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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真善美，总是与假丑恶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常有所谓正反之分。《红楼梦》自然也不例外。作为《红楼梦》中少有的正面男性形象，柳湘莲和蒋玉菡虽然着墨不多，但同样刻画得性格鲜明，生动传神，让人印象深刻。在他们身上，作者体现出与贾赦、贾珍、贾琏、薛蟠等人完全不同的态度，寄寓了与主人公贾宝玉不一样的男性理想与人生追求。 一、取名与人品 柳湘莲、蒋玉菡作为作者肯定的男性形象，在性格和人品上也有不少相同的地方。这可以从作者给他们的取名上窥出一些端倪。 柳湘莲名字中的柳是植物，湘与水有关，曹雪芹最钟爱的女子便是“水做的骨肉”，莲即是荷花。在此，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周敦颐《爱莲说》中那赞美莲花的千古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所以，张新之以为：“柳”寓风流，“莲”寓洁净，“湘”寓潇湘云梦终究归空(第四十七回批)。此解颇符柳湘莲的性格、品行与结局。二知道人也说他“有古侠士风，观其姓名，其人必风姿濯濯，出污泥而不染者”（《红楼梦说梦》）。此外，还有人认为柳和荷花“这两者都是漂泊不定的角色”，暗喻柳湘莲“有着漂泊不定的人生”[1]。 蒋玉菡的名字，更是除了甄、贾宝玉外，仅有的以玉为名的男性。“菡”，即菡萏、芙蕖，也指的是莲花。可见曹雪芹对柳、蒋二人都是很钟爱的，均以莲花为名，也代表了他们身上共有的自尊自爱，不随流俗的高洁品性。“菡”字有时作“函”，故有人以为蒋玉菡与贾宝玉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如王梦阮、沈瓶庵指出：“宝玉与蒋玉菡，若即若离，是一是二。蒋玉菡者，将玉函也。函者，藏也。言此美玉他人不得而有，独此人能蕴椟藏之，金屋贮之，以紫檀为匣，可谓函之固矣”（原注：玉菡住紫檀堡）[2]。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作者原意，但红楼人名往往有着谐音、象征、比喻的意义，正是这种艺术手法，使得其名字含义充满了种种可能性，也使得其形象更为丰美。 柳湘莲自尊自爱，所以不能容忍薛蟠把他当戏子；当他得知与他定亲的尤三姐是东府贾珍的小姨时，坚决要求索回信物，并说出“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的铮铮之言。因此，青山山农赞他是“有志之士”，认为“志士必洁其身，故呆霸王之戏，拒之甚严；志士必不乱其伦，故石狮子之喻，言之甚切。殆至鸳剑倏分，美人不作，屠刀立放，尘世皆空，然后知成仙成佛，皆从立志来也”（《红楼梦广义》）。可见，“他有突出的人格魅力,具有别的男子所没有的高洁的灵魂和特立独行的人生选择。他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 [3]。 蒋玉菡虽是戏子，但仍秉持着自己的人格尊严。薛蟠在宝玉挨打后，曾气急败坏地对母亲和妹妹撇清道：“那琪官，我们见过十来次的，我并未和他说一句亲热话”（第三十三回）。在冯紫英的家宴上与宝玉一见如故，互换信物。这个情节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他在提到汗巾的来源时说是北静王“给”的，而不是“赐”的；二是他一再强调“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这表明他在贾府公子面前不卑不亢的态度，再和前面对薛蟠的态度一对比，可见他待人处世并不趋炎附势。不然，他从小在风尘里打滚，不会不知道薛家、贾家的熏天势焰。就像薛蟠在调戏柳湘莲时说的：“凭你有什么要紧的事，交给哥，你只别忙，有你这个哥，你要做官发财都容易”（第四十七回）。但是蒋玉菡是以志趣相投为交往标准，他不媚俗，也不奉承。因此，蒋玉菡不仅深得北静王的赏识，也得到贾宝玉的倾心相待。 二、票友与本行 小说中，柳湘莲和蒋玉菡都有登台演戏的场面，不过“蒋玉菡唱小旦，柳湘莲唱小生；蒋玉菡是本行，柳湘莲是票友；蒋玉菡以做优伶为业，柳湘莲以被误认作优伶为耻”；“关键的区别是柳湘莲乃‘世家子弟’，虽然没落，但旗纛不倒；蒋玉菡则从小就入了唱戏这‘下贱行子’” [4]。二人都年轻俊美，在唱戏上都颇有天分和名气，但区别在于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 关于柳湘莲的家世，第四十七回表述得很清楚：“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棒，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因为年纪又轻，生得又美，不知他身份的人，都误作是优伶一类。”柳湘莲在其成长过程中遭遇到家境沦落、父母早丧的双重悲剧，迅速由一个世家子弟沦落成市井细民，这种经历对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世家子弟”标榜着他曾经高贵的出身，养成了他的尊严和气度；而父母早丧和家境衰落则培养了他自由洒脱、我行我素的处事风格。 柳湘莲最喜串戏，且串的都是“生旦风月戏文”，贾家兄弟都慕其名，希望与他交好。“串戏”对柳湘莲是一种娱乐消遣和爱好，但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出生于贵族世家的柳湘莲却偏偏自甘“下贱”，这简直就是对封建正统观念的莫大嘲讽，表明了他对自由人生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但这种新锐的思想是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的。柳湘莲就曾经因为唱戏而被薛蟠误认作优伶，而遭过侮辱。可见，素性爽侠、不拘小节的柳湘莲虽喜串戏，但以误认优伶为耻。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以优伶为业的蒋玉菡，比柳湘莲更具悲剧性的生存处境。 蒋玉菡打小就入了优伶这个行当，艺名“琪官”，是忠顺王府的戏子，王爷赞他“随机应答，谨慎老成”，同时还深得北静王的赏识。他唱功了得，“名驰天下”，连贾宝玉都“慕名很久”，想要见上一面。但这样一个当红得宠的名角，在第三十三回却从忠顺王府逃走了，且在城郊置地买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身为优伶的他，虽然外表风光，却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可言的，处于一种依附的社会地位，被人瞧不起。就连“三不着两“的赵姨娘，都公然叫骂梨香院女伶芳官“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第六十回）。 优伶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始终是处于边缘和被驱逐的特殊群体，“卑贱者”是其坚固而残酷的社会标签。且优伶出身，大多是有着凄楚的社会背景，依附君主或权贵而生存，以供享乐和戏弄。柳湘莲面对薛蟠的调戏，可以奋起反抗，痛打泄愤；而对从小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的蒋玉菡来说，大概已是家常便饭，除了忍受，说不定还得笑脸相迎，献媚承欢。 三、游侠与情侠 柳湘莲和蒋玉菡性格中都具体一定的侠义色彩。庚辰本在第二十六回写到冯紫英的一段文字，有三条眉批，其中一条提到“写倪二、紫英、湘莲、玉菡侠文，皆各得传真写照之笔”。甲戌本中，也有类似的回后批语。 传统文化中侠义精神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有情有义。柳湘莲虽然外“冷”，其实是一个心热之人。第四十七回，宝玉拉柳湘莲到厅侧小书房中，问他这几日可到秦钟的坟上去了，湘莲说：“怎么不去？前日我们几个人放鹰去，离他坟上还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的雨水勤，恐怕他的坟站不住。我背了众人，走去瞧了一瞧，果然又动了一点子。回家来就便弄了几百钱，第三日一早出去，雇了两个人收拾好了。”接着还说道：“这个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头有我，你只心里有了就是。眼前十月初一，我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贫如洗，家里是没的积聚，纵有几个钱来，随手就花的，不如趁空儿留下这一分，省得到了跟前扎煞手。”柳湘莲尽管“一贫如洗”，他还是惦记着黄泉之下的朋友，想方设法备下银子为他上坟，且不要宝玉分文，说这不过是为朋友“各尽其道”。所以，姚燮在此赞曰“小柳儿修鲸卿之坟，煞是多情”；“湘、宝二人不能忘情于故交，是同心也”。 不过，柳湘莲的“侠”更像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的游侠，比蒋玉菡更为狂放，更具男儿血性。他仗剑行侠，浪迹天涯，不慕权势，清高脱俗，“天天萍踪浪迹，没个一定的去处”（第四十七回），可谓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游侠，“一个徘徊在红尘边缘的游侠” [5]。柳湘莲侠骨柔肠，乐于助人。他尽管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痛打过薛蟠，可事过之后他不念旧恶。这件事是薛蟠向贾琏转述出来的：“天下竟有这样奇事。我同伙计贩了货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谁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一伙强盗，已将东西劫去。不想柳二弟从那边来了，方把贼人赶散，夺回货物，还救了我们的性命。我谢了他又不受，所以我们结拜了生死弟兄。”（第六十六回）从中我们看到一个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的侠士形象。己卯本在此批曰：“湘莲不念旧恶，故是侠人。”按理说,他非常痛恨、鄙薄薛蟠,看见薛蟠被劫,他应该幸灾乐祸,或者袖手旁观，但他居然能够抛开一己恩仇,挺身而出,仗剑相助,救人于危难之中。在答谢被拒后，骄横恣纵、倚财仗势的呆霸王不禁对柳湘莲前嫌尽消、心服口服，并打算“给湘莲寻一所宅子，寻一门好亲事，大家过起来”。这个情节充分表现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同时也是柳湘莲豪爽磊落性格的集中体现。可以说，“他是中国小说史上发射出奇异光彩的义侠人物” [6]，寄托了作者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渴望与追求，“他成为中国儒家治世下‘文化离轨者’的代表，这说明了侠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一种象征，是对正统文化和儒家精神的一种质疑和反叛” [7]。 蒋玉菡的侠举主要表现在对宝玉的情义上。第二十八回脂批（庚辰本、戚序本回前，甲戌本回后均有）曰：琪官虽系优人，后回与袭人供奉玉兄、宝卿得同终始者，非泛泛文也。意即贾府被抄没之后，贾宝玉、薛宝钗的生活陷于困境，是蒋玉菡和妻子袭人一直供养着他俩。由此可见，在曹雪芹笔下，蒋玉菡也是个很重情义的人。 四、刚直与隐忍 柳湘莲与蒋玉菡之所以让读者印象深刻，还在于他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抗争精神。 柳湘莲在经历父母早丧、家境沦落的双重打击后，有过“眠花卧柳，吹笛弹筝”的富家子恶习。在这个“沦落”的成长过程中，他应当是吃过不少苦头的，不过这也让他洞悉了社会的危艰，看透了人生的黑暗。这不仅培养了他有勇有谋、有胆有识的性格，也使他具有强烈的抗争意识。与贾宝玉的抗争相比，柳湘莲的抗争更为彻底，不仅有思想层面的，还有具体的行动。 柳湘莲不仅不屈服于权势，而且蔑视权贵，视做官发财为草芥。在此不妨设想一下，只要柳湘莲稍稍投靠贾府，他肯定能平步直上，正如薛蟠所说的“有你这个哥，你要做官发财都容易”，但柳湘莲听到这话不是“甚悦”，更没有俯就，而是“心中又愧又恨”。他自尊独立，冷眼看人看事，所以贾琏等人说他“最是冷心冷面的，差不多的人，他都无情无义”，称其为“冷二郎”。其实，这是反抗污浊社会的一种表现，是经历沧桑后蔑视贵族阶级的一种人生态度。柳湘莲在思想上的叛逆最集中的表现，就在他的“读书不成”上。我们从他多才多艺的能力来看，柳湘莲读书不成肯定不是因为他脑子生的愚笨，也不是家里拿不出钱来。虽然家境沦落，但沦落还是有个过程的，不然他拿什么去“眠花卧柳，吹笛弹筝”呢？他之所以“读书不成”，主要是因为他厌恶“四书五经”，不认同封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不愿意走仕途经济的道路。 柳湘莲对封建权贵的蔑视和反叛，还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在苇子塘痛打薛蟠，就是一个明证。在赖尚荣家的酒席上，薛蟠见到了生得俊美，又会唱戏的柳湘莲，误把他当成“风月子弟”，最终惹恼了柳湘莲，于是上演了一幕“呆霸王调情遭苦打”的喜剧。 这一次他碰见敢作敢为的柳湘莲,冥冥之中就好像在为被薛蟠害死的冯渊报仇一样,让人长长地出了一口恶气。在这一事件里,湘莲的机智、豪爽、幽默也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一步一步,将薛蟠的嚣张气焰打了下去,使薛蟠到最后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他嬉笑怒骂,对薛蟠极尽作弄之能事,使薛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着薛蟠的狼狈像,湘莲却说“这样气息,倒熏坏了我”,表现了对薛蟠卑劣人品的极度鄙视。“这一切都表现出柳湘莲嫉恶如仇、敢于冒犯权贵的正义感和刚直性格” [8]。 与柳湘莲为摆脱封建社会给予的束缚的抗争不同，蒋玉菡想要摆脱的是自己的优伶身份和被人奴役、玩弄的地位。他所采取的是隐忍、曲折的方式，虽不如柳湘莲那样激烈和直接，但仍然具有个性解放和崇尚自由的意味，是对封建社会制度的一种挑战和反抗。之所以是这种抗争目标和方式，主要在于他的优伶身份，使他没有力量“直面惨淡的人生”。 中国的优伶，不仅女伶卑贱，男伶也一样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男伶被世俗的男性社会所排斥，永远成为了男性社会的他者，其中突出的表现是：男性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获取社会性别身份的科举考试，男伶也和女性一样被剥夺了，更为严重的是其所生子孙，也永远不准应试。这种律法，彻底地阻止了男伶作为一个男性向外发展和扩张的能力，而且株连后世，因而其社会性别和功能日益萎缩。更为悲惨的是，中国的伦理道德制度和封建礼教使得男伶代替女性成了公共的色情欲望对象，成为王公贵族手中的玩物，既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男性尊严可言。这就是为什么“名驰天下”的蒋玉菡，仍然要设法摆脱自己的优伶身份的根本原因。[9] 五、出家与掌班 由于两人出身、性格不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不一样，最后的结局自然也是迥异。 游侠是与社会保持距离的清醒的不合作者,是超然物外的逸士高人。游侠式的生活，是柳湘莲的一贯选择。而尤三姐的自尽促使他进一步警醒，更加坚决地与尘世决裂,更加彻底地摆脱世俗的羁绊，从而成为他人生道路和追求的转折点。 柳湘莲虽然选择了萍踪浪迹的生活方式，也有过“眠花卧柳”的经历，但在内心深处对爱情仍存有渴望和追求。他自言“我本有愿，定要一个绝色的女子”（第六十六回），就表明他希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后在平安州薛、柳二人和解之后，贾琏遇见了柳湘莲，代小姨子尤三姐向柳湘莲提亲，柳湘莲盛情难却，就轻易答应了，并以“传代之宝”鸳鸯剑作为定情信物。但事情后来出现了逆转：柳湘莲向宝玉讨主意，得知尤三姐是贾珍的小姨时，断然表示“不愿意做这剩王八”，执意索回订礼，致使刚烈痴情的尤三姐横剑自尽。可怜的柳湘莲逃离了家庭，一心想要摆脱封建枷锁的束缚，却因为封建思想的束缚一手制造了尤三姐的悲剧，也毁掉了自己的自由和未来。侠士与奇女子的爱情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封建礼教的魔掌。这是一场爱情悲剧，也是一个社会悲剧，标志着柳湘莲抗争活动的失败。最终柳湘莲万念俱灰，在跛足道人的点化下出家了。[10] 柳湘莲的出世,表现出他对这个社会的彻底绝望,是“冷面冷心”最激烈的终极外现,但这种无情之冷中又蕴含着至情之热,正如脂砚斋所说：“湘莲万根皆削是无情,乃是至情。”(戚序本第六十六回回首总批)柳湘莲的出家是无奈而又是自觉地走向沉寂，不仅是对尤三姐之死自责和救赎的需要，也是自己叛逆一生、追求一生、抗争一生，最后却一无所有的人生悲剧的写照。正如跛足道人在第一回所言“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亦如江顺怡所说，“柳湘莲以雄剑断万根烦恼，非出家也，亦自刎耳”（《读红楼梦杂记》）。 蒋玉菡期待摆脱忠顺王府对他的控制，渴望获得作为一个人的自由。第三十三回中，忠顺王府的长史官登门向贾府索要逃跑的蒋玉菡，最后宝玉被迫招出了他在东郊的紫檀堡置地买房。这个情节告诉我们，蒋玉菡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但这种行动的进程无疑是很艰难的，其后果就是不仅自己很有可能被找了回去，就是宝玉也因此挨了打。但是在后来的故事发展中，他的抗争慢慢显出了成效。到第九十三回蒋玉菡再次出场的时候，其身份已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时，蒋玉菡不再是唱戏的戏子，已经基本摆脱这种身份，成为了管理者；而且他俨然步入“小康”生活了，因为他在管理戏班的同时还经营着两三间店铺。到最后一回，蒋玉菡娶了袭人，开始过上一种平静美满的生活，可说已基本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依照白先勇的说法，早在第二十八回宝玉与蒋玉菡就互换汗巾下了聘，此后的蒋玉菡娶袭人，是作为宝玉的俗世化身替他了结了这段“俗缘”[11]。《红楼梦》“用袭人与蒋玉菡的婚姻作结，将红尘里的是是非非，繁华旧梦落实在一对平凡的夫妻上，也许有作者的另一番用意。在红楼男子中只有平凡世界里的蒋玉菡才是留在人间的真正情种” [12]。 青山山农认为：“蒋玉菡与柳湘莲，同一美男子耳。乃湘莲可以成仙，而玉菡终于作戏。莲奇而菡俗，莲洁而菡污也。仙凡之隔，只判几微；清浊之区，遂分霄壤。袭人之娶，所以著下流之归，绝之，非幸之也。”（《红楼梦广义》）不过姚燮比较宽容，评曰：“虽曰夫优妇婢，居然一对玉人，亦称良匹。”（第九十三回批) 六、密友与战友 曹雪芹在第二回曾借贾雨村之口，认为“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盈余无可用者，“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正邪二气偶然相交，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依此论，贾宝玉和他的好友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都是“秉天地灵秀邪僻之气而生”。“曹雪芹让宝玉与身份及地位远低于自己的秦、蒋、柳等人平等相处,坦诚相待,构建起超越友谊的情恋纽带,并将其视为宝玉情痴、爱博的一种正常表现。” [13]不过，柳湘莲和蒋玉菡对宝玉的具体影响是不同的。 与秦钟和宝玉的情爱相比，蒋玉菡与宝玉之间的关系写得比较隐晦，而且只有断断续续的几段文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爱恋。二人初见是在第二十八回冯紫英家的酒宴上，凭借各自以女儿为题的令词，同时认出了对方的同类性，当即惺惺相惜，互赠表记，并从此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也许正是这样的友情，使他鼓起了生存斗争的勇气，不顾一切地逃离亲王府。比之于被王爷的蛮横霸占，蒋玉菡与贾宝玉的交好即便再有同性恋之嫌，也是十分美好而合乎人性的” [14]。后来琪官失踪，忠顺王府派长史官到贾府索人时说“这一城内，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说他与衔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而且当即指证宝玉腰间系的茜香罗。正是由于这个细节，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宝玉和蒋玉菡是有亲密的同性之爱的。 蒋玉菡不仅“面如傅粉，唇若涂朱，鲜润如出水芙蕖，飘扬似临风玉树”，更有“声音响亮，口齿清楚，按腔落板”，可见吸引宝玉的不仅是他的美姿，更有气质和才华，所以认为他“极是情种，非寻常戏子可比”（第九十三回）。尤其可贵的是蒋玉菡虽是戏子，但他与宝玉之间并不是依附和从属关系，而是保持着一种独立和平等的人格。在思想上，两人都是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的。宝玉想要摆脱封建大家庭的束缚和禁锢，而蒋玉菡则希望摆脱依附权贵的处境，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可以说，他们之间除去同性之爱，还有一种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情。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充分肯定的男性人物除贾宝玉以外，其次就要数到柳湘莲。他俩有共通的思想情感，有类同的习性和爱好，但由于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不一样，所以又表现出不同的个人特性” [15]。柳湘莲的生活经历复杂而独特,与宝玉相比,他的出家决然而果断,是其长期游侠式生活的必然选择,没有犹豫、没有眷恋,有的只是对黑暗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彻底决裂。两人既是情投意合的朋友,亦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虽殊途而同归。正如陈其泰在第四十七回所评：“写湘莲即是写宝玉。湘莲有风流之体态，而具刚烈之性情。所以与宝玉、秦钟相好者，绝非世俗浪子之所谓情契也。湘莲如此，宝玉可知。” 柳湘莲的人生悲剧，对贾宝玉具有铺垫和引导的作用。贾宝玉对柳湘莲不守礼法，“萍踪浪迹”侠而隐者的生活方式十分钦羡,引为自己走叛逆道路的知音,因而成为莫逆之交。作者一再渲染“二人相会，如鱼得水”的亲密关系，连贾琏都知道“他最和宝玉合得来”，所以定亲大事要向宝玉讨问底细。他说要远行,宝玉“便滴下泪来”。柳湘莲的最后出道,更是宝玉的先行者和示范者。柳湘莲冷遁之后,宝玉“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的激烈表现，就是有力的证明。贾宝玉最后出家当了和尚,一道一佛,前后辉映,正是作者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极度失望之后悲凉无奈的人生归宿。 七、结语 综上可知，柳湘莲与蒋玉菡形象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柳湘莲是个没落的世家子弟，虽喜串戏，但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蒋玉菡是个处于社会底层、依附于权贵的戏子。柳湘莲是个有胆有识，智勇双全的侠客，他外冷心热，自由洒脱；蒋玉菡是个自尊自爱，文采风流的人物，对朋友有情有义，善始善终。二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前者蔑视封建社会仕途经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追求个性的独立和解放，但由于社会和阶级的局限，他没有找到一条自己想要走的道路，最终看破红尘出家了，以自己的行动做了彻底的反叛；后者一心想要摆脱自己依附于权贵的卑贱地位，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最终他通过各种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改变了人生的命运。 侠肝义胆的柳湘莲与贾宝玉志趣相投，他的出家是宝玉出家的先声；文采风流的蒋玉菡是宝玉的知己，在宝玉落难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作者与宝玉形象不同的男性审美和人生理想。“没有理想的艺术，只能跟在生活后面爬行，它产生不出动人的魅力” [16]。“秦钟、蒋玉菡、柳湘莲基本代表了曹雪芹在追求人生超越中不同阶段的探索。他否定了秦钟式的非理性的超越,也否定了蒋玉菡式的回归式的超越。在种种超越幻灭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柳湘莲式的退出现实、悟道归空的道路,这种人生思考最终统一在曹雪芹对主人公贾宝玉的人生设计上” [17]。而柳湘莲与贾宝玉尤为“同中有异的两个旷世奇男子。二人同为叛逆者,同为出世人,同为奇才俊杰,同为逸士真人。同中见出正衬关系,水涨船高,相得益彰,与贾政、贾雨村等假士俗人构成美丑的鲜明对比。二人之异在于：一贫一富,一刚一柔,一武一文,一剑一书,一剧一诗,一冷一热,异中见出互补关系,相辅相成,相映生辉,从不同角度体现着作者的男性美理想” [18]。 —————————————————————————————————————————— 注释 [1] 刘晓明《红楼人物谈》，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331页。 [2] 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3] 阎秀平《出污泥而不染——柳湘莲人格探美》，《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期 ，第147页。 [4] 梁归智《红楼探佚红》，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232页。 [5] 胡文彬《红楼人物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页。 [6] 冒志祥《义胆侠胆“铁石人”——柳湘莲形象刍议》，《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增刊，第256页。 [7] 邓桃莉《优伶？游侠？——柳湘莲身份人格的文化解读》，《鄂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45页。 [8] 漆娟《至今莲蕊有香尘——解读柳湘莲》，《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22页。 [9] 参见厉震林《优伶的社会性别身份》，《新余高专学报》2004年第6期。 [10] 关于柳湘莲的“做强梁”，红学界有两种说法：一为柳湘莲出家以后做了“强梁”；一为“做强梁”是出家之前就已经完成的行为，出家就是结局。本文采纳后一种说法。 [11] 参见白先勇《贾宝玉的俗缘：蒋玉菡与花袭人》，《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1期。 [12] 王意如《趣说红楼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7页。 [13] 施晔《〈红楼梦〉与〈姑妄言〉同性恋书写比较研究》，《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4辑，第190页 [14] 李劼《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东方出版中心 1995年版，第246页。 [15] 吴新雷《试论柳湘莲的艺术形象》，《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0辑（1983年），第46页。 [16] 蒋和森《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373页。 [17] 刘竞《超越的幻灭——从宝玉三友看曹雪芹的人生思考》，《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2期，第100页。 [18] 关四平、陈默《柳湘莲人生悲剧索解》，《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6期，第71页。 原载：《红楼梦学刊》2010年0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10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