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十分复杂的形象，在他身上寄寓着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苦思考和积极认识，他表现出的鲜明、强烈的罪感心理是其形象的一大特征。与一往文学人物不同，他不是以文化的创造者而自居，却以文化的罪人而自命。他自称自己是“怡红院浊玉”，是棵“枯木朽株”，是“泥猪癞狗”，是“粪窟泥沟”，是个“俗之又俗的俗人”。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历程是“枉入红尘若许年”，因此，“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发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感慨。他的自轻自贱自贬就是罪感心理的表现与流露。
    

 
    小说作者在一开头就定下了这位核心人物的心理基调。作者假“石头”之口，说出了贾宝玉的心里话：“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知我之负罪多……”。这样看来，一部《红楼录》是贾宝玉，当然也是作者的“忏悔录”。对此许多学者都有评论。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之精神是“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1]（P252）}鲁迅认为，“据本书自说，则仅乃如实抒写，绝无讥弹，独于自身，深所忏悔”，^{[2]（P238）}俞平伯先生也认为《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忏悔是因为犯罪，是心灵深处罪感心理无法抑止的外在表现。作为贵胄公子的贾宝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罪感心理？这种心理的文化背景又是什么呢？本文试作分析。
    一、贾宝玉罪感心理是对君父思想的忏悔
    许多学者在评论贾宝玉形象时总喜欢用“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来定位他。但仔细分析，贾宝玉到底叛逆了什么呢？往往不甚了了。实际上，贾宝玉是一个软弱者^[3]（P39），他并没有走出封建君父思想的束缚，非但如此，他还积极地、忠实地维护君父思想。如第36回，他对袭人酣畅淋漓地阐述自己的“人死观”时说：“那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第28回向林黛玉表白心迹：“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作为他生死以之的同盟军的黛玉，在他的心目中，只排到第四位。显然他无法超越封建统治基础的君父思想。第52回他骑马上学，欲避开贾政书房走角门，以免下马行礼，这时周瑞说：“老爷不在家，书房天天锁着，爷可以不用下罢了。”宝玉笑着：“虽锁着，也要下来的。”此外，诸如见了父亲便垂手肃立，一听见父亲呼唤，吓得如鼠避猫；眼睁睁看着王夫人把晴雯、芳官等丫环撵逐出去，虽又急又痛，恨不能一死，但却不敢多言；当自己花园里桂花开了，先巴巴地折二枝，一枝送给老太太，另一枝送给王夫人，并说“不敢自己先玩”。此时贾政不在家，若在，也少不了一枝花送；金钏死后，他欲去祭奠，晴雯病中，他想去探视，都不敢明言，以撒谎应付老太太和周围的人；他被贾政毒打一顿，连贾政自己也觉得打重了，而他并无怨怒之言，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他是积极主动地维护着封建的君权和亲权。这是他立身行事软弱、消极、逃避的根源。这种软弱性格，成了导致其婚姻爱情悲剧的主要因素之一。正如吴组湘先生说：“他热烈地进行了自由恋爱，他迫切地要求婚姻自由，可是同时又不得不期待家长的主持和批准，不得不仰赖封建主义势力的赞助与支持。”^{[4]（P242）}
    “他一般只能给予处在封建主义势力压迫摧残下的人们以温情和体恤，对自己切身的恋爱婚姻生活道路问题一般只能作出消极性的奋斗，他坚决不向封建主义妥协投降。但是他也不能积极有力地作出有力和有效的反抗。他一般多是以逃避态度对待面临的矛盾。”^{[3]（P237）}因此可以说，“作为‘纨绔’，‘膏梁’‘富贵闲人’贾宝玉的基本表现并未超出正在没落的贵族公子哥儿的范畴。对君对父对祖宗对长上，他或有感情上的隔膜直至格格不入，他并无叛逆忤逆言行。不但不叛逆忤逆，他是知忠知孝知悌知礼的，他是恭敬并且维护君父长上的。”^{[4]（P284）}
    正因为如此，他虽然奉行：“三不主义”（不读圣贤书，不走科举路，不做当官梦），却深深感到这样做是有负“天恩祖德”的，是对君对父的犯罪。所以郁积于胸的是满腔的负罪感，他的自轻自贱自卑心理就是对君父的忏悔。
    这种忏悔在小说中是借曹雪芹来表达的，小说开头的“作者自云”一段文字，沉痛悲哀。让“整部的《红楼梦》当中都是充满了忏意。”^{[5]（P1098）}曹雪芹把这种罪感、忏意化而为创造的动力。他希求通过“编述”自己的“半生潦倒之罪”以自慰、自赎，在“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处境中挥笔直书，希望以来此向国家、君父负荆请罪。^[7]故而，贾宝玉表现出来的罪感心理又表现为一种救赎行为。
    二、贾宝玉罪感心理是对君父文化罪孽的救赎
    中国文化男性中心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决定了制度的建立、文化的创造、历史的生成是以牺牲、消灭、凌辱、践踏女性为前提的。女性从根本上被置于边缘，无法看到自身的存在价值，她们头上高高悬起男性中心的巨大影子，她们被逐出历史创造活动之外，“男性英雄”的代表——君父成了历史的主宰。故君父文化从它生成的过程中就对女性犯下了历史的“原罪”，天地造化有幸降生了贾宝玉这个“孽根祸胎”，担荷起了这一“原罪”，并以自己的满腔“痴情”从事救赎。这个看上去“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混世魔王”的生命历程就是拯溺济困，赎救罪孽的历程。“这是宝玉对自身作为一个男人的价值的怀疑和否定，并自觉地负起了中国父权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对女性犯的罪”。“他竭力保护清洁女儿不受腌臢男人的玷污。”，“为此，宝玉承担着男性世界的罪。”^{[8]（P178）}他也因此成了大观园清净女儿世界的守护神。余英时先生提出的《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观点，也是基于此。相对于现实世界，大观园世界是理想世界。贾宝玉是这个理想世界中唯一的男性。他不能允许对女性已然犯下重罪的污浊男人进入这个世界，他表现出了“过分的女性崇拜”与“女性迷醉”。^{[9]（P278）}周汝昌先生把这种崇拜评价为一种“宗教”，称曹雪芹是‘创教’的英雄哲士。^{[10]（P94）}上述立论的根据同样是宝玉的罪感心理。
    这种女性崇拜表现出了深远的历史意义。《红楼梦》出现之前，在中国文化创造中张扬一种极度膨胀化了的男性“英雄主义”情绪。在这种“英雄”身上弥漫的是一股恶浊的气息，他们崇尚暴力与恶行，并以女性的柔弱为其陪衬。表现在所谓“四大奇书”中的男性形象就是以这种“英雄主义”的形态表现出超常的膨化，女性沦为衬托“英雄”的附庸，或者是一种非人的存在。如《三国演义》蔑视女人，它营构了一个排斥女性的男性俱乐部；《水浒传》仇恨女人，好汉试刀仗义的对象就是“淫妇”潘金莲们；《金瓶梅》践踏女人，而且这种践踏不只来自男性，也来自女性；《西游记》恐惧女人，视女人为破坏戒行的祸水，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因之成了一次戒色旅行。然而《红楼梦》的出现，使这种文化格局彻底改观。
    贾宝玉从本质上拒绝英雄化，他的“三不主义”就是证明，他拒绝再对女性犯罪。他从根本上否定扬弃了男权文化，以女性的清纯和美丽反衬男性的卑琐恶浊。他担荷着君父文化的“原罪”膜拜请罪于女性脚下。他对女性的歌颂与赞美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他的言论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红楼梦》对女性的歌颂褒扬是以贾宝玉的视角展开，以他的一句名言为中心。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2回）在此基础上，他的少女崇拜思想成了其主导思想，并贯穿小说始终。比如他还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静的，比那阿弥陀和元始天尊的名号更加尊贵。那是绝对的。你们这种浊口臭舌，万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要紧！但凡要说的时节，必用净水香茶漱了口方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眼的。”（第２回）他认为天地日月之精华结晶而塑造出了这些美丽多情的女子。“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第２回）“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第49回）“实在天地间的灵气，独钟在这些女子身上了。……我们究竟是一件浊物。”（第110回）他认为女子一旦沾染了男人身上的恶浊之气，就失去了美的品格和气韵。“好好的一个清静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之中亦染此风，真正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了！（36回）“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儿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59回）“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77回）“为什么人家养了女孩儿到大了必要出嫁呢？一出了嫁就改换了一个人似的。”（116回）
    贾宝玉以对女性满腔的“痴情”作为救赎的武器，也是他面对世界的生存方式，他因充满了对大观园众女儿的呵护关爱而名列“情榜”“诸芳之冠”成为“情不情”，他也因此让自己负重累累，所谓“爱博而心劳”^[2]（P38）在他看来，男人之所以恶浊，是因为他们无情，女儿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她们极富才情。她们不但外在的超人美丽，更禀赋了内在的卓越才华。对此周汝昌先生论列甚详。^{[10]（P75）}所以，他要以毕生之力为这个无情的世界补情。他痛苦自己无材可去补好这无情之天。^{[11]（P230）}所以，他“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感到罪孽尤深了。所以，即使他掏出自己的心来，仍然无法填补男性本源性的对女性的亏欠。即使他死了，化灰化烟，漂到了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也不能使无情的恶浊世界变得纯净美好。因此贾宝玉的救赎行为也就表现出了浓厚的悲剧感。“‘枉入红尘若许年’的深深自责是他对自己未能保护住清洁女儿，未能改变众女儿悲剧命运而做出的真诚的忏悔。”^{[8]（P178）}
    三、贾宝玉罪感心理是对生命悲剧的超越
    生活在大观园里只有十九岁的少年贾宝玉却感受到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生命悲剧感。这种意识产生的根源就是无法克服、无法抑止的深沉的罪感心理。这种强烈的生存悲剧意识把他和贾府中的珍、琏、蟠、蓉之流严明地区别了开来。这个“无事忙”、“富贵闲人”、“不知乐业”的公子哥儿清晰地看到了人固有一死的可怖画面。他开始直面死亡。他遇到了生存的尴尬，他体验到了生命的荒谬性。他最终认识到了生命的本质特征就是向死而生。他的自轻自贱从根本上讲就是来自于这样的生命意识。质言之，贾宝玉的根本性烦恼和痛苦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生存的烦恼。即自怨自艾，自轻自贱，以出生于富贵之家为不可排遣的痛苦，感叹“‘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一层是面对死亡的无奈与痛苦。当他看到许多可爱、美好的年轻生命无端被摧残，被戕害，他便五内俱伤，恨不能一同赴死，相怜相慰。也就是说，在大观园这个清静纯洁的女儿世界里，他既自惭形秽，遇到了生存的尴尬，又不忍看着一朵朵生命之花凋零枯萎。所以，他从未有过幸福快乐的生命体验，却不断地看见了一幅幅死亡画面，感觉到了浓重窒息的死亡气息。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屡与‘无常’觑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2]（P231）}在贾府中，贾宝玉衣食无忧，极尽奢华，侍侯他的仆人达38人之多，也正是这种生活环境，反而给他提供了思考人生的前提和基础，秦钟的出现，给他以强烈的刺激，让他认识到“富贵”对人的荼毒戕害，也是这样的环境里，那些聪明灵秀的众女儿的超常之美，陶冶培养了他的悟性。“但他的悟性偏偏又使他过早地去思考生命与人生本身的种种难题。生老病死，再加上聚散福祸荣辱浮沉，使宝玉常常感到人生的无常与心灵的痛苦。”“在感情世界与形而上的思考中，他却是无限的孤独与悲哀。”^[5]（249）这就是他为什么“无故寻愁觅恨”“似傻如狂”的根由。
    对宝玉而言，要生存下去，要摆脱生存的困境和尴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死亡。他动辄提到死，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的死亡态度。以自己的这个“浊物”、这块“浊玉”能生存于清净女儿之间而欣慰，又深感不安、困惑、忧虑。他不愿看到他所钟爱着的一个个生命在他眼前消失，留下他一个人孤独地咀嚼痛苦。第19回当他得知袭人有可能离他而去，袭人又借机规劝时，他便说：“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你的。只求你们看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的。——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儿，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了你们了，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完了。”^{[2]（P223）}这段在袭人看来说得“更狠”的话就是贾宝玉死亡态度的集中概括。他毅然抛弃了几千年儒家文化对死亡道德化和伦理化的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的生理现象被淡化甚至掩盖了，相应地，突出了死亡的文化意蕴。中国人面对死亡，首先强调的不是它的自然性，而是其伦理意义。也就是说，死亡应该体现出其道德价值，即“舍生取义”；同时，死亡应该为宗法血缘的家族带来礼义上的荣耀，即“光宗耀祖”。除此而外，死亡便别无意义。贾宝玉不愿“杀身以成仁”，也不想“死有重于泰山”，故而他更厌恶封建士大夫的“文死谏”、“武死战”。他要为情而死，为爱而死，为美丽纯洁的众女儿的生命得以永存而死。这样的死才是死得其所。
    正是在死亡之中，他才看到了生存的价值，才感受到了自身生命的天然不足。“宝玉显然是个具有‘自我欠缺’意识的人，他并不像传统的君子、士人一样自认为具有‘认知自足’，‘意志自足’，‘道德自足’，而是时时处处陷入对自我的怀疑、批判、否定之中。宝玉摆脱了本然生命、自然人性的‘自足’感而回到了人的存在本然欠缺意识，这种‘觉悟’正是重塑精神人格的前提。”^{[8]（P179）}这种觉悟源于人的自然根性。文化人类学认为，人在本能上具有与生俱来的空缺，即在维持其生存上，本能具有非完善性。这也就说，人尚未被规定，就其可能而言，人不会因为已有的本能而妨碍他获得别的生存能力，或者说，他可以适应许多种生存方式。人的非完善性恰恰为人的自我完善提供了人类从事创造活动所需的自由的可能性。^[12]（P9）对贾宝玉而言，正是无法克服抑止的罪感心理，给了他超越悲剧生命的原动力。赋予生命以积极的存在意义。因为“人必须找到的是世界的意义，而非世界的空虚。如果因为世界的本相即虚无就否弃对现世意义的要求，无异于肯定现世的虚妄就是意义，世界之外的价值无法透入到这个世界。”^{[11]（P51）}那么，贾宝玉找到了么？在涅槃般的生命经历中，贾宝玉紧紧握住了“情”的轮舵，高高举起了“情”的旗帜，以此来反抗，超越、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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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鲁迅．鲁迅全集第9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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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王蒙，双飞翼．北京：三联书店，1996．
    [6]吕启祥．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下]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7]张乃良．司马迁与曹雪芹悔罪意识比较[J] ．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2，（3）．
    [8]饶道庆．重论红楼梦“泛爱”思想的价值[J] ．红楼梦学刊，2004（1）．
    [9]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0]周汝昌．红楼十二层．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
    [11]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
    [12]朱志勇．人格文化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The culture of Jia Baoyu's crime sense psychology is analyse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hannxi Baoji 721013, China)
    

[The summary ] Jia Baoyu is very complicated personage's image in "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The distinct , strong crime sense psychology demonstrated on him is a great characteristic of its image. He does not pose as the creator of culture , regards oneself as the sinner of culture , his belittling oneself and denigrating oneself is behavior and revealment of the crime sense psychology. Analyse from origin cause of formation of culture , Jia Baoyu's crime sense psychology is the confession of your father's thought, hope that so as to proffer a birch and ask for a flogging to the country , your father. Such confession is shown as one kind and rescued behavior of redeeming again, he thinks he commits " the original sin " to women in man right culture, he is it carry on one's shoulder or back this crime and is it move ahead to shoulder a heavy task to take on , so make his life course full of strong tragic consciousness voluntarily, and the crime sense psychology makes him surmounted the inherent strength with tragic life again.
    [The keyword ]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Jia Baoyu  Psychology  Confession  Culture Life  Trage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