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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是一门显学。红学又是招致批评最多的一门学问。这同红学界存在“非学术和非道德的喧闹”分不开。优质产品有真假，红学也有真假，什么“《太级红楼梦》 是震惊人类发现了”啦，什么“曹雪芹祖籍丰润已成定论”啦，什么“《 红楼梦》 的原始作者是丰润曹渊”啦，什么“程甲本才是《 红楼梦》 的真本脂评本是伪书”啦，这种所谓的“红学”真是不胜枚举。为了维护红学的学术品格，在红学界也要坚持打假，不能听任邪说横行，这已成为绝大多数红学家、《红楼梦》 研究工作者和《 红楼梦》 的广大读者的共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读了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发表的《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1995 、4 ）。我原以为周先生要恢复红学的学术品格，也要在红学界打假，读完文章才发现他的所谓“学”同实际的红学之学是很不同的，有些内容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我虽学力不足，但为了红学事业，不敢沉默，愿以此文就正于周先生和《红楼梦》 的广大读者。 我以为《 还“红学”以学》 中存在以下错误： 首先，歪曲鲁迅，为我所用。周汝昌的长文大力肯定了鲁迅的红学见解，但经过他的生花妙笔，鲁迅却变成了“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他在文中说： 只要细读《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代人情小说——红楼梦》 ，就会看出，鲁迅在蔡胡两家之间，作出了毫不含浑的抉择：弃蔡而取胡。并且昌言指明：“自传说”开端最早，而论定却最晚。 应当体会到，鲁迅下了“论定”二字是笔力千钧，他岂是轻言妄断之人？ “论定”根本不是鲁迅的话，而是经周汝昌篡改后强加给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原文为： 然谓《 红楼梦》 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 鲁迅创撰《 中国小说史略》《红楼梦》部分时，借鉴吸收了胡适《 红楼梦考证》 取得的成果。鲁迅不掠人之美，在谈及“自叙传”说的时候，明确说这是胡适考证的结果，“确定反最后”也是由胡适“确定”的，“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而决不是由鲁迅自己“确定”的，周汝昌在撰写《鲁迅大师》 这节文字，手头显然有一本《 中国小说史略》 ，不知他为什么不引证鲁迅的原话，反而将鲁迅说胡适的“确定”为鲁迅自己的“论定”，还给他加上了“笔力千钧”的赞语，表面上看好像是在赞鲁迅，实际上是周汝昌自己赞自己。 鲁迅借鉴接受胡适“自叙传”说同鲁迅自己深入研究后取得的认识是不同的，鲁迅讲学，谈及自叙传时，从不讳言这是胡适的研究成果，1924 年7 月他在西北大学作《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学术演讲即是如此。他说，“自叙，此说出来最早，而信者最少，现在可是多起来了。”鲁迅当时只不过是“相信”自叙说罢了。而且他对自叙说作了补充限制，“可知《 红楼梦》 一书，说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鲁迅讲自叙传时很分寸，同周汝昌绝对化的自传说根本不同。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运用比较严密的考证，得出《 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的结论，同索隐派不着边际的猜笨谜相比，向真理靠近一大步。因此鲁迅当时接受了这种看法。但自叙传还不是真理，当鲁迅日后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后，会对自叙传作出新的评价的。1936 年鲁迅在《〈出关〉的“关”》 中说道： … … 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于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 儒林外史》 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鲁迅以尖刻的语言否定了胡适的自叙传，认为把艺术典型贾宝玉同生活中的模特儿曹雪芹等同起来是错误的。鲁迅说过《红楼梦》 “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可见鲁迅同时承认《 红楼梦》 存在不少艺术提炼和虚构，贾宝玉作为典型，不仅包含曹雪芹的生活，还包含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生活。他们在不少批语中，看到宝玉，常常想到几十年前自己的生活，“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庚辰本第17 、18 回批），须知他们也是宝玉的模特儿之一。贾宝玉作为典型形象，曾经以曹雪芹和他的亲友作模特儿，作为具体可感的文学存在，他们之间已经有了质的不同，因此这个“书中人”跟那个“曾经实有的人”已经是“不相干了”。套用周汝昌的话，鲁迅晚年批判胡适的自叙传“这才真正够得上是‘学’的了”，才是“先生自己的‘红学’的精义之所在”。如果说周汝昌不知鲁迅否定自叙传的观点的话，谁也不会相信，那么他硬说“鲁迅也是个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请问，这是“还红学以“学”，呢，还是把红学从“学”拉向“非学”呢？请问究竟是谁应该“还红学以‘学’”呢？！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 中对高鹗的续书是有肯定有批评，以肯定为主。他说：“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接着详细介绍了后四十回的内容。后来他在西北大学作小说史的学术报告，讲的也是包括高续在内的120 回本《 红楼梦》 ，而决不是不完整的《 石头记》 。鲁迅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鲁迅红学观的核心内容之一。周汝昌“尊崇”鲁迅，认为他是“上智伟人”，是“大师”级的学者，就应该完整地介绍鲁迅的红学观。由于鲁迅同极力崇曹贬高的周汝昌不同，评价百年红学史又躲不过鲁迅，他在介绍鲁迅时就阉割鲁迅完整的红学观，为宣传他的已经没有市场的“自传说”所用。 周汝昌说鲁迅的“最重要的红学观点，是他治学的一种典范示例，实际上已为所有后来人（先生敬称之为“来哲”）指明的治《红》 的正确方向，奠定了几大块康庄大道的铺路基石”。这话说得不错。遗憾的是周汝昌拒不接受鲁迅客观评价高鹗续书的“典范示例”，不在鲁迅铺的基石上走，这是他的自由。令人吃惊的是他篡改鲁迅为我所用的手段。他说：“先生之治小说，力倡‘斥伪反本’‘扫荡烟埃’的原则精神，在治《红》上尤其显示得光芒四射！”鲁迅从不曾在评价高鹗续书时讲过“斥伪反本”“扫荡烟埃”的话，也从没有这样的意思，周汝昌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鲁迅，然后大加赞赏，这是什么学风！这是什么学德！这难道又是“还红学以‘学’吗”？ 其次，贬低俞平伯，唇抢舌剑，用心良苦。“以‘手法’代治学，至于不惜歪曲证据，以利己说。”这是周汝昌谈“学风与学德”时的话。红学界的确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是某些人常用的手段之一。令人不解的是周汝昌的《还“红学”以学》 这篇长文中也到处充斥着以“手法”代治学的事例。把鲁迅塑造成一个“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堪称是以手法代治学的典型。他评价俞平伯先生红学的功过也是这么干的，他说： 俞先生的不少论点也是这么反反覆覆。他的真正的确切的意见很难捉摸，因此我们评价起来也感到困难。大约他对《红楼梦》 的看法上比较明晰的仍然是以下两点： （一）此小说并非第一流作品，它的声价只是近年来少数人抬捧起来的。 （二）此小说的主旨乃是“情场忏悔”与“色空观念”的虚无思想。 俞先生是新红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在曹雪芹的生平、《 红楼梦》 的版本和探佚、脂评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上都作过深入的研究。不容否认，俞先生早年的观点存在不少错误，比如他在1922 年说《 红楼梦》 “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在世界文学中“应列第二等”，还说《 红楼梦》 的主旨是“色空观念”即是。但俞先生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错误，他在解放后出版《 红楼梦研究》 时就删除了《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只能“列第二等”的错误。他原来对高鹗续补的后40 回评价不高，但在去世前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他还不断地修正着自叙传说，一生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表现了一个学者可贵的高风亮节。这一切经过周汝昌的“手法”之后，俞先生成了一个没主见的“反反覆覆”的人物。闭口不提俞先生在红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只把俞先生早已抛弃的20 年代的观点特别端出来亮底，意在丢俞先生的人，这不是以“手法”代治学是什么？难道这是好的学风学德？难道这又是“还红学以‘学’”?！ 红学界无人不知周汝昌的“自传说”是受胡适、俞平伯影响而形成的观点。1954 年周汝昌发表《 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他在文中作自我批评时承认自己“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响很深”，并在考证方法上“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 “我在《 红楼梦新证》 一书中，处处以小说中人物与曹家世系比附，说小说中日期与作者生活实际相合，说小说是‘精剪细载的生活实录’，就是最突出的明证”。他承认从胡、俞处接受了“自叙传”说，并把它发展到绝对化的“自传说”的地步。 在如何对待自叙传说上，俞、周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俞平伯1923 年出版《 红楼梦辨》，力持自叙传说。仅过了两年，俞先生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 一文，专门修正了自叙传说。他说，《 红楼梦》 “此书之叙实分子决不如我们所悬拟的多。写贾氏的富贵，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其实作品中各项人物都分得作者个性的一面）… … 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 … 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宝玉之与雪芹，“我以为是复合错综的映现，而非单纯的回现”，不同意在两者之间画等号。等到1986 年，俞先生在整理重抄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一文中就彻底抛弃了自传说，他认为“考证之功，不掩自传之累。”他说：“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虚构原不必排斥实在，如所谓有‘亲睹亲闻’者是。但这些素材已被统一于作者意图之下而化实为虚。故以虚为主，而实从之；以实为宾，而虚运之。”进而明确指出：“宝玉者，小说中主角，不必实有其人；大观园者，小说中花园，不必实有其地。”从而完成了由自叙传说到典型化说的转变。俞先生抛弃自叙传说所走的路很长，很艰难，但一直是向前走的，向真理靠近着。周汝昌向俞先生泼来“反反覆覆”的脏水，决不可能起到低毁俞先生的作用的。 周汝昌对待自叙传说则走了相反的路了。他在《 红楼梦新证》 中说明自己“唯一目的即在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实传说之不误，”而且他的“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已合而为一了”。郭豫适在《红楼研究小史续稿》 中评他的“写实自传说”“具有独特的彻底性、绝对性，简直到了极端的、形而上学的地步”。在1954 年的批俞运动中他出现了反覆，他在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写实自传说”错了，目的却是为了“证明鲁迅先生的‘写实’‘自述’说”的正确。批俞运动一过，他又回到绝对的自传说上去了，出现了第二次反覆。当然我们不能用“反反覆覆”批评他，在极左路线时期少数学者讲违心的话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满的是他不该口含脏水去喷俞平伯先生。这就是他们在自叙传说上各走的不同路子。不过还得指出，口头推崇鲁迅红学观的人，却始终同鲁迅背道而驰；口中未提鲁迅的人，最终抛弃自叙传，实现了和鲁迅在红学观上的统一：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第三，批倒一切，使百年红学史几乎变成一片白地。二十世纪近百年红学史的成绩是辉煌的，对此，海内外学者有目共睹。台湾潘重规先生曾说，经蔡元培、胡适之的“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的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间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红学六十年》 ）。此话一点不错；在这百年中；关于曹雪芹生平思想的研究，关于他的家世的研究，关于《 红楼梦》 版本的研究，关于脂砚斋的研究，关于《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成就的研究，关于《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关系的研究，都取得带有突破性的成绩。这是谁都抹煞不掉的。这一切实绩在周汝昌“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中却化成了子虚乌有。旧红学、新红学的发生发展，它们之间的论争及影响，是个客观存在，由它们构成了百年红学史中前50 年的基本内容。但周汝昌却说新旧红学都不曾存在： 从严格意义上讲，所谓的“旧红学”原来是一个不曾存在的假想名义。红学的实体，确自“五四”期间胡氏肇始。 因为“旧”本不存在，所以“新”之对应称号也就自然成为一个并无实义的假名了。 先还定旧红学的存在，还承认胡适创立了红学的实体；紧接着笔锋一转，像玩弄文字游戏一样，把新红学变成“并无实义的假名”。后来在大谈“新红学的不足之处”时，转而进一步否定了新红学的存在： 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于《 红楼梦》 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 可知世之所谓“新红学”，原是一种夸大了的名目和概念。 既然胡适的《 红楼梦》 研究连“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都没有，哪还有什么新红学呢？彻底得很，几句话就把公认的旧红学、新红学的实绩否定掉了。这里我们要请教周汝昌先生：胡适关于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难道够不上“学”？他提出的自叙传说不是“学”是什么？他彻底批倒了形形色色的索隐派，在广大读者面前恢复了《红楼梦》 的本来面目，难道不是“学”而是高谈空论？你的自传说是从哪里来的？它所含的“学”难道能同胡适的自叙传相比吗？ 在这期间．他评价王国维的《 红楼梦评论》 “无有自己研究的创获可言”，一句话便把别人否定得干干净净。当然，他表示佩服鲁迅，但不是完整的发展的鲁迅，而是他巧手打扮成“坚决磊落的自传说”的鲁迅——一个不真实的鲁迅。另外他很佩服陈蜕，因为陈蜕说应把《 红楼梦》 列于“子部”，并且说雪芹是一位堪称“创教”之人！他认为这种石破天惊、骇俗震世之论，“应当在‘评红’史上大书一笔”。陈蜕的荒谬与对陈蜕荒谬的评价，绝不是红学之“学”，因为他们连《 红楼梦》 作为小说的性质都搞错了，何学之有？ 他对解放后近50 年的红学成果视而不见，冷嘲热讽，还说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处在悲剧性中。他不指名地指责俞平伯、王利器、冯其庸等红学大家不是“学力欠缺，功底太差”，就是“逞臆妄说，贬人扬己。”他反对把《红楼梦》当作文学来研究，对艺术研究中的形象塑造、性格刻画、心理描写、口语运用，深致不满，大加排斥。因此以何其芳、蒋和森为代表的红学家对作品研究取得的成果，他根本看不上眼，连一句也没有提。这50 年简直糟透了，比前50 年更加一无是处。 如果有谁真的以为周汝昌会认为百年红学史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可就错到底了，要知道，否定别的一切其实只是为了突出他的“自传说”。“还红学以学”的实质，就是百年红学史只有他的自传说够得上“学”。话不好明说，假鲁迅而言之。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第四，学风不正，漏洞百出，贻笑大方之家。周汝昌在讲学风问题时说：“学力欠缺，‘功底’太差。这是个近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虽名家时时不免。”他举的例子是俞平伯误把敦诚挽雪芹诗的“旧坰”解作了“旧坟”。俞先生把坰解错了，决不能说他“学力欠缺，功底太差”，谁教我们的汉字多而且难认难记难写呢？偶而的一字之失是不能定为“功底太差”的。但在《还“红学”以学》 中，却确实有不少错误真实地再现了周汝昌的学力和功底。例如他在文中说： 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在1664 年，从1664 年到1757 年，已经93 年，而那“明遗民”既能知亡国之痛而发愤著书，那他应生于明亡之前至少一二十年才行。 周汝昌不知何所据硬让清王朝晚建立了20 年。1644 年是每个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年代。这年3 月19 日李自成义军攻入北京，宣告明王朝的覆灭。在吴三桂引领的清军的进击下，李自成4 月30 日撤离北京。同年10 月，福临从沈阳来到北京即皇帝位，建立了满清王朝。不知道清朝立国史，就弄不明白曹雪芹家的发家史，难以对《红楼梦》 作深入研究。令人惊讶的是大红学家周汝昌连清朝是哪一年建立的都缺乏准确知识，他的红学研究怎么能让人相信呢？难怪王利器先生批评他说： 还有一个乱说的，他成名的《 红楼梦新证》，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在他的书中，元朝人竟能知道八旗，这是怎么搞出来的？真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书中十大类错误，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这样的乱说，是极不负责的行为。（见《红楼梦学刊》 1995 年3 辑第33 - 34 页） 原来他是在乱说。我曾想这会不会是笔误？再三阅读奇文，不可能是笔误，因为1664 年连续出现两次，周先生经过精心运算，得出从这年到1757 年恰是93年，排除了笔误的可能。不知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发生在1644 年，硬改写历史，让清朝晚建立20 年，这同不知“坰”乃郊原之义相比，那个学力更欠缺、功底更差呢？这种毫无理据的逞臆之言在红学史上不贻笑百年才怪呢。 逻辑不严密，自相矛盾，是《还“红学”红学》 学风不正的主要问题之一。周汝昌先说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是“从胡适作《 红楼梦考证》开始。这是事实，对胡氏有何评价意见，都不能否认这一事实。”但在后文中他又说：“胡氏之于《红楼梦》 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一个方面说鲁迅、毛泽东舍蔡取胡，肯定了胡适的“科学方法”，另一个方面又说胡适所论“简单肤浮得令人惊讶”, “对文字笔墨的欣赏鉴别能力竟然如此其钝而不明”，又抽掉了胡适建立“科学方法”的基础。以自己的矛攻着自己的盾。 提倡指名道姓的批评、反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百家争鸣中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是党的一贯方针政策。王利器先生在《红楼梦新证〉证误》 一文中指出周汝昌有十大错误：不知妄说、不知妄改、不伦不类、以讹传讹、张冠李戴、辗转稗贩、顾此失彼、道听途说、数典忘祖、前知五百年。十多年过去了，没见他做过一句自我批评。张国光先生尖锐地批评了他支持《 太极红楼梦》 的荒谬，又深入批评了他崇曹贬高的错误及影响，他却从没有用严肃的指名道姓的反批评同张先生争鸣，只用暗示法表现他的不满。在《 还“红学”以学》 中他依然故我，仍用暗示法泄他的气愤。暗示法既缺乏学者的风度，又短少学的内容，决不是好的学风学德的表现。 周汝昌说：“还‘红学’以学。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此论看似有道理，似乎在抬高红学，实际是架空红学，取消红学。“中华文化之学”和“红学”是两个大小不同的概念，是涵盖被涵盖的关系，不能用“中华文化之学”这个总概念代替“红学”这个具体的小概念，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不从《红楼梦》 本体出发作“文学常论”式的研究，即不研究它深广的思想内涵和卓绝的艺术成就，岂不只剩下了乌烟瘴气的“红外线”！ 红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学问。红学的核心是关于《 红楼梦》 本体的研究，它的版本，它深广的思想蕴涵，它的卓绝的艺术成就，它的作者的生平和思想，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问题。凡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相关的问题，才够得上红学之学。 红学，既然是学术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它就要发展，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所以每个红学家和《 红楼梦》研究工作者都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纠正自己的失误，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向真理靠近。鲁迅开初接受胡适的自叙传，后来批判自叙传是这样；俞平伯当初宣传自叙传，后来发展到典型化是这样；冯其庸先相信雪芹卒年的癸未说，后来抛弃癸未说而接受壬午说，也是这样。自叙传相对索隐派而言，它是比较科学的，因为贾宝玉作为典型包含有作者曹雪芹的生活。但把自叙传发展成绝对化的自传说，在宝玉雪芹之间画等号，则是荒唐的。脂砚斋说：“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有知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庚辰本第19 回评）。俞先生在修正自叙传说时风趣地间：“人说宝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没有衔玉而生的奇迹？”于此可见“精剪细栽的生活实录”式的自传说是同科学背道而弛的，同不断发展的红学也是背道而弛的。 红学，既然是科学，它必须尊重事实，尊重真理。曹雪芹生于南京，成长于北京，祖籍辽阳，史迹清清楚楚。那种曹雪芹祖籍河北丰润的说法，虽然有几位权威支持，也为严肃的红学工作者所不取。争不到曹雪芹也要在丰润重新给《红楼梦》 找个作者，于是强把丰润曹渊过继给曹寅作儿子，让他来创作《 红楼梦》 。此说虽有周汝昌、杨向奎这样的大权威支持，除了贻笑红学界外，决不会达到目的的。至于撰长文为丰润所谓的“曹雪芹家酒”作广告，在电视中说什么“曹雪芹一边喝其家酒，一边在写《红楼梦》” ，那连“红外线”也够不上，同作为科学的红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红学，既然是科学，它只能在同谬误的不断斗争中前进。它不怕伪红学的挑战。红学界一直不平静，很热闹，这不是它的错，这是因为每过几年总有些人跑出来向科学的红学挑战的结果。发歪论，讲假话，层出不穷，迷惑读者。“太极《红楼梦》”、“脂评本是伪书”，是歪论的代表。“曹鼎望为曹雪芹祖父，曹鋡为曹雪芹的父亲”则是讲假话的典型。面对这些，为了维护红学的纯洁不论争是不行的。正如冯其庸先生在全国七届红研会开幕词中所说：“对于种种歪论，我们不能退让，我们要为真理而争！孟子说：‘吾岂好辩也哉？吾不得已也！’我相信学术真理是在辩论中放射出自己的光芒的，希望大家不要掩蔽自己所涵藏的真理之光而一任邪说横行！”同野狐禅作斗争是红学界长期的任务。 这，大约就是红学的品格吧。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2辑；《红楼》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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