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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 “凤姐泼醋”那回，她不自觉地也是很自然地，暴露出她的思维和推理方法与叔公公相颉颃。她在窗外听见贾琏与鲍二媳妇的对话，一个说她是“阎王老婆”，一个说她是“夜叉星”，“又听见他俩都赞平儿，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愤怨语了……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子”，接着破门而入：先骂那妇人：“好娼妇!你偷主子汉子，还要治死主子老婆。”后骂平儿：“平儿过来!你们淫妇老儿一条藤儿，多嫌着我，外面儿你哄我。”说着又打平儿几下。平儿打那妇人，贾琏踢平儿，凤姐更气，又赶上来打平儿，偏叫平儿打那妇人，“平儿急了，便跑出来找刀寻死去”，凤姐便一头撞在贾琏怀里： 你们一条藤儿害我，被我听见了，到都唬起我来。你也勒死我! 凤姐这些不怕“诌掉下巴”的话，虽是撒泼的气话，就某方面来说，和贾政的话一样经不起推敲。但是在贾府，何尝只有主子才这么“竖起眉毛说横话”。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杂文和小说里，都正确、勇敢、忠实和热忱地与阻碍中国革命的一切传统观念作斗争。他运用各种方式，一再批判了各种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思想，其中就有唯心论形而上学。小说《阿Q正传》，既暴露了反革命的、不准革命的赵太爷或假洋鬼子的这种思想，也批判了不觉悟的落后的农民阿Q怎样用这种思想看待世界。 唯心论形而上学，是阿Q“学说”的重要内容。阿Q的愚昧，常常表现在对他所不理解的事物，作出一本正经却很胡涂的判断。他被判死刑，因圈圈划得不圆，“生怕被人笑话”；押赴刑场，因为“竟没有唱几句戏”而“羞愧自己没有志气”；……这种思想可能引人发笑，可能引人感叹，可能引人愤慨，——那要看读者自己的思想怎样。《阿Q正传》的思想内容不那么容易理解，有些画家把阿Q画得很滑稽，就是没有真正理解它的缘故。海涅论《堂·吉诃德》的深意不易为插画者所捉摸，说小说“也许还有深奥的意义，躲在作者搬演给我们看的那些人物背后，不是画家描摹得出的，因此他捉不住这种深意来照样写真，只会画个外貌，尽管很引人注目，总只是个外貌”[1]。海涅所称赞的插图，是“懂透了《堂：吉诃德》”的，可以说画家“竟会是堂吉河德和桑哥·潘查这类人物的知音”[2]。而某些只在阿Q那长辫子之类的外貌特征上用功夫的插图或连环画，表明画家对于“在坚牢的、地生土长的现实上面奠基立础”[3]的伟大作品的意义，还没有真正深入的理解。要真能理解也并不容易。只留心长辫子之类的读者，仍然有思想认识方面的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问题。因而可以说，阿Q虽然死了，阿Q的“学说”并未随他一同入土。 阿Q的“学说”有多方面的表现。“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阿Q这三个“一定”的表现形式，也是他的“学说”在实践中的体现。实践的结果吓跑了不符合他的判断的吴妈，赵家的秀才还专了他的政。挨打挨骂且不说，连蔽体的破衣裳也当罚款给剥走了，后来成了吴妈做鞋底的布片。阿Q的“学说”有普遍性，瞧不起阿Q的人们都摆不脱阿Q的“学说”的束缚——虽然这不是阿Q传授给他们的，而且也不仅仅是有关尼姑与和尚的关系的论断。比如说，欣赏阿Q就刑的那些落后的、不觉悟的人们，就以不同形式表现了这种“学说”对他们的影响。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 对阿Q死因的这种言之成理的推论，就其逻辑形式本身来说，似乎是无可挑剔的。不过，那“自然”、“便是”与“何至于”之类的判断，和阿Q那三个“一定”一样，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妄断。它的客观效果是在替反动统治阶级作辩护的。鲁迅对于未庄“舆论”的这几句简练而引人深思的描述所概括的人们的思想实质，其普遍性远远超出未庄的“舆论”本身。不妨重复指出：王夫人对凤姐说的“你是大家小姐，焉得轻薄至此”，贾母贬斥尤二姐说的“人太生的娇俏了，可知心就嫉妒”，王夫人给芳官作鉴定的“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这一切和阿Q的“学说”或未庄的“舆论”虽然出自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们之口，但就其思想实质来说，如果可以用不那么文明的话来说，都有点“屎蝌螂打喷嚏”的特点。 二 此乃人之常情 现实主义小说里的人物，和现实生活里的人物一样，往往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的结论。鲁迅对于爱作这种简单的结论的角色，经常给以辛辣的讽刺。比如说； “南海圣人康有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国，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日：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4]鲁迅没有也不必说明，为什么南海圣人这么简单的结论是荒谬的，读者却不难觉察，宫墙的高矮，对于“弑君”现象是否能起决定作用。南海圣人式的简单的结论，在实际生活里普遍存在。但它未经鲁迅这么突出地给予反映，人们见到未必就能引起察觉，发现它的荒谬性，可见反映对存在的反作用的重要。[5] 在实际生活里，倘若这种简单的结论不过随便说说，那它虽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还不至严重到要命的程度。倘若这种结论和人的行动结合起来，它所引起的作用就不可轻视。鲁迅在同一篇杂文里，揭发了一些属于这种结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事实：即四川营山县长，以“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为理由，“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队一一剪掉行人的长衣的下截。”这种“口含天宪”的思想，这种颠倒是非的言行，用来对付小百姓的长衣还不要紧，倘用来对付小百姓的脑袋，那就更加“后患何堪设想”了。比如《窦娥冤》里的那位太守老爷，就认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在这种简单的结论支配之下，窦娥屈打成招，无辜受戮。在封建社会里，只有横官，哪有横百姓?被横官逼迫得只有死路一条的窦娥，尽管敢于痛骂青天大老爷的天不青，也不过是“阴天晾被子”——白搭。 与楚州太守的理论和作风相对应， 《十五贯》里的过老爷审理案件也有一套“自然”论和“明白”论。被告苏戍娟一上堂，过老爷相信自己的有见识和有本领，好象只要他看人犯一眼，就可破案： 看她艳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她与奸夫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意。父亲拦阻，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这案情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的了。 表面上，这些话和“明察秋毫”的招牌一样漂亮，其实，这是把人命当儿戏的封建官僚的无能。从认识论角度看来，过老爷这种高论，与贾母、贾政、王夫人等辈的高论一样可笑。但它对当事人所起的作用，却常常不只是可笑而且是可怕的。 过老爷这种自以为是，草菅人命的作风，在我国传统文学作品中是并不罕见的。《聊斋志异》里那一篇《胭脂》，描写少女胭脂的父母被坏人杀害，无辜的鄂生被当作杀人凶犯抓起来。 邑宰拘鄂。鄂为人谨讷，年十九岁，见客羞涩如童子。被执骇绝，上堂不知置词，惟有战栗。宰益信其真。 这位邑宰也有过老爷那种明察秋毫的本领。他只凭一时的察颜观色，不必被告“置辞”，就可定案。后来遭殃的鄂生虽象熊友兰那样得救，却差点儿象窦娥一样被送到鬼门关。看来这个姓鄂的年轻人，较之当伙计的熊友兰更缺乏社会经验，连“冤枉”二字也没有敢喊一声，吓得只会发抖。实际生活或文学作品告诉我们，人们的主观条件不同，对事物的具体反应大有差别，只凭想当然的判断，“地下”难免增加“屈死鬼”。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里，有一个并未杀人而怕被当成杀人犯对待的工人。他的恐惧感，和鄂生的恐惧感一样，是黑暗的统治创造出来的。邑宰老爷信奉“心中无冷病，那怕吃西瓜”的教条，把鄂生的恐惧当做一定是杀人犯的可靠根据，这样的老爷的头脑是够可怕的。看来过于执、楚州太守、邑宰之流，看人看事的方法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方法和封建官僚们那“口含天宪”的权势相结合，你碰上它就只能吃不了兜着走。好象有权者就是真理的化身，——我说了算，我绝对正确，我永远正确。即使我说错了，你敢把我怎么样? 三 戏子没一个好缠的 《红楼梦》里的人物，除了贾雨村对冷子兴论气，翠缕和湘云论阴阳，宝玉、黛玉、宝钗等人谈弹，是直接在讲“学说”，此外，就很少有人把“学说”当作话题。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学说”，并不是说他们做事可以不受一定“学说”的支配。显然不只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有“学说”，而且在他们的统治和影响之下，“下人”都按照他们的某种“学说”说话做事。不过，正如鲁迅论平民文学，说“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因为“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6]贾府奴才的思想也是这样，他们多是反映主子思想的。袭人家对贾府那“恩多威少”的印象，和贾政那老鼠爬称钩的“宽柔待下”论，岂不有点“对歌”的意味吗?在奴隶群中，形而上学也很猖獗的状况表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7] 芳官干娘骂芳官，也在引用不成文的经典，而那经典本身，其实正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思想。芳官抱怨干娘偏心，说“把你女儿剩水给我洗?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给我剩东剩西的。”她干娘恼羞成怒，骂道： 不识抬举的东西l怪不得人人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凭你什么好人，入了这一行，都弄坏了。这一点子屄崽子，也挑么挑六，咸屄淡舌，咬群的骡子似的! 这婆子用来打击芳官的思想根据，和王夫人后来辱骂芳官的——“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完全是一样的货色。不知道哪一些“人人”是这种思想的生产者，但似乎“人人”都说的这些道理，“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其实这是一种“驾云”的东西。当然，谁也不敢担保，唱戏的女孩子里一定没有狐狸精。但是，那些政治上的狐狸精，很难说一定曾经是唱过戏的女孩子。这么笼统地断定“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或“戏子没一个好缠的”，这种立论的根据和方法，岂不和“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论一样说得太绝对了吗?凤姐、王夫人、贾母这些贵族夫人，不过是拿学戏的来消遣。她们自己都没有学过戏，也看不起学戏的女孩子，但她们远比芳官难缠得多。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民的头脑长期受到种种使人愚昧的思想的毒害。其中之一，是妄信。“人人”都说曾参杀人，本来不相信儿子杀人的母亲，终于相信儿子成了杀人犯。尽管曾参杀人不过是谣言。《红楼梦》对于这种妄信的传统习惯，有许多生动的反映，这是我爱读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譬如：偷偷在外得了三千两银子，害了两条人命的凤姐，却是“合族上下无有不称叹者”，即好得再好也没有的人物。而无辜的晴雯，却死在统治者的妄信和妄断之下。麻烦还不止此。不只王夫人辈的这种思想方法，在旧中国长期成为不可触犯的真理，而且这种长期统治着人民的“读书人的思想”，腐蚀了没有读书的袭人或芳官干娘。这种在贾府内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实际生活里是往往被人们看成是很平常的对它无可如何的思想，当它一旦为《红楼梦》所反映，反映得这么生动，它对于不把小说当成消遣品的读者来说，就不只是作品有没有艺术魅力的问题了。因为曹雪芹没有在形象之外附加声明，说我不是在暴露人民，只是在暴露统治阶级的思想怎样统治着人民，我只是为了表明，统治阶级的思想怎样普遍地、顽固地禁锢着落后的不觉悟的人民，这就会使人误会曹雪芹是在侮辱人民也说不一定。伟大的鲁迅之于阿Q，满腔热忱地批判他身上所存在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目的是使读者惊醒起来，为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而斗争。两百年前的曹雪芹既然对于客观存在的残酷无情的现实，比如说，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作了惊人的再现，而没有采取鲁迅所批判的“今天天气哈哈哈”的庸俗态度，那就应当承认，我国这部思想性较高的古典文学作品，至今还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四 一日叫娘，，终身是母 芳官干娘不是统治阶级，但她怎样运用统治阶级的思想对人对事的情节，至今仍有值得多读的价值。 《红楼梦》的五十八、五十九回，集中反映了被压迫阶级的内部矛盾，集中反映了压迫阶级的观点、方法怎样毒害了被压迫者。这两回书的主角芳官干娘(春燕亲娘)与介入这一次冲突的芳官、春燕以及怡红院的大丫头晴雯、袭人、麝月……在冲突中都各抒己见。而她们的言沦，都很主观，都是以片面性反对片面性的。《红楼梦》一书深刻的思想意义，常常具体地把这种带普遍性的现象表现在一些似乎琐碎的矛盾冲突的描写之中。 芳官干娘看见有人给芳官送了花露油、鸡蛋、香皂、头绳，叫芳官另换新水洗头，不由得恼羞成怒，一腔余恨朝芳官发泄： “没良心，花掰我赳扣你的钱。”还要在芳官身上拍打几下。芳官因此哭起来，这就引起宝玉、袋人、晴雯的干涉。晴雯指责那婆子； “你老人家太不省事。你不给他洗头的东西，我们饶给他东西，你不自己臊，还有脸打他!他要还在学里学艺，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并不认输，引经据典地怍了答辩：“一日叫娘，终身是母。他排场我，我就打得他。”初看起来，这两句成语是很雄辩的。正如“一日上司，终身父母”的成语一样，这“一日叫娘，终身是母”的大道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伦理教条的通俗化。它曾经到处流传，是“人人都说”的一种“学说”。但这婆子用它来反驳晴雯的指责，大约太一般化了吧，反而招致了麝月更令人难堪也难于答辩的指责。麝月说： “你且别嚷。我且问你，别说我们这一处，你看满园子里，准在主子屋里教导过女儿的。便是你的亲女儿，既分了地方，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骂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们打得骂得，准许老子娘又半中间管闲事了?部这样管，又要叫池们跟着我们学什么?越老越没了规矩。”麝月这些话暴露了接近主子的大丫头的优越感和对“规矩”的无限尊重，对“上头”的无限崇拜，对“三等人物”的十分轻视。 怡红院的风波并未平息，第二天春燕娘又迁怒于春燕，借故在柳叶渚打骂自己的亲女儿： 小娼妇，你能上来了几年?你也跟那些轻狂浪小妇学，怎么就管不得你们了?干的我管不得，你是我民里吊出来的，难道也不敢管你不成? 不难看出，春燕娘这些话是十分粗鄙的。但是，就艺术手段来说，这种粗话再一次显示了作家善于支配语言、创造语言的艺术才能。除了“那些轻狂浪小妇”的话，是针对大丫头们之外，有些话其实于自己不利。春燕娘未必真是气得愿意拿亲生女儿来出气，不惜当众侮辱女儿和她自己。而是因为在很有“规矩”的“我们”跟前，找不到更有力的打击她们的武器，只得用一些这么难听的粗话，来报复自以为地位优越，也怕听粗话的那些“姑娘姐姐们”。然而，粗话不能取得胜利，接着还是她倒霉。当春燕哭着跑回了怡红院，她娘紧赶到那里的时候，又碰了钉子。袭人一见，便说： 三日两头儿，打了干的打亲的。还是卖弄你女儿多，还是认真不知王法? 大丫头认为春燕娘不知“王法”，是因为她竟然将母女关系看得高于主奴关系。春燕娘却也有她的理由，“没有娘管女儿，大家管着娘的”。——老娘管教女儿乃天经地义。大丫头们用主奴的“王法”威胁春燕娘，虽然包含对她欺压芳官的不满，其理由却都是主子们教导出来的奴隶主义。春燕娘的一套理由虽然含有对依仗主子势力压人的大丫头的不满，但她也是在宣传标准的奴隶主义。只不过她的奴隶主义，是为了要那些不如下三等奴才高贵的芳官，绝对服从她——“干娘”自己的管束。在这场冲突中，双方都用封建传统的观点、方法看问题，因此在侮辱对方的时候，也侮辱了她们自己。就这一意义来说，这场引起读者发笑的冲突，实际包含着可悲的因素。 五 可知人的嘴一概听不得的 我们说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并不等于说封建社会的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思想是根本一致的。作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是非观念和道德标准都不相同，思想方法当然也不会完全一致。曹雪芹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他未必是自觉地写出贾府主子与下人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别。但他从实际生活的具体特点出发，尊重客观的生活实际，所以他那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 和主子们那种自以为是，用绝对、片面的眼光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同，贾府里的奴隶看问题也有比较客观，比较正确的。尽管焦大是“贾府的屈原”，他酒后的破口大骂，不过是因为感到年轻主子们不争气，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象凤姐那样把焦大的“酒后真言”说成是醉汉嘴里的胡唚，否认他说出了贾府的真实。且不论焦大对贾府的观察有多少客观根据，他那些“揭老底”的话不同于贾母那种想当然的“自然”论。在贾府“提心吊胆”过日子的兴儿，曾向尤氏姐妹介绍贾府诸位裙钗，他看问题的方法就有点辩证法，对人物的评价也比较客观。比如他论凤姐的为人，说她“遇着有好事，她就不等别人去说，她先抓尖儿，或有了不好事，或她自己错了，她便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来，她还在旁边拨火儿。”这些话没有歪曲二奶奶的品格。尽管兴儿一再交待凤姐如何“歹毒”，尤二姐只是按照“常情”论来推想凤姐的为人——不至于这么坏；来推想下人的为人——背后造谣。而兴儿却能够根据他的经验预感到尤二姐的未来凶多吉少的： 奶奶便有理让他，他看见奶奶比他标致，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罢! 兴儿这些出自肺腑的忠告，后来被事实所证实。凤姐一定要置尤二姐于死地的原因，不外平兴儿指出的这两点。——尤二姐的标致和得人心。 兴儿对平儿的评价也有点辩证法。他既看到平儿对下人常作点好事，又指出她和奶奶是一气。这且不说。单就兴儿给姑娘奶奶起的外号，也可看出他对贾府诸裙钗的评价，不是信口开河的。比如，他说李纨是“大菩萨”，这是指李纨不象凤姐那样多事。他说迎春是“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唉哟一声”。兴儿送三姑娘探春的绰号，是“玫瑰花”。同时他还说三姑娘“也是一位神道”。无须解释“玫瑰花”这三个字的具体含义，但就它那又香又好看可是带刺儿这一为人们所注意的特点来说，兴儿等人把三姑娘叫做“玫瑰花”，是他们懂得反映对象的具体特征的表现，是他们比芳官干娘等人较少受到形而上学的毒害的表现。同时，这似乎也可看出，在下人的眼里，三姑娘对待下人，并不比歹毒的二奶奶仁慈多少。 作者既写出兴儿比贾府的统治者看问题要客观得多的这一面．也写出他终究不能完全摆脱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的另一面。他对元春的评价——“我们大姑娘不用说，但凡不好，也没这段大福了。”这种说法，表现了他那未能摆脱统治阶级的思想枷锁的一面。这也可证明，曹雪芹刻画人物的方法，不是绝对化的。 《红楼梦》的显著成就之一，是它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反驳了孔老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谬论。贾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里，象兴儿这么比较能够客观地看问题的，还有被人称为“混账女人”的灯姑娘。她能够看出宝玉对女儿的“关心”，和贾琏之流大有区别。她用自己亲见亲闻的事实，反驳了那些对宝玉的流言： ……到比我还发赸怕羞，可知人的嘴一概听不得的。就比如方才我们姑娘下来，我也料定你们素日偷鸡盗狗的，我进来一会在窗下细听，屋内只你二人，若有偷鸡盗狗的事，岂有不谈及于此。谁知你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可知天下委曲事也不少，如今我反后悔错怪了你们。 六 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 灯姑娘的“可知”论是有现实根据的。她为晴雯与宝玉辩护的这一席话，戚本与庚辰本有出入。程乙本则完全把它删掉了——灯姑娘被写成一个企图侮辱宝玉的女流氓，根本谈不』二是一个敢于讲公道话的人。这一现象表明，续书对于“混账女人”的看法，不象庚辰本那样客观和辩证，而是以坏就绝对坏，一切皆坏的形式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为什么凤姐、贾母、王夫人、贾政、楚州太守、过于执、邑宰……这些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这些“人上人”对问题的看法竟然这样片面、绝对，这样使人觉得愚蠢，而不论是贾府的屈原焦大，还是“混账女人”灯姑娘，这些封建社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被统治者一一“人下人”，对问题的看法却往往比较合于实际，显示了卑贱者的聪明才智呢?乍一看，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形而上学是一种用来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而人们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总有他自己的立场和是非标准。如今似乎谁都会说，在阶级社会里，这些因素都不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红楼梦》形象地表明，人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是各不相干的孤立的东西，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物。平儿等人的言论表明，立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它支配着观点、方法。关于要不要嫁给老爷、少爷做小老婆的问题，鸳鸯和平儿的对话，表现出她们在立场、观点和方法等方面的对立。 平儿、袭人 ……你的主意告诉我们知道，也好放心。 鸳鸯 什么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 平儿 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爷的性子你是知道的，虽然你是老太太使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么样，将来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时落了他的手，到不好了。 鸳鸯 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离这里，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他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没个娘才死了，他先放小老婆的，等过三年，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那时再说。总到了至急为难，我剪了头 发作姑子去，不然还有一死，一辈子不嫁男人又怎么样，乐得干净呢! 表面上，似乎平儿的看法很客观，——“迟痛不如早痛”嘛。坚持这种被动不如主动论的平儿，实际上在鸳鸯抗婚事件中充当了地主阶级劝降的说客。因为她自己爬上了半个主子的地位，所以这些貌似全面的看法，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奴隶的方面。她指出了反抗必然遇到的不利后果，但看不到屈服的后果对鸳鸯更不利。当然，在平儿眼里，小老婆也并非不光彩的角色，尽管她被凤姐逼迫才做了贾琏的屋里人，但是从她和袭人拿鸳鸯的痛苦来取笑的表现看来，如今的平儿不仅安于当小老婆，而且乐于当小老婆了。因此，她不仅看不到做地主小老婆以后那被侮辱、被歧视的严重后果，而且也看不到乐于当小老婆的可耻。鸳鸯抱着必死的决心，毫不动摇地反抗贾赦的淫威。“牛不吃水强按头，我不愿意，难道杀我的老子娘不成”，这是多么生动多么强烈的反抗!为鸳鸯安排这种台词的曹雪芹，表明这位作家热爱鸳鸯这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奴。可以认为，在抗婚问题上鸳鸯比平儿的看法要全面得多。这不仅是因为鸳鸯既看到了抗婚中的不利因素，又看到了暂时对她有利的一面，因而利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取得了抗婚的暂时胜利。而且我还觉得，鸳鸯所说的，“等过三年，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这句话里，也许包含她对贾府没落前途的预感。不论如何，曹雪芹笔下的鸳鸯，凤姐也深知她“素习是个可恶的”[8]，至少足以表明，鸳鸯这个奴隶的思想的不同流俗。 七 女儿是水作的骨头肉 我对凤姐等人的思想方法的批判，也许会引起一些读者的疑问： “你说凤姐等人形而上学，难道宝玉就没有形而上学?他对女人与男人的看法的差别，不就分明是片面得可笑的吗?”面对这样的提问，我不能说宝玉的“女儿”论硬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贾宝玉的“女儿”论，似乎是他行动的指导思想。在全书第二回里，冷子兴就向贾雨村介绍过他的这种引起非议的怪论。据冷子兴的转述，宝玉曾经说过： 女儿是水作的骨头肉，男人是泥作的骨头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将人分成男人和女儿，并笼统地说女儿胜于男人。这种论断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宝玉的这个“小辫儿”，随处可抓，但却得到“女儿”的认可。例如春燕抱怨母亲和姨母时说： “怨不得宝玉说，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这话虽是混话，到也有些不差。” 两百年前的贾宝玉当然不懂得对人对事要进行阶级分析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但我们今天对贾宝玉这种绝对化的“女儿”论不能不做具体的分析。如果有人惯于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论断，对此大笔一挥，批它“反动”以至于“透顶”，也许还有人赞赏。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格巴脆”的论断，和冷子兴断定宝玉“将来色鬼无疑”的高论，不免异曲同工。我想，只要不是用形而上学来反对形而上学，那么，贾宝玉的“女儿”论不能全盘否定。 如果说贾宝玉的“女儿”论在思想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它所包含的观点却不是一无是处的。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女人一直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男尊女卑，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天经地义，是绝对真理。谁敢有不同看法，就是大逆不道。而贾宝玉竟敢反对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针锋相对地提出他的“女儿”论。难怪在贾政之流看来，贾宝玉是贾氏门中的不肖子孙。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可忘记列宁这一段名言：“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9]贾宝玉反对两千年来统治人们思想的孔孟之道，大胆提出“女儿”论，这难道不比他的前辈张君瑞等人所提供的东西更新一些? 正如鲁迅所说，多年来关在暗无天日的黑屋子里，如果有人采取强硬手段就是不准开个窗户透透亮光，那就难免有人跳出要将房盖揭了。生活在封建末世的贾宝玉，耳闻目睹女儿的悲惨遭遇，因而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教义，针锋相对地提出女儿清爽，男人浊臭，这不是和因连窗子都不准开而产生了揭房盖的要求一样吗?宝玉的看法虽然偏激、绝对，但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我反而觉得宝玉的论点比某些公允、持中得可厌的论点可爱和可贵。 对于一种思想的出现，要做历史的评论，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对于贾宝玉的“女儿”论，不能因为他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有绝对化的“小辫子”可抓，就持一概排斥的态度。当然，宝玉遭人讥笑，还有其它的历史原因，但我以为冷子兴对宝玉的嘲笑，其实是对于新事物的攻击。 不知贾宝玉是否感到，他自己这种理论成问题，从他自己对女儿们的态度看，仿佛也有知行不一致的时候。且不说他骂薛宝钗“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单是他叫史湘云“登时羞的脸通红”的那一番话，也可看出他并没有完全履行不可唐突女儿的诺言。宝玉唐突女儿的行为表明，他对“女儿”并非是不作具体分析、一律肯定的。 [1] 海涅：《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钱钟书译，《文学研究集刊》第2册第183页。 [2] 同上。 [3]同上。 [4]鲁迅：《谚语》，《鲁迅全集》第5卷，第188页。 [5]戏曲《杜十娘》的主角虽然出身妓女，这作品却并不提倡卖淫，如果因为主角是妓女出身，就断定它是“妓女戏”，这种“学术”至少不太严肃。 [6]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8卷，第409页。 [7]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8]凤姐在这里用“可恶”一词，大概是“不傻”之类的意思。今本作“极有心胸气性的丫头”，好懂些，但凤姐的语言反而不太生动。 [9]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原载：《论凤姐》第三十四章 原载：《论凤姐》第三十四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