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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林黛玉形象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王军霞杜伟董红芸 参加讨论

    生态女性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其《女性主义·毁灭》一文中首次提出,并在90年代得到重要发展。生态女性主义把女性主义思想与生态思想结合起来,指出了女性与自然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力图在生态批评的基础上,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去探讨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方面的问题[1]。生态女性主义着重关注女性和自然的紧密联系,试图寻找贬低女人和贬低自然之间的特殊关系,强烈反对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思维方式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其核心观点是“对女性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有历史的、体验的、象征的、理论上的重要联系”[2]。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形象时,把人物与自然融为一体,像生态女性主义者那样对所谓存在于女性与自然间(在身体上或精神上)神秘的亲和关系进行复原,描绘了女性与自然之间难以解脱的微妙关系,并以女主人公林黛玉的悲剧命运为主线,展现了前卫的女权思想与封建伦理的对撞,是一部充满生态女性主义意蕴的作品。笔者主要从林黛玉与自然、黛玉爱情悲剧和林黛玉女性意识的萌芽三个方面来解析林黛玉的形象。
    一、  自然———林黛玉的精神避难所和心灵栖息地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自然不仅在生理上具有极大的亲近性,在精神上也与之融为一体。首先,林黛玉是“自然化”的女性,与自然具有象征的、经验上的联系。作品开头曾说黛玉的前身原本是绛珠草,“此绛珠草始得天地精华,复得甘露滋养,脱却草木之胎,幻化成女体”[3],由此可以看出,黛玉是草木之身,拥有仙草化身的超凡脱俗,得天地精华的清秀灵幻之美,散发着小草原始、纯洁、柔弱而又刚强的生态美。其次,曹雪芹用鲜活的自然景象来烘托林黛玉外貌的自然美,“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神态迷人,身姿婀娜。再次,林黛玉的住处潇湘馆,有大株梨花,还有阔叶芭蕉,花木丛生,翠竹环绕,泉水相映,优雅宁静。这些生机盎然的景致与林黛玉清幽娴雅的个性相吻合,她的形象像竹子一样高雅有节,像花朵一样娇艳纯洁,像溪水一样清澈透明。林黛玉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寄人篱下,有万千衷肠却无处倾诉,她把自己所有的情愁哀乐全寄托在大自然里,大自然就是她精神上的家园。自然的万紫千红、五彩缤纷寄托了她精神上的负担,鸟是她的朋友、花是她的伙伴、雨是她的泪、风是她的愁[4]。生态主义认为,女性对自然界有一种认同感,她们会以一种爱的行动与自然界相联系。黛玉从本性上有一种对自然万物的欣赏、珍惜和呵护,正如葬花词所诉:“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5],她感叹花朵凋零后的去向,宁可让花埋在土里,也不愿让花瓣随水漂流至污水中。林黛玉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和情绪变化与自然紧密交融在一起,自然是她精神的避难所和心灵栖息地,能分担她的忧伤,抚慰她的心灵。当林黛玉泪焚书稿、香消玉殒后,潇湘馆也充满了忧郁悲怆,一片“落叶萧萧,寒烟漠漠”的景象。林黛玉的生命与自然的感应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所认为的女性更易于与自然达到精神上的融合,再现了自然与女性和谐的生态美。
    二、  女性与自然同命运———林黛玉的爱情悲剧
    Marie Richmond–Abbott在追溯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时指出,自男权社会建立以来,男性征服自然,也将征服自然的隐喻引入了征服女性的话语体系[6]。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和自然都遭受着压迫与侮辱,她们的生存以泯灭个体的天性为代价。封建社会的父权统治,对于爱情、对于自由、对于人权存在着巨大压迫!在那个时代,爱情与淫乱是常常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传统观念刻在每个人心中,林黛玉也深深遭受其压抑和折磨。对于爱,她内心充满了矛盾,她渴望爱情,热切地希望贾宝玉在她的面前倾吐衷肠,但当贾宝玉在她的面前赤裸裸地示爱时,她又忽然表现出一种气愤和悲伤。例如贾宝玉吐诉“你死了,我做和尚”之类的话时,她却说那是“胡说”。这并不是因为她性格古怪、阴晴不定,而是因为在那个年代,自由恋爱是可怕的,爱情的表白更是不道德的行为,林黛玉不敢接受又想接受。文本中,黛玉把自己的爱情命运和春天联系在一起,如《葬花词》所表述的那样,“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黛玉一半赞赏春天的美好,一半又恼恨春天悄悄的逝去,宝玉对林黛玉的爱就如春天一样,忽然来临又忽然消失。所以,林黛玉对爱充满了伤感和猜疑,无论贾宝玉怎样推心置腹,也驱除不了黛玉内心深处的疑虑,她非常在意甚至嫉妒贾宝玉对薛宝钗和其他女性的亲近。表面看来,这是爱的自私,实际上,这种猜疑和嫉妒并不是无中生有,节外生枝,因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中,贾宝玉作为贾府的宠儿,是可以享受多妻多爱的特权的,薛宝钗、史湘云都可能是宝玉的婚姻对象,所以,林黛玉心里时时充满了恐慌、嫉妒和痛苦,黛玉爱得炽热,也爱得很辛苦,就是因为一夫多妻制的存在。在封建社会,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黛玉的爱情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荣国府里的封建统治者手里,贾母、王夫人、王熙凤都是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代表。宝黛感情在贾府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贾母心目中的孙媳妇是能管冶宝玉,又能扶持宝玉的贤妻加内务大总管,孤单飘零,体弱多病,性格叛逆的林黛玉不会成为考虑对象[7]。为了宝玉和贾府的未来,贾母做主,王熙凤、王夫人积极配合,牺牲黛玉,把薛宝钗扶成了“宝二奶奶”,林黛玉则满腔悲愤,离开了人间。黛玉夭折的悲惨结局在《桃花行》里就有预设,“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黄昏无情,结局必然就是花飞人倦,“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黛玉跟桃花一样命薄,杜宇悲鸣,春已归尽,人去楼空,帘栊寂寞,空余月痕。林黛玉的爱情道路是痛苦的,她把对宝玉的爱当成生命的全部,甚至为爱情付出了生命。
    三、  与自然亲近中,林黛玉女性意识的萌芽
    由于女性与自然的亲近性,女性更容易与自然沟通,她们在关注自然命运的同时,也会睹物思人,联想到自己生活的不幸,在共同的不幸命运中,他们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共同生存,向男权制社会发起挑战[8]。林黛玉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封建社会的叛逆主要表现在她的才华横溢,德才兼备,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封建社会倡导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林黛玉出身于世袭侯爵的“清贵之家”,生活在思想环境比较开放的南方,加之父母重视对她的培养教育,使得她的思想比较前卫,写诗作赋不让须眉,《葬花吟》、《秋窗风雨夕》、《五美吟》、《桃花行》等都为黛玉独作,其中《葬花吟》是她的经典之作,黛玉将花拟人,以花喻人,把花的命运与她的命运紧相联系,有力地控诉了摧残花的自然界和扼杀人性的黑暗社会,也展示了封建势力压迫下的女性渴求自由、幸福和平等的决心与希望。“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黛玉睹物思人,由花的飘落联想到自己凄凉的身世和生死的迷茫;“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可以清楚地看出林黛玉对贾宝玉专一而强烈的爱。但是,贾宝玉所回报的爱却是恍惚的、微弱的,林黛玉心里不免表现出怨恨和惆怅。“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是她对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和封建压迫的揭露和批判;“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黛玉感受到青春易逝、红颜易老,故而伤心不已。因为在当时,女性的命运依附于由男性统治的社会和家庭,青春美貌是她们获得男性喜爱的主要因素,所以黛玉对衰老的忧惧是其女性意识的自然流露。“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她渴望长出翅膀,像花一样自由自在,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她不甘于命运的安排,不屈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她肯定自己的美好品质,朦胧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主之权,渴望被尊重,不愿任人摆布,不想让环境玷污。正如诗里所预示的,林黛玉在最后看到了贾府的腐朽和没落,彻底认识了自身命运不可把握的迷茫和惶恐,甚至是深刻的畏惧,她选择了死,她心里的自我完善之道[9]。黛玉用死来表明对封建社会的对抗,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在读者心里引起了深刻的震撼和共鸣。同时,贾府阴险狡诈的环境也造就了她叛逆的性格和女性意识的产生。她不畏权贵,蔑视封建礼教的庸俗,上至“老祖宗”贾母,下至“管家奶奶”王熙凤,她从来不肯逢迎献媚,折节屈从,总是以“比刀子还厉害”的言语,揭示贵族家庭中的种种黑暗和丑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出自林黛玉之口的名言,表现了她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绝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此外,她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从来不劝宝玉为官做宦[10]。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利于改变女性的受压迫地位和社会不平等现象。
    四、  结语
    《红楼梦》是一部揭露封建社会种种恶瘤的经典之作,林黛玉是小说重要的女主人公之一。曹雪芹虽然不是生态女性主义者,但是他在塑造林黛玉形象时,处处流露出一种生态女性的情怀,他对自然和林黛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林黛玉的处境和命运给予独特的关怀。林黛玉是自然化的女性,她吸收了雨露阳光,柔美,水灵,对自然额外地呵护、珍爱。在封建社会的男权统治下,她和自然有着同样的命运,处处受到压迫和排挤,甚至成为牺牲品。林黛玉是曹雪芹塑造的一个不甘于命运安排、反抗封建礼教的新女性形象。通过林黛玉的悲剧形象,可以看出曹雪芹对封建社会末期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解放妇女和自然的愿望;他对父权社会中自然和女性所受的双重统治进行披露和抨击,渴望建立一个和谐的生态自然和一个充满关爱、尊重和公正的社会。林黛玉朦胧的女性意识,对后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1]陈茂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述[J].齐鲁学刊,2006,(4).
    [2]李秀清.呼啸山庄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0,(10).
    [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4]陈洁,李朝阳.从黛玉葬花看《红楼梦》中的意境创造[J].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7).
    [5]祝湘陵.红楼一梦终消散,一抔净土掩风流[J].法制与社会,2010,(12).
    [6][美]Marie Richmond-Abbott.Beyond Resource Theory:Another Look at Factors Enabling Women toAffect FamilyInteraction[J].Marriage and Family,1976,(3).
    [7]黄锦秋.林黛玉病态人格及其文化意蕴[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8]陈云.“女性原则”与道教的生态关怀[J].中华文化论坛,2007,(4).
    [9]邓朝晖.浅谈《红楼梦》前三回黛玉形象描写[J].德阳教育学院学报,2003,(12).
    [10]邹自振.从林黛玉诗词看其心理流程[J].南都学坛,2006,(5).
    原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
    
    原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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