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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标志性的巅峰之作。它以其宏大磅礴的叙事结构，悠远深邃的精神内涵，严谨精妙的写作手法，优美流畅的语言以及形象生动的人物刻画，在成书近300年的时间里，赢得了各个时代文人、学者的普遍赞誉。几乎伴随着《红楼》的诞生，众多学者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并久而久之地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红学。 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一支———巴赫金学派提出的复调小说理论在西方文学界影响广泛，经过对该理论较为深入的分析发现，该理论应用于《红楼梦》研究有着非常独特的适用性和启发性意义。 二复调小说理论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于1929年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是他的主要力作，内中提出的“复调小说”理论，为他获得世界性声望奠定了基础。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可接受性相当广泛，它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西欧一些国家的学术界已经几度召开过关于巴赫金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研究他的论述颇丰。 巴赫金认为，如果过去的小说是一种受到作者统一意识支配的独白小说，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则是一种“多声部”的小说“、全面对话”的小说，即复调小说。他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恰似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他创造出来的不是无声的奴隶（如宙斯创造），而是自由的人；这自由的人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反抗他的意见……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巴赫金，1988：P2）。 “巴赫金对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做了大胆地对比研究。他认为，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我们听到的很多声音都严格地隶属于作者有目的的控制：这里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作者的真实。与这种‘独白式的’小说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发展了一种‘复调的’（或者说‘对话式的’）小说形式，这种小说的编排不是以作者为权威的，它拒绝把不同人物表达的不同观点统一起来。各种人物的意识不与作者的意识相混同，也不从属于作者的观点；它们保持自己的完整与独立性‘，不是作者言辞的客体，而是它们自己直接产生意义的言辞的主体’”（塞尔登，2006：P48-49）。巴赫金通过对托尔斯泰小说的研究发现“，托尔斯泰的作者意识和作者语言，从不面向主人公，从不询问主人公，也不等待主人公的回答。作者既不与自己的主人公争论，也不表示赞同他们。他不是和他们交谈，而是谈论他们。最后的结论由作者来做，而这最后结论所依据的，是主人公看不到和不理解的东西，是处于主人公意识之外的东西”（巴赫金，1988：P113）。与此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将任何较为重要的内容，放在自己主要主人公（即以平等身份参与他的小说中大型对话的主人公）的意识之外；他总是让这些主人公与他小说中的重要内容产生对话式的接触。在一部小说中，每一个人表现出来的他人‘真理’，必定又要被纳入到小说中所有其他主要主人公的对话的视野之中”（巴赫金，1988：P116）。总而言之，在别人看到一种或千篇一律事物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能看到众多丰富多彩的事物。别人只看到一种思想的地方，他却能发现、能够感触到两种思想。别人只看到一种品格的地方，他却从中揭示出另一种相反品格的存在。一切看来平常的东西，在他的世界里变得复杂了，有了多种成分。在每一种声音里，他能听出两个相互争论的声音（孙伟科，2007：P63）。 巴赫金在概括复调艺术特征时，并非出于凭空联想，他力图找出其社会根源。他把人的意识的双重性、矛盾性，同资本主义下人的异化、被压迫现象联系了起来。事实上，复调艺术是艺术思维把握世界的一种新方式。它确实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意识分裂有关，但它又是人对世界艺术认识深化的结果，是人的一种内心需要，审美的需要。 三复调结构在《红楼梦》中的体现 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位作家的作品中都表现了巨大的生活复杂性和多样性，都包涵了对人物语言和心理活动细致入微的描写刻画：前者被认为是描写人物语言和心理活动的“神手”，后者则以“人类灵魂的拷问者”著称。以上两位作者在个人生平以及作品上的相似之处使得我们以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分析、研究《红楼梦》成为可能。 1《红楼梦》结构上的“狂欢节”式特征 《红楼梦》的整个叙述设计，具有打破线性结构与因果链条的、千头万绪错综交织的性质（张洪波，2004：P162）。这种精妙复杂的艺术结构与巴赫金所提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广泛存在的“狂欢节”式体裁有着很大的近似之处。“在这种体裁中，平常难以相容的因素，如哲学的对话，冒险的幻想，贵族和贫民窟的居民，令人惊讶地结合在一起，它消除了另一些文学体裁的壁垒和封闭性。同时在结构上又往往利用幻想成分‘、危机时刻’，使小说故事处于极度紧张状态；而对话精神贯穿小说结构，形成结构上的‘大型对话’”（巴赫金，1988：P5）。可以轻易发现的一点是，上述巴赫金对于陀氏小说“狂欢式”结构特征的每一句总结都适用 借鉴与比较作家杂志Writer Magazine 2011 No.2于曹雪芹的《红楼梦》。经统计，《红楼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就达到了730余人，而各式各样的宏大场面更是此起彼伏，如：第18回元妃省亲、第29回清虚观打醮、第33回宝玉挨打、第39至41回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第44回凤姐泼醋、第49至50回啖膻联诗、第63回怡红院夜宴等等。巴赫金指出“，狂欢化使得人们能够把最后的问题，从抽象的哲学领域通过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转移到形象和事件的具体感性的领域中去；而这些形象和事件如同在狂欢中一样，是发展流动的，多样而鲜明的”（巴赫金，1988：P190）。巴赫金的这个阐释几乎可以直接用来分析上面提到的宏大场面。这些场面都贯穿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大型人物对话，对话中的人物来自从王公贵族到小民百姓的各个阶层，而这些对话以及对话发生的故事情节都暗含着丰富的哲学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在《红楼梦》中有非常深刻的表现，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生长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具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形态，但他们完全由各自的文化传统发展出了具有某种本质相似性的小说艺术。2《红楼梦》人物心理和语言上的“复调式”特征小说人物心理活动和语言的“复调式”特征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核心。“通过把这种对语言的动态观点与文学文本的研究相结合，巴赫金强调的是文本的语言可能瓦解权威，解放其他声音（voice）。比如他的‘复调’（Poly-phonic）或‘对话’（Dialogue）小说理论，强调了在各种各样的‘声音’（杂语）（heteroglossia）中，表达不同观点、不附属于作者控制的意图的在场”（威德森，2006：P83）。巴赫金认为，主人公独立的自我意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描写的主要成分。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描写他人思想，并保持其作为思想的全部价值，于是作家便创造了思想的形象，把思想摆到对话交锋的不同意识的边缘上。思想形象同人物形象结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巴赫金，1988：P5）。与之极其相似，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同样拥有一种上面提到过的“主人公独立的自我意识”。在《红楼梦》全书的高潮之一、第33回宝玉挨打一段的描写中，这种“主人公独立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最好地体现。在这一回中，出于种种原因的纠结，贾政怒到了极点，下了最强烈的决心，要将宝玉打死，嫌别人打得手软，还亲自夺过板子下毒手直打到宝玉奄奄一息。这时王夫人赶到，一见宝玉的情状，痛哭失声。因她提起亡儿贾珠，贾珠之妻李纨顾不上妇仪，放声哭泣。此时此际，满堂人众无不泪下，而这时贾母赶到“，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而后抱着宝玉大哭“。在这一场风波中，复杂的关系和人物心理本是万言也难以交代清楚的，而曹雪芹只用了寥寥三千字左右，就让读者一清二楚，如见如闻。这一段的描写让人根本不会产生谁是谁非的分别较量的意识，而是只觉得每一个局中人都有他（她）极其合理的思维、感受、举动的原由和依据，都有各自的辛酸悲痛”（周汝昌，2003：P339）。在这一回中，作者对人物心理和行为的描写会让读者感觉到，此时作者已经完全消失了，书中的人物完全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完全没有作者意识控制的痕迹。可以说，在这一回中，曹雪芹向我们展示了极为高超的复调艺术。再来看《红楼梦》中人物语言的复调性。在《红楼梦》中，每个人的语言都符合其身份，每个人的语言都与其发生的环境场合搭配得丝丝入扣。然而，每个人的语言符合其身份这一点还不足以体现《红楼梦》人物语言方面展示出来的复调艺术之伟大，即使是在同一个人的语言中，我们往往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如：在第18回元妃省亲中，元妃让迎春姐妹并李纨、薛宝钗、林黛玉等人为大观园中的各处景致题诗的一段中，探春和宝钗的诗让我们明显地看到有自谦和抬高元春的痕迹，如探春的“名园筑出势巍巍，奉命偏惭学浅微”，宝钗的“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唯独黛玉的诗中出现了“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这样的句子。乍看之下，读者可能会钦佩黛玉的才华，赞叹其用词华丽精妙，仔细分析却并非如此“。媚”这个有些犯忌讳的字在那样庄严宏大的场合，本是不应出现的，却偏偏出现了，这并不偶然。再联系下面的两句“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实际上这里表现的是黛玉对权势的讽刺！而这种讽刺并非针对元春，它对准的是皇权乃至整个壁垒森严的封建体制！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们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由于所说的话其实是内心对话的对语，并且它应该说服说话人自己。完全排斥内心斗争的语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们的口中几乎从来不曾有过”（巴赫金，1988：P356）。黛玉的这首诗，恰恰反应了其内心的斗争———一方面要应付当时的场面，一方面又抑制不住内心的不屑与讥讽。在这里，曹雪芹采用了诗歌这种语言的最高形态，让我们看到了复调艺术登峰造极的境界。四结语本文指出了国内红学界在《红楼梦》研究上重索引、考证，轻文学批评的倾向，将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和《红楼梦》研究结合起来，对复调小说理论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举例阐释了在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广泛的复调小说理论应用于《红楼梦》研究的特殊适用性，提出了《红楼梦》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语言上，都具有显著的复调式特征，并对曹雪芹的复调艺术做了一个简要的评述。将《红楼梦》和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相结合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这一领域做了一个尝试性的探索，期待该领域的研究能够不断的深化、细化，成为红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思路。注：本文系河北民族师范学院2010年度项目，项目编号：201008。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 [2]拉曼·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孙伟科：《〈红楼梦〉“笔法”例释》，《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4期。 [4]张洪波：《〈红楼梦〉之“复调结构”与“混成事体”》，《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2期。 [5]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周汝昌：《红楼夺目红》，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常亮，男，1980—，河北承德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刘彦奎，男，1972—，河北承德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原载：《作家杂志》2011 第2期 原载：《作家杂志》2011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