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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下简称“北师本”）是陶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庚辰本为底本整理的一部较为完整的《石头记》抄本。他以古籍的传统校勘方式，参考其它版本，对此本进行了校改、增补，辛苦结晶，自有其独到之处。所以，自其2000年底被发现后，便开始受到红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北师本是陶洙已经整理好的誊清本，因而研究者们在探讨版本方面的相关问题时，自然想了解他原来的工作底本。据周绍良先生介绍：陶洙用的庚辰本，是一种晒蓝的摄影本。①而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馆中藏有两套庚辰本的摄影本，一部原为赵万里所有，另一部即是陶洙所藏。②于是，我们对国图所藏的两套摄影本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以期能发现与北师本及陶洙有关的一些线索。现将我们对摄影本的初步印象和发现的相关问题，作以概述。
一、 两套摄影本的异同 （一） 共性 两套摄影本都有八册，每册的大小、厚薄基本一样。封皮是蓝布面的硬纸板，装订也很结实。尺寸近似于32开，扁型本，宽15.7cm，高14.3cm。摄影本与庚辰本一样都是从左往右翻页的，翻开里面可以看到，两套书均为晒蓝的照相本，每一页的正面是深蓝黑色的，背面为白色。因为正面是感光层，庚辰本上没有字的地方感光，发生化学反应而变色，字不感光留成白色，与庚辰本的白底黑字正好相反。由于摄影本是把庚辰本对开拍摄的，所以庚辰本的上一页的b面和下一页的a面在摄影本上合为一页，而且每一页上翻开着的庚辰本的侧页聚集在一起的印迹都还依稀可见。两套摄影本正文的面积只有15.7cm（宽）×10.8cm（高），因而字的大小不及庚辰本的一半，但可以看得清楚。眉批把天头也占满了，甚至在有些眉批中，天头最上面一行的字多有缺失，没能完全收进相纸。每页拍摄好再晒蓝的书影，贴在高度相同（10.8cm）的白纸上，再将纸页装订在一起，粘成书脊。 两套摄影本因是照庚辰本原封不动地晒蓝制成的，所以在内容上与庚辰本一致。基本上都是每册十回，第一页是十回的总回目，并有“脂砚斋四阅评过”及“庚辰秋月定本”等字样。第三册第二十二回灯谜未完，第七册缺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最后一册和庚辰本的后十回一样，较乱，有很多点改的地方。这些都符合庚辰本的基本特征。 两套摄影本应是同时照相制成的。“出版”时间是1936年。以下为国图检索信息： 题名与责任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普通古籍】：80回/（清）曹雪芹撰（清）脂砚斋评 版本项：摄影本 出版项：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25年【1936】 相关附注：据清抄本摄影 索书号：35064、35065③ 在考察摄制的具体时间时，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旁证。即，在两套书第五十四回第4页左右两面的天头上，都有一幅山水画的一小部分，上面的题字还可辨认出是“辛酉菊月”。这应是用来压庚辰本的镇纸上的图案，也随之印到了摄影本上。还有，这两套书中的第十回，在连续两页的书缝上，印有“倭情考畧 二一”和“倭情考畧 二十二”，且都与正文的文字方向相反。另外，在“倭情考畧 二十二”的左侧，两套书都还印上了一行字，但因书缝比较窄，这行字都只印上了右半边。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的第十册《史部·杂史类》中收有明代郭光復所作的《倭情考略》一卷，查其第二十二页b面的第一行字为“衝車必俟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故乗長驅戰酣”，通过对字的比画和结构的辨认，两套摄影本书缝中残缺的字与此相同。由此可见，摄影本印上的是《倭情考略》相应两页的版心及其附近的文字。《倭情考略》作于明代倭患严重之时，《四库全书总目》将其收入《子部·兵家类》，并对其做了介绍： 嘉靖中，东南屡中倭患，而扬州当江海之冲，被害尤甚。光复以为必得其情，始可筹备御之术，因考次所闻为此编。首总论，次事略，次倭患，次倭术，次倭语，次倭好，次倭船，次倭刀。载其情状颇详，盖亦知己知彼之意。而得诸传闻，未必一一确实也。④ 制作摄影本时，摆在案头的《倭情考畧（略）》应是一条信息线索，我们或许可以据其查考晒蓝本制做的时间和背景。另据介绍，庚辰本1932年发现⑤，陶洙“早在1933年已有了庚辰本的摄影本”⑥。当时正值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正在加紧侵华的步伐，东北已经沦陷，华北亦形势严峻。再次面对“倭患”，自然会使人想起类似《倭情考略》之类的书，将其置于案头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应是两套摄影本上出现“倭情考略”的原因。因而，综合相关资料，我们可以粗略推知，这两部摄影本的制作时间当在“倭患”严重的抗日战争前夕。 此外，围绕“摄影本”的制作问题，我们还查到与赵万里、陶洙的兄弟陶湘等人相关的资料。赵万里自“1928年到北海图书馆任中文采访组和善本考订组组长, 兼任编纂委员和购书委员会委员，”⑦多年从事善本采访、编目、保存工作。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曾在1934年对明代杨素卿刊藏的《天工开物》三卷做过晒蓝本。⑧且北平图书馆很可能是用陶湘的本子做的晒蓝本，因我们查《天工开物》得知： 1927年江苏武进县陶湘据日本明和八年（公元1771年）营生堂刊本石印；1929年陶氏又将此书石印，收入《喜咏轩丛书》，1955年台湾据《喜咏轩丛书》本影印。⑨ 针对将古籍善本摄制成晒蓝本的工作，赵万里及其所在的北图，与陶湘、陶洙兄弟之间建立起联系。总之，我们把时间界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至中叶，对相关善本和摄影本问题的进一步考察，将有助于对庚辰本及其摄影本的探究。 在制作摄影本时，陶洙和赵万里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庚辰本的原件。陶洙和赵万里是如何借到庚辰本的，尚不得而知。庚辰本是在1932年初才被发现的，由徐星曙先生在隆福寺的书摊上购得，他在世时对此书极为珍视，连其子女都不得轻易翻看。而他1938年去世后，庚辰本也一直由徐家收藏，解放前曾在天津的周叔弢、周绍良家放过一段时间，解放后就卖给燕京大学了。⑩另有补充资料显示，庚辰本的原件“在弢翁处放了没有几天——肯定不是外界传说的一年时间”11，而这“几天”的事情发生在“40年代”。那么，1936年摄影本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之前，陶洙和赵万里是在何时、怎样借到庚辰本，拍摄后又在何时归还的，他们与徐家是否有过交往，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查访。 （二）差异 两套摄影本虽然在形式、内容上都系出同源，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一些疑问。 两套摄影本中的一套没有函套，但标有“故宫博物院 啚3 1—8”。这套显然是故宫博物院的藏书，是后来转给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其最后一册的最后一页上贴有图书馆的专用卡片，上写“北京图书馆照相庚辰本石头记，册数8”，底下“经手人”处，签了一个“徐”字。为与另一套区别，我们暂称其为故宫藏摄影本。而赵万里从1929年起，“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12，所以与陶洙相比，他更有机会和可能将其摄影本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另一套则分装两函，每函四册，每册起讫处都有“北京图书馆藏”字样，所以我们就暂称其为“北图”藏摄影本。这一套的两个函套上分别题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函”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函止”。故宫博物院成立于己于1925年，所以这套摄影本的归馆时间找不到其他参照。也可能制成之后就入馆了。而“北京图书馆”的名称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由“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而来的。“北图”藏摄影本有可能一直由陶洙收藏，建国后或他去世前后才转给北京图书馆的。 “北图”藏摄影本的每一册封皮的右上角，都贴有一张白色（现已泛黄）长方形的硬纸条，上依次标有“一至十”、“十一至廿”、“廿一至卅”、“四一至五十”、“五一至六十”、“六一至七十”、“七一至八十”的字样，是用毛笔写的。字体似行楷，清俊飘逸，工整而潇洒，颇类北师本上陶洙的字。还有，这套书的前两册中，有不少朱笔和墨笔的改文。经过比对，我们发现北师本的相应之处，与朱笔的改文有一部分是相同的，而与墨笔的改文基本上全部相同。 此外，两套摄影本的第三册中的眉批（尤其是天头的第一行字）都多有缺失，“北图”藏摄影本都用朱笔一一补出了，可故宫藏摄影本上却没有任何补注。而北师本的前三十回从抄写笔体上看是陶洙的字13，由此看来，“北图”藏摄影本很有可能是北师本的工作底本。 故宫藏摄影本按庚辰本照相之后，没有再做什么改动。只勾画了一处，在第五十回的开篇，用来提示哪一句是混入正文的批语，具体如下： “起首恰是李氏【一定要按次序恰又不按次序似脫落處而不脫落文章歧路如此】然後按次各各開出”14 而庚辰本的原文是把“起首恰”和“後按次各各開出”圈出，并上书眉批曰：“勾出者似是批语，不宜混入。”故宫藏摄影本在此基础上，用蓝色钢笔后加了“【】”这个标记，用来指出哪句才是应该被勾出的批语。实际上，这是写“蘆雪广争聨即景诗”（抄本写法），众人抓阄为序的情节，若将此句去掉则变为“起首恰是李氏，然後按次各各開出”，方才通顺。但北师本并未按其修改，而是按庚辰本与摄影本的原貌抄录。 但在庚辰本的第七十四回，写“抄揀大觀園”（抄本写法）时，“在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金银锞子来，约共三四十个。”下有批语“奇”。后紧接正文“为察奸情，反得贼赃”。此八字又被圈出，上有眉批：“似批语，故别之”。而北师本的第七十四回中，就把这八个字抄在“奇”字之下，变作了双行夹批，且北师本的后十回也是陶洙抄写的。由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若故宫藏摄影本为陶洙所有，“【】”这个标记为陶洙所加，也许北师本上第五十回的开篇就不一样了。 另外，两套摄影本的第四册结尾和第六册开头都有点混乱。第四册原本应是第三十一回到第四十回，但两套摄影本的最后都多出了第五十一回的大部分内容，而第六册的开头也都只有第五十一回剩下的一两页了。“北图”藏摄影本第四册的封皮上，除了标有“卅一至四十”外，还特用蓝色钢笔注明了“五十一回误在此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故宫藏摄影本的第四册和第六册上的第五十一回接上了，是完整而通顺的。但“北图”藏摄影本的第五十一回却缺了一页，正好是在第四册的最后一页和第六册的第一页之间。而查北师本的第五十一回中竟也缺了相同的内容，即从“（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到“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縂（管房里支去）”，共计605个字（图1所示）15，这样大段的脱文应不是巧合。 事实上，北师本在“婆子接了”之后，空了半页纸，然后在左边的下页纸上从头抄“管房里支去”（图2所示）。可见，北师本此处并不是无意识地脱文，而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有所准备的。但因抄写者只有眼前的一个摄影本可依，不知道所缺字数，只预留了多半面纸。可惜的是整理者后来并未补上这段文字，然而也正是这个疏漏让我们看到了“北图”藏摄影本与北师本之间的密切关系。 综上，我们应可以初步断定：故宫藏摄影本原为赵万里所有，而“北图”藏摄影本则应该是陶洙用来整理北师本的工作底本。 二、“北图”藏摄影本与陶洙校补的己卯本、北师本 （一） 改文 “北图”藏摄影本的前三册中有一些朱笔和墨笔的增补、校改，被直接抄进了北师本。考其来源，则多与己卯本关系密切。 己卯本为“董康旧藏，后归陶洙”16，该本上面亦有陶洙校补的文字，影印出版时为复其原貌已将绝大部分删去，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己卯本原件及其胶卷上，仍保留了陶洙的校补。从己卯本上陶洙的题记来看，陶洙曾两次照庚辰本校对己卯本。一次是在1936年，另一次是在1947和1949年间。第一次应该与他拿到庚辰本或庚辰本的摄影本有关；而后一次与陶洙整理北师本的时间尤为接近。经过将“北图”藏摄影本、己卯本，与北师本比对，我们发现：陶洙是以庚辰本和己卯本互校互抄，并择其善者抄录北师本的。现略举几例： 例1，第二回中，庚辰本9b页第4行原文作“长名贾琏”；“北图”藏摄影本在“长”字之下，用朱笔加了个“子”字，变为“长子名贾琏”，与己卯本、列藏本、梦稿本相同。但列藏本、梦稿本晚出，陶洙看到的可能性很小，且己卯本的原文就有“子”字，所以“北图”藏摄影本应是据此增补。但北师本仍是与庚辰本原文相同，作“长名贾琏”，并未加“子”字。究其原因可能是在这样可改可不改的地方，陶洙只把其作为一个参考，最终还是要忠实于庚辰本的原文。 例2，第七回中， 庚辰本5b页第1-2行原文作：“就知道呢，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北图”藏摄影本在“就”字之上，用墨笔加了个“我”字；北师本将其顺抄进正文，变为“我就知道呢，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与己卯本相同。这应是参照己卯本做的校补，加了主语，使句意明确，语气贯通。 例3，第八回中， 庚辰本7a页第6行：“我家里换了衣服就来”，“北图”藏摄影本在“里”字之下，用墨笔加了个“去”字。 己卯本：“我家去换了衣服就来”，此句其它版本多与此相同；但己卯本“去”字旁边又用朱笔写有“里”字，应是陶洙参考庚辰本加上去的。而“北图”藏摄影本的加字，应是陶洙参考己卯本写上去的。很明显，他在以两个本子互校，并把相异的字都补在各自的旁边。最终，北师本按摄影本的旁改，抄成“我家去换了衣服就来”。 例4，第十回中， 庚辰本4a页第5行：“他到漸漸的氣色平定了”，“北图”摄影本在“定”字旁用朱笔写了“静”字。 己卯本：“他到漸漸的氣色平静了”，在“静”字旁，用朱笔写了个“定”字。 北师本：“他到漸漸的氣色平定了”，此处与庚辰本的原文相同，可见语义变化不大时陶洙还是忠实于庚辰本的原文。 例5，第十回中， 庚辰本6a页第3行原文作：“又兼深通醫斈之至小弟不勝欣仰”。 “北图”藏摄影本自“之至”起，用墨笔画了一条调整语序的“∫”线，将其一直勾到“小弟不勝欣仰”之后。 北师本按这个语序抄成：“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仰之至”。但这里却把“欣仰”改为“钦仰”，出现了异文。再查己卯本原文则是“又兼深通醫斈之至小弟不甚钦仰”，此句除了一样也有调整语序的“∫”线之外，“甚”字被点掉，旁边写有“勝”字，且“钦”字的旁边亦写有“欣”字。 很明显，己卯本上的“勝”与“欣”来自庚辰本，是陶洙参照庚辰本校改的结果。他把“甚”字点掉，应意在将其改为“勝”；而保留“钦”字，则应是把“欣”作参考之用。所以，北师本上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胜欽仰之至”，即是庚辰本与己卯本互校的结果。 例6，第十回中， 庚辰本6b页第9行：“右关需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治”；“北图”藏摄影本用墨笔将“需”字点掉，在旁写有“虚”，将“治”字点掉，在旁写有“制”。 己卯本：“右关需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在“需”字旁用朱笔写有“虚”，在“制”字旁亦写有朱笔的“治”；并未点改，仍是参考之用。 北师本：“右关虚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与“北图”藏摄影本的改文和己卯本的原文相同，改正了庚辰本上的错别字。 综上所述，“北图”藏摄影本上主要有墨笔和朱笔两种改文。类似例6的墨笔改文，集中在第七回到第十回。看起来像是为了抄录北师本而直接用毛笔改在上面的，因为北师本正文的相应之处，除两处与其不同外，其余都与其相同，共计12处。与墨笔改文相比，朱笔改文的数量要稍多一些，有20处左右，散见于前十四回，第二回中最多，但只有6处与北师本的正文相同。其它多如例1、例4所示，虽然摄影本上参看己卯本校改了一些地方，但北师本并未完全按其抄录，而仍是忠于庚辰本的原文。 （二）批语 因为摄影本的开本较小，受纸张所限，有些批语没能完全摄入，尤其是第三册（“第廿一至卅回”）中的眉批。但“北图”藏摄影本上都被人用朱笔一一补出了，共增补了96个字；字迹依旧工整而清俊，可能是陶洙自己补写的。与庚辰本核对之后，我们发现其所补内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只有一处错误，在第二十七回。庚辰本7a-7b页的眉批为： 《石头记》用载法、岔法、突然法、伏线法、由近渐远法、将繁改简法、重作轻抹法、虚敲实应法。種種诸法，总在人意料之外，且不曾见一丝牵强，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是也。 这里，“種種”二字因在最上面，拍摄到摄影本上已是残缺不全、不好辨认的了。查“北图”藏摄影本就将其补写为了“秐”字。想来陶洙和赵万里应是把庚辰本拍照之后就还回去了，所以等到再来增补之时已没有原件可参对，故而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查北师本的第二十七回上的眉批却依旧写作了“種”字，这就不得不让人惊奇了。陶洙原没有在北师本上抄录眉批和侧批，他只想按自己的理解整理一部纯脂评本，所以只抄录了正文中的双行夹批。北师本上的眉批和侧批都是后来由别人补上去的，这项工作多数是由周绍良先生完成的。那么这个“種”字会不会是周绍良先生依据庚辰本的原件补上去的呢？如果是，周绍良先生看到的应是陶洙一本一本借给他的晒蓝本17，所以大概是他根据字形和语境改过来的。 虽然周绍良先生承认北师本上第十七、十八回和第二十三回上的几条署名“畸笏”的眉批是他过录上去的18，但实际上北师本中还有不少眉批和侧批的字迹也与这几条相同，都近似草书，字体呈细长形。例如，第二十六回写红玉与佳惠的一段对话，庚辰本2b页上有眉批云： 玉一腔委曲怨愤，系身在怡红不能遂志，看官勿错认为芸儿害相思也。 这条批语恰逢“玉”字在最上面，照相之后亦残缺，“北图”藏摄影本将其补出。而北师本上却将其写成了“宝玉”，但对应小说及批语的内容来看，很明显此处不是指宝玉而是指红玉，查甲戌本此处即作“红玉”。由此可见，北师本上此处批语的确“不是存心要补的，而是随手看到给补上的”19，并未前后考量、细加斟酌。 己卯本原缺第二十一回到第三十回，这十回的正文和批语都是陶洙抄补上去的。其底本应主要是庚辰本，当为北图所藏的摄影本，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其第三册上的眉批会被补齐的原因。但是己卯本上的这两处眉批却与“北图”藏摄影本不同，仍是作“種種”和“红玉”，这极有可能是照甲戌本抄录上去的。因为甲戌本存有这两回，这两处眉批即写作“種種”和“红玉”。 北师本的第二十八回比庚辰本多出155个字，与陶洙在己卯本上的增补几乎相同，陶洙在己卯本上也注明了这段文字的增补依据是甲戌本20。而他是在1949年初，才从周汝昌处借得甲戌本的录副本。由此可见，己卯本上这十回的正文和批语应是他第二次校补己卯本时抄上去的，之后他应很快就转向了对“北师本”的整理和校抄。北师本上这十回的正文与己卯本如出一辙，应是陶洙据其己卯本抄录的。虽然这时他用的底本仍是“北图”藏摄影本，但也应注意到甲戌本对他校补己卯本、整理北师本亦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北图”藏摄影本与陶洙等人 在《北京师范大学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披露之后，陶洙也随之受到关注。然而，“由于某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原因，尽管现当代红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与陶洙有过往来，某些著述偶尔提及此人，但大都淡淡一笔带过。”21胡文彬先生曾“对陶心如的家世和生平略作介绍”22。某些著述指胡适的文章，也应包括周绍良、周汝昌先生的一些介绍。资料不够详尽，也给我们了解陶洙及其与《石头记》的抄补、流传带来了诸多困难，近年来出现某些猜测、推论，甚至有人认为一系列脂本都是陶洙伪造的，而北师本则被视为他制造赝品的有力证据23。 我们希望能对陶洙所整理的北师本有一个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而今，两套摄影本的发掘，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判定：原“北图”所藏庚辰本的摄影本应为陶洙所有，而且是他用来整理北师本的工作底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北师本的第五十一回会有大段的脱文，以及为什么其前十四回会有不同于庚辰本的异文。虽然这是陶洙自行在其摄影本上做的校改，但其中一部分应是参照了己卯本，并且其修改也有可取之处。 如果说，“北图”藏摄影本上墨笔的改文体现的是北师本对庚辰本的校补；那么，朱笔的改文则更多体现了北师本对庚辰本的忠实。由此也可以想见陶洙在用朱笔校改其摄影本时，应没有想要整理一部“北师本”出来，而只是在用己卯本和庚辰本对校，并各自注明相异之处。但他在用墨笔校改其摄影本时，则的确像是在为抄录北师本做准备。可偏偏墨笔改文只集中出现在第七回到第十回，那么北师本中，其余几十回是如何整理的，难道还会有别的工作底本吗？还有，陶洙是何时在自己的摄影本上做的校补，摄影本上这两种颜色的改文会不会是因时间不同、作用不同而有意做的区分？ 总的来说，陶洙在其摄影本上以朱笔和墨笔校补了前三册，每册十回，也正对应了他校抄的北师本的前三十回。但北师本的后十回与前三十回的笔体一样，也是陶洙抄录的，查其摄影本上却没有任何的人为的勾画和添改，与庚辰本完全相同。可庚辰本的后十回本身就有许多错乱、点改之处，北师本对其做了一定的修改，也产生了不少异于庚辰本的文字，这些异文又是从何而来？除了那些可以确定是源于戚序本的文字，余下的又是如何出现在北师本上的呢？ 除了陶洙，见过“北图”藏摄影本的应该还有赵万里和周绍良。?赵万里在国家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从事善本采访、编目、保存工作长达50馀年，也一直关注着《红楼梦》的版本传藏24，但他与陶洙的交往情况的记载不多见，而从两套摄影本系出同源的情况来看，二人应有过较深的交往。且庚辰本于1932年才被发现，现在国图注录的“出版”时间为1936年。可见他与陶洙一样亦是“耽于红学”，在庚辰抄本发现不久就制作成摄影本了。而且“北图”藏摄影本中第五十一回所缺的一页，很可能就是赵万里在制书、装订的过程中给遗漏了。 陶洙虽然认真补全了其摄影本上的眉批，但北师本上的眉批和侧批却不是出自他的手笔，其中的大多数应是周绍良先生补上去的。在1952、1953年前后，周先生在天津工作期间，来京时曾见过陶洙整理的“北师本”，他便据庚辰本对其做了一些校补，所以北师本上才会留有一些周先生的笔迹，而周先生所用的庚辰本便是陶洙的摄影本25。另外，从其所著《红楼梦书录》来看，能在介绍己卯本、庚辰本时指出“此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陶洙等有摄影本”，可见他对陶洙还是比较熟悉的，但可惜的是他们交往的情况我们了解得还不够细致。 综上可见，国家图书馆所藏两套庚辰本的摄影本，在庚辰本被发现之后不久，即由赵万里制成，“出版”时间为1936年。一套曾归赵万里所有，另一套曾为陶洙所用。陶洙的摄影本由原北京图书馆收藏，上有一些墨笔和朱笔的修改及增补，与北师本和己卯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应是陶洙用来对校庚辰本与己卯本，并最终抄成北师本的工作底本。令我们略感欣慰的是，2002年张俊先生等曾在《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考论》的结尾处的“几点疑问”中提出：“师大本（北师本）是陶洙整理后的誊清本，那么，原来的工作底本何在？它是否还能提供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此事尚待继续查访和追踪。”七年过去了，我们从庚辰本的摄影本上找到了陶洙校补的笔迹，也为北师本之工作底本的探寻打开了突破口。 不过，也有相关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查访。比如：墨笔和朱笔的校补除了源于陶洙已见的己卯本、甲戌本，和当时较为易得的戚序本之外，还有一些文字的版本来源较难判定。而庚辰本、己卯本、北师本的主要收藏者、抄补者之间是否有过交往，其具体过程又是怎样的？这些因少有记载或语焉不详，我们目前难以深入地了解。总之，相关问题有其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还需要我们的不懈探索。 2009年5月17日初稿 经张俊先生指教 2009年8月3日修订稿 注释： ①一粟编著《红楼梦书录》介绍庚辰本云：“此本徐郙旧藏，后归燕京大学图书馆，陶洙等有摄影本；现归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页。2001年10月18日周绍良先生曾说，1950年“陶洙和我，用的都是陶洙自己的晒蓝本。”见曹立波、张俊、杨健《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② 陶洙曾告诉周汝昌，“庚辰本”的“照相本”只有两份，一份是陶本人收藏，“另一份由赵万里先生收藏，但人皆未知”。参见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这两种摄影本都藏在国家图书馆（文津馆）的信息由华夏文明基金会的蔡文磯先生于2008年12月6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版本专题学术研讨会”期间提供。 ③ 35064即为后文所称故宫藏摄影本，应为赵万里所有；35065即为后文所称“北图”藏摄影本，应为陶洙所有。 ④《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4页。 ⑤ 冯其庸《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序》介绍：“此书徐星署于己于1932年初得之隆福寺书摊”。载冯其庸《石头记脂本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⑥ 胡文彬《陶洙与抄本〈石头记〉之流传》，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1辑，第206页。 ⑦ 谷秀洁《文明的守望者：赵万里先生》，载《图书馆论坛》，2007年第3期，第153页。 ⑧ 此书亦藏于文津馆，记录显示其“出版”于民国23年，即1934年。 ⑨ 肖克之《〈天工开物〉版本说》，载《古今农业》，2001年第2期，第82页。 ⑩ 参见冀振武?《庚辰本的转手过程》，载《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4期。 11 李经国《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载《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3辑。 12 相关介绍见谷秀洁《文明的守望者：赵万里先生》，载《图书馆论坛》，2007年第3期，第153页。 13 在北师本上，八十回正文的笔体是两位抄手的，其中有四十回是陶洙所写，即前三十回、最后十回。 14《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1149页。以下所引庚辰本文字均出自此本。 15 此段文字按庚辰本原文统计，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1200~1201页；且按摄影本的照相办法，这两面（第五十一回第10页b面和第11页a面）刚好可以制成一页；而这一页的丢失，也许正是北师本脱漏这些文字的原因。 16 一粟编著《红楼梦书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页。 17相关介绍见曹立波、张俊、杨健《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 18曹立波拜访周绍良先生时，只拿了这几回的复印件，所以周先生承认这几处眉批是他补上去的。有关内容除《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外，还可见李经国《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载《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3辑。 19 周绍良语，见《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 20 张俊、曹立波、杨健《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考论》，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3辑。 21 胡文彬《陶洙与抄本〈石头记〉之流传》，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1辑，第200页。 22 胡文彬《陶洙与抄本〈石头记〉之流传》，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1辑，第206页。 23 陈林《百年红学造假第一大案水落石出人赃俱获》，访问博客时间：2009-3-20，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c11510100a1x6.html~type=v5_one&label=rela_nextarticle 24蒙府本据赵万里介绍是出自北京蒙古旗人之手，原为清蒙古王府旧藏，1960至1961年间出现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后不久即由他所在北京图书馆购藏。 25 参见李经国《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载《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3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