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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自诩的《红楼梦》“大对称结构” 周汝昌先生晚年多次著文出书宣传《红楼梦》有个“大对称结构”。他的大对称结构对《红楼梦》而言是万能的，是决定一切的，还是决定我国民众文化素质的大问题。 他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下编专论“红学的重要一环：结构学”时说：“雪芹写《石头记》，有其整体结构大法则。这法则包括两个要点：整体一百零八回书，节奏分明，是其一。这个整体一百零八回又分为前后两扇，每扇各为五十四回书文，形成一个大对称的格局，是其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190页） 他在解释所谓的曹雪芹的结构学时，认为要懂得“数字”的重要作用，“雪芹布置巧妙之处，还在于暗暗以九为数而组织章法，构成段落。”他说： 他的原书是“十二乘九”为结构法，就是以每九回书构成一个“单元”，到第十二个九回完毕，即一百零八回时，全书收煞告终。……还有，每到“九”的倍数时，必有重要关目为之标志，例如第十八回为“二九”，乃是元妃省亲；到第二十七回为“三九”之数，即写宝玉众女儿入园、葬花；到第三十六回为“四九”之数，则写的是“梦兆绛云轩”“情悟梨香院；……”（周汝昌《红楼小讲》第88页 雪芹的书，是“翻”《水浒》，然而又是继承《水浒》：他采取108这个最主要的结构中心。他“对”准了施公，有意识地写了108位女子。他的书后《情榜》，是“对”施公的《忠义榜》。他的人物品目法则是：以12为“单元”，正钗十二名，副钗十二名……，排为“九品十二钗”，12×9＝？正等108！ 这就是雪芹的结构大法则。从女子主要人物的数目，到全书的章回数目，都是一百零八！（周汝昌《红楼艺术》第245页） 那么，研究《红楼梦》的结构有什么意义？他说：“如今我们该是阐明这个曹雪芹的独特的结构学的时候了。提出此学，极为必要。此学不明，则雪芹的真思想，真感情，真宗旨，真境界，真的总体人生观、美学观，永无可明之指望。”（《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191页） 他还说：“研究《石头记》的结构学和探佚学，并不仅仅是为了小说野史的事，这关系着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桩特大事故与事件，对其意义的任何低估，都将造成泯没是非、颠倒美恶、即降低我国民众文化素质的严重后果。”（《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220-221页） 说穿了，周先生所谓的“大对称结构”表现“雪芹的真思想，真感情，真宗旨，”最后要证明的就是他的史湘云嫁贾宝玉。他在《红楼小讲》中说： 由此而言，湘云在原著中的命运是阴错阳差，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苦难遭遇，先嫁了甄宝玉（也许是因相貌相同，误认为自己幼少时的贾家表兄“二哥哥”）。以后再继变故，几经曲折，终于得与“假”玉、真兄怡红公子重逢，结为夫妇——“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这其实才是一部《石头记》最重大的关键性的写作结构与艺术创意，而其中又包涵了历史素材的巧妙运用。（《红楼小讲》226页） 原来曹雪芹《红楼梦》“大对称结构”“最重大的关键性的写作结构与艺术创意”就是设计了史湘云最后嫁给怡红公子贾宝玉了。这里的“其中又包涵了历史素材的巧妙运用”，周先生是指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小表妹李氏女脂砚斋。 周先生在他的《红楼艺术》第二十九章《结构的新义》又说：“从小说叙事学专家浦安迪教授的论文来看(卷前所引)，他已将我对《红楼》艺术结构的法则引入了他的研究方法。这点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周汝昌《红楼艺术》211页） 哪来的里程碑意义？“大对称结构”除了把青年读者思想搅乱了以外，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周先生用大话故神其说，是不可信的。 “大对称结构”基础之一“一百零八钗”根本不存在 周汝昌先生的九副册108人说，看似凿凿有据，其实最缺乏理据。他说“证据还是上面已引的‘方经二十四丈’的‘照应副十二钗’。请看：那巨石是正方的，四条边，每条长度是二十四丈，即两个‘十二’，所以正方的四边共计八个‘十二’——这就是‘照应’了八层副钗的‘数理’”。周先生这样算的时候，他似乎忘记了“总应十二钗”的“高经十二丈”也有四个边，照他的逻辑那也包含着四副钗。四加八，共有十二副钗，十二乘十二，共得一百四十四钗。其实算边长还不止此数，因为“顽石”是个立方体，它高十二丈，上面方经二十四丈，分别有四个边；它的下面也是方经二十四丈，有四个边。那么，4＋8＋8，就共有二十副钗了。那么十二乘二十，就共有二百四十钗了。这就是彻底用周先生的算法算这个立方体周长得出的结论，它彻底否定了周先生的108钗说。周先生这里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他解释脂砚斋“总应十二钗”的“高经十二丈”，只取一个高；解释“照应副十二钗”的“方经二十四丈”时却取四个边：这不是逻辑错乱又是什么？ 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之初，曾经准备写五副“金陵十二钗”，这有一条脂批为证：“树（“数”的误抄）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庚辰本第17、18回眉批） 但在《红楼梦》的定稿中曹雪芹删掉了原来的“三副”、“四副”，只保留了正、副、又副三种册子。 这有第5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的明文为证，这就是警幻仙子与贾宝玉的一段问答： 宝玉一心只拣自己的家乡封条看，遂无心看别省的了。只见那边厨上封条上大书七字云：“金陵十二钗正册”。宝玉问道：“何为‘金陵十二钗正册’？”警幻道：“即贵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故为‘正册’。”宝玉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单我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女孩子呢。”警幻冷笑道：“贵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下边二厨则又次之。馀者庸常之辈，则无册可录矣。”宝玉听说，再看下首二厨上，果然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又一个写着“金陵十二钗又副册”。 这是曹雪芹写定的稿子。它表现：1、警幻仙子说“贵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这指明进入十二钗的一个原则是“紧要者”才能“录之”，不是《红楼梦》所写到的女孩子都能进入。2、“下边二厨则又次之”，“宝玉听说，再看下首二厨上，果然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又一个写着‘金陵十二钗又副册’”，警幻仙子说有三橱装着三种册子，宝玉看到的也只有三橱即正、副、又副三种金钗；两相印证，可见《红楼梦》只有正、副、又副三种册子。3、警幻仙子还说“馀者庸常之辈，则无册可录矣”，意思再清楚不过了，除过这三副册之外，其余都是“庸常之辈”，根本再无册子可记录她们了。在宝玉看完正册图册之后，警幻对仙境的姐妹说：“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令彼熟玩，尚未觉悟”。“上中下三等女子”的说法，又一次印证曹雪芹的定稿只写了正册、副册、又副册三种金钗图册，即只有三十六个女孩子，绝没有一百零八钗的内容。 因此由一百零八钗使作者产生构思一百零八回作品的诱因也就不存在了。 “大对称结构”基础之二“一百零八回”是个空中楼阁 周汝昌的两扇大对称结构的基础是作品必须是能够被九整除的一百零八回。 曹雪芹的《红楼梦》没有写完，这个一百零八回是从哪儿来的？周汝昌说：“这个结构学，如何而发生，以何为依据和基础呢？又以何为方法呢？答曰：最重要的就来自细研脂批，一切启示都从它而来，一切方法都由它而生。脂学，探佚学，结构学，三者一，一者三，亦分亦合，这是红学的一大发展，一大进境。”（《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91页） 但是周汝昌根本不尊重脂砚斋，因为脂砚斋从来没有说过《红楼梦》原稿是一百零八回；相反，倒是根据脂批可以确知雪芹的原稿是一百一十回。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前有一条脂批说：“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之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周汝昌知道，《红楼梦》当初流传的本子《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都是八十回本。八十回加三十回不是一百一十回，难道会是一百零八回吗？ 他在《红楼艺术》第二十九章《结构的新义》中为一百零八回强辩说：“原来，那位总批者虽见过全书，但他提笔总评时，所用的却是个七十八回本——书到《芙蓉女儿诔》，即缺下文。因此，七十八加上三十回佚书，恰好是一百零八回，分毫不曾差错。”他居然还找了两个佐证，一是“现存的戚序本这一系统的古钞本，第七十八回，文字到了《诔》文一完，便戛然而止，其下再无一个字了，此其一例。”“再有，杨继振旧藏钞本(俗称“梦稿本”)，此回的《诔》后之页，恰恰又有“兰墅阅过”四字的过录的读后志语。如果原即八十回，那他此语应志于八十回之末页，何以独在七十八回之末?”（《红楼艺术》216页） 这两条佐证对证明一百零八回说是无济于事的。要起证据作用，你必须要证明以下两点才成：一是要证明“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之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这条批语是首先批在这两个本子上的；二是要证明这两个本子要比庚辰本早才成：否则什么都证明不了。 事实对周先生很不利，这条批语首先批于庚辰本，而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就开始流传的本子，戚续本和梦稿本要比庚辰本晚出三四十年。在脂砚斋写这条批语时，他用的本子是有第七十九回、八十回的；因为在他写批语时庚辰本第七十九回就有他21条双行小字夹批，第八十回则有26条双行小字夹批。笔者曾经在《试探〈石头记〉脂砚斋四次评语的先后》一文中考察出凡是己卯本、庚辰本中的双行小字夹批，都是甲戌本初评、重评时的批语加以整理的结果；那么据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在甲戌本中也是有第七十九回和第八十回的。 脂砚斋的这条批语批于八十回本，是毋庸置疑的，曹雪芹的原稿本是一百一十回本也是毋容置疑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78＋30＝108回正确，他竟至怀疑第七十九、八十回是曹雪芹原作的可靠性。他说“有此二证，加上《诔》后补文（包括次回）的可疑点甚多”，由于社会上的人们重视整数，所以“勉勉强强(不知是否由雪芹，还是亲友之手)补缀出两回书文，以及《诔》后的极小一段，凑成回尾收束语”（《红楼艺术》216页）。这决不是一个严肃学者的正确态度。 周汝昌先生搜集的证明湘云嫁宝玉的资料否定了他的一百零八回说。他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说自己一生共搜集到十二条可以证明宝玉与湘云最后结为夫妇的资料，最重要的是第十二条陈其泰的话： 闻乾隆年间，都中有钞本《红楼梦》，一百回后，与此本（引者按：即指所据作批的程续本）不同。〔或以为当断句为：“都中有钞本一百回，（八十回）后与此本不同。”亦有理。今两存之。〕薛宝钗与宝玉成婚，不久即死。而湘云嫁夫早寡，宝玉娶为继室。其时贾氏中落，萧索万状。宝玉湘云有除夕唱和诗一百韵，俯仰盛衰，流连今昔。其诗极佳！及付梓时，删去后四十回，另撰此书后四十回以易之，——而标题有未改正处。此“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尚是原本标题也。 除夕唱和诗，即步凹晶馆中秋联句诗“十三元”韵。先祖在都门时，见吴菘圃相国家钞本，曾记其诗中佳句十数联，时时诵之。惜余方在稚齿，不能记忆也！① 周汝昌对这段话大加赞赏，说它“与道听途说是有区别的”；“这简直要紧极了”；“真是巧妙万分！”“以此段记载与最早发现的《续阅微草堂笔记》所述比照而观，可见其完全吻合，互证乃益信其可靠”；“现在陈其泰先生又给我们的资料宝库中添入了一条宝贵无比的新收入，其重要之程度，也许超过了已往所知的那十多条记载。” 周先生在为证成“湘云嫁宝玉”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却忘记了一件大事——陈其泰的话彻底否定了他的一百零八回说！他忘记了陈其泰“及付梓时，删去后四十回，另撰此书后四十回以易之”！“删去后四十回”，再加上八十回，那是一百二十回，不是一百零八回！ 周先生还说：“有了陈其泰给我们留下的这‘这一笔真账’，就不愁雪芹的奇冤会永不能雪。”我们也可以仿照周先生这段话说：“有了陈其泰‘及付梓时，删去后四十回’‘这一笔真账’，周先生的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就永远不能成立！” 作为“红学泰斗”的周汝昌在证明自己的两大学术观点“湘云嫁宝玉”与“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时连自相矛盾都没有克服，怎么能正确呢？ 《红楼梦》根本不存在“‘十二乘九’结构法” 周汝昌先生在《红楼小讲》第十五讲《精密的章法》的“副篇：结构的奇迹”中说： 他的原书是“十二乘九”为结构法，就是以每九回书构成一个“单元”，到第十二个九回完毕，即一百零八回时，全书收煞告终。……还有，每到“九”的倍数时，必有重要关目为之标志，例如第十八回为“二九”，乃是元妃省亲；到第二十七回为“三九”之数，即写宝玉众女儿入园、葬花；到第三十六回为“四九”之数，则写的是“梦兆绛云轩”“情悟梨香院；……” （《红楼小讲》第87页） 这里我们要告诉读者：周先生这里是用障眼法忽悠读者呢，曹雪芹的《红楼梦》根本不存在“‘十二乘九’结构法”！“每到‘九’的倍数时，必有重要关目为之标志”，在作品中也不存在！ 你如果只看周先生的论说，似乎还多少有一丝丝道理；当你认真看看小说八十回目录，就会立即明白“‘十二乘九’结构法”完全是虚构的，那不是对《红楼梦》结构研究的结果，而是人为地在肢解这部伟大小说完美的艺术整体，只要“逢九”就要切割一刀，斩断完整的艺术肌体。 我们先看看“一九”与“二九”之间是否能被“切割开”。在一九里，最重要的关目是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无论对表现主题还是组织结构，它都处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上；然而它却不处在“九”的位置上。《红楼梦》故事的真正开头是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组织结构上第五回与第六回不属于一个单元，更不可能成为第一个“九”的成员了。 处在第九回的“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在关目的重要性上不能同第五回比；在故事上它与前八回不属一个单元，而与紧连着的第十、十一、十二回密不可分。“起嫌疑顽童闹学堂”是表现薛蟠、贾瑞、金荣等狐群狗党故事的开端，是贾瑞露脸，第十一回“见熙凤贾瑞起淫心”，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是贾瑞故事的发展与结局。所以在九、十回之间是不能被切割成两个结构单元的，显而易见，周汝昌的第一个“九”与第二个“九”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九”与第四个“九”也是不能独立存在的。第十九回的“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第二十六回的“潇湘馆春困发幽情”、第二十七回“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第二十九回“痴情女情重愈斟情”、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第三十四回“情中情以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都是写宝黛爱情发展的故事，在结构上属于一个大的单元，不能生硬地被划分为两个“九”。至于第四个“九”的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云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在关目的重要性上，也不能同第三十三回“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相比；以之作为两个“九”的分界点，也不具备说服力。 这种等距离的截割分析结构法，属于“子虚乌有”范畴，没有一丝理据，根本不符《红楼梦》的实际。 《红楼梦》的结构研究是红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关于组织结构的主线主要的有爱情主线结构说、贾府衰败主线结构说、盛衰爱情双重主线结构说、 凤姐宝玉主线结构说等等。 何其芳在分析《红楼梦》结构时说：“80回或许可以分四个部分。开头18回主要是介绍荣国府、宁国府和大观园这些环境，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秦可卿这些人物。第19回至第41回主要是写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的试探，宝玉和封建正统思想的矛盾，以及薛宝钗、史湘云、花袭人、妙玉和刘姥姥。第42回至70回，因为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已经互相了解，黛玉和宝钗之间的猜忌也已经消除，小说就从已经写过的生活和人物扩展开来，主要去写一些从前还不曾着重写过的、或者新到贾府来的、或者大观园以外的女孩子，鸳鸯、香菱、薛宝琴、晴雯、探春、邢岫烟、尤二姐以及一些小丫头了。最后10回开始转入贾府的衰败的描写。主要是写了这个家庭的入不敷出，大观园的搜查和晴雯之死。” 这个结构分析大体与《红楼梦》的实际相符，扎扎实实，简洁清楚而明白。周汝昌的“‘十二乘九’结构法”与此不同，只是一堆数字游戏，企图依靠等数数字说明复杂的艺术结构，好像在说梦，让读者走入五里雾中，对结构的认识，收获除了迷茫，还是迷茫。 周汝昌的“‘十二乘九’结构法”根本不符合艺术的创作规律 阿·托尔斯泰论结构时说：“不要预先就把结构讲出来或者把它编出来。我可以这样说，甚至连一个艺术提纲，一个详细的纲要也是编制不出来的。你们应该有一个用来表达自己的强烈的愿望的大纲。依我看，这种强烈的愿望的社会性愈浓愈好。长篇小说应该根据规律，根据运动着的生活来进行创造。”② 小说结构的核心内容是随着人物性格的发展所形成的情节结构。离开人物的性格发展和故事情节，就没有小说的结构。阿·托尔斯泰深深懂得其中的奥秘，他说在小说创作完成之先，结构是编不出来的，甚至连提纲、纲要也编制不出来。那么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时候，怎么会有一个“‘十二乘九’结构法”呢？难道他是要搞一个数学计算题考考后世的读者吗？或者也可以说，曹雪芹创作的文学巨著《红楼梦》怎么就这么巧，就会暗合周汝昌先生为他设计的“‘十二乘九’结构法”呢？这根本不符合小说创作的规律。 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千变万化的结构经验，说明以“九”和“十二”为单位组织“大对称结构”不科学。 《三国演义》结构既宏伟壮阔，又严密而精巧，以曹刘斗争为主线，主次分明，脉络贯通，构成完美的艺术整体。 《水浒传》的瓜蔓状结构是独特而完整的，同时又富于变化。将单个的英雄传联结在官逼民反这个情节主线上，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一环紧扣一环，共同勾连成有机结构。 《西游记》由大闹天宫和取经构成的结构独特而又完整。有人认为《西游记》中的大闹天宫和取经是主题不同的独立神魔故事，作家怎么努力都不能弥合其间的矛盾与不同，因此其结构是两截子，不是有机结构。他们不明白大闹天宫故事是在为取经培养护法神，设若孙悟空不在天宫偷吃蟠桃、盗喝仙酒、窃吃老君五个葫芦金丹，练久了永生不死金身，日后怎么取保唐僧取经呢？假若把大闹天宫故事从《西游记》中删去，对小说结构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金瓶梅》作为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第一部远离历史、英雄、神魔题材而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不仅成为我国长篇小说题材转变的标志，也是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转变的标志。正如黄霖先生指出的：“《金瓶梅》从复杂的生活出发，全书并不是以单线发展，每一故事在直线推进时又常将时间顺序打破，作横向穿插以拓展空间，这样，从横交错，形成了一种网状的结构。”③这种结构手法对《红楼梦》以直接的影响。 清代另一部不朽著作《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结构，同它所反映的特定内容是和谐的。 在长篇小说中，一个一个的具体故事有长有短，矛盾有缓有急，对塑造人物所起的作用有大有小，构成的情节也长短不齐，从而决定了结构也是千变万化的：这有以上所举的五部不朽巨著为证。 结构是表现主题的需要，是人物性格发展的结果。作家在创作之初，怎么会念念不忘地把九、十二、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这些数字时时藏在心里影响自己的创作情绪？ 周汝昌的“‘十二乘九’结构法”要均等地描写人物性格的发展，均等地组织情节，要按照九、十二等数字来安排一切，是一种削足适履结构法，在创作中根本行不通。假若曹雪芹当日真的有“‘十二乘九’结构法”，我敢肯定我们今天就读不到《红楼梦》了。因为这个结构法会扼杀灵感，破坏活泼泼的创造力。 周汝昌支持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的实质就是明目张胆地撕裂《红楼梦》完美的艺术结构 1987年周汝昌在创撰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就说：“青年研红者王国华君，致力于研究《红楼梦》对称结构法。我制此表，受有他的启示成分在内（虽然我们的意见并不是每一点都吻合的）。如解释八十回后的‘九’数，是因为后增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而打乱的，应后推两回书，方合。这是他的贡献，在此应当表明志谢。”（1988年版《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217页） 次年，他又上书中央有关领导：“我认为王国华做的工作是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的。这门专学建立以后，红学上的所有重大问题（争议）都可以顺利解决。这不仅是‘红学’的事，它实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巨大贡献，所关至为重要。” 正是由于周汝昌这种不遗余力地替王国华鼓吹，1992年在中国学术史上才上演了一场关于所谓的《太极红楼梦》的很难看的学术“丑剧”：1992年3月13日武汉的《书刊导报》在头版头条加套红“编者按”发表了段献民题为《为世人前所未闻，为学者前所未想——震惊人类的发现：〈红楼梦〉应有两部——王国华替曹雪芹完成〈太极红楼梦〉》的文章。编者按说：“著名的《红楼梦》研究权威周汝昌慧眼识才，发现了一位青年红学家，这位青年学者发现了两部《红楼梦》，结构的《红楼梦》与故事的《红楼梦》。这位青年学者的成功，使他自己成为中国第一个探索小说学中结构学的人。”于是产生轰动效应，大陆及香港数十家报刊纷纷摘载此文，从而引起海内外相关人士的广泛注目。 周汝昌支持“王国华替曹雪芹完成《太极红楼梦》”在国际上败坏着中国学术界的威信，好像中国学术界就是被这样一群“胡吹冒料”的人把持着似的。 幸亏张国光先生组织主持了第三次当代红学研讨会，及时对此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判。张国光用《学风不正 令人齿冷——对周汝昌“条陈”八点的驳答》系统揭露周汝昌对此应负的责任，严肃批评了周汝昌“大言不惭”的错误，指出王国华的“研究”毫无创新意义，其“《红楼梦结构表》实乃数字游戏之作”（见《红学新澜》第四期）。严云受批评王国华“‘结构红楼梦’的提出，是对《红楼梦》的否定”（《红学新澜》第三期）。正是由于张国光先生等严肃学者对周汝昌和王国华的批评，才维护了中国红学的荣誉。 在周汝昌的支持下，《太极红楼梦》终于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1997年在北京举行国际《红楼梦》学术讨论会期间，梅玫同志送我一本《太极红楼梦》。初一翻检，我被惊呆了：就是这么一本破坏伟大作家曹雪芹《红楼梦》艺术结构的东西居然能出版！居然能被“红学泰斗”式的人物称赞为“我认为王国华做的工作是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的。这门专学建立以后，红学上的所有重大问题（争议）都可以顺利解决”，“所关至为重要”。 王国华自负地说他的结构研究“就是同曹雪芹智力的较量”（《后记》）。他还说：“《太极红楼梦》本是一个‘难于上青天’的艺术创作，章回对称结构的欣赏，没有超凡的解悟力，没有花大功夫，下大气力的研究，读者是很难进入曹雪芹结构艺术的世界里的”；他还嘲笑“《红楼梦》从来就不曾为红学家们所认识”（《几点说明》）。 说实话，我的认识能力与王国华的“超凡解悟力”相距十万八千里，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凡夫俗子，但自信我的脑子还是健康的，还是能够正常判断是与非的；这里我要代表千千万万热爱《红楼梦》的广大读者，代表红学界的朋友们对周汝昌和王国华一起炮制的《太极红楼梦》说一句：你们这不是在研究《红楼梦》，而是在极大地撕裂破坏《红楼梦》完整优美的艺术结构！面对中华文化史，你们的研究没有没有任何价值，更不会有丝毫影响！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正面影响，有的只是负面恶果——把一些天真的读者引向认识《红楼梦》的斜路上去！ 谓予不信，那就请看《太极红楼梦》五部中的第一部目录吧： 1、第 五 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2、第十 四 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3、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4、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5、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6、第五 十 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7、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8、第七 十 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9、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10、第八十八回 感愤恨绛珠证前缘 11、第九十七回 史太君柩归故里 贾探春远嫁他乡 12、第一0六回 不情宝玉悬崖撒手 这就是周汝昌推崇的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的第一部。在这里《红楼梦》人物性格的发展史没有了！组成结构的核心内容故事情节被破坏净尽！《红楼梦》已经被王国华撕成碎片重新组合，哪里还有什么艺术结构！ 《太极红楼梦》的第二部二十四回，其排在第一回位置的是原作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第二位置是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第三部二十四回，排在第一位置的是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第二位置是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第四部二十四回，排在第一位置的是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第二位置是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第五部二十四回，排在第一位置的是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第二位置的是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后面这四部《太极红楼梦》和第一部的手法完全相同，撕裂《红楼梦》艺术结构的手法也完全相同。 我们不明白，周汝昌支持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究竟意欲何为？这难道不是明目张胆地撕裂《红楼梦》完美的艺术结构！倒会是相反吗？ 王国华根本不懂《红楼梦》的艺术结构，那么周汝昌先生到底懂多少呢？把自己的“大对称结构”吹上天，其目的究竟何在呢？ 注释： ①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223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 ②阿·托尔斯泰：《向工人作家谈谈我的创作经验》，转引自《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第115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③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176-17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009年4月29日初稿，5月1日改定 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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