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戬本的题记与抄写者 《红楼梦》戬本,或曰戬谷(宜之)手抄本,现藏首都图书馆吴晓铃藏书专柜。据一粟《红楼梦书录》[1]35著录及刘世德目验[2]103,该抄本现存20册或30册,缺总目,总卷数为80回或120回;卷内每半叶8行,行20字;每回首叶首行题“红楼梦第X回”,回目和上下联,各单列一行;该抄本对 “玄”、“弘”字严格避讳,避为“元”、“宏”或缺末笔,“寧”字不作“甯”,亦不缺笔。 此外,戬本前封面有题记,一粟著录该题记如下: 此予戚戬宜之将军手钞红楼梦说部若干卷也。宜之落拓半生,工诗博学,于国朝掌故颇习闻之。此则其暇时手录,盖以贵胄而沦落不偶,故于红楼之梦有深慨焉。宜之既殁,其家人装池成帙,适借观之,赘数言于首,缅想平生,怆恻曷已,其字画之工拙,固不计也。 癸未孟夏子美宗韶谨题[1]35 至于题记者宗韶与抄写者戬谷之行状,一粟《红楼梦书录》亦曾考证。为免读者翻检烦劳,亦转录如下: 戬谷,字谷臣,号宜之,一号润生,爱新觉罗氏,舒尔哈朗裔,瑞玉子,袭奉恩将军,生于道光十年(1830),卒于光绪四年(1878),著有“希复性斋诗稿”、“悦词斋词”。宗韶,字子美,号石君,别号梦石道人,又号漱霞盦主,哲尔德氏,满洲镶蓝旗人,官兵部员外郎,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卒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著有“四松草堂诗钞”、“斜月杏花屋词稿”、“三宜堂印谱”(一作“四松堂印存”)。[1]35 一粟的著录是否可靠?不妨先结合题记印证一下。题记署名下钤有朱印二方,一方阳文:“宗韶之印”,一方阴文:“道光二十四年生”,由此可知,宗韶即为题记者,当生于道光二十四年,由此推算,题记之时的“癸未孟夏”,当为光绪九年(1883)孟夏。这些均与一粟考证的“宗韶……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相合。那么光绪九年之际,抄本主事者戬谷(宜之)是否“既殁”呢?按照一粟考证,“戬谷……生于道光十年(1830),卒于光绪四年(1878)”,两者也正合,即宗韶题记之时为1883年,正是戬谷逝世的1878年的三四年后,称“既殁”是正确的。 其实,现存很多资料佐证一粟《红楼梦书录》中关于两人的著录是可信的,不赘。 二 疑窦丛生的版本外貌 但是综合以上资料,再结合抄本外貌,却至少可以提出两点疑问: 1.戬本外观形态为抄本,乃至为残本,现在状态为80回。鉴于《红楼梦》分为120回本和80回本两大系统,那么此抄本性质如何?一说以一粟为代表,其反复再版的《红楼梦书录》一直称“一百二十回”、“三十册” ①;一说以刘世德为代表,其称因现藏首都图书馆的仅有4函凡20册,总卷数当为80回,且吴晓铃亲笔书签上,亦标注为“四函二十册”字样可证。此外,从首都图书馆馆方网站查询,亦显示为“八十卷”(链接:http://query.clcn.net.cn/PubQueryCls.ASP?WCI=GJShowDetail&WCE=%202%2320324 访问时间为2011-9-30)。两说谁是谁非?戬本原本究竟为120回本还是80回本?是全本还是残本?此为下文要论证的主要问题之一。 2. 从避讳学上说,戬本避讳情况显示其抄写年代应在道光元年之前。戬本避讳弘字和玄字,如第22回“五世祖弘忍”处,易为“宏忍”; 第5回“即可谱入管弦”,第41回“玄墓蟠香寺”处,戬本抄写均为缺笔讳。以下为馆方提供的戬本扫描件: 图表 1:首图馆方提供的相关扫描件。 从抄写态度看,戬本抄写严格避康熙玄烨、乾隆弘历的名讳,但不避道光皇帝旻宁的名讳。这标志着戬本缮写的年代,应在乾隆元年之后、道光元年之前,即戬本版本的成型时代应为乾、嘉期间,但是,该抄本的主事者戬谷却生于道光十年。从时间上限上说,在乾、嘉期间其人尚未诞生,是如何“手钞”的?怎赶得上如题记所谓的“手钞红楼梦说部若干卷也”? 避讳问题是版本断代的重要依据,关于避道光皇帝名讳问题,仅《红楼梦》刻本系列就有例证。譬如,程甲乙本,全书大量的“寕”字处,无一例作“甯”字的;而嘉庆辛未十六年《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东观阁刻本[3](下简称嘉庆东观阁本),“寕”字处亦无一例避作“甯”字的。但到了道光壬辰十二年双清仙馆《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王希廉评本本[4](下简称道光王评本),全书“寕”字处均避作“甯”字。如果戬本是道光时代的产物,那它应该像双清仙馆本那样,在“寕”字处均作“甯”字或“寕”字缺末笔,至少大多情况下会出现避讳的“甯”字。可实际情况却是其书无一例避作“甯”字,亦不缺末笔。 对于以上疑问,如果戬本抄写者没有伪饰,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应当为:戬本抄写时确为道光元年之后,但其抄写时严格按照底本文本形态忠实过录。即其底本即为乾隆或嘉庆时代的本子。 那么在乾、嘉时代中,能否找到与戬本文本几乎是雷同的本子呢?为此,只有从文本内证来查清其底本来源。这正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 三 看朱成碧的“探微”路径 其实,关于戬本与脂本、程甲乙本的关系,刘世德在《〈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②一文中,已经做了深入的对勘工作,举证20馀例问题。刘文的结论是: 1. “戬本的底本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活字排印的程甲本和程乙本。它另有其他的版本的依据。”[2]118 2.“(戬本)它肯定不是脂本。”[2]118 3.“戬本确实有很多地方同于程甲本,而异于程乙本。” [2]128 4.“戬本所抄缮的不是程甲本。”[2]129 对于刘文以上结论,笔者深表赞同,即诸如此类的同质性或独异性版本现象,佐证戬本底本不是单纯的脂本,也不是单纯的程甲、乙本,而是 “另有他本”。 但是,仅有这些含糊结论,尚不能给戬本以定性描述,不能界划戬本的版本面貌。因为戬本或其底本,究竟为80回脂本还是120回程高本?其是不是在程刻本之前即乾隆五十六年前就已存在?甚或底本即为乾隆程刻本后的刻本系列?此为考索戬本版本特征的主要任务或关键问题,但刘文仅仅给了一个或然性判定。 而且,刘文延续其一贯的版本学“探微”思路,很难避开“海本战”漩涡。因为考察版本的“独异”问题,往往存在所见不广或现有版本资料有限而引起“独异”假象。正如笔者曾在《读〈红楼梦版本探微〉拾遗》[5]37-39 一文中指出的,借用某一版本细微之处的“独异”或几个本子的共有异文考索版本的嬗递关系,是清代朴学以来的传统,也曾经是很多古籍版本研究的途径之一。这种沿波讨源的研究版本的“探微”方法,曾在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一书中推向了极致。 但是,“探微”式的研究方法,存在先天的局限性缺陷,因为它仅仅局限在几个有限版本的横向比较而没有把视野放远,缺少作历史纵向比较的眼光。譬如,刘世德指称,甲戌本第5回“生旦净末之别”之“别”字“独异”可证甲戌本乃曹雪芹原笔云云,显失版本遍察之依据。经笔者翻检发现,所谓“独异”的“别”字,在程刻本之后的坊间流行刻本上均有体现:嘉庆东观阁本[3]208、道光王评本[4]410,乃至光绪甲申十年王姚合评大观琐录本[6]239(下简称大观琐录本)等,均作“别”字。晚期的王姚张三家评本,亦作“别” 字。 因此,在进行版本“探微”时,不可因某本某处“独异”而轻率判定该处必为原笔、原本。因现存的版本与当时坊间流传的本子数量相比,不过冰山一角而已。随着版本的日渐丰富,可资参考的反面例证便越多,如此借助版本“独异”的例子作探微式结论,将时刻面临被否定的危险。 具体到本题,刘文延续其版本“探微”路径,又出现因版本失察而失据的问题。譬如,刘文曾单列第十节“独异”,来讨论戬本的版本问题。刘文明确,“所谓‘独异’,包含两个意思:一是与诸版本不同,二是与程甲本、程乙本不同,而与某脂本相同。”[2]130 而需要指出的是,刘文所谓的诸本仅限制于脂本和程甲、乙本,样本毕竟有限,其并没有涉及当时坊间流传的其他翻刻本,比如东观阁本、本衙藏本、王评本等。这为刘文考辨失据埋下伏笔。 不妨先看其对戬本“独异”的举证,共有三例,分别是第27回回目、第49回回目以及第30回正文。先看其第一例: 第27回的回目,在脂本和程本也有两类: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甲戌本、庚辰本、杨本、蒙本、戚本、舒本、彼本、程甲本、程乙本)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尘泣残红(梦本) 梦本的“尘”字可能是“燕”字的讹误。 “杨妃”和“飞燕”二名,原是曹雪芹分别以唐代的杨玉环和汉代的赵飞燕代指大观园中的薛宝钗和林黛玉。 戬本却与众不同,独作“滴翠亭宝钗戏彩蝶,埋香冢黛玉泣残红”,它没有体察到作者的苦心,把曹雪芹用以巧妙比喻的古人名直接归还为书中的人名,失去了原意。[2]130 经笔者翻检,东观阁本[3]745和王评本 [4]1001,均作“宝钗”和“黛玉”,而不作“杨妃”和“飞燕”。此处,大观琐录本[6]599亦作“宝钗”和“黛玉”;三家评本亦如此。 此处,戬本虽然不同于脂本和程甲乙本,却同于程高刻本以后的刻本系列。由此可见,作“宝钗”和“黛玉”写法的版本,并不能证明其“与诸版本不同”。 再看其第二例: 第49回的回目,在脂本和程本共有两类: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庚辰本、彼本、梦本、程甲本、程乙本) 白雪红梅园林佳景 割腥啖膻闺阁野趣(蒙本、戚本) 戬本既不同于脂本,也不同于程甲本和程乙本,它的上联作“瑠璃世界白雪红梅”,其中的“瑠”字明显地有别于“琉”字。[2]130 经笔者翻检,嘉庆东观阁本[3]1365和道光王评本[4]1675均作“瑠”字,而不作“琉”字。此处,大观琐录本[6]1003作 “璢” 字,此“璢”乃“瑠”的异体字。相关图录如下: 图表 2:东观阁本第49回作“瑠”字。 图表 3:道光王评本第49回作“瑠”字。 图表 4:大观琐录本第49回作“璢”字。 可见,戬本此“瑠”字写法,非但“独异”,而且还与坊间其他诸刻本相一致,实不足为训。 再看其关于正文异文的举证: 第30回有个重要的关目叫“龄官画蔷”。其中提到了龄官在地上所划的“蔷”字的笔画,绝大多数的版本说,该字为“十八笔”(庚辰本、杨本、蒙本、舒本、彼本、梦本、程甲本、程乙本);只有戚本说,该字是“十七笔”。 为什么会产生“十八”和“十七”的歧异呢?原来这和“蔷”字的写法有关。 从现在通行的字典、辞典上,不难查到,繁体的“蔷”字是十七笔。这符合戚本的定字。但庚辰等本所说的十八笔却无疑出于曹雪芹的原文。 原来在曹雪芹那个时代,“蔷”字流行着三种不同的写法。如果把“蔷”字拆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那么,上、中两部分的写法是一致的,都是十一笔;只有下部的“回”字的写法有显著的区别。 这个“回”字的写法计有三种:“回”(六笔),“囬”(七笔),“囘”(五笔)。“回”和“囬”均见于《康熙字典》。 若是“回”字,则11+6=17,这就是戚本改字的由来。若是“囬”字,则11+7=18,这就是绝大多数版本的说法的依据。看来,按照曹雪芹笔下的习惯写法,“蔷”字下部那个字,应该写作“囬”,才符合于“十八笔”。 但是,在戬本中,这个“蔷”字却消除了诸本的歧异,既没有被明确地说是“十八笔”,也拒绝了“十七笔”的说法,而是换了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十几笔”。 [2]131 刘文以上分析,不可不谓详尽,但仍犯了异文考察不周的失误,所谓的“诸本”,名不副实。其实,此处非但戬本作“十几笔”字样,嘉庆东观阁本[3]856亦作“十几笔”。需要指出的是,道光王评本[4]1120、光绪大观琐录本[6]666却均作“十八笔”,异于嘉庆东观阁本、而同于脂本和程高本。此例说明,戬本确实有别于道光到光绪间诸刻本,验证了前文所论避讳现象——戬本抄缮在道光年间但不避讳“寕”字,暗示其底本产生的年代当在道光元年之前——即同于嘉庆本,却异于道光、光绪间刻本系列。 总之,以上三处特殊的版本现象,证明戬本某些异于脂本和程甲、乙本之变文,非但不说明其版本为“独异”,反证说明其与坊间诸刻本如东观阁本等完全一致。 从上举证,一方面看清了刘文所谓戬本“与诸版本不同”之失误,另一方面也暗示着戬本底本与东观阁本较近,而远于双清仙馆本、大观琐录本诸本。亦可见,刘文所谓“我更相信,戬本的底本(或其底本之底本)的年代是在乾隆年间,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之前”之判断[2]105,实不足为据。 四 嬗递有序的诸刻本 那么,戬本与东观阁本有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呢?它究竟与哪个本子最一致呢?在此,笔者不揣鄙陋,下面将以刘文所有举证质之于他本,论证戬本底本实乃嘉庆东观阁本。他山攻错,敬请方家指正。 要探究戬本抄写时的底本问题,首先要搞清乾嘉时代《红楼梦》的版本传播问题。笔者曾据一粟《红楼梦书录》,结合嘉、道时期到咸、光期间坊间出现的《红楼梦》版本,论述有明确牌记的几十种现存《红楼梦》诸刻本不外120回本,且全非脂本;而且,诸本源头实为乾隆程甲乙本、嘉庆东观阁本和道光王评本,或其混合本。[7]51-61 《红楼梦》诸刻本的沿承脉络,其实亦可从诸本卷首所引程伟元序言的文本变异上得到佐证。从乾、嘉、道到光绪期间,诸刻本版本的变异,至少有四次。最早,萃文书屋第一次摆印《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是在乾隆辛亥五十六年(1795),其卷首有程伟元序言。图录如下: 图表 5:乾隆56年程甲本程“序”。 程甲本程伟元“序”云: 序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祗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祗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筍,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书成,因并志其缘起,以告海内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睹为快者欤?小泉程伟元识。 第二年,萃文书屋再次排印,即胡适首称之程乙本,其程序是沿用程甲本雕版直接刷印的,文本也没变文,但是到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主人翻刻之《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程“序”发生了首次文本变异: 叙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朝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璧。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本?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筍,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版,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书成,因并志其缘起,以告海内君子。凡我同人,或以先睹为快者欤。小泉程伟先识。 图表 6:嘉庆十六年东观阁本程伟元“叙”首半叶 变异共有6处:1. “序”字,易为“叙”;2.“置廟市中”之“廟”字,易为“朝”,形近而讹;3.“然原目一百廿卷”句中漏“一”字;4.“殊非全本”之“本”字,易为“璧”;5.“岂无全璧”之“璧”字,易为“本”;6.“程伟元识”之“元”字,易为“先”。 由此可见,东观阁主人虽然是以程高刻本来翻刻的,但是个别处无意或有意地动了手脚。 程“序”再次发生变异,是在嘉庆之后的双清仙馆本王评本上。相关图录如下: 图表 7:道光壬辰十二年王评本上,程“序”。 与东观阁本相比,道光壬辰十二年(1832)王评本程“序”,仍有变异:1. 东观阁本之“叙”字,易为“原序”;2.“朝”字,易为“廟”字,返祖为是;3.“然原目百廿卷”句中补加“一”字,返祖为是;4.“今所传只八十卷”之“传”字,易为“藏”字;5.“殊非全璧”之“璧”字,易为“本”,返祖为是;6.“岂无全本”之“本”字,易为“璧”,返祖为是;7.“然漶漫殆不可收拾”句中减去“殆”字;8.“程伟先识”之“先”字,易为“元”,返祖为是。 由此猜测,道光王评本可能直接翻刻程高本序言,与东观阁本差异颇大,其程“序”基本同于程高刻本,这说明王评本与东观阁本越来越远离,发生了版本变异;而王评本与程甲本相比,也有变异,关键的一个异点是:“今所传只八十卷”句之“传”易为“藏”字。(此“藏”字易文,与程高本、东观阁本均不同,此变异一直延续到清末的大观琐录本上。详细见下,不赘。) 程“序”第三次变异,是在光绪丙子二年(1876)的王评本翻刻本上。日本东京大学藏光绪二年王评本程“序”图录如下: 图表 8: 日本东京大学藏光绪二年王评本程“序”。 相比道光王评本,光绪王评本的程“序”变异有三处:1. “然原目一百廿卷”之“廿”字,易为“二十”字;2.“既有百廿卷之目”之“廿”字,易为“二十”字;3.“积有廿卷”之“廿”字,易为“二十”字。 如果说,光绪二年对于道光十二年的程序的变异,尚无本质区别的的话,那么光绪甲申十年(1884)大观琐录本开始的第四次程“序”变文,则发生了版本学意义上质的变异。 图录如下: 图表 9:杜春耕先生藏光绪甲申十年大观琐录本程“序”变文。 图表 10:日本东京大学藏光绪十二年《增评补图大观琐录》之程序。 大观琐录本这次变异,明显是参照了光绪二年的王评本,因为它继承了“廿”字易为“二十”字样之类文本。转录如下: 《石头记》是此书原名。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钞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今所藏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璧?爱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扬,截长补短,钞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石头记》全书始至是告成矣。书成,因并志其缘起,以告海内君子。凡我同人,或以先睹为快者欤。小泉程伟元识。 同时,大观琐录本程序仍新增变文:1.“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易为“石头记是此书原名”;2.“然原目一百二十卷”之“原目”,易为“原本目録”;3. “尚属接筍”之“筍”,易为“榫”字;4. “乃同友人细加厘剔”之“剔”,易为“揚”字;5.“红楼梦全书”句,易为“石头记全书”。 以上引文笔者加下划线处,为其与程刻本程“序”相比之异文,差异至为显见。 有趣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胡适尚在世之时,俞平伯曾就胡适所引程序文本首句“石头记是此书原名”讹误问题表示质疑。俞平伯在其1952年再版的《红楼梦研究》书中“红楼梦正名”一文的注脚处,提起这段疑案,称“我不知道他根据什么本子有这样的异文” 、“就是胡适的《考证》引程序,亦是这样的文字,不知什么原故。” 对此疑惑,胡适始终没有回应。以至于1961年胡天猎影印青石山庄本、1977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上,其程“序”均误。因此,怀疑胡本影印时即为参照亚东本或胡适考证文抄补,但该本主事人胡天猎矢口否认,称原本即如此云云。需要说明的是,该青石本与大观琐录本相比,仅在“然漶漫”句下增添一“迨”字,而程甲乙本此处作“殆”字。 借助红友高树伟先生提供的胡适考证一文的手稿,可见胡适文中所引程“序”,其实是抄大观琐录本的,讹误雷同。 相关图录如下: 图表 11:胡适《红楼梦考证》手稿,作“石头记是此书原名”等字样。 图表 12:胡适《红楼梦考证》手稿,作“石头记全书”“细加厘揚”等字样。 图表 13:青石山庄本程“序”,“廿卷”抄作“二十卷”,“厘剔”抄作“厘扬”等。 可以说,虽然诸刻本与脂本之先后嬗递关系,仍聚讼纷纭,尚待进一步研究,但学界有一个共识是,脂本与程高本及其以后刻本系列有着本质的版本学区别。 五 惹眼的东观阁本 现在回到本题。如前所述,刘文已对戬本与脂本、程高本,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异文对勘工作,证明戬本并非脂本,亦非程甲本或程乙本。为避免漫天撒网的“海本战”,从上节论述可见,我们仅需将比勘对象锁定在戬本抄写的时代——道光期间的诸刻本上即可。换言之,主要考察戬本与道光年间流传的程高本、东观阁本和王评本等诸刻本有何异同问题,便可判定戬本的版本源流。 那么,馀下的工作就是抓住东观阁本与戬本作全面的对勘工作。考辨时,有两方面工作要做:一、“证否”,证明戬本异于脂本或程甲乙本之处,并非“独异”,至少与东观阁本是一致的;二、“证是”,证明戬本同于脂本或程甲乙本的“异文”,亦契合于东观阁本。需要注意的是,前文从缮写时代上看已经排除了戬本底本为王评本的可能,但为减少版本嬗变误差,依然还以王评本、乃至其后的大观琐录本来对勘。 先说证否方面,笔者前文第三节“看朱成碧的‘探微’路径”部分,已举两例正文异文证明之,再举回目异文一例证明此问题。因为戬本卷首的总目录不存,只能比对回前目文字。如第7回回目下联,戬本作“宁国府宝玉会秦钟”,与程甲本和东观阁本[3]249均一致。而在“宁国府”处,道光王评本[4]459、光绪大观琐录本[6]269等,均改作“赴家宴”。这与戬本差异很大。戬本这些异文,全同于东观阁本,但大异于王评本或大观琐录本,可证戬本底本乃为嘉庆东观阁本系列,非此后的道光王评本系列。 再如上述第5回“生旦净末之”句下“则”与“别”字异文问题。程甲、乙本,此处均作“则”字。但是此处,戬本却作“别”,仍同于东观阁本和王评本。 首图馆提供给朱冰先生的相关戬本扫描图如下: 图表 14:戬本第5回“生旦净末之”下作“别”字。 又如,第3回“贾珠之妻李氏捧”句下饭还是盃的异文问题。程甲本作“饮”,程乙本作“盃”。而戬本作“饭”, 同于东观阁本[3]153和王评本[4]349。需要说明的是,脂本中,除了甲辰本同于程甲本作“饮”外,其他本均作“饭”。戬本相关图录如下: 图表 15:戬本第3回作“捧饭”。 正如刘文判定的,“(戬本)它肯定不是脂本。”[2]118,因此,戬本底本既不是甲戌本等脂本,亦非程甲、乙本,其雷同文字证明只能是抄嘉庆东观阁本的。 再说证是方面。此问题分四部分解决。 (一)戬本近于程甲本、远于程乙本而异于脂本的异文,均同于东观阁本。 刘文第五节举证第14回、第15回异文,来证明“戬本不属于脂本系统”,“戬本更接近于程甲本,而和程乙本距离稍远。”[2]114 关于第14回“藩郡馀祯”句异文,经翻检发现,戬本该处均同于东观阁本[3]424和王评本[4]654。 刘文再次举证的是第13回、第14回关于“北静王”、“水溶”和“世荣”的18处异文问题。经笔者比对,戬本这18处,均与东观阁本和王评本相一致,毫无例外。为行文方便,不再罗列东观阁本文本的具体位置,不赘。 刘文又举证的是第75回关于“银蝶(儿)”还是“银碟(儿)”的异文问题。经笔者翻检,7例中的前5例,戬本全同于东观阁本,一样没出现此人名;而后2例,戬本作“银碟(儿)”,而东观阁本作“银蝶(儿)”[3]2191-2198 仔细辨析,“蝶”字在刻本上的“虫”字上有一撇,与“石”字形似,怀疑抄写者因形近而误植为“石”字旁。版本考察追究是“蝶”还是“碟”差异,乃不足为训。 (二)戬本同于程本而异于脂本的异文,均同于东观阁本。 刘文第七节“是脂本,还是程本”中,罗列了戬本15个回目异于脂本而同于程本的例子,例证戬本同于程甲、乙本,而非脂本。经笔者翻检,戬本这些回目,全同于东观阁本。 再看刘文举证的四例正文异文。第一例为第77回,关于芳官与王夫人辩解,脂本有一段话: 我且问你,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谁调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幸而那丫头短命死了,不然进来了,你们又连伙聚党遭害这园子呢。 而这段话,在程甲、乙本和戬本上均无;东观阁本和王评本上亦不存在——戬本仍同于东观阁本。 刘文所举证的其他三例正文异文,分别为第37回开头、第51回结尾、第21回黛玉题写的一则七绝。经查,东观阁本[3]1019-1454-600和王评本[4]1301-1770-844,均同于戬本。 (三)戬本同于程甲本而异于程乙本的异文,均同于东观阁本。 首先是回目异文。刘文第八节“同于程甲本,异于程乙本”,举证了戬本有5个回目,全同于程甲本而异于程乙本。这5处例子分别为第7回回前目、第14回回前目、第25回回前目、第50回回前目、第52回回前目。 经查,东观阁本[3]249-403-691-1393-1455、王评本[4]459-613—943-1707-1773,均同于戬本。同时,戬本这些异文,亦同于大观琐录本。 这里要特别指出,其中的第50回回目之“亭”与“庭”的区别,被刘文特意强调。经查,此处东观阁本[3]1393、大观琐录本[6]1021,均作 “亭”字,同于戬本。 其次是正文异文。刘文还举证了8例正文异文,例证戬本全同于程甲本,而非程乙本。经笔者翻检,戬本诸处全同于程甲本和东观阁本。譬如,比较突出的是例五,第1回关于神瑛侍者出身问题的,程甲、乙本变异很大,此处东观阁本[3]89和王评本[4]281,均同于戩本,亦同于程甲本;再如例七第54回结尾文字,东观阁本[3]1549和王评本[4]1873均同于戩本,亦同于程甲本。 又如例八,第73回邢夫人于迎春的啰嗦对话,脂本比程甲乙本增出十几句;而程甲乙本之间差异不大。此段话,东观阁本[3]2125和大观琐录本[6]1480仍同于戩本。 刘文强调的是,程甲、乙本,其唯一差异之处是在“怎么你反不及他一半(点)”句,程甲本和脂本均作“一半”,程乙本作“一点”,而戩本作“一半”。此“一半”问题,被刘文称为“恰恰是在这一个字上,戩本显示出它的底本”云云。其实,此处,东观阁本[3]2125和大观琐录本[6]1480亦同于戩本,均作“一半”。 (四)戬本同于程乙本而异于程甲本的异文,均同于东观阁本。 刘文第九节“同于程乙本,异于程甲本”,罗列了5个回目,证明戬本同于程乙本而异于程甲本。这5处例子分别为第15回回前目、第30回回前目、第57回回前目、第76回回前目、第79回回前目。 经查,刘文所举证的这几例程甲乙本的异文问题,乃不足为论——因为这几回回前目并无差异。经笔者核对,除第1例第15回回目之异文“铁槛寺”与 “铁寺镜”引文为是外,刘文举的其他第30回、第57回、第76回、第79回等回目异文,无一例准确,致使异文比对雾里看花。 此外,刘文异文举证,还有不知何本的问题。比如其所谓的程甲本第57回回目“试宝玉”“慈姨母”异文(其实程甲本作“试莽玉”“慈姨妈”),第76回回目“凄倩”异文(其实程甲本作“淒清”),均不知来源何本。再如,第30回回目“椿龄画蔷痴及局外”,刘文标识程乙本、戬本作“椿灵画”,程甲本作“椿灵划”,其实均误。经查,该处蒙府本、戚序本作“龄官”,庚辰、列本作“椿灵”,程甲本、程乙本及东观阁本、双清仙馆王希廉评本、卧云山馆妙复轩评本、王姚张三家评本,其总目和回目均作“椿龄”。总之,戬本此5处回目均同于东观阁本。 六 结论 综合以上,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首都图书馆现藏戬本的产生年代,即抄写时代应在戬谷(宜之)诞生的道光十年(1830年)之后、光绪四年(1878)年之前。但是,戬本所过录的底本当为嘉庆时代的东观阁本; 2. 戬本的底本应为《红楼梦》120回全本刻本系列,而非80回脂本系列; 3.戬本原本应为4函或6函,凡30册,而非20册;原本应为120回,而非80回。为此,建议馆方趁早追踪逸去的另外10册凡40回。 4. 刘世德所谓的“我认为,‘戬本的底本的成书或抄缮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之前’有了最大的可能性。”[2]132大误。这种借助“探微”路径研究版本学的方法制约性很大,不应高估这种研究方法。 注释: ① 一粟《红楼梦书录》,1958年4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1959年8月,上海中华书局再版时推出增订本;1981年7月之后,增订本先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多次印刷。本文所引据1981年版增订本。 ② 刘世德《〈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一文,原载于《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辑,第98页-第127页,此文2006年1月收入刘世德《红学探索——刘世德论红楼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书时,标题改为《戬本,一个“新”发现的〈红楼梦〉抄本》,但前后文的具体内容没有增删,见该书第101页—第133页。不过,刘文存在异文不确问题,致使异文比对雾里看花。比如刘文第九节“同于程乙本,异于程甲本”,其所举5例证明戬本与程甲、乙本异同现象,经笔者核对,除第1例(第15回回目之异文“铁槛寺”与 “铁寺镜”)引文为是外,其所举其他的第30回、57回、76回、79回等回目引文无一例准确,异文比对雾里看花。 参考文献: [1]一粟.红楼梦书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刘世德.红学探索——刘世德论红楼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3]东观阁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O].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4]双清仙馆.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O].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5]陈传坤.读《红楼梦版本探微》拾遗[J].文化学刊,2011(1). [6]王希廉,姚燮.增评绘图大观琐录[O].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7]陈传坤.论《红楼梦》桐花凤阁批本二十回抄本之底本——兼论补拙斋抄本之底本[J].铜仁学院学报,2011(1). 原载:《曹雪芹研究》(第二辑),2011年12月,中华书局。 原载:《曹雪芹研究》(第二辑),2011年12月,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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