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的三大理由能成立么？某人对某人评价高就能引以为知音？某某对某某“最早”得出了崇高评价就可以视为知音？一生投入红学研究就一定能成为曹雪芹的知音？周汝昌属于科学的考证派吗？不论考证、悟证出怎样的内容都可成为曹公知音？恐怕未必。
    

“首先如此肯定曹雪芹的无比崇高地位”就能成为曹雪芹的旷世知音吗？
    

如果说能“首先如此肯定曹雪芹的无比崇高地位”就可以视为曹雪芹知音的话，那么，这个“知音”得来就太容易了，况且周汝昌还并非第一个给雪芹高评价的人呢。
    

清末，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一文中，不仅高度评价了《红楼梦》，还给后人指出了研究《红楼梦》的正确方法。王国维说：
    

夫欧洲近世之文学中，所以推格代之《法斯德》（即歌德的《浮士德》）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若《红楼梦》之写宝玉，又岂有以异于彼乎？……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作者一一拾掇而发挥之。我辈之读此书者，宜如何表满足感谢之意哉！而吾人于作者之姓名，尚未有确实之知识，岂徒吾侪寡学之羞，亦足以见二百余年来，吾人之祖先对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也。谁使此大著述之作者不敢自署其名？此可知此书之精神大背于吾国人之性质，及吾人之沉溺于生活之欲而乏美术之知识有如此也。然则余之为此论，亦自知有罪也矣。［2］
    

虽然，当时王国维还不能确定《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但是王国维把《红楼梦》确认为是可以与歌德的《浮士德》相媲美的伟大作品，而且宝玉比浮士德更具典型性，并称《红楼梦》为“宇宙之大著述”，进而由作者不敢自署其名，评价此书之精神是超越了当时社会的，从而给予《红楼梦》以极高的评价。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评价以及对尚不知名的作者的理解，可谓深矣。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王国维还指出：
    

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3］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是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在红学史上，是他首先运用西方哲学和西方文论对《红楼梦》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不把《红楼梦》看成是人们茶余饭后可供消遣的谈资，也不把《红楼梦》看作是某种历史的附庸或某些人物事迹的实录，而是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上，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独立而完整的文学创作进行研究。王国维并不绝对的反对考证，他认为“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4］王国维明确告诉我们对作者、成书年月必须是要考证的，并认为这是研究《红楼梦》唯一需要考证的方面。当然，对于版本的研究也是需要考证之法的，至于文学创作本身的研究则不宜于用考证之法，否则将违背文学的创作规律，因为文学形象所表现的“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可以说王国维的研究思路及方法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开创性，把文学当做文学进行研究无疑是正确的。所以若以此论知音，王国维可以说是《红楼梦》作者的知音吗？
    

非也，还不能过早下结论，不能因为王国维高度评价了作者及其《红楼梦》，不能因为王国维在研究《红楼梦》方面的开创性就认为他是作者的知音，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呕心沥血之作，是复杂背景下产生的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学巨著，研究透《红楼梦》谈何容易！但起码王国维深刻理解了作者呕心泣血塑造的作品主人公宝玉的深沉痛苦以及作者不能自署其名的苦衷，深刻领悟了作者杂取“人类全体之性质”而塑造典型人物以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方法，可以说王国维比周汝昌更接近于曹雪芹“知音”的称号。而周汝昌不仅研究作者、成书年月用考证法，而且研究《红楼梦》文本亦用考证法，以“考证之眼”一一坐实人物或情节，并且还不是科学的考证，而是凭空的想当然、乱索隐，他根本就不算是科学的考证派，因为他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成果，都是他乱索隐以及他大脑“悟证”的结果。即便是“科学的考证”也不适用于文学作品本身内容的研究，更何况脱离了文本进行天马行空的“悟证”呢？而且是丢了“证”，只凭“悟”。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的方法错了，还能渴望他得出正确的结论吗？这样的红学家还能称之为曹雪芹的知音吗？
    

清代赵之谦也认为“世所传《红楼梦》，小说家第一品也”，但他却又道“若认真题思，则全部《红楼梦》第一可杀者即林黛玉。”［5］ 我们能因为赵之谦高度评价了《红楼梦》就可以认为他是《红楼梦》作者的知音吗？如若那样，就完全错了！因为他歪曲了作者和血含泪塑造的光彩照人的林黛玉形象。
    

综上所述，刘先生说“首先如此肯定曹雪芹的无比崇高地位的是周汝昌先生”的论断是错误的。在一九五三年之前肯定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崇高地位的大有人在，除以上所引王国维、赵之谦外，晚清王钟麒、林纾、抗日战争时高语罕等等都对曹雪芹及其作品有高度评价。
    

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写道“……珞珞雪琴，载一抱素。八斗奇才，千秋名著。维黛之慧，维宝之痴。天乎！人乎！而至于斯。”［6］ 林纾说“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7］高语罕早在周汝昌之前也说“我们青年人应当从事学习，尤其当从我们的古典作品中去学习，犹之乎革命后的苏俄青年要从莎士比亚、王尔德、左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朵思退夫斯基、普希金等等的伟大作品去学习一样。若果我这个见解不错，那么，《红楼梦》实在是我们百读不厌、独步千古的一部不朽的杰作！它的价值实在可以和左丘明的《春秋传》、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并驾齐驱。和它先后或同时的几部大书，如《水浒》、《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都不能同日而语、等量齐观。”［8］在此，高语罕也同周汝昌一样把曹雪芹视为中国第一流的作家，把《红楼梦》视为最杰出的作品，并提高到和世界一流的作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等相提并论的地位。所以，如果非得以“首先如此肯定曹雪芹的无比崇高地位”而论定曹雪芹的“旷世”知音的话，那么，周汝昌先生是否应该让位于先贤了？
    刘先生本人如此高度评价周汝昌“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那么按刘先生的观点，刘先生可以算是周汝昌的知音了。但作为知音，刘先生却不能理解为什么周先生以极其鲜明的态度彻底否定高鹗的续作，认定高氏不仅无功，而且有罪；不理解为什么周先生在定义“红学”时，却把红学限定于考证、探佚、版本等，而把对《红楼梦》文本的鉴赏、审美、批评逐出“红学”的王国之外；不理解周先生为什么独锺湘云以致觉得《红楼梦》倘若让湘云取代黛玉为第一女主角会更好。要知道这些问题可都是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关键问题之所在，关联着周汝昌一生的心血啊！可见给予周汝昌极其崇高评价的刘先生不能算是周汝昌的知音，那又怎能因为周汝昌对曹雪芹及其作品的高度评价就把周汝昌定义为“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呢？
    

判断是否是“知音”，关键是看二者思想上是否息息相通，作为曹雪芹作品的阅读者、研究者，若不能深刻领悟曹雪芹的思想，不能正确理解《红楼梦》文本的全部描写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光说大话而读不懂作品，是决不能成为曹雪芹的知音的！
    

周汝昌研红的一生及成果只能证明了他“根本不懂《红楼梦》”
    刘再复先生称周汝昌是曹雪芹旷世知音的第二个理由是周汝昌“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不喜欢《三国演义》而热爱《红楼梦》，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把全部生命、全部才华贡献给《红楼梦》研究。六十年钩沉探佚，六十年呕心沥血，六十年追求《红楼梦》真理，真是可歌可泣，可敬可佩。”这个概括从现象上说基本属实，从实质上说周汝昌在《红楼梦》研究上都是在证假为真，离真理越来越远。胥惠民先生在《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中对其错误进行了精辟分析，并着重指出，周汝昌的“最大贡献”是把胡适提出的《红楼梦》“自叙传”发展到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把小说的贾家与现实生活中的曹家完全等同起来了；提出史湘云嫁贾宝玉说，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史湘云最后嫁给了曹雪芹；史湘云就是批书人脂砚斋、畸笏叟，她就是曹雪芹的妻子。
    “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这个观点是周汝昌红学观的灵魂。他在1949年发表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明确提出“脂砚斋是史湘云”；并且让脂砚斋嫁给了曹雪芹，径直说“雪芹脂砚夫妇，后来落拓，仍旧傲骨崚嶒”；而且论证脂砚斋、畸笏叟是一个人。他说：“我的结论是：从首至尾，屡次批阅的主要人物，原只有一个脂砚斋，所谓‘畸笏’ 这个怪号，是他从壬午年才起的，自用了这个号，他便再不称脂砚了。”（见1949年第37期《燕京学报》）。
    周汝昌倾其一生精力都在证明这个观点，也在捍卫这个观点。他晚年出版的《红楼小讲》、《红楼夺目红》、《红楼别样红》、《谁知脂砚是湘云》，无不是借着花样翻新，重复地宣扬这个观点。
    湘云嫁宝玉（即脂砚是雪芹妻子）是曹雪芹《红楼梦》中根本没有的内容，周汝昌为了实现自己的拉郎配，肆意颠覆曹雪芹的作品。作品中的“木石前盟”、“金玉良缘” 原本分别指宝黛爱情与宝玉宝钗的婚姻，全都被周汝昌颠覆了。周汝昌通过自己的“悟”，想当然地乱索隐，得出结论：“这就无可移易地证定了所谓‘绛珠仙子’是史湘云，并非林黛玉。” “绛珠草本指湘云，与黛玉无关。”（《红楼别样红》第86页、163页）颠覆雪芹的艺术构思，颠覆《红楼梦》内容，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他是怎样破坏雪芹设计的“金玉良缘”呢？他说：“书到一半了，这才大笔点醒了一大奥秘，原来：玉佩金麟，才是一对儿——才是真的‘金玉’之姻缘。” （《红楼别样红》第121页）“‘金玉’之缘有两局：指宝钗为‘金’的，是假局；指湘云为金的（金麒麟），方是真局，而宝玉初亦不明其故，所以反对‘金玉良缘’”（ 《红楼别样红》 185页），周汝昌用自己的拙劣歪曲取代曹雪芹的精心构思，真是匪夷所思。
    曹雪芹用诗来塑造形象的成就是很高的，六首《咏白海棠诗》和十二首《菊花诗》无不是红楼诗人自我性格的生动反映。周汝昌研究的结果却与此不同，他说“六首诗名以海棠为题，实皆咏叹湘云一人，湘云才是海棠社的‘主题’。”（《红楼别样红》第134页）在他笔下，十二首菊花诗也成了湘云与宝玉爱情的传神写照。他在《红楼别样红》中用八篇文章来详细分析“十二首‘本事’是湘云日后的经历和归宿，所以我说《菊花诗》是‘湘云谱’”。(《红楼别样红》 第 74页)活生生的红楼诗，生硬地被他变成胡适批评的猜笨谜。连一般读者都能理解的既有诗情画意又能刻画红楼人物性格的红楼诗，硬生生被周汝昌索隐得令人啼笑皆非，我为宝玉、黛玉、宝钗一大哭！为曹公一大哭！
    周汝昌为了实现他把史湘云嫁给宝玉的目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竟然要给《红楼梦》改书名。他说：“近日觉得有一新意：《红楼梦》可称为‘云之梦’”（《红楼别样红》第146页）。他还说：“所以我说，《红楼梦》一书，也可题作《双麟记》。”（《谁知脂砚是湘云》第144页）企图修改书名绝非一件小事，那意味着对曹雪芹伟大著作的思想内容、人物关系的全面颠覆！
    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周汝昌究竟是曹雪芹的“旷世知音”，还是《红楼梦》的罪人？不用笔者言明读者自有结论。
    难怪深知周汝昌的老上级聂绀弩先生对他作出一针见血的评价：“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10］
    蔡义江先生对此也有个很深刻的评价，他说：“现在还有被捧得很高的人物，与上述大学者们可谓‘好丑非其类’；细加察看，便知名与实极不相符。记得张爱玲曾说过一句调侃话：所谓权威，其实就是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人。我姑效颦也作戏语新解曰：所谓泰斗，其实就是大畚斗。但愿少一点到处遗洒，少污染些红学的学术环境。”［11］
    这个“大畚斗”是谁？蔡先生没有点名，我也不愿说出来，反正红学界目前称“泰斗”的只有一位“龙门红学家”，你我心知肚明就行了。
    

我们不否认周汝昌对《红楼梦》的热爱，不否认他确实在终生研究《红楼梦》，但他却“热爱”到如此颠覆《红楼梦》的地步，终身证假为真，歪曲曹雪芹的思想及作品，这只能与曹雪芹南辕北辙，还谈何知音！只能让天才作家曹雪芹饮恨九泉，哭笑不得,再撒“一把辛酸泪” ！
    周汝昌究竟是考证派还是索隐派？
    
    刘先生认为《红楼梦新证》真是“非同小可”，“周汝昌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和惊人的实证本领，开掘出曹家历史和抄本、文物等大量历史材料，再次证明，曹家乃是小说《红楼梦》的生活原型，曹雪芹本人又是主人公贾宝玉的原型。”进而刘先生高度评价周汝昌的成就是：“总成考证，超越考证”； “考证高峰，悟证先河”。
    那就让我们看看周先生把“全部生命、全部才华贡献给《红楼梦》”而研究出的成果吧，看看他都考证出了什么？又是怎样考证的？看看他是否真能称得起“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得给周汝昌的学术属性正名，把他作为考证派的代表是完全弄错了，其实他是典型的索隐派。他的一切所谓的考证，其实都打着索隐派的烙印。过去习惯于称他为新红学派的代表之一，因为他也主张自传说，但与胡适的自叙传说不同，带有绝对化的特点。他在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里说：“现在这一部考证，唯一的目的即在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实自传说之不误。”（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566页，以下引用此书简称《新证》）。但他却无法以科学的方法找到历史材料来证明他的观点，于是他便以索隐的方法，把现实中的曹家和小说中的贾家当作一家来分析，他说：“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新证》第100页）；说“贾母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泪”，后来“唯一的儿子曹颙又病死”，“曹頫在二十来岁上被过继给贾母”（《新证》第78页、79页），［12］ 如此把曹家绝对地等同于贾家，把曹雪芹和贾宝玉当作一个概念使用，这无不是索隐派的手法。
    考证派的特点是去伪存真，只有索隐派统统是证假为真。请刘再复先生读一读周汝昌对自己学说属性的定位吧：
    我久蒙世人称号为“考证派”，其实他们识力不高，看不清我自一开始就是一个“索隐派”，只不过所“索”之“隐”与蔡元培、王梦阮等前贤大不相同而已。  《红楼小讲》231页
    “总成考证，超越考证”；“考证高峰，悟证先河”云云，全是子虚乌有，是周汝昌不满的“识力不高”的表现。周先生对给予他的“考证派”的帽子一直耿耿于怀，他在去年发表的《九十年华花甲红——研〈红〉60年回思简录》中还在纠正刘再复式的错误。他说：
    60年的经历和感怀当然绝不止此。如今只想补充一点，其它也就暂从省略了。这一点就是我的“考证”是人家给的名目，我的本心本质其实就是“索隐”，这么一个小绕弯很多人就是绕不过来。所以，在本篇停笔之前又想补说几句，考证的真正存在价值和实际功能没有别的，就是为了“索隐”。（周汝昌《九十年华花甲红——研〈红〉60年回思简录》，《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
    刘先生就属于一个“小绕弯绕不过来”的学者，硬是把“考证派”这顶不适合的帽子向周先生头上戴。周先生说“我的本心本质其实就是‘索隐’”，考证等等一切也都是为了“索隐”。周汝昌的学术属性是“索隐派”，难道这还有疑问吗？
    刘先生不顾周汝昌先生的个人学术定位，硬说周汝昌“总成考证”，“考证高峰”，看来刘先生对周汝昌的学说还是很不了解啊！那么，刘先生还有什么资格称周汝昌是“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至于说他“超越考证”，是的，他的确“超越考证”， 跑到了早就被批倒批臭又死灰复燃的的索隐派行列里去了。所以，刘先生对周汝昌的评价只剩下一句“悟证先河”属实了。那么周汝昌的“悟证”属于对真理的探索，还是属于索隐派的瞎说？
    “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这个自传说是周汝昌的悟证的代表，他说：“我相信‘自传说’的理由，是本人的感知，而不是先读了专家学者的权威论证。”（《红楼无限情 周汝昌自传》177页）按周汝昌自己的说法，这里是既没有科学的考证，也没有权威的论证，一切只不过都是他自己的“感知”而已，这里的“感知”其实就是“悟证”的另一个说法，周汝昌以他的“悟证”进行着索隐，难怪他要坚决的否定自己属于考证派。那么，周汝昌的索隐是怎样的索隐呢？他开了一个怎样的“悟证”先河？
    脂砚斋以其最早的典型论彻底否定了周汝昌的“索隐派自传说”。已卯本、庚辰本第19回有一条脂批说：“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按照周汝昌的“索隐”，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妻子，“她”却说我辈只在《红楼梦》中见过宝玉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不仅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就是在古今所有的小说戏曲中也从未见过宝玉这样的人，因为宝玉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而是杂取种种人物创造出来的一个寄托了曹雪芹理想的超越时代的典型人物。脂砚斋就这样权威地否定了“自传说”。
    周汝昌对《红楼梦》爱情描写的悟证是“所谓‘宝黛爱情’，从根本原由上就无此情此事，只是一桩‘误会’而已。”（《红楼小讲》 225页）那么宝玉爱谁呢？他说：“宝玉真爱的是湘云。”（《红楼夺目红》 69页）“我讲湘云才是一部《红楼梦》的真正女主人公”（《红楼别样红》73页）他用自己的悟证把《红楼梦》的主体内容宝、黛、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全部颠覆了。
    

周汝昌对《红楼梦》结构的悟证是一百零八回两扇大对称结构。曹雪芹后面的文稿迷失了，哪里弄来个一百零八回呢？假若小说不是一百零八回就对称不起来，于是他说脂砚斋“后之三十回”是批在一个没有第七十九、八十回的七十八回本子上,78＋30＝108。可是保留“后之三十回”批语的庚辰本明明有第七十九、八十回的，而且这两回还保留了数十条脂砚斋的双行小字夹批。按照脂批，曹雪芹原稿是110回，周汝昌的一百零八回绝对是无根之谈。笔者实在难以理解提出“脂学”属于“红学”的周先生怎么会没有见过保留了数十条脂砚斋双行小字夹批的“庚辰本”？这令笔者难免不产生疑问：脂砚斋评批的明明是八十回本，难道周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一百零八回两扇大对称结构的“悟证”，就如此心安理得轻而易举地抹去了脂批的后两回？
    

周汝昌还悟证了曹雪芹学习施耐庵《水浒传》写了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也要写一百零八个脂粉英雄；学习吴承恩《西游记》写了个石头变猴子，他也要写一个石头变贾宝玉，吴承恩写了个齐天大圣，他就要写一个遮天大王：他的这种悟证除了说明曹雪芹善于模仿之外，别的就一无所能了，那么，他对曹雪芹的崇高评价岂不是自打耳光？
    

他一生最得意的悟证是脂砚斋、畸笏叟是女性，而且是一个人，就是史湘云。他说：
    脂砚即湘云
    平生在红学上，自觉最为得意而且最重要的一项考证就是本节所标的这个题目的内涵。
    这种考证，与其说是靠学识，不如说凭悟性。（《红楼无限情 周汝昌自传》第184页）
    

周先生这条最自豪的“悟性”的荒唐不经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男人变成女人；二是把两个男人脂砚斋、畸笏叟变成一个女人；三是他还要强迫曹雪芹娶这两个男人变成的女人做自己的妻子！周先生的这些观点是不需要证据的，因为《红楼梦》文本没有给他提供证据，因为他自己也承认这是“凭悟性”得出的结论，那么，我们每个研红人都可以“凭悟性”想怎么悟就怎么悟了！如此一来，红学研究怎能不证假为真？这哪里是考证？实在是扰乱红学研究乃至文学研究的乱索隐，瞎索隐！是在把文学研究引向歧途！周先生正如他自己所说属于索隐派，他真是开了个好头啊，开了个“悟证”乱索隐、瞎索隐的先河！而且竟然还带出了几个“悟”的高徒！刘再复先生《红楼哲学笔记》也同意文学鉴赏、研究得出的“悟”也是需要文本阅读的基础吧？那么，为什么竟然对周汝昌这样脱离文本、脱离事实的“悟证”摇旗呐喊、大唱赞歌？
    脂砚斋是男人是可以证明的。清代红学家裕瑞在他的《后红楼梦书后》中说：“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裕瑞的舅舅明琳、明义、明仁是曹雪芹的好朋友，他的“叔叔”说绝非无根之谈，从其舅舅口中得知，可以说是渊源有自。畸笏叟在庚辰本《红楼梦》第二十一回前有一条批语引一首诗说：“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 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在那个时代用“先生”称呼脂砚斋，脂砚斋自然是男人了。脂批也可以证明脂砚斋是男人不是女人。庚辰本第17、18回试才题对额前，贾珍去园中知会众人，见了宝玉笑道：“你还不出去,老爷就来了。”这时作品写道：“宝玉听了, 带着奶娘小厮们,一溜烟就出园来。”这里有一条脂批说：“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原来这里贾宝玉的生活原型也包括脂砚斋，那他不是男人还能是女人吗？［13］这条脂批也再次否定了周汝昌的“索隐自传说” ，告诉我们《红楼梦》的生活原型不仅仅是作者，脂砚斋于此就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周汝昌不尊重曹雪芹，也不尊重脂砚斋，强要他们做夫妻。雪芹、脂砚地下有知，不知要哭到什么地步呢！
    周汝昌的红学观点无一不在证明他确实如刘先生所言：“周汝昌先生能抵达这一境界，不是考证的结果，而是悟证的结果”，他对于《红楼梦》文本的研究确实是“超越考证”，开了“悟证先河”。周先生放飞想象，“悟证”而得的观点正是对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最大歪曲，并把莫须有的东西强加给《红楼梦》。他一面高赞着中国文学的天才作家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一面在肆意曲解着《红楼梦》，并以他的影响力把许多红楼读者及一些评论者引向歧途，拉回早已被批判过的“自传说” 的歧路，产生了几个“自传加索隐”的“后起之秀”，对正确研究《红楼梦》造成了极大混乱。刘先生竟冠之“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不知写出文学理论研究专著的刘先生想把文学研究引向怎样的道路？难道也要步周先生的后尘？
    周汝昌在《红楼十二层》中说：悟性——比考证更重要。
    研究文学当然需要悟性，但是对文学作品的“悟”必须建立在文本描写的基础之上，而且也能以文本的描写证明之，这样才能真正“以心发现心”，否则脱离了文学描写凭自己的“悟”去“证”，这就不是对文学作品合情合理的鉴赏、审美、批评、论证，而是主观臆造，其结果只能陷入荒谬！
    难道这就是曹雪芹的旷世知音吗？
    2011年4月15日初稿， 2011年5月1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