉，他们在序言中，只说：“《石头记》是此书原名，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中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以高程与雪芹时地之近，只说是“究未知出自何人”，可见此书作者讳莫如深，才会有此现象发生。胡先生发现了庚辰本后写的跋文(《胡适近著》第一集)说： 此本有一处注语最可证明曹雪芹是无疑的《红楼梦》的作者。第五十二回末页写晴雯补裘时：“只听自鸣钟巳敲了四下”。下有双行小注云：“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所以避讳“寅”宇。此注各的孙子。 胡先生举出了曹雪芹作《红楼梦》的铁证。但庚辰本第廿六回，薛蟠对宝玉说看见一张落款“庚黄”的好画时，却把寅字又写又说，又是手犯，又是嘴犯。如果说避讳的写法，作者便是曹雪芹；那不避讳的写法.作者就断不是曹雪芹了。现在流行的坊本《红楼梦》署名曹雪芹、高鹗为作者，这是书店后加的，原始的《红楼梦》是没有作者的署名的。 现在要谈到我个人的观点了。我认为《红楼梦》作者所处的时代，是汉族受制于满清的时代，一班经过亡国惨痛的文人，怀着反清复明的意志，在异族统治之下，禁网重重，文字之狱，叫人悲愤填膺，透不过气来。作者怀抱着无限苦心，无穷热泪，凭空构造一部言情小说，借儿女深情，写成一部用隐语寓亡国隐痛的隐书，保存民族兴亡的史实，传达民族蕴积的沉哀，想冲破查禁焚坑的网罗，告诉失去自由的并世异时的无数同胞，指示他们趋向自救的光明大道。作者处在异族严密监视之下，真事尚要隐去，真姓名自然不敢暴露了，这便是《红楼梦》究不知何人所作的原因。他既不能明说，又不甘心不说；他所说的既怕人知道，又怕人不知道，所以要巧妙地运用隐语来表达隐事。我们发现隐语涵义以后，便发现《红楼梦》的原作者不可能是旗人曹雪芹。我提出前面许多诘难，胡先生都未作答。只是后来胡先生自美回国见面时，胡先生说：“旅居国外，缺乏新材料，暂时不能答复。”这是胡先生学说接受了严格的批判和怀疑的开始。 在这以后，和胡先生同时同调的俞平伯先生仍留在北京，除发表一些零星红学文字外，曾将他早年出版的《红楼梦辨》，修订成《红楼梦研究》一书，于1952年出版。他又在1954年，完成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对于研究脂评的读者，是有其一定的贡献。还有周汝昌，在1953年，出版了《红楼梦新证》一书，搜集有关曹雪芹的资料非常丰富。其他如吴恩裕的《有关曹雪芹八种》、《有关曹雪芹十种》，都是着眼在有关曹氏的文献。林语堂先生，在1958年，发表了《平心论高鹗》一文，除了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外，他分析脂评及文章的内容，得到后四十回是高鹗据曹雪芹的遗稿而补订的结论。此外，196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吴世昌，用英文写成《红楼梦探源(On the Red Chamber Dream》一书，外国学者读《红楼梦》的颇受此书的影响。在此同时，流通的《红楼梦》资料也着实不少。除1911年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外，有1955年影印的乾隆庚辰脂评本；1961年，有胡适之先生影印所藏的甲戌本；1962年，有大陆影印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台北韩镜塘先生影印的乾隆壬子年木活字排印本《红楼梦》。还有启功的注释本，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以至周春《阅红楼梦随笔》、裕瑞《枣窗闲笔》、敦诚的《四松堂集》、敦敏的《懋斋诗钞》、明义的《绿烟琐窗集》、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也都纷纷影印流通，这些全是发源于蔡胡论战冲激的力量，汇成的浩浩长流，确实供给了研究红学的人土不少的资料。 我在“红学五十年”的演讲中，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提出了我的愿望。我呼吁爱好《红楼梦》的人土，无论他对《红楼梦》看法如何，必须设法丰富《红楼梦》本书及有关的资料。要尽量流通所有的资料，要尽力整理所有的资料，要好好利用所有的资料。我建议做几件具体的工作：第一，影印已发现的资料；第二，整理已流通的资料。整理资料，是运用的准备，是研究工作的奠基。跟前应该着手的工作，有①各脂评本和程甲程乙本的校勘；②各脂评本评语的收集和校订；③书中人名物名等等的索引；④各种参考资料的索引和提要；⑤有关《红楼梦》研究问题丛书的结集等项。末了，我提出胡适之先生指示研究《红楼梦》的方法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着者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我觉得，除胡先生所说之外，我们还须熟读深思，领略全书描写的内容和结构技巧；我们还须高瞻远瞩，洞观整个时代和文学传统的历史背景。庶几能体会到《红楼梦》作者的苦心，认清《红楼梦》的真面目。 以上简述“红学五十年”的大概，现在应该叙述最近七八年来红学发展的情况了。当我演讲“红学五十年”的那年，我在香港新亚书院中文系开设了一门“红楼梦研究”的选修课程，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创刊《红楼梦研究专刊》，把研究讲习所得发表出来，求正海内外的通人。六七年来，前后举办了《红楼梦》研究展览三次，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专刊》十辑。在这不长不短的时间里，组员写成专书的，有陈庆浩的《红楼梦脂评的研究》、叶玉树的《吴世昌红楼梦探源译评》、邓美玲的《红楼梦诗词曲与人物之研究》等。还有小组组员合编的《研究资料索引》多种，如《红楼梦俗话初探》、《红楼梦诗辑校》、《红楼梦诗话》、《虹楼梦联语、词、曲、杂文辑校》、《红楼梦谜语辑校》、《略论红楼梦的谜语》、《新编红楼梦脂砚斋评语辑校》；其中由组员陈庆浩主编的《新编脂评辑校》，已由《红楼梦》研究小组和巴黎第七大学东亚教研中心联合出版。还有各脂评本和程乙本的校勘工作，也进行了一部份。在展览期间，方摩教授、周策纵教授曾莅临演讲，对小组的工作，颇承奖许。其他各地专家，如美国的赵冈、李田意、柳无忌诸教授，日本的桥川时雄，神田喜一郎、伊藤漱平诸教授，澳洲的柳存仁、李克曼诸教授，在香港的蒋彝、宋淇诸教授都给予我们非常多的赞助和鼓励。近七八年来，我又利用寒暑假，一度在南朝鲜、美国、列宁格勒，敷度在日本、巴黎、伦敦、意大利，一方面向学者请教，一方面注意新发现的材料。因此对今日全世界红学的发展，有一概略的认识，我愿意借今天的机会，向各位作一简单的报告，并请指教。 首先说到《红楼梦》的译本。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著录了英文七种、德文一种。一粟《红楼梦书录》著录了英文六种、德文法文各一种，另有蒙文、锡伯文、日文共五种。吴世昌《红楼梦的西文译本和论文》列举了英译本七种、俄译本二种、德译本三种、法译本四种、意译本一种，共计十七种。他说：“到目前为止，在西文中此书的全译本只有俄文。英文译本现在流行的有三种，都是节译。法文有了全译，但尚未出版。”据我近年接触，知道英文已有彭寿先生(Mr.Bonsall)的全译本。1967年，我前往伦敦，曾在他的郊居晤谈，他将译文全稿两筐出示。他从七十岁起，用坊间翻印的程甲本，每日翻译三小时，头尾十年，到八十岁，才把一百二十回书译完。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在美国接洽将译稿出版。还有牛津大学霍克思教授(Prof.David Hawkes)为了要翻译《红楼梦》，自动提早退休。今年初，我在巴黎看到他的英译本第一册，大约全书即将译完。日文方面，《红楼梦》书录出版后，有1960年平凡社刊行的伊藤漱平的全译本。1961年，有松枝茂夫的节译本，1969年，伊藤漱平又修订他的旧译本，仍由平凡社出版。南朝鲜由于传统学风，小说方面，显得较冷落，不过，也还是有节译本。吴世昌报导的法文全译本，近年来经李治华先生修订整理，不久也将出版。1969年9月，我在意大利圣尼格里亚(Senigalia)出席国际汉学会议，曾会见马西博士(Dr.Masi Edoerda)，据她说，本来是意大利文全译本，为了将就出版商，内容颇有删节。俄文方面，由巴那札克(ПАИАЛК)和盂西科夫(Menshikov)合译的《红楼梦》，1958年，苏联国立文学出版社出版。据孟西科夫教授说：全书无省略，韵文部份，是由他执笔的。 再谈到全世界各地红学研究的情况，可以说相当蓬勃。日本方面，各大学开设《红楼梦》课程的，东京二松学合大学有桥川时雄教授，东京大学有藤堂明保教授，京都大学有清水茂教授，大阪市立大学有伊藤漱平教授(现转任北海道大学教授)。其他如东京都立大学的松枝茂夫教授、庆应义塾大学的松村暎教授、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的太田辰夫教授、天理大学的塚本照和教授，都发表了很多论文。美国方面，威士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赵冈教授，俄亥俄大学的李田意教授，哥伦比亚太学的夏志清教授，他们对于《红楼梦》都有深刻的研究。赵冈教授和他的夫人陈钟毅女士除发表了许多论文外，1960年，在香港文艺书屋还印行了《红楼梦新探》一书，网罗近年红学论著甚为丰富。还有许多美国学人用英文写成专书或论文的也颇不少。台湾省方面：方豪教授发表了《从红楼梦所说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一篇大作(载1969年《史学集刊》第一期)。其他著作有墨人的《红楼梦的写作技巧》、梅苑的《红楼梦的重要女性》、苏雪林的《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李君侠的《红楼梦人物介绍》、杜世杰的《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吴灵钧的《试论红楼梦》、幼狮书店编的《红楼梦研究论文集》。由于去国甚久，恐怕还很有遗漏。大陆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一桩事，是去年2月，传出曹雪芹遗著发现的消息。这次发现的材料，一部分是曹雪芹的佚著《废艺斋集稿》的大概内容，另一部分包括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的《彩绘风筝图谱摹本》、《扎绘风筝的歌诀》、《考工志的自序》、董邦达为考工志写的一篇序言、曹雪芹一首《自题画石诗》，以及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这些材料都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多年来首次的发现。根据手稿抄存人的追忆说：抗日战争时期，大约在1943年，抄存人在北京的北华美术学院读书，习绘画和雕塑。当时有个日本籍教师高见嘉十，愿意和他合作编印一部风筝谐，并由抄存者到各图书馆访借这一类书籍。不久，高见从日本商人金田氏借到一部曹雪芹的《废艺斋集稿》，他们不知道曹雪芹的遗着流传极少，并未注意。只把其中关于风筝的部分，描摹下来，其余的几种，都忽略过去了。那个商人金田氏很看重集稿，当他们描摹其中讲风筝的部分时，每天亲自把书送来，坐待描摹到一定时间，又拿回去。进行了一个多月，工作完成。到1945年，日本投降，金田氏杳无消息，这部孤本遗稿，也就不知下落。我曾函请伊藤漱平教授注意访求，但仍未得到消息。据抄存者说，《废艺斋集稿》包括八种曹雪芹的稿本，分钉八册，大小相当于十六开本。除讲做莱的一部分字迹是另一个人写的外，其余的七卷，都是一个人的笔迹，估计可能是曹雪芹的亲笔。第一册是关于金石的，第二册题笺为“南鹞北鸢考工志”，第三册是讲编织工艺的，第四册是讲脱胎手艺的，第五册是讲织补的，第六册是讲印染的，第七册是讲雕刻竹制器皿和扇股的，第八册是讲烹调的。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记载曹雪芹的佚事非常的多，不过没有只字提到他曾写过《红楼梦》。但就曹雪芹的著作和生平事迹来说，确是二百年来最丰富的发现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去年访问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时，看到的抄本《红楼梦》。这一抄本的发现，最早见于1964年莫斯科出版《亚非人民》杂志第五期刊载孟西科夫及李福亲合撰之《新发现的石头记抄本》。次年，有日本小野理子女士译文。此抄本除京都大学小川环树曾在《大安》(书店刊物)稍加论列外，仅澳洲国立大学柳存仁教授将该文重要部份用中文译出，并加评述。据孟西科夫的描写，此一抄本系抄在若干《清高宗御制诗》原有各叶中之衬纸上的。御制诗每面九行，每行十七宇，但每两面皆夹有空白衬纸，抄《红楼梦》者即利用该项衬纸为稿纸，而反以御制诗衬此《红楼梦》之抄本。清高宗御制诗尝刻六集，此抄本系用第四集及第五集之书叶拆开，就衬纸上抄写。察乾隆御制诗第四集刻于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第五集刻于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此抄本共八十回，三十五册，内缺第五、第六二回。系帕夫露·库连济夫(Pavel Kurliandtsev)于道光十二年(1832)由北京携返俄国。库氏于距此两年之前往北京，在俄国希腊正教教会学习汉文，因病返俄。将携回的抄本《红楼梦》，留存在外交部亚洲图书馆，后即移交列宁格勒分院图书馆。我仔细观察此抄本，是用竹纸墨笔抄写的，纸质很薄，并非御制诗集的衬纸。原抄本久经翻阅，每叶中缝均已寓披裂开，很不便翻揭，因此必须重加装订。重装时，偏用当朝皇帝的御制诗集反折起来做衬纸，这真是犯下了藐视朝廷的大罪。现在检阅每叶裂开的中缝，它的边缘都粘贴在衬纸上，翻揭起来，便和新书同样方便。此一事实和抄写的时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抄本如用御制诗衬叶做稿纸，则抄写时期必不能在乾隆六十年(1795，御制诗五集印成的时间)以前，当然也不会在道光十二年(1832，库连济夫带抄本回俄的时间)以后。现在判明此一事实，知道此抄本在乾隆六十年至道光十二年(1795--- 1832)期间，曾经重加装钉。我和孟西科夫教授论及此一问题，孟氏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至于抄写时间，因无题署，自然无法指出它的确凿年份。此抄本有很多重要的特点，例如第七十九回和第八十回，连接一气，尚未分开，比早期的庚辰本更为接近原本的真面目。我曾在香港杂志撰文阐明，此处不能详说。 总之，自从蔡胡论战以后，一切新材料的征求、发现和探索，都是希望求得《红楼梦》写作的主旨，究竟是否寓有反清复明的意志，还是如胡氏所说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抑或两者都不是，而是另有涵义的著作，或者什么都不是，而只是一部单纯的言情小说。六十年来，红学的主要括动，大概都是环绕此一目的而进行的。因为一切文学的写作技巧，都是为作品的中心思想服务；其技巧的优劣，端视表达中心思想所达成的高低，做为衡量的标准。作品的中心思想不能确定，则文学批评失去了基本的根据。例如《红楼梦》第十九回：“(宝玉)又说，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混骗出来的。”这番议论和贾宝玉在《红楼梦》里担任的角色非常不协调。况且“明明德”指的是“大学”，为什么不说除“大学”外没书，偏偏要说除“明明德”外没书呢？还有第十六回描写鬼判持牌提锁来捉秦钟的魂魄，他向鬼判求情，无奈鬼判铁面无私，有一段话说： 正闹着，那秦钟魂魄忽听见“宝玉来了”四宇，便忙又要求道：“列位神差！略发慈悲，让我回去先和这一个好朋友说一句话，就来的！”都判官听了，先就唬慌起来，忙喝骂鬼使道：“我说你们放了他回去走走罢！你们断不依我的话，如今只等他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来才罢。”众鬼见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足。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电雹，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依我们愚见，他是阳，我们是阴，怕他也无益于我们。”都判道：“放屁！俗话说得好，‘天下官管天下民’，阴阳并无二理。别管他阴，也别管他阳，没有错了的！”众鬼听说，只得将他魂放回，哼了一声，微闭双目，见宝玉在侧，乃勉强叹道：“怎么不早来，再迟一步，也不能见了！” 这都判所说：“天下官管天下民”，正是“王者官天下”的意思。宝玉是什么官？曹雪芹又是什么官？作者为什么要把风流潇洒，不知权力为何物的男主角，描写成被鬼判听见了都害怕得魂不附体的人物。这从任何角度来讲，都是文章的败笔。所以脂砚的评语说“愈不通愈妙”。“愈不通”倒是的评；如果作者没有特殊的用意，“愈妙”二字便成为盲目恭维古人的评语了。我们检阅甲戌、庚辰、有正各抄本，都有“天下官管天下民”一段话，而程高刻本却把它删去。我们站在文学批评的立场来说，究竟是《红楼梦》原作者对呢？还是程高删改得对？可见作品的主题没有认清，批评者也失去了衡量的依据。当初蔡胡争论，正是要辨明《红楼梦》的主题。六十年来，多少学者耗费心力，搜求新材料，找寻新证据，无非是要辨清《红楼梦》一书写作的主题。六十年的时间不算短，虽未能完全达到目的，然而收获的成果，也不能算太少。今年一月份香港《中华月报》，曾发表美国俄亥饿大学陈炳良教授《近年的红学述评》一文。陈先生叙述近年红学，分为索隐派的旧红学、考证派的新红学和文学评论派的红学，对近年红学的发展，有相当详细的评介。宋淇先生在《新红学的发展方向》一文中也说： 面对着内在的问题和外在的压力，当前正是一个检讨新红学发展方向的时机。这可分三方面来讲：第一，在上述几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考据的工作势必继续进行。除非有新的资料和证据出现，这方面目前似乎很难有重大的突破。考据对文学史和作者身世的研究当然非常重要，但并不能代替，也不应代替文学批评。 第二，版本、校勘和资料的整理还是重要的一环。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以有正本作底本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是极重要的贡献。可是前者新版出版于1960年，本身并不完备，后者出版于1958年。在目前看来，应该容纳新的资料和用新发现的版本加以增订和修正。有价值的版本应该加以翻印，广为流传。有详细注解的普及版也应读出版以代替坊间的劣本。至于各种索引和工具书也应该陆续出版，作为研究《红楼梦》的基本工具。莎士比亚的剧本好版本不知有多少种，各有其长处，对有志研究莎士比亚作品的学生真是莫大的方便。有关莎氏作品的各种词典《如专门名词读音词典》和工具书《如莎士比亚之文法》更令人羡慕万分，新红学也应该照这个方向走。 最后，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和分析《红楼梦》。这并不是说文学批评是今后新红学研究所应采取的唯一方向，因为坏的文学批评比考据和资料的整理更不着边际。 我们盱衡红学发展的趋势，必须要在蔡胡二先生讨论的主题，继续的追求它的正确答案。同时由于世宙相依，交通便利，科学家掌握了费长房的缩地法，使得四海犹如一家。外国人爱好中国文学的越来越多，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的也越来越深入，互相观摩，互相比较，这是自然发展的趋势。不过，比较批评乃是知己知彼的融通综合。如果有一方了解不够精确，则不但失去比较的意义，更产生错误的批评。因此我要重复提出我的愿望，我们要设法丰富《红楼梦》本书及有关的资料，要尽量流通所有的资料，要尽力整理所有的资料，要好好利用所有的资料。我希望短期内能编印《红楼梦》研究丛书，出版重要资料，作好红学奠基的工作，使得新红学在红学六十年代中有飞跃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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